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明天的唯一道路

人类和文明面临的最大威胁是集权主义哲学的传播，助长这种传播的不是集权主义信徒的耿耿忠心，而是其反对者的茫然无知。

没有一个独裁者可以单凭武力长治久安，人们主要是被精神武器所奴役的。精神武器中最有力的是“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集体主义信条。如果人们坚信自己拥有任何人以任何理由都无法剥夺的权利，如果他们坚信自己的权利是至高无上的，那么任何独裁者都无法维持自己的统治。

有史以来，两大敌人始终针锋相对，他们是两种截然相反的人：主动者和被动者。主动者是生产者，是创造者，是发明者，是个人主义者。他的根本需求是独立——为了思考和工作。他既不需要也不追求控制他人的权力，他也不会在任何压力下工作。任何有益于人类的工作——从堆砌砖瓦到创作交响乐，都是由主动者来完成的。人的才能有高有低，但他们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人的独立性和创造力发挥的程度决定了他作为劳动者的才能以及作为一个人的价值。 被动者在社会各个阶层随处可见，不论是在贫民窟还是在豪宅别墅，这种人的标志是他对独立的恐惧。他是寄生虫，希望被别人照顾，希望别人给他指令让他服从。他喜欢集体主义，因为集体主义为他排除了任何需要自主思考或行动的机会。

人类的历史就是主动者和被动者斗争的历史，是个人和集体斗争的历史。在那些诞生过最幸福的人、最高生活水平和最伟大文化的国家里，集体的权力——政府和国家的权力都是受到限制的，人们都被赋予了独立行动的自由。

历史的每一页都在告诉我们，人的进步只有一个源泉：独立行动的个人。集体主义是野蛮人的原则。野蛮人的生存是公有的，受到其部落法规的约束。文明是把人从其他人那里解放出来的过程。 我们正在面临一个抉择：是前进还是后退？ 集体主义不是“明天的新秩序”，它存在于黑暗的昨天。但是明天的新秩序确实存在着，它属于独立的个人——人类明天的唯一创造者。

任何一个个人都不应该让命运掌握在他的邻居或领导手里：科学合理的宪法制度通过制约和平衡能够有效地保护他的权益。 这是美国的伟大成就，如果我们当今的领导人们真的关心其他国家的实际福利，那么这正是我们应该传授给世界的东西。 可是，正好相反，我们去在欺骗那些无知者和半野蛮人，告诉他们不需要什么政治知识——我们的制度只是一种主观的偏好，任何史前的部落专制、帮派统治和屠杀都一样行之有效，都能得到我们的认可和支持。 正是用这样的方式我们鼓励阿尔及利亚工人上街游行，高喊“我们要工作，不要流血”的口号，却不告诉他们怎样才能达到目的。 以同样的方式，1917年，俄国农民要求：“我们要土地，我们要自由！”结果他们得到的是列宁和斯大林。 1933年，德国人高呼：“我们要生存空间！”他们得到的是希特勒。 1793年，法国人高喊：“自由、平等、博爱！”他们得到的是拿破仑。 1776年，美国人呼吁民权，在政治哲学家的领导下，他们得到了。 不管多么正义的革命，不管多么受欢迎的劳动，如果没有政治哲学来指引方向或确定目标，就绝不可能取得胜利。

恫吓的政府 　　如果为了无能之辈可以牺牲能人，为了失败可以牺牲成功，为了妒忌可以牺牲成就，如果为了保护那些没有竞争力的小公司可以强迫大公司解体，那么，我们就可以让每个拥有全国听众的人闭嘴，而去为那些听众只限于街坊邻居的人清楚场地。

（是谁杀了玛丽莲·梦露） 　　她说：“出名之后，你似乎就能更直接地发现人性，出名会招人嫉妒，真的。你碰到的人会想，噢，她是谁,她以为她是谁，玛丽莲·梦露？他们觉得因为你出名了，他们就有权走上来对你说任何话，什么话都有，他们认为这不会伤害你的感情，就好像他们是在和你的衣服说话一样……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不能彼此宽容一些。我不想这么说，可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个行业里有太多的妒忌。” 　　对于自己种种可怕遭遇，她只能找到一个词——“妒忌”，但事实上绝不仅仅是妒忌，而是那些平庸之辈对生活、成功和所有人类价值的刻骨仇恨，这种人会因为听到陌生人的不幸而暗自高兴；这是对真善美的仇恨——对能力、美貌、诚实、真诚和成就的仇恨，最重要的是，是对人类快乐的仇恨。

“如果你能忍受，你口中的真理被恶棍歪曲，成为蠢材的陷阱……” （吉卜林《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