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先生王蒙

著名作家王蒙，14岁入党；19岁写长篇小说《青春万岁》，自潮“累得几乎要了小命”；12岁写了《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给他的人生带来大喜大悲；29岁举家西迁新疆，一呆16年；改革开放后，升任中央委员，不久官从文化部长。驰聘大半生，浮沉荣辱，始终相伴相随的是夫人方蕤。方女士嫁夫随夫，认定与王蒙同甘共苦。她欣赏王蒙“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熊在焦头烂额中享受生活。而王蒙也欣赏夫人的一句话：“我喜欢捡芝麻，不愿抱西瓜，谁知道西瓜是不是土地雷。”于是，方女士经年累月，小心捡拾生活中的“芝麻”，“珍藏琐碎”，成为眼下这部十分可读的《我的先生王蒙》。

1950年，方蕤在北京女二中读书。同年寒假，被临时调至中共东四区委协助“三反五反”运动做文书工作，认识了那时由北京市团市委中学部调到东四区团区委做团工作的王蒙，那一年王蒙18岁。1953年王蒙创作了长篇小说《青春万岁》。

1957年1月28日，旧历腊月二十九，王蒙和方蕤结婚。初恋时不懂得爱情，方蕤与王蒙的感情也有过反复。“那时我还是个学生，情绪不稳定，变化无常。曾一度中断了和他的联系。但我们再度和好却颇为神奇。”

1956年王蒙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1958年5月，王蒙因此被错戴上“右派”的帽子。这一戴就是21年，方蕤选择与他同甘共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