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十论

一本好书。 当我们问到未来时，只有寥寥数语。难道只能欲火才能重生吗？

一、从大共同体本位到公民社会

1、现代化对我们来说应该是常识了，它有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一个是民主政治，这两点背后共同的东西就是社会的个人本体化，也就是从一个共同体为本位的传统社会过渡到个人本位的、尊重公民个人权利和个性价值的社会。

2、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公民关注个人自由，臣民关注整体的和谐。”

二、中国经济史上的怪圈：“抑兼并”与“不抑兼并”

3、无论是“抑兼并”旗号下的国家对民设禁，还是“不抑兼并”旗号下的权贵侵民谋私，多事属于马克思所说的“权利统治财产”、“统治——服从关系基础上的分配”，因此二者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4、根本的问题是：传统经济过程没有确立“过程的公正”，而这是建立近代经济（有规范的市场经济）所必须的，也是使传统经济、传统国家走出那种“繁荣——崩溃”往复循环的怪圈所必需的。

5、为什么“抑兼并”不行，“不抑兼并”也不行，“抑”与“不抑”交替试之还是不行？因为“权力捉弄财产”的封建经济不可能讲“过程的公正”，无论是专制朝廷的“公权力”还是贵家势要的“私权力”都既不让规则公平更不让起点公平，于是国家的“自由放任”会放出无数土皇帝和土圈子，却放不出一个中产阶级，而国家的经济统治也只会“与民争利”，却统不出个理性调控机制。

今天当然与历代王朝大有不同，但“过程的公正”仍是问题的核心。如今学界有不少人喜欢谈论改革速度的“渐进”与“激进”，谈论多一些自由竞争还是多一些国家干预，谈论改革的这个或那个“目标模式”，但就是很少谈“过程的公正”，包括规则的公正以及（尤其是）起点的公正。这样谈法与历史上关于“抑兼并”与“不抑兼并”的争论有多大实质区别？改革的速度是快些还是慢些，一步到位还是步步为营，这固然是个问题。但更重要的事，摆脱旧体制的束缚与失去旧体制的“保护”应当同步，不能允许有的人摆脱了束缚却仍享受着保护，有的人失去了保护却仍受到束缚；前者垄断者机会，后者承担着风险，前者享受“成果”，二后者付出“代价”。

三、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

6、到了中央集权帝国时代，可与王权抗衡的贵族消失了。在“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体制下，天下人皆奉皇上为主，在皇权面前“人人平等”地成了奴才，于是与“臣民”一样就有了“吏民”之称。

7、具体在吏治问题上，儒、法两家的吏治思想几乎是两个极端，即儒家的吏治观建立在性善基础上，以伦理中心主义为原则，主张行政正义优先。而法家的吏治观则建立在性恶基础上，以权力中心主义为原则，主张行政安全有限。

儒家思想产生于东周，那时的中国社会是个以血缘族群为组织形式的社会，《左传》所谓“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就是当时“国家”的真实面貌。今天学术界对这种族群有氏族、宗族、大家族等定性之争，但其为血缘纽带的结合、宗族亲情——父权的伦理关系起重要作用则是无疑的。那时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到士的层层分封实际上等于一个大家族的辈分、长幼、嫡庶序列，天子之尊主要是伦理性的，并不具有科层化的行政权力结构。这样的族群社会，由“天生的”血缘亲情推出人性本善，由伦理上的长幼尊卑推出一种“人各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平”

不管乡吏是有酬的美差，还是强加的重役，总之都不是乡村自治的体现者，而是国家权力下延于乡村的产物。

当时的基层权力机构比我们所知的复杂得多，远不像“县下为宗族”的想象那么简单。

上至秦汉之际，下迄唐宋之间，今天所见的存世“生活史料”涉及的几百个村庄全是非宗族化的乡村，其非宗族化的程度不仅高于清代农村，甚至高于当代乡间一般自然村落。

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出现村名基本都与姓氏无涉。五代时，以姓名村开始多见，以姓名村之风，是宋代兴起，到明清才大胜的。

中国经济史上的怪圈：“抑兼并”与“不抑兼并”

历来具有儒、法两种倾向的思想家进行辩论时，常常会攻击对方纵容了“兼并”。举例... 平心而论,秦以后的儒法两家理论，在抑兼并以维护宗法共同体这一基本点上并无分歧。区别在于：儒家倾向于以礼义、宗法伦理的堤防来阻遏兼并，法家则主张用刑罚、以行政手段来打击兼并。

历来“抑兼并”者都有两大理由，一是道义方面的，即削富益贫为的是“百姓均平”；一是财政方面的，即“利出一孔”为的是“富国足用”。前一理由源出早期儒家，后一理由源出早期法家，这是在这一问题上儒法能合流而构成法儒的主要原因。正如汉以后我国的传统文化在许多方面是儒表法里一样，在“抑兼并”方面通常也是说的道义理由，实际动机则多出自财政理由，即通过经济垄断充实国库。只要看看我国历史上历次大规模抑兼并运动，从汉武盐铁官营到明末三饷加派，都是在朝廷财政危机的背景下发动的就会明白。而抑兼并的直接结果就是国家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汲取能力”极度膨胀而形成所谓的“国富民穷”的局面。 先秦法家是公然鼓吹以“国富民贫”为治国之要的。民贫才能求赏，国富才能赏，两者皆备则朝廷便能重伤赏趋民去干任何事情，因此国家“利出一孔”而人民“家不积粟”是最理想的。韩非更有“足民何可以为治”的宏论，认为百姓富足了就会想入非非，不好治理，只有让他们贫穷才会依赖于国家！后势的法儒没有这样说，但其行为的结果则是对“国富民穷”的实践。

打着平均主义的旗号来扩充国库，横征暴敛打着右贫抑富的幌子。因此，毫不奇怪，贫苦百姓不仅毫不领情，反而纷纷投到富民那里反抗官府。由此造成《水浒传》这种“庄主”带领“庄客”造官家反的局面。而此时的国库如何？近来有人断言，我国王朝的崩溃，都是由于国家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汲取能力下降的结果。这简直是莫名其妙！除了少数例外，多数是朝廷的汲取能力过强而使民间不堪忍受所致：秦末大乱也有类似背景。

道儒与不抑兼并 针对抑兼并之祸，道儒在无为而治、自由放任的旗号下主张的“不抑兼并”提出了另一种选择。不抑兼并的道理是“官不与民争利”。

兼并是有权者兼并无权者（包括无权的富民），用马克思的话说，“权力也统治着财产”。 抑兼并者的国家严重束缚了“阡陌闾巷之贱人”的经济发展，不抑兼并的则使“官品形势之家”得以肆行聚敛。“抑兼并”则朝廷禁网遍地，民无所措之手足，“不抑兼并”则贪官污吏横行，民无所逃其削刻。不言而喻，真正自由竞争的民间经济在这两种情况下都难有出头之日。 不抑兼并的后果是“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其极端结果是王朝崩溃，天下大乱。总体来看，传统中国是“大共同体本位的文明”，国家对“兼并”无所作为的情况是少见的。更常见的是，“不抑兼并”导致权贵私家势力恶性膨胀，而抑兼并又导致朝廷“汲取能力”恶性扩张，于是朝廷轮番用药，在交替循环中陷入“管死放乱”的怪圈，直至危机日重而终于崩溃。

为什么抑兼并不行，不抑兼并也不行，抑与不抑交替试之也不行？因为“权力捉弄财产”的封建经济不可能讲“过程的公正”，无论专制朝廷的“公权力”还是贵家势要的“私权力”都既不讲规则公平更不讲起点公平，于是国家的“自由放任”会放出无数土皇帝与土围子，却放不出一个中产阶级，而国家的经济统制也只会“与民争利”，却统不出个理性调控机制。 今天当然与历代王朝大有不同，但“过程的公正”仍是问题的核心，如今学界有不少人喜欢谈论改革速度的“渐进”与“激进”，谈论多一些自由竞争还是多一些国家干预，谈论改革的这个或那个“目标模式”，但就是很少谈“过程的公正”，包括规则的公正以及(尤其是)起点的公正。这样谈法与历史上关于“抑兼并”与“不抑兼并”的争论有多大实质区别? 改革的速度是快些还是慢些，一步到位还是步步为营，这固然是个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摆脱旧体制的束缚与失去旧体制的“保护”应当同步，不能允许有的人摆脱了束缚却仍享受着保护，有的人失去了保护却仍受到束缚；前者垄断着机会，后者承担着风险，前者享受“成果”而后者付出“代价”。 多些自由竞争还是多些国家干预固然值得研究，但更重要的是无论竞争还是干预都有个“起点”问题，起点平等的竞争与“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后的“竞争”之区别，决不是问一句“你是否拥护竞争”所能化解的。都说农村改革比国企改革好搞，因为农民比工人更能接受“竞争”。但倘若农村改革不是以平分土地为起点，而是开场就宣布全村土地改为队长或书记的私人庄园，你想农民会接受这样的“竞争”么?都说无限制竞争会加剧社会不公，因此需要国家调节。但我们现在看到的不公是“竞争过度”还是起点(以及规则)不公所造成?为了更多的公平，我们应当限制竞争(或鼓励垄断)呢，还是应当为竞争寻求更公正的起点?这些问题是所谓“竞争的限度”问题能够取代的吗? 其实在今日的中国，“改革”与“保守”之别乃至“激进”与“渐进”之别并不是很重要。这好有一比：当一个宗法式大家庭难乎为继时，可能发生的最具爆炸性的矛盾往往不是要不要“分家”之争，而是怎样分配“家产”之争。这也就是公正问题。倘若不管这一点，任由大家长独霸家产而把“子弟”们一脚踢出家门，那将造成比不肯分家的“保守”政策更严重的事态。古今中外的许多变法、改革在这方面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 今天已非昔比，历史的经验应当使我们变得更聪明，跳出“抑兼并”与“不抑兼并”的怪圈应当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反思、批判中国传统、通过文化启蒙实现中国文化运动的现代化重建为标志。从那时以来整整八十年，对“中国传统”的事实判断（中国传统究竟是什么）和价值判断（否定还是肯定传统，以及全盘否定和全盘肯定之间的各种“保守”与“激进”立场）一直是中国思想界的主题。而前一判断则是后一判断的基础。就这一基础而言，过去八十年主要形成了两大认识范式，一是强调生产方式的封建社会论，它导致了以“土地革命”为核心的“反传统”运动。一是强调宗法伦理、整体和谐与非个性化的“儒家文明”论，它引出了倡导个性解放的自由主义“反传统”运动和“反对西方个人主义”的传统复兴运动。 然而这两大认识范式都遇到了解释危机。作为历史，它无法解释早期具有极端个性解放或激进自由主义色彩的五四极左翼后来会发展出一种比“传统”更压迫个性更敌视自由的整体性集权倾向——显然，“反传统过激”或“传统的影响”都难解释这一切。作为现实，它更无法解释当前改革中“西化”与“传统化”......

乡土和谐论。这种解释把传统村落视为具有高度价值认同与道德内聚的小共同体，其中的人际关系都是温情脉脉的和谐性质。

被视为中国文化之根的传统乡土社会主要有两大解释理论：一为租佃关系决定论，这以理论把传统农村视为由土地租佃关系决定的地主-佃农两极社会。 明清之际，租佃制最发达而宗族组织也相对更活跃的江南地区，出现“佃变”、“奴变”多采取向官府请愿的方式，而与北方自耕农及破产自耕农（流民）为主体的改朝换代的“农民战争”截然有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