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

每个艺术家都在心中呵护着这样的一泓清泉；终其一生，他的本质和言辞都只从这泉源里得到滋养。 我一直在寻找的秘密隐藏在一个满是橄榄树的山谷，草丛和冰冷的紫罗兰之下，一个燃起寥寥炊烟的古老木屋周围。二十多年来，我徜徉在这山谷之中，也漫游过其它与之相似的山谷，我询问过那沉默的牧羊人，我也敲过荒废已久的山间小屋之门。有时，当第一颗星星出现在依然明亮的天穹，沐浴在粼粼微光之中的我在想，我知道这一秘密。是的，我过去的确知道。或许，现在我依然知道。但是没有人想知道这一秘密的分毫；毫无疑问，我自己也不想拥有这秘密；我不能离开我的人民。我生活在我的家中。我的这个家族认为它掌控着由石头和迷雾建构的富裕却丑陋的城市。日日夜夜，它畅所欲言，一切皆跪倒在它的面前，跪拜着虚无：它对所有的秘密都充耳不闻。然而，它的这种承载着我的权力让我厌烦，有时它的吼叫让我困倦。但它的不幸便是我的不幸，我们流着相同的血。同样是一个跛子，一个聒噪的帮凶，我为什么不在乱石之中大声叫嚷？于是我努力忘记这一切。我走进钢铁和火焰交织的城市，我勇敢地面对黑夜微笑，我向风暴致敬--我应该是忠诚的。事实上，我已经忘记了。打那以后，我积极却盲目。但或许有一天，当我们准备因疲惫与无知而死去的时候，我应该能够断绝那些招摇的炸弹，而攀爬回到那个山谷之中 于同样的星光下，最后一次温习我所知晓的知识。 在这温暖的阳光下，我终于明确了长久以来一直在追寻的东西，那种无论何时何地都任我予取予求、真诚忠实的东西，它就在那荒凉的大自然中。从橄榄树零星点缀的广场俯身下去，你就寂静无声村庄，看到缕缕炊烟飘向清澈的天空。同样的，大海也静宁馨，就像是笼罩在一大片炫目而清冷的光雨之下。从远处的西纳瓦山传来的一声鸡鸣，颂扬着今日那点微薄的荣光。废墟的方向，目光所及之处皆是斑斑点点的石块和苦艾、树木和完美的塔器，以及这如水晶般剔透的空气。似乎整个早晨是固定不变的，而只有太阳经历了一段绵长而停滞的时光。此等阳光、此等静谧之中，多年积累下来的愤怒与这夜晚一起慢慢融化消逝了。我听见自己内心深处中欢唱着一首几乎被忘却的歌谣，就好像我的心脏经过漫长的蛰伏终于准备开始再次跳动一般。现在清醒之 第二天清晨晶莹而炫目，海面清澈而通透。被雨水洗刷了一遍又一遍的天空如雏菊一般鲜艳，它经过多次揉洗，还原出它最为精细、清宁的质地。一道道富有生机的光线从这苍穹之中散出，在每一棵树和每一座房子身后留下了鲜明的轮廓，这树木和房屋也为此焕一新，确实让人惊讶万分。若是这世间的清晨都是如此明亮，那地球必定已是生机勃勃了。 当一个人好运袭人可以尽情去爱的时候，他的生命就会在尝试重新获得那种激情与启迪的过程中一点点得消磨过去。放弃美、放弃与之相连的肉欲的快感、一心一意侍奉不幸，这些需要一种我所不具备的高贵品质。但强迫人去排斥是不现实的。 孤立的美感终会化作痴痴地傻笑；孤立的正义终会变成压迫。任何一个旨在侍奉唯一而排除他者、甚至连自己都弃之不顾的人最终只是两次侍奉了非正义。 没有一丝天真，也就不存在什么爱。 我徒步穿过潮湿孤独的乡野，渐渐迷失了方向。至少我极力想重新获得那种目前还一直埋藏在心底的力量。我曾经承认我无法改变这种力量，但也正是那种力量帮助我接受了现状。 艺术家所受到的一大诱惑就是自信孤独，而事实上他带着某种卑贱之愉独自忍受苦痛的肆虐。但这不完全如此。他和那些工作着的和奋斗着的人一起，与他们同属一个阶层，既不高高在上也不卑躬屈膝。面对压迫，他的使命就是打开监狱的大门，说出一切的悲伤和欢乐。这就是艺术面对它的敌人进的自我辩护--去精准地证明它并非是他人之敌。通过自身的表现，艺术可能无法产生孕育正义和自由的复兴。但是没有了艺术，复兴便失之形，去之体，最终将成为一纸空谈。没有文化以及文化所隐含的相对自由，社会即使再完美，也不过是个丛林社会。这就是为什么货真价实的创造是给与未来的最佳礼物的 不会选择在我们正开始远离虚无主义之时愚蠢地否定创造的价值以彰显人性之伟大，反之也是如此。因为，据我所知，这两者从未背离，而我衡量一个艺术家（莫里哀，托尔斯泰，梅尔维尔）是否伟大，其标准就是他是否有能力在这两者之间保持平衡。 所谓浪漫主义者就是那些选择了历史的永动和庄庄严的史诗并常在时代结尾之处对近似神迹的事件大喊小叫之人。 这些人道主义者谴责人的存在。这种论断竟然能在世界的法庭审判中成立，这怎么能不让我们诧异呢？他们借未来人类之名排斥今日的人类。这论断在本质上具有了宗教色彩。那么，它为什么会比那种宣告天国降临的断言更加合乎情理呢？事实上，由于人类境遇所辖，历史的终结不会具有任何明晰的意义。它只可能是某种信念或某个新的神秘之物。就拯救异端灵魂的必要性而言，今日的这种神秘主义不比旧时那些基于殖民压迫的统治更加伟大。

开始读书，做个标记

这就是加缪的痛苦困境所包含的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在强大的历史理性面前，活生生的个人（而不是作为概念的人）的情感是否失去了任何存在的份量而变得"轻于鸿毛"？或者，当个人情感无法顺应强大的历史理性时，无论它对于具体的个人有多么真实与重要，是否都无须得到理解与尊重？ 在历史理性和国家利益被看作是天经地义和至高无上的时期，没有人会去理解某个个人的精神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