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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作为善本收藏家、版本目录学家，一生竭全部精力和物力从事藏书事业，也许可以称作他的“专业”方面。而使我感兴趣的还有另一种评论。来新夏教授在天津电视台的系列节目《讲述天津》之《爱国藏书家周叔弢》那一期节目中说：
周先生这个人非常诚朴。他家里应该说是比较富有的，但他没有富家子弟这些习气。那真是恂恂儒者。那真是一个……你看周先生……那就是一个老学究。他也没有官气，他也没有商气。人品、学问各方面可说是都是值得大家作为楷模来学习的一个人。
来新夏教授的几句话道出了我父亲的本质。他所感到的是我父亲的气质。一个人的气质是很难描写、很难捕捉的。这是一个人通过长期的学习、修养、立身、行事等等所形成的精神境界在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中的表现。来新夏教授看到，我父亲一生始终是一个读书人。父亲自二十多岁起，直到1949年底，有近四十年在经营实业。那时我见到的，是他从早晨即出门上班，规划、主持企业，直至晚饭前才回家。由于当时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给我国民族资产造成的困难以及资本家之间的种种矛盾，他要面对、解决种种问题，用尽心力。这样几十年下来，他却仍保持着一个读书人的心态，没有沾染任何资本主义经营者常见的习气。解放以后，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从政，也有三十年左右。但在对待事务中，我觉得他仍是少了一点点圆通、多了一点点质直。这是有实例的，这里不说了。总起来说，他的一生始终保持了读书人本色。在家里，我弟兄正是在父亲这样的举动言行中熏陶、影响下长大的。
他自幼读书大概是用心的、用功的。由于他的书籍一失于扬州、再失于青岛，第三次处理就是1954年捐赠天津图书馆的一大批书了。现在看到这里的一百多箱书是他在文革前身边仅存的，主要是版本目录方面的书籍。基本没有留下他青少年时期读书、笔记、文稿之类的痕迹了，但也非常偶然地发现了几部书。如之前谈到他少年时代时所提到的几部书，即：他十五岁时阅读的《水云楼词》和其他三部大体同时代的《纳兰词》、《忆云词》、《白石道人歌曲》。可以推想，那时他除家塾中讲授的经史典籍之外，还喜欢诗词。而阅览诗词，除一般人阅读的唐宋大名家外，兴趣还涉及清词。而且，在《水云楼词》上他还仔细抄录了清代著名词家谭献的许多评论。可知他不是泛泛浏览，是下了功夫的。《白石道人歌曲》书中也有他写的许多评语，是录自何处，或是自己的评语，我未及查究。这是他十几岁时的事了。另外，还见到稍晚的三部书：古香斋鉴赏袖珍《论语》、古香斋鉴赏袖珍《孟子》、古香斋鉴赏袖珍《礼记》。父亲在《论语》封面题有：“甲寅（1914年）八月临 吴至父先生《大学》、《中庸》、《论语》评点。《大学》吴用古本。《中庸》分六章。”在《孟子》封面题有：“甲寅七月录吴至父先生圈点。蓝笔录张廉卿先生圈点。”在《礼记》封面题有：“甲寅八月录吴至父先生圈点。”吴至父即吴汝纶，是清末桐城派文学大师之一。题识的时间，是在1914年阴历八月，那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宣战之后的一个月左右，估计那时父亲已到天津了。由此可见那时他仍在用功学问。再往后，他的一般性学术探讨就和版本研究合流了。其用功、用心可在他的一些题跋中略见一斑，这里不再多引，可查李国庆先生著《弢翁藏书年谱》。
凡读书人多喜欢买书、藏书。父亲不只主要致力于收集善本古籍，对一般书籍的收藏也相当丰富。他喜欢读书，且经济上比较富裕，固然是买书多的重要原因。但是，即以具备同样经济条件的人来说，像他那样肯放手花钱去买书的人也不多。再者，他的兴趣广泛，所以收的书就更加多了。这里所谓“一般书籍”，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一般线装书，当代印制的艺术品图集，普通铅印书籍。这第一方面的所谓“一般线装书”，实际占了父亲读书、参阅、浏览书的主体，占藏书的绝大部分。我大致翻阅了一下父亲1954年捐天津图书馆的接收目录。那是父亲在1954年由桂林路的家迁到睦南道较小的房子时，处理大部分书籍而捐赠的，故这份书目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一定程度上（虽并非全面的）代表了父亲的一般藏书面貌。从其内容讲，经、史部分非常齐备。如《皇清经解》（360册）、《皇清经解续编》（320册）、《十三经注疏》、十通、殿版廿四史、百衲本廿四史、各朝纪事本末等大部头的书都有。有关各经的清代著作也大多购置。大概是读书必先识字的传统，父亲对旧时所谓小学非常重视。例如有关《说文解字》的各种著作就有25种，如《说文解字段注》、《说文通训定声》、《说文解字义证》等等，还有《说文解字诂林》，莫不具备。还有其他字书、韵书等。按传统教育，经史是学习的中心内容，所以这方面的书特别齐全。子部、集部所收的书也相当广泛。子部如《庄子集释》、《庄子集解》、《韩非子集解》等等。大部头的子书有一部《子书百家》（48册）。集部如李太白集、王维集、李商隐集等等也是选读清人注解本子。成套的、大部头的集部书籍也很多。如《钦定全唐文》（192册）、《全唐诗》（120册）、《太平御览》（100册）等等。像这样的大部头，还有许多丛书：如《彊邨丛书》（40册）、《士礼居丛书》（40册）、《四印斋彙刻宋元三十一家词》（4册）、《武英殿聚珍版丛书》（124册）、《抱经堂丛书》（100册）、《玄览堂丛书》（120册）、《玄览堂丛书续集》（120册）、《知不足斋丛书》（240册），等等。此外，还有商务印书馆印的《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四部丛刊》初、二、三编、《涵芬楼秘笈》。还有300多种佛经。我从1954年书目中摘抄了以上这一些，本想略示所谓“一般藏书”的大体面貌，但实际上还是不能够充分反映其面貌的，这里只是一些大部头的。若论其版本，则颇多上乘之品，兹不详述。1954年书目中，线装书目录大致有3000多种，我无法一一列举。那些书内容质量都很高，版本也很好。在今日的拍卖市场上，其中很多都是很珍贵的书了。这大体上勾画出了父亲涉猎、浏览的范围。
父亲购买现代印制的艺术图集也是花了大量金钱的。那些东西一般都很贵，花钱较多。我所说“艺术图集”的范围比较宽。比如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词大系》，比如罗振玉所印的一系列图集如《流沙坠简》和各种器物的图册，比如前面说到过的各种印谱，都包括在内。还有影印古人的名画、前面提到的各种碑帖、铜器的图册、漆器的图册、汉铜镜图册等等。父亲曾有一册从丙子年到戊子年间共13年的买书目录，现已附在《周叔弢古书经眼录》内出版了。从那里也可以见到父亲购买艺术图集情况的一斑。还有一些东西，当时大概很珍贵，而且不是在一般书店能买到的。如日本人印的敦煌卷子有一大盒。盒子近80厘米左右长，50厘米左右宽，里面装的是一张张单页铜版精印的敦煌卷子（当然，日本人也印有其他成卷或成册的敦煌卷子，父亲也大多购置了。那些固然也很精致，但和这一盒庞然大物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还有更大的一大盒东西，是德国的印刷品。盒子约一米多长、半米左右宽。也是铜版精印一张张单页。其内容是什么，当初珏良二兄告诉过我，但我未太经心，现在再也想不起了。或是斯坦因西域考古的图集？或是吴道子画或其他什么？这东西在父亲去世后不久由珏良经手捐给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了。学院专门派了一辆汽车从北京到天津来运走的。很难想象这样的东西在书店中出现。我曾想，父亲是怎样买来的？会不会直接从德国定购来的？
综上所见，父亲买书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此外，还买了许多重份。以《四部丛刊》为例，他除买了整套的之外，或为了校书用、或为了想经常翻阅等等缘故，他都买了重份。以保持那整套书的整洁一致。此外，他还时常买书给我弟兄。总之，在买书上他是不惜花费的。但是，他也是有所不买的。如中华书局出的《四部备要》他就不买。因为那是排印的，不能见古书版本原貌，而且排印书籍增加了错字的可能性。而且，若不看版本原貌，只论读书，则父亲已买了其中许多书所据的木刻原本了。所以，买这一套书其花费对于他简直就不算什么，然即使这样他也不买。在当时条件，出现许多错字几乎是无可避免的。据堂兄绍良当作笑话曾对我说，中华书局起初悬赏，找出一个错字奖几元钱，后来找出错字的多了，就降低悬赏钱数，再后来找出错字愈来愈多，没办法只好取消悬赏了。
除善本书以外，1954年捐天津图书馆的书加上这里的一百二十箱书，再加上1954年捐南开大学的外文书和杂志以及一些现代的铅印书，应该是父亲所有的一般书籍的全部了。然而，有些书的下落，我仍不清楚。例如，我小时约十岁左右明明看到过《古今图书集成》，那是缩印成很小字的缩印本。我不知是属于哪种版本。正是因为亲眼看到，我才知道《古今图书集成》的编制体裁是什么样子。但在1954年的书单中未见。而且，现在的这一百多箱书中更是没有，因那是属于较早处理的范围的书籍。可能还会有类似情况的其他书籍。只是这一切都无法弄清了。
还有，在1954年目录中《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是完整一套，1960册，一册不少。即，1954年已经到了天津图书馆了。不知为什么，这次我又在一两个书箱中见到有《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我未及点验，但看上去不是一两部单本。一摞一摞放得满满的。而且，好像《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也没有单本卖。这种书又不像父亲要买重份的书，怎么又出现了？这也是无法弄清的。
再者，使我非常感兴趣的是，在当前的书箱中我又见到了《广仓学宭丛书》甲类，共25册，民国上海仓圣明智大学排印本。然而在1954年的书目中也有《广仓学宭丛书》5册。我猜想，是当时捐书时弄乱了，有5册未取出，致使一套书分散。我未核实，不知确否。其实，如果不是两种书，而是一整套书分散了，则应该使它重新合在一起。《广仓学宭丛书》是上海富商哈同印的，他办的研究机构称“广仓学宭”，办的学校称“仓圣明智大学”。“仓圣”者，仓颉也。那书印得很讲究，上好白纸石印，线装包角。看上去很阔气，略微有一点俗。翻开书来，前面有一页是仓颉的画像。看了画像我才知道，仓颉是有四只眼睛。当我十多岁翻到这书时，对此非常感兴趣。我当时只对四只眼睛感兴趣，全不懂那书的意义。以为哈同印的东西大概不会有多少价值。后来才知道，王国维曾在那里呆过，有些重要的文章就发表在那上面。这大概是父亲买此书的原因吧。后来很晚我还知道，徐悲鸿初到上海时也在那里呆过，也给哈同画过仓颉。只不知我看到的是否他画的。这次在书箱中又见到，故人重逢，只是没有时间再翻看那四只眼睛了。
还有一件事就是，不知父亲所藏全套的《古逸丛书》的去处。《古逸丛书》是影刻古籍中很突出的一套书籍。是清末光绪年间杨守敬在日本访求珍贵古籍，并在日本影刻的一套计26种书籍的丛书。当年除整套发行外，也有单本零售，并在扉页上打戳说明是“单行本”。此书印有宣纸本和美浓纸本两种。美浓纸是一种日本纸。纸细而薄，淡黄色，印出书来非常精美。有一次和冀淑英先生谈起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善本室的门槛很高，有些书在别处也许就收入善本室了，而在北图就没有收入。冀先生说，但是有一个例外，就是有一整套用美浓纸印的《古逸丛书》收入了善本库，因为印得太精美了。在我十一二岁时父亲就和我谈过《古逸丛书》，而且还谈到美浓纸印本的精美。父亲至少有一全套《古逸丛书》是不成问题的。那是否美浓纸的？他谈过，但我不记得了。我不敢肯定，印象中似乎全套的不是美浓纸的，美浓纸的他没有买到。除整套的《古逸丛书》外，父亲还买了许多零本的。好的东西，美的东西，他常常买重份。这次在书箱中竟发现了五部《古逸丛书》单本的《春秋榖梁传》。那是据宋绍熙本影刻的，两部美浓纸的，三部宣纸的，实在让我吃惊。《榖梁传》确实美，但他竟买了五部！其中有一部宣纸的还做有书套。在书套的书签上题有：“古逸本榖梁”。其下小字题：“日本初印宣纸本在美浓纸印本前，流传极罕。闻之杨惺老云。”杨惺老即主持刻印《古逸丛书》的杨守敬。题识虽无署名，但从字体看确系父亲所写无疑。他处处关心版本，于此可见。而“流传极罕”的宣纸本他竟买了三部！还不算整套中的一部。文章写到此处时，我想，由于《古逸丛书》各本散在各个书箱内，会不会是一整套《古逸丛书》捐赠接收时在书箱中摆放散了？于是，我查看了一下1974年的接收目录。目录是按经史子集分类的。我统计的结果，《古逸丛书》全套原共刻有26种。而这批接收有16种各1册的，有3种各2册的，有1种3册的，有1种5册的（即《榖梁传》）。包括重复份，共有21种30册，尚缺5种。而且，有些扉页上注明“《古逸丛书》单行本”，可知不是整套发行之内的。故知不是一整套而接受时散放各处。所以，父亲如何处置了全套的《古逸丛书》对于我仍是一个谜。
（本文选自《丁亥观书杂记——回忆父亲周叔弢》，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插图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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