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传》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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逞奢欲，穷人欲，无亡得乎？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23页 -
夫安人宁国，唯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23页 -
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23页 -
益大损小人不怨，功大过微德不亏。 恰如其分，语多励人。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93页 -
李世民有一个哥哥，名叫建成。还有几个弟弟，即玄霸、元吉、智云。兄弟之间，建成老大，世民老二，当时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大郎”、“二郎”。玄霸早年天折。智云不是窦氏所生，在晋阳起兵后被隋朝官吏杀害，年仅十四。李渊称帝后，颁布《皇子玄霸智云追封王制》，追封玄霸为卫王，智云为楚王。④《全唐文》卷一，《皇子玄霸智云追封王制》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一)出身于关陇贵族高门 -
隰城尉房玄龄杖策谒于军门，世民一见，便如故旧，任命他为记室参军，引为谋主。玄龄亦自以为遇知已，竭尽全力，知无不为。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五)建立新王朝 -
当然，李世民的统一事业决不是一曲温情脉脉的牧歌，而是伴随着血与火，不可避免地要对农民军或者起义群众进行镇压甚至屠杀。武德三年五月，平定刘武周后，“秦王世民引军自晋州还攻夏县，壬午，屠之。”①《资治通鉴》卷一八八。夏县民吕崇茂迫于官府的焚烧政策，曾起兵以应刘武周。吕崇茂被杀后，余众继续据县拒守。李世民以大军屠杀之，无论怎么说，这总是一桩罪过，反映了封建统治者的残暴一面。据《高祖实录》记载，李渊认为“平薛举之初，不杀奴贼，致生叛乱，若不尽诛，必为后患。”所以下诏：“胜兵者悉斩之。”这恐怕是把唐太宗的罪过推诿于唐高祖吧！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三)从镇压到安抚的政策转变 -
无论是在后官、外朝还是在地方上，几乎都分为两派：一派支持李建成，一派支持李世民。至于唐高祖李渊的态度呢？既然坚持嫡长制，那就要维护建成的皇太子地位，不准许世民染指。所以，旧史籍上关于“废立”的种种说法，大多是失实的。李渊完全倒向建成一边吗？也不是。如果真的那样做，唯建成意愿办，那么，秦府的势力早就被铲除了。李渊试图摆平三个儿子之间的关系，对于建成与元吉的某些暗算世民的不轨行为，知道了还是加以制止的。例如，“元吉因密请加害太宗，…高祖不对，元吉遂退。”①《旧唐书·巢王元吉传》但是，李渊总的态度和做法，不可能协调双方的矛盾，结果反而使互相对垒的形势更加复杂化。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三)培植地方势力 -
李唐皇室出于关陇地主集团，而要实现全国范围的统治，不能不任用山东人士。广大的山东地区既是人才荟萃之地，又是当时财政命脉所在。武德六年初，秦王李世民敏锐地注意到：“山东人物之所，河北蚕绵之乡，而天府委输，待以成绩。”①《资治通鉴》卷一九〇，《考异》引《太宗实录》可见，山东、河北地位是何等的重要。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一直留心物色山东人，用来稳定山东局势，魏征与崔仁师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三)拔擢山东人士 -
贞观时期，尚书令因唐太宗从前担任过，故再也无人拜为此职。尚书左、右仆射就是尚书省最高长官，即左、右宰相。左仆射房玄龄明达政事，右仆射杜如晦引拔士类。“至于台阁规模，皆二人所定。…盖玄龄善谋，如晦能断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国，故唐世称贤相，推房、杜焉。”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三。房、杜为相，共掌朝政，为实现“贞观之治”作出了贡献。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三)以房、杜为相 -
武德七年四月，唐高祖领布均田令，规定：“丁男、中男给（田）一顷，……所授之田，十分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世业之田，身死则承户者便授之；口分，则收入官，更以给人。”①《旧唐书·食货志》这种计口授田的土地分配法，是在唐初地广人稀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也是继承北魏、隋朝的均田制而稍加损益。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士族、豪强对土地的垄断。 但是，武德七、八、九年间，皇室内争激烈，均田令并未认真贯彻。唐太宗即位后，才开始切实地推行。贞观初，长孙顺德为泽州刺史，发现“前刺史张长贵、赵士达并占境内膏腴之田数十顷，顺德并劾而追夺，分给贫户。”②《旧唐书·长孙顺德传》贞观十一年七月二十日，因暴雨成灾，唐太宗“诏废明德宫及飞山宫之玄圃院，分给河南、洛阳遭水户。”③《旧唐书·五行志》这些例子说明，当时确实分配过土地，而分配原则无疑是均田令。 当然，在地主土地私有制的情况下，所谓“均天下之田”是根本不可能的。诚如元代马端临所说：“似所种者皆荒闲无主之田，…固非尽夺富者之田，以予贫人也。”④《文献通考》卷二，《田赋》二。所以，在空荒地较少的地区即“狭乡”，农民群众往往得不到法定的百亩。贞观十八年二月唐太宗“幸灵口，村落偪侧，向其受田，丁三十亩。遂夜分而寝，忧其不给。⑤《册府元龟》卷一〇五，《惠民》对于受用不足的情况，深感忧虑。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一)推行均田，奖励垦荒 -
隋末战乱，人口疾减。武德年间仅有二百余万户，不及隋朝最多时的户数四分之一，……史称：“隋末，中国人多没于突厥。”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三。一方面，突厥内扰俘掠汉民；另一方面，汉民避乱而入北。贞观三年，张公谨建议攻取突厥时，特别提到：“华人在北者甚众，比闻屯聚，保据山险，王师之出，当有应者。”③《新唐书·张公谨传》可见，当时在突厥的汉人数目巨大，这也是唐初户口耗减的原因之一。 唐太宗即位初，立刻注意到归还人口问题。武德九年九月，突厥颉利可汗献马三千匹、羊万口，作为两国交好的礼物。唐太宗尽管急需马匹、牲口，但不接受马、羊，只“令颉利归所掠中国户口”。由于采取鼓励人口回流的措施，贞观三年，仅户部统计，“中国人自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内附、开四夷为州县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其中当有不少陷没突厥而归附的人。贞观四年，颉利降唐，次年四月，唐太宗“以金帛购中国人因隋乱没突厥者男女八万人，尽还其家属。同年，“党项羌前后内属者三十万口。”①《旧唐书·太宗本纪》贞观二十一年六月，因铁勒诸部内附为州县，唐大宗下诏曰:“隋末丧乱，边民多为戎狄所掠，今铁勒归化，宜遣使诣燕然等州，与都督相知，访求没落之人，赎以货财，给粮递还本贯：其室韦，乌罗护，靺鞨三部人为薛延陀所掠者亦今赎还。”②《资治通鉴》卷一九八。综上所述，前后赎回外流人口约近二百万人。这对于解决中原地区劳动力缺乏，起了一定的作用。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五)增殖人口，发展生产 -
古来帝王无不重汉轻夷，唐太宗则针砭古人皆贵中华的偏向，匡正为不贱夷狄的民族政策。虽然唐太宗没有放弃大汉族主义，但他不甚歧视夷族还是堪称帝范的。史实证明，他对汉族名将的信用不乏其例，难得的是他对夷族名将亦倾心信用。他根据夷将的功勋与智勇，分任朝廷高级将领与地方的都督之职，经常带兵出征或宿卫。如突厥族的阿史那社尔“以智勇闻”，深为太宗器重，贞观十四年，出征高昌，太宗以他为“交河道行军总管，战毕，美其廉”。②《新唐书·阿史那社尔传》阿史那忠，“所历皆以清谨见称，时人比之金日磾”。③《旧唐书·阿史那忠传》铁勒族酋长契苾何力内附后，太宗授职左领军将军。贞观九年平吐谷浑，唐军汉将被围，“何力驰壮骑，冒围奋击，虏披靡去”，太宗擢为北门宿卫。④《新唐书·契苾何力传》以上说明，唐太宗对夷族将领的使用，同汉族将领一样是任人唯贤的，这是唐太宗广开才路的又一成功经验。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一)广开才路 -
五代王定保说：“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④《唐摭言》卷一。这个说法不甚确切，因为进士科盛于高宗、玄宗、德宗之世。⑤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曰：“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而极于德宗之世。”不过，贞观年间进士科的发展是个关键时期，特别是贞观晚年，唐太宗扩大进士科，提高了进士的进身之阶，对于唐前、中期的科举制度的兴盛无疑起了推动作用。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一)科举制度的完备化 -
据旧、新《唐书》列传所载，终唐一代，庶族地主拜相者共有一百四十二人，其中不入传者尚有多名，实际数字不止此数。而相应时期中的士族地主拜相者，只有一百二十五人。可见，由太宗肇始、终唐之世，庶族地主入仕宰辅、位极人臣者，已占优势，从而结束了魏晋以来士族地主垄断仕途、独揽枢机的局面。究其原因，当与扩大科举制有关，所谓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就是例证。虽然庶族地主也有通过门荫入仕、官员推荐、军官上升、皇帝召用的，但是为数不多，仅属支流；而多数官员则由科举入仕，是为主流，这说明唐大宗健全的科举制，为庶族地主参政掌权扫清了道路。②据乌廷玉先生研究，认为“庶族地主最初当官的途径，主要是通过科举考试。其中以进士明经制科及第而当官者，占总数百分之五十五；由军功而上升者，占总数百分之四；由皇帝征用者，亦占总数百分之四；隋朝降官五名，占总数百分之三；当官途径不明者，占总数百分之十四。因此，唐代基本打破了依门资取士的制度，为庶族地主当官扫清了障碍。”（《中国史研究》一九八O年第一期）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一)科举制度的完备化 -
因此贞观一代的封建统治集团的决策人物，也是来自五湖四海，具有地区与阶层的广泛性。归纳起来，大概可分以下四类。 一 是秦府有才心腹，如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高士康等“亲故”。 二是隐太子李建成手下的有识之士，如魏征、王珪，韦挺等“昔仇”。 三是没有深厚根基的寒门吏士，如马周、刘洎、戴胄、张玄素等“疏远” 四是高祖在位时遗留下来的股肱重臣，如萧瑀、封德彝等元老。 这四类人物中，二、三类是改革派，第四类是比较保守的稳健派，第一类是倾向改革的准改革派。他们实际上代表了唐初地主阶级中各种不同的派别、包括关陇集团、山东集团、庶族地主、士族地主等等。唐初乾坤始转，太宗深知，要稳定全国范围内的封建统治秩序，就必须保持地主阶级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特别是关陇地主集团与关东地主集团之间的联系。②《新唐书·百官志·序》云：“太宗时，以岁旱谷费，东人选者集于洛州，谓之‘东选’。”这是太宗因地制宜方便关东地主参政的举猎，有利于关陇地主集团与关东地主集团的联系。 基于这种情况，决定了唐太宗用人政策的特点，采取了兼收并蓄、才德并重、区别情况、分别对待的方针，尽可能照顾到各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协调各种关系，从而取得了用人致治的成功。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一)用人政策收效的原因 -
既然用人纳谏是以忠君为政治前提，那么，一旦事有异常，就会态度立变。例如，魏征死后不久，发生了侯君集谋反被杀和杜正伦以罪左迁的事件。侯、杜两人，魏征曾经称赞他们有宰相之才，推荐重任。现在，唐太宗开始怀疑魏征结党营私，对君不忠。另外，又听说魏征私下把前后谏录给起居郎褚遂良示阅。于是一怒之下，不仅解除了原以衡山公主嫁给魏征儿子叔玉的婚约，而且摧毁了御撰的魏征墓碑。 还有一个例子，也很典型。谏臣刘洎向来疏浚敢言，经常直言切谏，受到唐太宗的赞扬，被列为魏征亡后杰出的谏臣之一，位至门下省待中。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亲征高丽，留刘洎辅佐皇太子李治。太宗从辽东回来后，患了痈肿，刘泊悲伤地对同像说：“疾势如此，圣躬可忧。”褚遂良诬告他想“行伊（尹）、霍（光）故事”，不忠于李唐王朝。尽管马周证明刘洎根本没有那么一回事，唐太宗却偏听偏信，下诏宣称“泊与人窃议，窥窬万一，谋执朝衡，自处伊霍，猜忌大臣，皆欲夷戮。”①《资治通鉴》卷一九八。遂令刘洎自杀。刘洎之冤死，固然与褚遂良的门户倾轧有关，而主要的是唐太宗怀疑他“谋执朝衡”，不忠于君。《新唐书·刘洎传》赞语云：“鸣呼，以太宗之明，蔽于所忿，洎之忠不能自申于上，况其下哉？”可见，唐太宗的“任贤纳谏”，贯穿着忠君这条宗旨。在他看来，忠君的即使言辞激切，也虚怀听受；不忠于君的即使意见合理，则拒之门外，甚至不惜杀害。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二)谏诤以忠君为宗旨 -
唐太宗还修订了一系列的法令，有令、格、式三种类型，同律相辅而行：“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规物程事”④《唐六典》卷六，《刑部尚书》凡是违反了令、格、式的，都被视为违法，一断以律。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二)贞观律令的修订 -
唐初司法机关继承汉晋以来的传统，对诉讼程序实行由县、州、中央的三级三审制。即由县而州，由州而中央，不可越级，层层制约。中央的大理寺是全国的最高法院，审判来自各地的疑难、死刑以及京官的犯法案件。县州地方的法司职权有限，如对死刑，虽有权判处，而无权批准。只有报经大理寺复审核准，由中书省或刑部上奏，被皇帝批准后方能执行。大理寺不仅有审批权，而且还有否决权，有权驳回审判不当的案件。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一)尊重司法机关执法的相对权力 -
唐太宗重修《氏族志》，企图抑低山东士族族望，又定婚制贬之：“王妃，主婿皆取当世勋贵名臣家，未尝尚山东旧族。”③《新唐书·高俭传》而且还阻止某些勋贵名臣的“新官之辈”与之联姻。这些措施均未奏效，既不能达到禁止“卖婚”目的，也不能禁止山东士族代出高官与抑低其族望。以崔氏为例，终唐一代，崔氏十房共出二十三个宰相，数量之多居旧士族之冠。又据武则天时颁的《姓氏录》：“以四后姓，酅公、介公及三公、太子三师、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仆射为第一姓，文武二品及知政事三品为第二姓，（余）各以品位高下叙之，凡九等。”④《新唐书·高俭传》而宰相、知政事都是位居三品以上的高官，按《姓氏录》等第，可排人第一姓或第二姓之列。可见，武后以降，崔氏家族随着代出高官，已上升为第一等、第二等的族姓了。所谓抑制山东士族，从历史发展角度或社会效果来看，也是没有达到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三)禁止卖婚的动机与效果
作者: 赵克尧, 许道勋
isbn: 7010004803
书名: 唐太宗传
页数: 429
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定价: 29.00元
出版年: 2002-3
装帧: 精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