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记》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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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的对待它，它会生病的。北京城作为一个一个现代化的首都，它还没有长大，所以它还不会得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压。它现在只会得些孩子得的伤风感冒。可是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现在没人相信城市是一门科学，但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有案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我至今不认为我当初对北京规划的方案是错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第99页 -
我窃取了都委会要职不久，就伙同右派分子陈占祥抛出那个以反对改建北京旧城为目的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妄图在复兴门、阜城门外建设中央人民政府的行政中心，把旧北京城当作博物馆那样保存下来。它刚刚出笼就被革命群众彻底粉碎了。于是，我就退一步把住审图这一关，蛮横专断地要送审单位在新建筑上加盖大屋顶。同时，我还抓住一切机会写文章，做报告，讲“中国建筑”，顽固地鼓吹： （1）建筑是艺术； （2）新中国的建筑必须有“民族形式”； （3）古代留下来的“文物建筑”必须尽可能照原样保存下来。 1953、54两年间，在我的宣扬推销下，“大屋顶”的妖雾已弥漫全国各地，周总理在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对各地的豪华建筑提出严厉批评。这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已指示对大屋顶进行批判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50页 -
1949年，我父亲兴奋得不得了，我母亲病成那样，也是同样的兴奋，因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有计划的制度，只要有一个统一的规划，大家都会遵守，而不是像资本主义制度那样各干各的。我父亲当时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规划很难实现，对不起，这块地是我的，我要盖成什么样是我的权利，国家不能干预。他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土地是公有的，一切活动都是计划性的，这样才有可能来通盘规划一个城市，是这个城市......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50页 -
使我留在北京不走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对反动政府已不存丝毫幻想，另一方面幻想着“社会主义”。我从研究都市计划的理论开始，我以为自己是一个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我不只赞成计划经济，并且希望它表现在区域、城乡、都市、住宅等计划上……我自己认为在思想上同共产党是接近的，所以愿意留在这里等共产党来。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50页 -
他对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汪季琦说：“总有一天我要组织一个废话协会，我任会长，我的废话是最多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50页 -
美术馆后街22号，一座明末清初的四合院，有着完整的院落格局，罕见的“象眼”砖雕与精美的落地雕花隔扇。它曾经表在乾隆时期的北京地图上。这里曾经住过一位皇帝的御医，被拆迁住着80多岁的赵景心老人。他的父亲赵紫宸是中国基督教领袖和抗日英雄，他的姐姐赵萝蕤在这里用十几年的心血，翻译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诗篇。王军试图用自己的笔保下这处珍贵的遗产。他前后写了4篇报道，组织过专家签名，帮老人请律师打官司，在推土机推动院墙时陪伴老人。在包括侯仁之、吴良镛在内的各方人士奔走了两年零八个月后，最终还是挡不住开发商。老舍的儿子、学者舒乙痛心地说：“北京现在是在拆第二座城墙，胡同、四合院就是北京的第二座城墙。”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9页 -
在“抗美援朝”的大背景下，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内各界爱国主义情绪高涨，建筑界在苏联专家穆欣的提议下，1952年以“反对结构主义”的名义，批判了“毫无民族特色的”现代主义建筑，并认为这是“资产阶级世界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斗争在建筑理论、建筑思想领域里的反映”。 ……苏联专家推崇民族形式，与斯大林的建筑理论有关。1935年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公布了《改建莫斯科市总计划的决议》，指出莫斯科必须在“历史形成的基础上”发展，“应用建筑艺术上古典的和新的优秀手法”，以“民族的形式”表达“社会主义的内容”，此后，苏联的党和政府设置了苏联建筑科学院，培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古代建筑传统的技术干部，并对现代主义建筑流派进行了“歼灭性打击”。现代主义大师柯布西埃设计的苏联轻工业部大楼，被批判为“莫斯科的疮疤”。 这场建筑理论的批判被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现代主义建筑流派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利用割断历史的形式主义的艺术来模糊阶级斗争意识和民族意识；在建筑领域中，“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也同样被看成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因此，所谓建筑形式的“斗争”，就成了激烈的阶级斗争。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27页 -
高层建筑在中国未有大的发展，有其深刻的文化原因。汉代对发展高楼就有过一场大辩论，结果以“远天地之和也，故人弗为”而作罢。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27页 -
数十篇批判文章很快完成并打出了清样，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参加了北京市委的一次会议，对此发表了意见：“马列主义最薄弱的环节是美学部分，中国对马列主义美学的研究更少，你们写了这些文章，连我这个外行都说不服，自私能说服这样一个专家？关于民族形式，原来有的东西就有民族形式的问题，原来没有的就没有民族形式的问题。建筑在我们国家发展了几千年，当然有民族形式的问题，比如我们原来没有汽车，所以就没有民族形式的问题，可是 一把刀子就有民族形式的问题，拿出一把刀就可以看出是日本的腰刀还是缅甸的刀；又如话剧，我们国家没有，按理说应该没有民族性的问题，由田汉等人从日本带回的话剧，开始有点学西洋，比如表示惊诧一耸肩，而这就不是中国人的习惯，中国人看了就笑，就不能接受。建筑肯定是有民族形式的问题，批判的文章我的意见还是不要发表，我们只能批判浪费，从理论上我们还没有依据，这方面的理论我们要派人去研究。” …… 多年后，他回忆道：批判开始时，他“还不知道问题的严重程度，也不意识到自己就是这问题的罪魁祸首，……我只是把我所知无保留地‘帮助’他们而已”。后来，才知道，“那是建筑界一场严峻的阶级斗争的开始”。 …… 14年后，他仍这样追忆道：“我既无股票，又无房产，怎么会是资产阶级？”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27页 -
研究表明，从环境容量着眼，北京市区“摊大饼”式的蔓延发展已不能继续。北京规划市区1040平方公里，在其范围内，比较合理的分配是：建设用地614平方公里，其余426平方公里是保证市区有良好生态环境的绿色空间。北京市区人口以645万人为宜，人口过量增长会加剧资源的紧张。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1页 -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随着日寇向中国南方的入侵，在北平的日本人激增。从1936年12月到1939年12月，在北平的日本人从4000人增加到45000人。同时，由于战争的全面展开，大量外地人口涌入北平。从1936年到1938年，北平人口从153万增加到160.4万。为应付人口剧增以及保障日寇的侵略利益，特别是为了尽量避免日本人与中国人混合居住而发生矛盾，1938年日寇成立伪建设总署，开始编制城市规划方案，并于1938年12月最后确定。要旨如下： ——北平是华北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人口20—30年后预计达250万人。 ——保存北平城作为文化、观光都市。由于旧城内再开发需要相当多的费用，同时中国传统住宅的布局和设计无法满足日本人的生活要求，改造困难，且有损作为观光都市的价值等，采纳于郊区兴建新市区的方案。 ——为避免日本人与中国人混居，兴建日本人的新市区。 ——日本人的新市区依地形等条件决定设于西郊，对于将来增加的中国人，计划安置于城墙外围附近地区。考虑到水源、风向、通往天津之运河等因素，工业区配置于城东，通州计划发展为重工业区。 ——整个北平城及其周围地区（包括宫城、万寿山、小汤山、长辛店等名胜古迹），统一规划，作为观光都市，设置观光道路，连接南苑、通州、永定河和白河。“城内仍然保持中国的意趣，万寿山、玉泉山及其他名胜地作为公园计划，再次范围乃至于周围的庭园、树木、庭石、山川，希望采取中国的式样。将来准备复原被英法联军烧毁的圆明园，希望尽力保持中国文化。” 抗战胜利后，北平市政府着手都市计划的研究，参考日本人编制的《北京都市计划大纲》，征用日本技术人员，于1946年完成《北平都市计划大纲》，提出：计划北平将来作为中国的首都；保存古都风貌，并整顿为独有的观光城市；政府机关及其职员住宅及商店等，均设于西郊新市区，并使新旧市区间交通联系便利，发挥一...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5页 -
梁思成说：毛主席可以领导政治、经济，但他不懂建筑，是不能领导建筑的。针对此说，彭真讲：我们开始也是觉得自己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可是后来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照你所说，毛主席在军事上也不能说是内行，他不会开坦克，也当不了士兵。比如梅兰芒他也只能唱青衣，他就唱不了花脸。可是他就可以当戏剧学院的院长。一个人不可能行行都会，但他是制定方针政策的人。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11页 -
在向市政建设局及中共北京市各区委征求对甲、乙两方案（分别为华揽洪、陈占祥提出）的意见时，绝大部分人主张拆掉城墙，认为要保护古物，有紫禁城就够了。并提出“中央主要机关分布在内环，将党中央及中央人民政府扩展至天安门南，把故宫丢在后面，并在其四周建筑高楼，形成压打之势。”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16页 -
…… 主张拆除者手，城墙是封建社会统治者保卫他们的势力的遗迹，我们这时代已用不着，理应拆除它。梁思成答： 这是偏差幼稚的看法。故宫不是帝王的宫殿吗？它今天是人民的博物院。天安门不是皇宫的大门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就是在天安门上由毛主席昭告全世界的。我们不要忘记，这一切建筑体形的遗物都是古代多少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杰作，虽然曾经为帝王服务，被统治者所专用，今天已属于人民大众，是我们大家的民族纪念文物了。 同样的，北京的城墙也正是几十万劳动人民辛苦事迹所遗留下的纪念物。历史的条件产生了它，它在各时代中形成并执行了任务，它是我们人民所承继来的北京发展史在体形上的遗产。它那凸字形特殊形式的平面就是北京变迁发展史的一部分说明，各时代人民辛勤创造的史实，反映着北京的成长和文化上的进展。我们要记着，从前历史上易朝换代是一个统治者代替了另一个统治者，但一切主要的生产技术及文明的，艺术的创造，却总是从人民手中出来的；为生活便利和安心工作的城市工程也不是例外。 …… 这个城墙由于劳动的创造，它的工程表现出伟大的集体创造与成功的力量。这环绕北京的城墙，主要虽为防御而设，但从艺术的观点看来，它是一件气魄雄伟，精神壮丽的杰作。它的朴实无华的结构，单纯壮硕的体形，反映出为解决某种的需要，经由劳动的血汗，劳动的精神与实力，人民集体所成功的技术上的创造。它不只是一堆平凡叠积的砖堆，它是举世无匹的大胆的建筑纪念物，磊拓嵯峨，意味深厚的艺术创造。无论是它壮硕的品质，或是它轩昂的外像，或是那样年年历尽风雨甘辛，同北京人民共甘苦的象征意味，总都要引起后人复杂的情感的。 苏联斯莫冷斯克的城墙，周围七公里，被称为‘俄罗斯的颈环’，大战中受了损害，苏联人民百般爱护地把它修复。北京的城墙无疑的也可当‘中国的颈环’的尊号而无愧。它是我们的国宝，也是世界人类的文物遗迹。我...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04页 -
元代(1280)初建；明初(约1400)改建；嘉靖间(约1530)甃砖并加外城，清代历次重修。...世界现存最完整最伟大之中古都市；全部为一整个设计，对称均齐，气魄之大举世无匹。 (查看原文) —— 引自第62页 -
“被剥尽了鳞片以后，她就像一个扒光了裙衫的老妪，露出千疮百孔，惨不忍的的身体”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20页 -
梁思成在文章发表前托人送朱自清阅。朱自清阅罢，登门回访，当天在日记里写道：“访思成，阅所写有关文物问题的文章。他关于发展活的城市和保留独一无二的古都的主张，确为独到之见解。” (查看原文) —— 引自第56页 -
“副主席”回来了，蒋介石与宋美龄亲自接见。 “这次见面，我很失望。蒋介石没什么魅力，也没什么文化。宋美龄，英文还可以。”陈占祥事后对家人说。 (查看原文) —— 引自第77页 -
西长安街上始建于金代的双塔庆寿寺，元大都修筑城墙时遵元世祖忽必烈诏令：“远三十步环而筑之”，使之得以保存。但在1954年，它碍了马路的事，被令拆除。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82页 -
他对彭真直言：“在这些问题上，我是先进的，你是落后的。”“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84页
作者: 王军
isbn: 7108018160
书名: 城记
页数: 357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定价: 58.00元
出版年: 2003-10
装帧: 平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