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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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不同的国家,比如法国和德国、韩国和印度，他们的政治家们都信奉市场，并且试图提供市场所需的治理？其原因不在于他们突然变得更加具有公众精神，或者说，金钱利益的影响突然消失了，而是因为随着产品和资本市场边界的开放，精英集团的利益发生了变化。一旦竞争来自本地精英分子所不能影响的国外管辖区域，扭曲国内的基本制度对他们并没有好处。相反，既得利益企业希望国内市场能够运行得更好，以便于他们到世界市场上进行竞争。对于至少促使部分国内资本家从反对转而支持更好的、更具有竞争性的市场来说，开放产品和资本市场的边界已经成为最重要的途径：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国家之间的竞争正是国内市场能够更好运行的重要原因。 (查看原文) —— 引自第8页 -
如果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州里，最有经济势力的权势集团要阻挠自由市场制度的建立，那么还有一种力量可以制衡他们，那就是外来的竞争。...只要竞争跨越了国界，那么国内的既得利益集团就只剩下两个选择：要么进行改革，废除阻碍国内自由市场发展的陈规陋习，以增强本国企业的活力；要么继续阻挠改革，直到被外来的竞争者所消灭。 (查看原文) —— 引自第8页 -
为什么说经济衰退会自身反对市场竞争的思潮呢？因为竞争性的市场机制会带来某种必然的后果：它会给人们带来新的风险，并且破坏愿挨的保障体系。经济陷入衰退后，人们的生活就要面对这些残酷的风险，感受到缺乏保证体系的切肤之痛，因此反对市场的声音就甚嚣尘上。 (查看原文) —— 引自第8页 -
除非有政治势力的推动，很多经济制度是不能自发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至于政治势力，不但要支持私有化的过程，而且要创造从自由市场中获益并支持市场体制的群体。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87页 -
限制竞争的成本大多是隐性的，其负担者是外国的企业、本国的消费者和潜在的企业家，他们在政治行都不活跃（有的根本不在市场），所以没有太大的危害。钢铁消费行业的确会表示抗议，他们会宣称这些关税要让每个公民付出多少成本，要是他们的行业损失多少就业机会。但是他们的言论要牵涉自身的利益，这种立场的倾向会影响他们的论证的权威性，而且他们提出的理论比较复杂，公众很少有时间、兴趣和能力去评判。对政府来说，限制贸易不会涉及政府财政，不会再增加已经不堪重负的财政赤字。而对于保留了工作的钢铁行业员工来说，限制竞争的措施当然是公平的，也不像领取政府补助那样容易伤害他们的自尊心。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13页 -
作者认为，新世纪以来，在计算机和通信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出现了大量结构性失业现象，导致收入水平严重不平衡。在政治压力之下，政客们极力推动了以扩大住房信贷为代表的宽松信贷政策，促使低收入阶层提前消费，改善生活质量，其后果就是助推了房地产市场的巨大泡沫，构成了第一个“断层线”。 与发达国家过度消费相对应的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国度储蓄，由于内部市场狭小，新兴国家对出口型企业的补贴政策会抑制家庭消费，使国内市场受到进一步压制，其巨额的外汇储备又只能以低廉的资金价格流回发达国家，助推了资产泡沫，这是造成金融危机的第二个“断层线”。 在一些发达国家，社会保障体系薄弱，加上较高的失业率，使得政府倾向于制定减税、增加支出、降息等宽松的经济政策，一方面造成了巨额的财政赤字，另一方面推高了资产价格，形成了第三个“断层线”。 极度宽松的货币环境加上金融自由化浪潮下的监管放松，使得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彰显，倾向于大规模扩张业务，制造了大量的衍生证券，而各国廉价的资金涌入美国又进一步刺激了以次级贷款为基础的金融衍生品的交易扩张，这是第四个“断层线”。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页 -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他们已经认识到资本家会利用国家的力量未维护自己的地位，而政府在本质上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公共事务的委员会”。但他们认为这个问题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所特有的，到了社会主义国家会自动消失。很不幸，所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不过是改换了社会精英阶层的身份，而且还加强了他们的手腕，不但消灭了经济上的竞争而且也消灭了政治上的竞争。 考虑到这些，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就不能被看做是一个必然的进化过程的最终阶段，而应该当成一株娇贵的作物，它需要人们的精心栽培，并防止既得利益集团的野草的攻击。 (查看原文) -
原因在于，剥夺的结果直接导致了财富的再分配，分散了经济权力。而且，原来的领主和修道院在自己的辖区拥有大量土地，是当地的垄断势力。 即便更小规模的土地具有更高的经营效率，但如同所有垄断者一样，他们还是会维持现状采取低效率、大规模的经营方式， 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从当地的民众身上榨取利润。 因此，如果不依靠强制剥夺这种类似于反垄断行动的措施，单靠土地市场恐怕还不能把土地转移给更有经营效率的人。 (查看原文) -
企业组织在整体上也会在获取信息时出现有害的偏向，例如，把注意力过分集中在现有的顾客身上，过分集中在改进现有的技术上面，却忽视了对新兴技术的关注，忽视了顾客的未来需要。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磁盘驱动器产业，在每次技术革新的浪潮中都是一家新公司冒出来占据领先地位，其原因正是在于原来的领先企业总是过分关注现有的顾客需求，而没有精力和意识去关注和研究新技术，从而很快失去领先的位置。？ (查看原文) —— 引自第52页 -
对于成熟企业而言，金融家的角色是警察和殡仪馆，防止盗窃和理葬死者。而在其他一些情况下，他们则发挥助产士的作用。年轻的公司与成熟企业需要的帮助完全不同，这些企业有巨大的发展机会。同时，在一个有良好的法律和会计制度的经济中，这些企业的管理人更有动力去争取成功（而不是盗窃和浪费投资人的钱财）。在成熟企业中，高层经理容易结成联盟，不光是为了对付股东，也是为了对付有野心的低层经理。而一个成长公司的吸引力，不是在于数量不多的现金流，而是在于更远大的发展前景。所以，管理人之间相互勾结的可能性不大，他们可以互相监督，避免明显的错误，更值得信赖。年轻企业的管理层也需要辅导，其原因在于管理人可能太缺乏经验、太固执，犯了错误自己却意识不到。 (查看原文) —— 引自第62页 -
我们以上所描述的，只是金融革命给融资环境带来的几个方面的影响，其实变化还有很多，包括个人在理财上拥有了更多的投资选择，这里我们不再赘述。我们只是重点强调，下面的因素在这场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学术界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金融机构在产品定价、风险评估和风险分散方面的能力得到了增强；中介机构提供了及时和准确的顾客信用记录；竞争带来了价格优惠；放松管制导致了许多新的金融机构的出现；法院对金融更加懂行，能够更有效地保证合同的执行；监管部门更加熟练，更加了解情况（尽管如此，监管者仍然落后于市场） (查看原文) —— 引自第71页 -
答案在于老板与雇员的关系和他所拥有的资源。如果雇员只是个临时请来帮忙的小工，而其他地方又不缺工作机会，那么这个小工的地位和供应商基本上就是一样的。如果老板不给工资，或者要他做合同规定以外的事情，那么他完全可以拒绝提供服务，正如供应商拒绝为过分苛刻的顾客服务一样。 但是，假如雇员已经为同一个企业工作了一段时间，他对如何使用企业的各项资源就有了更专业化的技能，包括机械、专利技术、数据、软件和办事流程等，并且他与企业内外的人的关系也更加紧密。此时，老板就对这个员工拥有了额外的控制权，因为他掌握着“核心资源”，即这名员工在工作中需要使用并能够提高其生产效率的资源。42当老板解聘员工时，员工不但要损失未来的工资，而且以前在企业里形成的一些人力资本也将报废。相反，供应商通常不会在顾客关系上面投入太多的人力资本，对于“解聘”也不会太在意。 (查看原文) —— 引自第78页 -
1991年，该部门的一位职员在国债投机中出现了重大失误，所罗门兄弟公司为此遭到惨重损失，声誉也受到影响。公司甚至解聘了债券交易部门的领导约翰·梅里韦瑟（John Meriwether），但并没有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一些天才交易员逐渐离职，加入了梅里韦瑟创建的新公司一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而他们在1990一1993年间曾经贡献了所罗门公司全部利润的87%。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位于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尼治，被人形象地称为北方所罗门。当时，所罗门公司的CE0并没有认识到，人力资本的纽带要比所有权的纽带更加强大。 其实，债券交易部门本身只是在名义上属于所罗门公司，利用公司的办公室、名义和资本，然后把部分利润回报给公司。梅里韦瑟本人并不属于所罗门公司的最高管理层，但他受到员工的尊重，是该部门运转的枢纽，对价值创造起着核心作用。这样一来，他的人力资本就成了部门运转的关键因素，负责制定投资决策和解决人际冲突，对这个团队的实际控制权就自然地落到他的手里。 (查看原文) —— 引自第83页 -
大致过程是这样的，最初是一些投资项目（投资机会或者中间金融工具）取得了成功，然后吸引了新的投资者的注意。由于这些投资项目都是新兴产业，投资人很难判断什么是合理价格，而不管价格炒到多高似乎都可以找到或编造合适的借口。这样，即便从事后看股票价格已经远远超过了其真实价值，人们还是不断买入。而一些老练的投资者很清楚股市已经偏离了基本面，但他们知道市场还在源源不断地涌入越来越多的新手，价格还可以捧得更高，所以他如地不矣在哄时逆流行 实际上，在泡沫发生的最初阶段，很多投资者从朋友和投资分析专家那里听说有关的投资项目回报如何丰厚，就产生了强烈的购买需要，以至于市场上可供追捧的项目（比如互联网股票）数量都显得不够。9这样，已经膨胀的价格继续上涨，更加刺激了投资人的购买欲望。而那些老练的投资者却不愿意阻挡狂热的投资热潮，反而在创造更多的炒作对象，然后卖给那些饥渴的投资者。例如，从1998年6月到1999年8月，有147家企业为了与互联网挂上关系而更改自己的名称。 (查看原文) —— 引自第94页 -
最近，还有许多研究支持我们的发现。例如，向外国资本流入开放（会导致该国的金融市场发展指标迅速提升）的国家，经济增长率通常会显著提高，那些向外国开放证券市场的国家的GDP平均增长率会提高1。1个百分点。 由于这些证据，人们不应该再怀疑金融市场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一个国家可以没有创新的观念和人才，只依靠金融市场的改善就可以实现增长，也不是说，没有发达的金融市场一个国家就不可能取得经济增长：中国在过去20年的成就其实就是反例。金融活动本身不能创造现实的商业机会，它只是帮助人们更容易利用机会：金融市场能够区分有前途的产业和没落的产业，把资源从夕阳部门转移给朝阳部门。所以，金融市场自己并不从事开发，但它是辅助人们开发和培育商机的沃土。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07页 -
谁取代了贵族的位置？都铎王朝初期没收的大量贵族土地，以及随后解散修道院的待动，带来了土地市场的繁荣。部分土地被国王授予功臣，但大部分被标价出售，以充实王室的财政。为了土地在市场上能够卖个好价钱，英国的君主们修改了法律，提高了土地购买者的地位，允许他们在必要时可再行出售。土地市场的繁荣带来了更多的影响，首先，更有生产效率的自耕农可以利用自己从土地上获得的丰厚收益购买更多的土地，而没有生产效率的人则会出售土地，或者看着自己的土地被债权人夺走。其次，自耕农的封建束缚减少了，他们与土地的联系更加紧密，在经营管理上面有了更大的积极性。”再次，新兴的职业人士，例如律师和商人等，可以购买土地这种身份的象征，从而把许多现代的经营管理技术带到了农业中。这样一来，土地就转移到更有能力和生产效率的自耕农和经营者的手中。 其结果是在领主和雇农之间出现了新的中间阶级一地主（或者乡绅），他们和土地的紧密程度比领主要强，而比后者更有能力承受采用新的经营技术的风险。典型的乡绅具有如下特征： 他们并不愿意成为不劳而获的食利阶层；他们不像那些显贵的领主一样，需要负担庞大的管理机构的费用；他们为自己工作，而不是依赖别人去帮助他们管理；总之，他们是自己土地的主人，而不是土地的奴隶。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32页 -
这两个国家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但是采取的办法大不相同。捷克共和国的总理瓦茨拉夫·克劳斯（Vaclav Klaus）是个自由主义者，对于市场的自我组织能力很有信心。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捷克政府在建立充分的市场基础制度之前就实施了大规模的私有化计划。相反，波兰政府采取了更加渐进式的发展思路，首先引进了非常严格的信息披露标准，接着建立了类似于美国证监会的机构，以确保这些信息披露标准和其他保护小股东的规范能够得到有效执行，在这以后才进行私有化。 几年以后，事实证明波兰的道路是正确的。捷克的股票市场在一开始规模更大，但是当小投资者认识到自身利益缺乏保护之后，市场迅速萎缩，并且出现了很多投资人被内部人欺骗，大机构投资者与内部人勾结起来对付小股东的事情。当然，最后小投资者变得更加成熟，也呼吁加强保护，但他们此时已经遭受了损失。根据估计，在捷克，公司内部人通过股权和其他形式平均占有了58%的公司价值，而美国的比例只有1%。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50页 -
动产信用公司很快给法国甚至整个欧洲大陆带来了巨大影响。在开业的第一年，它买人了丰赛信贷银行（Credit Foncier）的大量股份，这是个新建立的国有抵押贷款银行，两家银行有共同的董事，便于协调行动；它通过直接贷款和股票承购为一些铁路公司提供融资，并对其中部分公司进行了合并；它重组了卢瓦尔（Loire）地区的煤炭工业；它参与组建了德国的达姆斯塔特银行（Darmstadter），该银行正是模仿动产信用公司的形式建立的；此外它还为法国和其他国家的一批企业提供了融资，认购了一笔政府贷款。3经济史学家隆多·卡梅伦（Rondo Cameron）专门研究了动产信用公司对于法国经济的重要性，到1856年，即动产信用公司开业第4年的时候，它先后安排了16家金融和工业企业的融资业务，涉及的总资产达到10亿法郎，超过巴黎股票交易所市值的1/5。’动产信用公司对于大型企业的建立和融资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很快西欧的所有国家都在考虑模仿它的模式。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65页 -
政府对于信贷安排的干预非常普遍，在法兰西银行的一本出版物里有报告显示，直到1979年，所有经济信贷中仍然有43%附带某种特权或津贴，而企业借款中有25%带有直接补贴。26信贷资源的安排主要由法国政府的财政部掌握，这是个由大约100人组成的官僚群体，他们是精英中的精英。一个法国商人从财政部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他写道： 你生活在一种深远的信念中，法国是世界的中心，巴黎是法国的中心，而财政部则是巴黎的中心…财政部的影响和特权遍及法国的各个角落，在三家最大的银行一里昂信贷银行、巴黎国民银行和兴业银行中，里昂信贷银行作为国家的代表，掌握着在西方国家中数一数二的法国公共部门预算，以及庞大的政府补贴。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73页 -
原因在于，只有当国际的贸易流动和资本流动都不受阻碍时，工业和金融业的既得利益集团才能有共同发展金融的动力。由于开放带来的竞争，工业集团的利润会减少，需要重组产业和扩大融资。但是此时就出现了很重要的区别，那就是，由于有自由的国际资本流动，政府不能随便扩大对利益集团的信贷，因为产品市场竞争激烈，信贷决策的风险和信息要求都会提高，政府指导的信贷政策出现重大失误的可能性也会增加。更重要的是，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要求政府必须维持财政平衡，使得政府给企业提供大量补贴贷款的能力明显下降，政府对金融业的直接干预会逐渐消失。 这也是法国最终发生的事情。在20世纪5060年代，法国政府通过货币供应扩张来支持信贷，以降低大量发放补贴性信贷的政治成本。这是说，公民不是直接为政府的大量开支缴纳税收，而是通过承受通货膨胀，使自己拥有的货币贬值，以此来负担政府的大量赤字。在此期间，法国不得不三次实行货币贬值（还不算1954年实施的关税政策，其效果也是变相贬值）。8但是这些贬值毕竟次数很少，相距的时间也比较长，最终被公众承受下来。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74页
作者: 拉古拉迈·拉詹, 路易吉·津加莱斯
isbn: 750860167X
页数: 261
定价: 30.00元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04-08
原作名: Saving Capitalism from the Capitalists: Unleashing the Power of Financial Markets to Create Wealth and Spread Opportunity
书名: 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
译者: 余江
副标题: 捍卫金融市场自由创造财富和机会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