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

「1987年中期我们遇到了克里米亚鞑靼人的问题。这正是被强迫迁移到乌拉尔、西伯利亚、中亚等地的集中居民点的民族之一。从60年代开始克里米亚鞑靼人就提出要求恢复公正并回到克里米亚。改革伊始他们就感到有充分把握——不是在字面上而是在实际行动上——恢复自己的民族尊严。7月，鞑靼人的抗议达到尖锐的程度；连续3天他们不断在克里姆林宫墙周边举行示威，提出的口号是：‘没有祖国毋宁死’。」

“……表面上如此稳定和强大的极权主义最终使国家注定要变得软弱。同时，极权主义使人同国家、所有制、政治、文化相分离，试图压制社会中最微小的多样性，使社会失去了自我发展的刺激，从而使自己注定要遭到失败。还有一个从反面得出的结论是：只有民主能够成为社会健康的和蓬勃发展的基础，成为揭示和利用社会所有机会的基础。”“……完全可以确信：在当时俄国国内外的具体形势下十月革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一个主要的结论是，十月革命无疑反映了人民和它的最广大阶层实行根本的社会变革的最迫切的要求。这场革命的口号不是某个人所杜撰出来的，而是产生于下层，自由、普遍的和平、工厂归工人、土地归农民、给饥饿者面包——鲜明地反映了这些要求。”“十月革命被称为社会主义革命。苏联被宣布为社会主义国家，甚至是典范的社会主义国家。后来又证明，我们已经是‘发达社会主义’。问题是，1917年10月真的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了吗？而所建立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吗？”“我的观点是：在苏联取得胜利的是严厉的甚至是残酷的极权主义制度。当然，它是在进化的，在斯大林死后，它的残酷性有点削弱和缓和。但是，本质没有变化。”“苏联的极权主义当然不能成为任何人的典范。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这种制度在苏联的胜利无论如何都不能成为反对社会主义思想的理由。”“我的观点是确定的：社会主义思想并没有失去自己的意义和自己的历史现实性。不仅是因为这种包含着诸如公正、平等、自由和民主概念的思想任何时候都不会消失，而且还因为人类社会的整个发展每天都有力地证实：对公正、平等、自由和民主的要求，对团结的要求并没有消失，相反在增长。”“革命胜利后取缔非共政党和取消言论自由，是同民主绝裂的鲜明标记。在非常形势下，可以采取作为临时性的类似措施。而在社会生活中把一党制和‘观点一致’作为原则来实行则不可避免地导致事物正常进程的颠倒和专横行为，并产生严重后果。我认为，不管以什么样的理由证明1917年以后镇压和粉碎俄国的其他政党是必要的，一党制的最终确立或许是最严重的错误之一，它使十月革命未能成为有力的民主发展和国家真正繁荣的基础。到20年代末，苏联社会已完全被党以及它的意识形态所垄断。国内确立了镇压性的实际上是极权主义的制度。”“……这种制度的特征是：否定政治多元论，‘党-国’（一体），在国家垄断所有制基础上的对国家进行包罗万象的、严厉的和过度的中央集中管理。”“意识形态框架，斯大林意识形态的理论给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损害。”“提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完全占优势、绝对都是社会主义特征、社会主义力量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的问题未必是合理的和有前途的。”“在改革时期采取了对党的活动进行实质性改组的方针和党内民主化的方针，最后实行改变它在社会中作用的方针。但是，苏共的结构、工作方法，它的名人统治集团浸透着旧的习惯、传统和规则，以至于要对它进行改革和要把它转变为一个正常的政治组织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归根到底，苏共中央赞成民主化、政治多元化、自由选举、建立混合的市场经济、改革联盟的联邦等。后来，在1990年苏共28大上，这都得到了批准。但是苏共最终未能经受住成为改革党的考验。它实际上支持——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人以及许多州和地区党委支持——1991年八月叛乱，从而对自己作出了判决。”“……如同在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里一样，在民族进程中也出现了非常矛盾的东西。随着国内确立了极权主义，各民族的文化特征开始被强行纳入外来的意识形态框架内。由莫斯科强加的革命性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与多数居民的传统和已经形成的精神相异的人为的产物。”“无论怎样，革命都以它的所有代价给俄国带来了历史的革新，把俄国从封建专制主义过去的遗产中解放出来，使得国家开始了现代化。这样做的时候依靠的是人民的智慧、劳动和英勇行为。忘记这一切并简单地把苏联政权的几十年描绘成几乎是忧愁的年代是不诚实的。……是的，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昂贵的。这是对的。而这首先是极权主义制度统治的结果，是斯大林主义及其后果的衍生物。过去年代最重要的教训之一就是要无条件地谴责和抛弃极权主义。……事情的另一方面是，苏联历史再次证明，表面上如此稳定和强大的极权主义最终使国家注定要变得软弱。同时，极权主义使人同国家、所有制、政治、文化相分离，试图压制社会中最微小的多样性，使社会失去了自我发展的刺激，从而使自己注定要遭到失败。还有一个从反面得出的结论是：只有民主能够成为社会健康的和蓬勃发展的基础，成为揭示和利用社会所有机会的基础。”“在社会发展基础发生深刻的实质性变化的时期，提出某种先前制定好的“模式”或者改革的明确图表不仅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是不可能的。”“主要的是赫鲁晓夫留下的东西——使斯大林主义名誉扫地。勃列日涅夫时期翻本的试图破产了。已经无法恢复斯大林主义的秩序。这是开始改革的前提和条件。所以，我承认改革同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所做的事情有一定的联系。总之，我高度评价他的历史作用。”“改革成熟的明显标记是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他们受到了镇压，被驱逐出国家，但他们的道德立场和他们所提出的建议（例如萨哈罗夫的思想）在为改革准备精神前提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应该说，对外因素也有自己的意义。譬如，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在我们社会里引起了深入的思考。……我要指出诸如勃兰特的“东方政策”或以“欧洲共产主义”探索社会进步的新途径等现象的作用。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在我们国家的深入思考——思考有关民主、自由与和平的价值以及它们的实现途径。”“彻底恢复列宁的公开性原则、社会监督、批评与自我批评”。“……致力于在当前条件下恢复新制度的列宁主义面貌，清除它的积垢和变形，摆脱一切制约社会前进和妨碍它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潜力的东西。”“幻想在于，我那时就象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一样认为：通过完善现存的制度是能够达到这一点的。但是，随着经验的积累，很清楚的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使国家受到损害的危机不是局部性的而是系统性的。发展的逻辑导致得出这样的结论：不是必须去完善制度，而是要深入到它的基础中去并改变这些基础。这里指的是逐渐地向社会市场经济过渡，向建立在法律和充分保障人权基础上的民主政治制度过渡。”“这种过渡显得极其困难和复杂。比我们开始时所认识到的更为复杂。这首先是因为极权主义制度拥有巨大的惯性。构成极权主义牢固内部基础的党和国家机构进行了抵制。上层名人统治的抵制也加强了。而这可能是明白的：掌握着整个国家的它必须放弃自己无限的权力和特权。所以，在整个改革时期，改革的力量同那些抵制改革特别是在头两年过去后开始破坏改革的力量之间充满了斗争——开始时是隐蔽的，而后是公开的，甚至是当众的。”

“那些认为联盟倒台是由波罗的海沿岸、高加索和中亚的民族冲突引起的议论，都是企图事后为叶利钦及其战友们的不负责任的瓦解苏联的行径开脱”。“俄罗斯总统及其周围的人为了实现使自己入主克里姆林宫的强烈愿望而实际上使联盟成了牺牲品。”

“1987年中期以后，族际关系问题实际上就没有从政治局的日程上消失过”，“我本人以及我的同事们曾花大力气减缓要求分离的情绪，但是我们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效果”，“我们终究遭到了重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