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萨义德个人身份与经历的独特性，1967年之后的他非常强调批评的“政治性”。“流亡”对于萨义德不可或缺也挥之不去，伤害了他个人却成就了他的学说。
在一个访谈录中，萨义德陈述说：“回归的真正意义在于让回归者回到自身；也就是说回到历史，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我们究竟是谁。”因为“这一切构成了人类21世纪的部分经验。” 因此他致力于探究自身与世界意义的如何构成，这一思路从他的成名之作《东方主义》到晚年的中东问题战斗檄文中一直贯穿。
以犀利见长的萨义德对隐蔽在惯常文学与文化之后的深刻问题屡发洞见，但无疑萨义德并不是一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那样“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在《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前言中，他特别说道，分析文化中残留的帝国主义因素“更多是出于对过去事物之间联系与关系的需要的增强，而不是出于对过去事情的报复心理。”无论是欧洲人还是过去的殖民地人，“我们大多数今天应该把帝国主义这一历史经验当作是属于大家的”。 也就是说，萨义德意图将文学和文化中的隐蔽因素揭示出来，将这些经验历史化，而切实把这一历史作为整个人类的共有资源。
不过，对于过去的历史与事件，平常心的姿态是简单的，但关涉到当下性，事情不会那么简单。只要看看萨义德本人对《奥斯陆协议》的强烈反对，与阿拉法特的巨大分歧和由此招致的包括犹太人与本族的阿拉伯人对他的憎恨与恐吓，就可知道，在理论的绝对正确之上，还有现实的复杂应变。因此，“若要维护基本的人类正义，对象就必须是每个人，而不只是选择性地适用于自己这一边、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国家认可的人。” 对此，我们不禁要问，这一理想的普世主义完美立场，在今天可行吗？
由于萨义德个人身份与经历的独特性，1967年之后的他非常强调批评的“政治性”。“流亡”对于萨义德不可或缺也挥之不去，伤害了他个人却成就了他的学说。
在一个访谈录中，萨义德陈述说：“回归的真正意义在于让回归者回到自身；也就是说回到历史，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我们究竟是谁。”因为“这一切构成了人类21世纪的部分经验。” 因此他致力于探究自身与世界意义的如何构成，这一思路从他的成名之作《东方主义》到晚年的中东问题战斗檄文中一直贯穿。萨义德一再告诫研究者“你必须在流亡文学本身勾勒清晰之前，勾勒经验领域。你必须先别想乔伊斯、纳博科夫，而是想那些联合国机构为之设立的人，想那些永无希望返乡的农夫、难民：他们只有一张口粮卡和一个机构的编号。” 萨义德反复强调对于流亡经验的亲历性，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基础。这为研究增添了鲜活，避免了概念化，但势必也挫败了一些勇气不足，且从未有过流亡经验的研究者的信心。
建立在感同身受的基础上的流亡立场，一定要寻找一个解决的出路。作为一个当事人、一段历史的亲历者，萨义德并未明确提供一个一劳永逸的实现的方式，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想要重组流亡的破碎历史为一体——这实质是无法忍受的，在今天的世界上，事实也不可能。” 但萨义德至少为我们揭示了问题的吊诡与复杂性，掀去了常规带来的迷障。他的意义在于他以双重或多重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尖锐问题的方法，这其中既有西方思想传统的逻辑性继续，又超越和跨出了单纯的西方思想演进。
从某种意义上说，萨义德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他一再申言，今天的“知识分子是世俗之人”，这“世俗”包含着“反权威”，不相信神祇。他清楚地知道，在这个世界里的斗争不可能只是关涉一个纯粹的理念，一个崇高而不食人间烟火的观念。“道德都以他们在我们这个世俗世界的活动为起点”。但是抽象的概念或正统的观念总是“需要一直被安抚、奉承的主子”，因此知识分子必须四处奔走，有足够的空间反驳权威，同时这个空间“能够开放给怀疑以及部分的警觉、怀疑的反讽——最好也是自我反讽”。
自我怀疑与反讽的方式对于今天的知识分子实出情境使然，万不得已。当代世界变幻莫测、知识分子精神上羸弱、现实失范，站在哪一个角度言说都会出现问题，令别人，也令自己“怀疑”，无论是做一个刻板的“宣教者”，还是做一个油滑的局外人，或者是期望要推广自由的斗士，都只能部分地消除知识分子的自我疑惑。这种自我疑惑和自我反讽真实显露了当今问题与知识分子处境的复杂与内在紧张。这是一种难以消除的思想矛盾，一种今天任何严肃的知识分子都无法避免的矛盾之网。萨义德的“自我反讽”实处无奈，但这无奈却正是他作为知识分子的自觉。
在名文《理论旅行》中萨义德梳理对卢卡奇思想的改造时，评论雷蒙德•威廉斯是“一个反思的批评家而不是献身的革命家”，“所以他能看出一种适于解放人类的思想但始终成为自身陷阱的理论的界限。” 在发出这样的感慨时，萨义德不知有没有为自己定过位，凭他对于本族裔阿拉伯解放运动的积极参与，他是不是一位“献身的革命家”，他一定说不是的，或者他也不喜欢把自己当作“反思的批评家”，像一直以来一样，他不喜欢定位。但是他对很多问题鞭辟入里的分析中参杂了多少作为历史当事人的情感？当然这情感使得我们学会不再把问题平面化和简单化。但是，萨义德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理论的界限”？
2005年出版的《新左派评论》中有人尖锐指出：“即使是移民知识分子的一个整体扭转也不能保护萨义德所谴责的破坏——除非与某些大众运动结成联盟，运动中他个人身体力行但他又从未对此理论化。萨义德也知道这一点，但他选择把它放置在背景之后。”
作为学者的萨义德和作为被广泛赞誉的他的不合作姿态，敢于说真话的勇气，的确值得我们敬佩。即使是他的理论、他的方式显露了某些矛盾与问题，这些问题也是真诚的，不是虚饰和明哲保身的。这恰恰体现了在当代错综复杂的世界中，知识分子身处险境，难免会面临无奈或未来的渺茫。但是，萨义德总是引用葛兰西的名言：“悲观源于思想，乐观源于意志。”无论面临怎样的困境，他总是不退缩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不是不可战胜，只是永不服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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