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关于左派的当代对话

巴特勒论齐泽克

在解读黑格尔的《逻辑学》时⑩，齐泽克认为，黑格尔的悖论在于，不管一种事物“是”什么，它都是由外部条件也就是说它所呈现的历史条件所规定的，在其中它要求自己特殊的属性：“在我们把一个对象分解成它的组成部分之后，我们徒然地看到它的特点，这些特点使不同的方面结合在一起并使它成为惟一的、自指的东西”(p．148)。不管怎样，这种发现对象内部定义特征的努力，被上述的认识问题——即一个事情由其外部环境所决定——所阻碍。按照齐泽克的观点，所发生的即是“纯粹象征的、同义反复的姿态……把这些外部条件作为事物的条件和组成部分”(同上)。换句话说，把外在于事物的条件设定为它的内在的和固有的东西。更进一步，同时，把外在的和任意的条件理解为事物的内在的和必要的特点，事物也因这种定义的述行行动而建立和统一起来。这便是齐泽克所谓“同义反复的”“返回事物本身”的含义(同上)。这种“设定”无疑是一种花招，但它对齐泽克来说是基本的和必要的，并且表现为所有自我的普遍性特征的形式。

齐泽克继续说明，他暗示了黑格尔的环节和拉康所言的缝合点(pointdecapiton)之间的类似，在这里，一种任意的符号不仅对于它所表示的东西是根本的，而且积极地组织了在这种符号之中的事物。以其独特的幽默和夸张姿态，齐泽克提示，拉康的这个观念很容易用斯皮尔伯格<<大白鲨净(Jaws)中的食人鲨来说明，它“为自由漂浮、矛盾的恐惧……提供了一种共同的‘容器”’(p．149)，在本质上，这些恐惧是社会性的，如政府和大公司侵犯、移民、政治不稳定性等。缝合点即“容器”，它使这些不受约束的社会意义“生根”或“具体化”，并且“阻碍了对社会意义的进一步探寻”(同上)。

如果葛兰西的主体同它自身的物质条件是一种偶然性的关系，那么将会形成下列两个必然的后果：

1．不再存在一个必然发布绝对命令的客观现实，因为社会行动者的偶然干预部分地决定了这样一个结构的客观现实。我们最可能拥有的是一个“历史集团”的短暂的客观现实，它部分地稳定了社会变动的洪流，但是，并不存在这样一种“必然性”，它的意识耗尽了我们政治的或其他的主体性。

2．在某种意义，站在“积极的历史主体”这一边，我们仅仅发现了最终的偶然性。但是问题出现了』口个主体在哪里以及怎样构造的?它的构造场所和逻辑是什么，这个构造产生了主体同这种干预的偶然性特点保持一致而应该履行的行为?如鲍比欧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些运动假设了：(1)政党要素的首要作用的积极构造(不是在通常社会学意义上，而是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首要作用的另一个名称)；(2)霸权要素的首要作用(它等价于制度之上的意识形态优势地位)。

这两个首要作用结合在一起排除了一系列的“积极的历史主体”构造的场所。首先，如果霸权包含了一个系列普遍化结果，即构造的场所不可能是“需要体系”——这是黑格尔所言的纯粹特殊性领域。但是，其次，它不可能是普遍阶级的领域——作为一个伦理一政治领域的国家——因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这些普遍化结果阻止它们被归人一个独立领域。再次，因为同样的原因，市民社会不可能被构造为真实的独立场所，因为它同时承担了参与和延伸国家作用的功能。国家将是远远超过其制度边界的那种功能的名称或基本原理。

黑格尔的程序作一些基本的概括：(1)普遍性是这样一种名称，它的意义不断经历重要的发展或颠倒，并且不能被还原为它的任何构成要素；(2)它必然被作为它的对立面的特殊事物的轨迹所困扰，并且它采取：(a)一个双倍普遍性的幽灵的形式；以及(b)使特殊的事情附着在普遍性上的形式，这暴露出它主张的形式主义必然是不纯的。(3)普遍性同它的文化阐述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克服的，这意味着，任何有关普遍的跨文化观念都将被幽灵化，并且被那些它声称要超越的文化规范所污染；以及(4)不存在能够在某一单个“文化”观念内部轻松地得以维持的普遍性观念，因为这种普遍性概念迫使人们把文化理解为一种交流关系和翻译任务；。

因此，黑格尔反对抽象普遍性的公式化，主张这是唯我论的，它否定了人类基本的交往性。“那正是自由的意义：在自己本身中，自己依赖自己，自己是自己的决定者……只有当没有外在于我的和不是我自己本身的他物时，自由飞在这种抽象意义上)才可能出现。”(第24段)。在黑格尔看来，这正是“形式”上的自由。自由要想变得具体，思维“本身必须深人事物的实质”。随后，黑格尔警告经验论的形式，这些经验论认为个人对客体无所作为，而只是探索它所显示出来的内在特征。黑格尔总结说，不仅思想本身在根本上与它试图了解的东西有关，而且一旦理解了“具体”的产物和排除在“具体”之外的物是形式构成的必要前提，形式本身就失去了它的“形式主义”。相反，具体不能在其自身内被“拥有”，否定把具体作为知识的对象而传递到人脑这种认知行为同样是徒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