水浒全传

前言

李希凡

一

《水浒》，是作为一部小说流传在读者中间的，但它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又并非完全出于虚构，《宋史》里有三处记载着宋江农民起义军的活动，其中以《张叔夜传》记载得最为详细：

……叔夜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转掠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声言将至。张叔夜使间者觇其向，贼径趋海濒，劫巨舟十馀，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令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但是，历史记载中这样一个简单事件，在文学作品中却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斗争，这说明：水浒英雄产生在农民斗争的中间，人民照自己的意志给以渲染和修饰，使得故事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民间的艺术家采集了它们，编成“说话”演唱的内容，并进行了更大的艺术加工。像宋罗烨《醉翁谈录》所谈到的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可能都是平话中个别人物的英雄传奇。而到了宋元之间流传的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它所记述的宋江三十六人的事迹，就更加接近水浒基本情节的规模了。元杂剧有《黑旋风双献功》、《双献头武松大报仇》、《宋公明劫法场》等，王国维《曲录》里也录有二十二种水浒剧目。可以设想在佚去的话本和剧文中还有着更丰富的内容，它们都在《水浒》成书以前。毫无疑问，元明两代连连爆发的农民起义斗争，又给水浒故事添加了现实的血肉。先是三十六大伙、七十二选伙，到了小说里便成为千军万马了。

对于这次农民起义，小说确实是做了极大的艺术夸张。和同时代的方腊起义军相比，宋江起义军的规模不可能超过方腊，这从历史记载里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如上所说，《水浒》这部小说是根据民间传说、民间说唱加工创造成功的，很显然，无论是在传说阶段，还是在作者的集中再创造阶段，它都大量地概括了同类史实。宋江这支起义军的千军万马的大聚义，虽然不尽符合历史上那次起义的实际情况，它却符合宋元明三代以至中国封建时代多次农民起义的实际情况与客观规律。正如毛泽东所说，从秦朝的陈胜、吴广，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正因为中国有这样的历史，才产生了《水浒》这样的小说。

《水浒》反映的时代，确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化的历史时期。北宋王朝一方面对外屈膝，缴纳岁贡；一方面穷凶极恶，掠夺人民。有名的“花石纲”，使人民破产，激起“饥民并起为盗”。《水浒》选择了这个时代，把宋江起义军的历史事件描写成声势浩大的千军万马攻城夺县的人民大起义，也是符合这一时期历史生活的真实的。

《水浒》一开头，并没有铺叙千军万马的场景，而把高俅发迹的一段小故事作为全书的引子，因为高俅的发迹，正是封建王朝腐朽生活的写照，高俅的画像正是“六贼”集团的缩影。金圣叹曾这样评价这一高明的笔法：“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作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金圣叹的看法未必符合实际，但在《水浒》作者，这确实是用心的杰构。高俅出场后，王进因高俅迫害而夜走延安府，林冲因高俅诬陷而发配沧州道，杨志因高俅的斥退而流落东京城；在全书中，高俅始终和蔡京、童贯狼狈为奸，作为梁山起义军的主要敌人而展开活动。安置在小说开端的这个引子，概括地表现出水浒起义的政治背景。

不过，渗透着《水浒》情节的梁山起义的壮阔的历史背景，不仅只是通过高俅这一特定事件而展开，而是通过不同人物的不同遭遇，向整个社会伸延开去，勾画出宋代社会生活的复杂面貌，显示出不同的人物怎样在他独特的命运里被逼上梁山的不同道路。水浒的英雄们，并不完全是农民，其中有渔民、流民、城市贫民、手工业者、猎户、小商人，也有下层的知识分子、行脚僧、江湖道士，有封建政权机构中的小官吏、小军官，甚至有不少中小地主，也在不堪官府压迫下参加了义军的行列，这就更深刻地反映了徽宗王朝腐朽统治的危机和必然覆灭的命运。正是在不同人物通过不同道路汇聚梁山的每一个特殊情节的构成里，作者创造了义军主要英雄人物精彩的性格传记；从每一个或每一组性格传记里，广泛地描绘了社会生活的复杂面貌；同时，这样的情节构成，又是这特定社会生活的反映。像林冲、鲁智深、李逵、宋江、杨志、石秀、七星聚义劫生辰纲……和他们相关联的“传奇”性的描写，都充分表现出艺术情节的真实性和典型性。它们千姿百态地展开了不同的被逼上梁山的生活画面，一步一步地有力地引导了小说主线的发展。他们个人性格的完成，并未终止在个人的生活命运里，而与农民起义运动的整体命运相联系。这个时代的典型社会矛盾所造成的结果，是“仗义疏财归水泊，报仇雪恨上梁山”。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完全不同的斗争规模，它不再是三拳打死镇关西式的个人斗争，而是攻城夺县，用集体的武装力量摧毁县、州、府政权，用集体的武装力量消灭祝家庄和曾头市这类恶霸地主势力，真实地反映了农民战争的规律。也只是在《水浒》这样的情节构成里，才使它的思想艺术成就与中国农民起义运动相辉映，成为我国和世界文学史上极少有的歌颂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文学杰作。

　　二

　　自然，文学作品的创作，终究不是历史的写照，它需要创造感人的艺术形象。在《水浒》的情节构成里，作者集纳、吸收了民间传说与平话中水浒英雄的传奇故事，创造了梁山义军主要英雄人物精彩的性格传记，广泛地描绘了封建社会复杂的社会面貌，创造了那些主要人物的典型性格和鲜明形象。如前十六回林冲、鲁智深、杨志被逼上梁山的故事，以及其后的宋（江）十回、武（松）十回、石（秀）十回，都是小说中最精彩的章节。这些人物由于个人的生活地位、社会身份以至于命运际遇的不同，表现出迥然不同的独特的个性，丰富着每一个艺术个体的生命。

　　从出场先后来看，继九纹龙史进之后，是花和尚鲁智深。从渭州经略府的提辖官到梁山泊头领，这便是鲁智深的性格斗争生命史。鲁智深的被逼上梁山，不是由于现实对他的迫害，而是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结果。鲁智深虽是“粗鲁”之人，可由于他一身好武艺，统治者还需要来帮护。他本来可以“逍遥自在”地做他的提辖官，然而，他却不能忍受他所生存的社会，对他所看到的不合理的社会压迫采取了进攻的态度。当金氏哭诉镇关西的暴行时，史进和李忠都比较漠然，鲁智深却有强烈的反应，他立刻就要去打死那“腌脏泼才”，虽然被人三番五次的劝住，还是不肯干休，终于三拳打死镇关西。出家当和尚后大闹五台山，被遣往东京的路上遇到小霸王强娶刘太公的独生女儿，又打了周通；瓦官寺那伙道士为非作歹，又拼杀了他们几个。后来听说林冲娘子受了高衙内的欺侮，林冲还“不怕官，只怕管”，鲁智深却“怕他甚鸟”，终于大闹野猪林，到二龙山落草了。鲁智深对封建朝廷的认识是明澈的：“……只今满朝文武，夺是奸邪……就比俺的直裰作皂了，怎洗杀干净？”因而他坚决反对招安，被迫招安后始终郁郁寡欢，当捉住方腊后宋江向他致贺时，还愤愤地说：“只得个囫囵尸首，便是强了。”

　　与鲁智深相比，林冲、杨志虽也出身下层军官，但在与压迫作斗争时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性格特色。

　　林冲为八十万禁军教头，社会地位并不算低，还有一个和睦的小康之家，只因为高俅的儿子偶然看上了他的妻子，于是一连串的厄运便降临道他头上。先是被诱入白虎节堂，刺配沧州，野猪林险些被害；到了牢城营，还梦想着在此年逃灾避难，可是鹰爪又向他伸来，火烧草料场，欲置之于死。林冲忍无可忍，这才挺身而出，手刃寇仇，反上梁山。在这段复杂的经历里，林冲最初始终忍气吞声，想从妥协中找到“挣扎着回来”的机会，但他毕竟不是可怜虫，而是忍辱的英雄。在《水浒》英雄形象的创造里，林冲是唯一不以性格的终结形态出现在读者面前的。经过了斗争考验的林冲，最终把武艺与生命一起都交给了农民起义运动。在血泊恨海里横刀而出的林冲，不仅在斗争中表现得最坚决、最勇敢，后来在大势所趋的招安局面里，也是持反对态度的。他曾提醒宋江说：“朝廷中贵官来时，有多少装么，中间未必是好事。”（第七十五回）然而在无可避免的悲剧结局中，他最后还是无声无息地瘫痪而死了。

　　三代将门之后的杨志，本来能搞好和上司的关系，“曾应过武举，做到殿司制使官”，只为花石纲遭风打翻了船，不能回京赴任，后来听到有复任官职的消息，就又“收得一担儿钱物，讨回东京去枢密院再理会本身的勾当。”虽然被高俅“一笔批倒”，但因为梁中书“留在厅前使用”，满以为又前程似锦了，于是“早晚殷勤听候使唤”。他在教军场上争功斗狠，在押解“生辰纲”途中“恁地逞能”，表现得多么买力！还是那个老念头：“博得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但是，“七星聚义”智取生辰纲，终于使这位杨提辖“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只有去二龙山落草。杨志的遭遇，虽然也是被逼上梁山，比起林冲来就比较难于引起读者的同情了。

　　从以上三人上梁山的道路可以看出，《水浒》的确反映了巨大的历史真实，反映了徽宗王朝统治的危机。

　　在《水浒》的历史画卷中，被压迫被剥削的下层人民，始终占着中心的地位。例如阮氏三雄，不仅在“劫取生辰纲”中起了骨干作用，就是“火并王伦”、“活捉何涛”，也主要是他们的战功，他们的出场确实带有劳动人民造反的典型特色。三阮出身于道地的渔民，处于乱世，生活的潦倒，境遇的惨淡，小说虽然只有寥寥几笔，却有力地烘托了他们义胆包天、敢于反抗的性格。此外如解珍、解宝、顾大嫂、石秀等人，也写得十分出色。在这里，我们只谈谈两个最突出的英雄形象——武松和李逵。武十回（从二十三回到三十二回）是《水浒》中最有名的章节，其中如“打虎”、“杀嫂”、“打店”、“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都是突出刻画英雄形象的精彩篇章。作者笔下的武松，正如他自己所说：“从来只要打天下这等不明道理的人，我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便死也不怕。”渗透在武松性格中的古代英雄的力、勇、智，充分寄托着正战胜邪、善战胜恶的理想。人民渴望充溢着武松这样的力、勇、智的英雄，正反映着历史的要求，因为喘息在残酷的封建统治下的人民，想起而反抗，就只有依靠自己的力、勇、智。而比起其它水浒英雄来，武松的力、勇、智表现出更高的层次，也就是表现在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里，他适应着周围的复杂环境，也采取了复杂的斗争方式，这突出地表现在惩罚西门庆和杀嫂的情节里。

　　在《水浒》成功的英雄形象的创造里，黑旋风李逵是唯一不具有性格传记的艺术典型。从酒楼会宋江的出场，到劫场、上梁山、回家探母、受招安、被毒死，李逵始终是这个李逵。《水浒》作者偏偏没有特别单独描写过他。他的性格的表现，总是交织在同时着重描写别人的画面上。从李逵一出场，就突出地显示了他性格的特征。见宋江时的卤莽，赌场的赖帐，江边的抢鱼，酒楼上的闯祸，生动地反映出他纯真、浑厚的性格。李逵毫不虚伪，即使一时“猴急”做出了“不直”的事，也正反映出他的真和直来。他胸中永远燃烧着对不公平社会的仇恨怒火，随时斗付之于行动，不能忍受任何压迫和欺侮。他绝对忠实于起义军的利益。为了山寨，任何事情都走在前面，不怕困难，不畏生死。他不能容忍敌人，也不能容忍自己弟兄做违反替天行道的事情。在“元宵闹东京”之后，他和宋江闹的一场小误会，就生动地表现了他这方面的性格特色。

　　难得的是，《水浒》作者并没有超越现实生活基础去塑造他的英雄。这些英雄人物，都如实地带着他们那时代的生活特色和精神面貌。即使是同一阶层的人物，也交织着复杂多样的性格特点。打虎的武都头，还可以受惠于张都监，把他看着恩人。如果张都监真是赏识他，而不是阴谋陷害他，依武松的性格，也就会知恩报恩，效力于张都监了。这说明武松这位英雄也受着封建关系和观念的局限。而李逵在战斗中不分是非的蛮干，一斧一个排头砍去，滥杀无辜，也真实地反映了农民起义中的历史现象。

　　三

　　《水浒》通过丰富复杂的水浒英雄人物的性格，以及他们各不相同的被逼上梁山的传奇故事，究竟宣传了一种什么思想？这是有关《水浒》思想艺术成就的中心问题。那么，渗透着梁山义军的反抗行动，也为作者所憧憬的当时的农民斗争的理想究竟是什么呢？我以为可以叫它作农民的空想社会主义。这在《水浒》里表现得很明确，即所谓“论称分金银，大碗吃酒肉”，没有剥削的痛苦，没有阶级的压迫，只有“死生相托，凶吉相救，患难相扶”。作者在“单道梁山好处”那篇四六文中，热情地赞颂了这种理想：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亦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人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第七十一回）

　　从这篇“言语”可以看出，作者是把它当作封建社会农民的理想化社会组织来歌颂的。他们的这种空想主义当然远不及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这除去时代条件的不同之外，规模、时间上也有很大的差异。水浒义军的起义时间很短，在聚义的期间又没有远离他们的根据地。他们提出的口号“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目标是打击贪官污吏，打击恶霸地主，反抗压迫，为人民报仇雪恨；却没有提出改变生产数据所有制的要求，没有觉悟到必须推翻封建统治才能改变农民的生活命运。特别是由于忠义观念渗透着他们的反抗行动，宋江的妥协投降路线又占据着统治地位，从而终于酿成了这次起义的悲剧结局。不过，他们的反抗行动，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一代王朝的统治。梁山义军从霸据一方，抗击官府，到攻城夺县、粉碎祝家庄曾头市的地主武装，打败封建统治者军队的多次进攻，自然是破坏封建制度的最鲜明的证据。就是在他们平素小规模的活动中，也反映着这样的精神。请看第七十一回的一段叙述：

　　原来泊子里好汉，但闲便下山，或带人马，或只是数个头领，各自取路去。途次中若是客商车辆人马，任从经过。若是上任官员，箱里搜出金银来时，全家不留。所得之物，解送山寨，纳库公用，其余些小，就便分了。折莫便是百十里、三二百里，若有钱粮广积害民的大户，便引人去公然搬取上山，谁敢阻挡！但打听得有那欺压良善、暴富小人，积攒得些家私，不论远近，令人便去尽数收拾上山，如此之为，大小何止千百余处。

正是“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斗争实践，即使如某些历史家所说，带有“流寇的色彩”，而正是它在破坏着封建统治和封建制度，也反映着当时当地人民的要求，起着号召人民反抗的作用。

　　水浒义军的忠义观念，虽有它的局限性，但水浒英雄的义，又终究不尽相同于《三国演义》刘备、关、张的义气。刘、关、张的结义，最初就是建立在为了“破灭黄巾”、“上报国家”的基础上，后来也不是尽义于公，尽义于人民，而是尽义于个人，尽义于“兄弟”。关羽降汉不降曹，“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也为了同样的义，关羽在赤壁决战中，在华容道上放走曹操以报知遇之恩。水浒英雄的义，最初就是建立在“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基础上，所谓“仗义疏财归水泊，报仇雪恨上梁山”。东溪村“七星小聚义”，他们设誓劫取生辰纲，就明白表示过：“梁中书在北京害民，诈得财物，却把去东京与蔡太师做生辰。此一笔正是不义之财，我等六人中，但有私意者，天诛地灭，神明共鉴。”（第十五回）后来在水浒英雄大聚义之后，他们攻城夺县，反抗官府，击杀害民贼，是为民除害，“散粮救民”，远征祝家庄、曾头市，就更是解除农民痛苦的革命行动。正因为梁山义军的义，它包含有这样丰富深广的社会内容，所以疾贤妒能的白衣秀士王伦，才被老实人林冲火并。也正是这种义不废于私，不废于个人，所以当李逵听到宋江有苟且行为，才“气做一团，拔出大斧，先砍倒了杏黄旗，把‘替天行道’四字扯得粉碎”，还“拿了双斧，抢上堂来，径奔宋江”，要砍杀他。

　　只可惜他们的义又和忠君思想混杂在一起，终于不得贯彻始终。从水浒义军的反抗行动里，也可以看出，他们深切痛恨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那些直接压迫剥削他们的人，却不反对那祸根子——至高无上的皇权，在他们和官府的最初一次冲突里，阮小五和阮小七曾唱过这样两首山歌：

　　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

　　老爷生长石碣村，秉性生来好杀人。先斩何涛巡检首，京师献于赵王君。

　　“酷吏赃官都杀尽”与“忠心报答赵官家”，本来是互相矛盾的，可在他们看来，却是统一的。这种矛盾而统一的思想，一直贯穿在他们的行动中：一方面和封建王朝作斗争，一方面又寄希望于皇帝的招安。这种精神面貌在《水浒》里虽然表现得错综而复杂，却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真实。拥护皇帝，反对贪官污吏，正是封建社会普通农民的思想，它和小生产者所处环境的分散性与闭塞性，以及保守观念有密切的关联。因为在封建制度下，“天高皇帝远”，他们身受其还害的，是酷吏贪官，并不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只是个人品质的好坏，而皇帝老官仍然是真命天子，“朝廷不明”乃是“奸臣闭塞”的结果。即使有的起义英雄失去了对当今皇帝的崇敬，（如李逵的“扯诏谤徽宗”）但也不过是为了要他的“哥哥”来当皇帝而已。朱元璋不是终于当上了皇帝的“宋公明”吗！

我在这里分析《水浒》所反映的梁山义军反抗思想的局限性，以及梁山英雄忠义观念的复杂性，不是想一笔勾销水浒义军反抗封建统治的历史作用和历史意义，而是想说明，《水浒》作者是在怎样的历史深度上，反映了水浒义军的斗争生活和复杂的精神面貌。因为也正是在这种反映生活的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水浒》作者写出了梁山义军受招安、征方腊、“魂聚蓼儿洼”的历史悲剧，从艺术形象的真实，表现出水浒义军失败的历史原因。它表明了《水浒》在表现水浒义军的生成、发展和失败的时候，他的观察不是表面的，他敏锐地抓住了农民义军思想上的复杂的悲剧矛盾，通过真实、绚烂的艺术形象，从封建社会农民反抗必然失败的历史高度上，把它完整地表现出来。这就使得《水浒》不仅具有思想艺术上的巨大成就，而且具有巨大的历史价值。

《水浒》称之为封建时代中国农民革命战争的史诗，是毫无愧色的。虽然残留着说话讲述阶段某些原始形态的缺陷，却已基本上具有了近代长篇小说的规模，它有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虽是链条式却已比较完整、贯串的故事情节，而且在它的艺术描写里，交织着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生活画面。更重要的是，在这幅完整的社会生活画面里，深刻地反映了中世纪震撼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伟大的农民起义。从这个主要方面看，它不仅是中国长篇史诗的开创者，也是此后继之而起的描写历代农民起义的章回演义体小说都未能达到的光辉典范。

一九八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编者附记】我们这次出版的一百二十回《水浒全传》，是以明末杨定见序、袁无涯刻本为底本，校以容与堂、贯华堂、芥子园诸本，参校了中华书局排印本和文革中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本子，择善而从，并改正了明显的错字。校改之处并不很多，只有九十馀处。如《引首》“拟穷猿择水”，据容与堂本改为“拟穷猿择木”；“正应上合天心，下合地理，中合人和”，据贯华堂本将第二句“应”字改为“乃”字；第二回写张天师在京师祈禳瘟疫之后，“且回龙虎山去了”，据容与堂本改为“自回龙虎山去了”；第二回“且说王教头母子二人，自离了东京，在路免不得饥餐渴饮，夜住晓行，在路上一月有馀”。一句话两处“在路”，显得啰嗦，据贯华堂本删去了前一处；等等。我们的分段标点，与现在通行的各种本子也有不同。当然，我们的整理编辑工作也不会没有缺点，敬希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古代中国的“庄院”令人颇感兴趣，从上下文来看，这是一种不同于村、并且独立于村的存在（不过后文中史太公又自称“村落”，看来也属于广义的“村”）。但其拥有广大的土地和众多的雇佣农。还有围墙和自我武装能力。几乎就是一个由庄院主统治的小王国。（BTW，由此来说，大庄院少爷史进也绝算不上什么底层劳动者，不过是个压迫者中比较低级的而已

雷横绑大汗入晁盖庄，晁盖谎称大汗是外甥，又送雷银两，保之。大汗名刘唐，告诉盖梁中书送蔡太师金银将过此庄。刘追雷，命他还钱，大斗，吴用欲止不成，晁赶来止，邀吴去庄上商议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