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凤凰与猫头鹰
火凤凰与猫头鹰
金 雁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年12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
字 数:12.4万
阅读时间:08.7.29—8.2
内 容:自序+22篇经济随笔
作者小传
金雁,1981年兰州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中央编译局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苏东史学会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主要从事东欧、俄罗斯的历史与现代问题研究。
海边拾贝
诺瓦胡塔钢城(波兰)
WHW—生产什么(What)、如何生产(How)、在哪里生产(Where)
全波工协·团结工会·团结工会—80
“休克疗法”(概括地说,休克疗法是针对严重失衡的社会总供求状况,从控制社会总需求出发,采取严厉的行政和经济手段,在短时间内强制性地大幅度压缩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使社会总供求达到人为的平衡,以此遏制恶性通货膨胀,恢复经济秩序。这种政策调控带有明显的应急性质。因为社会总供求的平衡,不仅需要控制过旺的社会总需求,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刺激低迷的社会总供给的有效增长。宏观经济运行的实践证明,前者在短时间内容易实现,后者却需较长时间花大气力方能见效。由于休克疗法的调控重点放在社会总需求上,加之实施措施的力度较大,所以极易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就是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产生奇效的奥秘之所在,也是休克疗法原始涵义之精髓。“休克疗法”与渐进方式的区别不在于转轨的内容和目标,而在于改革的顺序和力度。具体而言,在宏观政策方面,“休克疗法”紧缩财政更为严厉;在经济自由化上,“休克疗法”主张采取一步到位的方式实现价格、外贸的自由化和货币的自由兑换;在私有化方面,强调迅速实现,为此不惜采取无偿分配的办法。)
“左派复兴”
“马格德堡模式”
高尔基《不合适宜的思想》
捷克《两千字宣言》
杜布切克(杜布切克 Dubcěk,Alexander(1921~1992)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68~1969),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议会主席(1968~1969,1989~1992)。1921年11月27日生于斯洛伐克,卒于1992年11月7日。1925年随父母迁居苏联,1938年回国。1939年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44年参加斯洛伐克民族起义。1951年后历任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机关的局长,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州委第一书记、中央候补委员、布拉迪斯拉发州委第一书记,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等职。1960年历任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书记、中央第一书记等职。1968~1969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中央主席团执行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主席,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议会主席。在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开展了旨在创立一个新的、十分民主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民主和人道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改革运动;在对外政策上主张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和国际主义团结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同苏联的关系,对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将积极地实行和平共处政策。苏联对此进行干预,联合保、德、匈、波四国党致信捷共中央,声称捷克国内反动派“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进攻,有使捷克斯洛伐克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的危险”,并于8月20日突然出兵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苏联不顾捷共中央、捷国民议会和政府的抗议及群众反对苏军占领的全国性罢工,将杜布切克和其他领导人押解到莫斯科。杜布切克在1969年9月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69年12月~1970年6月任捷克斯洛伐克驻土耳其大使。1970隼3月被停止党籍。1970年6月作为“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被开除出捷共。1970年12月在布拉迪斯拉发西斯洛伐克国家林业管理局任技术工作人员,后任总机械师和总工艺师。1989年11月捷克斯洛伐克政局发生变化后,于12月28日当选为捷克和斯洛伐克共和国联邦议会主席。1990年6月27日再次当选为捷克和斯洛伐克共和国联邦议会主席。并出任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主席一职。1992年9月1日,不幸遭遇车祸,身负重伤,并于11月7日去世。车祸原因至今尚无定论。)
柬埔寨红色高棉(现在的柬埔寨王国(Kingdom of Cambodia)曾经有一个时期叫民主柬埔寨简称民柬,被西方习惯称为“红色高绵”。红色高棉即赤柬(高棉语:Khmaey Krahom,法语:Khmers Rouge),1950年成立时为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分支名为柬埔寨共产党,1970年后改名为柬埔寨民主党(Party of Democratic Kampuchea)。该党是一共产主义组织,曾于1975年至1979年间成为柬埔寨的执政党。红色高棉存在了四十年,崛起于抗美斗争中,曾对保卫越南的生命线胡志明小道发挥过重大作用,而后推翻了美国支持的朗诺傀儡政权。 98年4月16日深夜11点15分柬埔寨北部红色高棉的重镇安隆汶,红色高棉领袖波尔布特的病逝,标志了红色高棉的正式结束。对于波尔布特的评价,可谓是截然相反。现在的柬埔寨政府指控他们是屠夫,应对他们统治时期200万柬埔寨人的死亡负责,并称他们生活荒淫奢侈。而当地的老百姓则把他们描述成慈善之人,体贴关心老百姓,对老百姓的生活总是嘘寒问暖。)
赛缪尔·亨廷顿《变动中社会的政治秩序》《文明的冲突》
淮橘为枳zhǐ(淮南的橘树,移植到淮河以北就变为枳树。比喻环境变了,事物的性质也变了)
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1946年9月生于陕西省西安市,祖籍湖南省衡阳市,汉族。1965年高中毕业。通过自学于1978年考取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专业研究生。1981年毕业,获硕士学位。1982年起在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1987年晋升为副教授。现兼任上海市历史学会常务理事。曾参加了1986年在南京召开的国际元史学术讨论会。目前侧重于元代文化思想史的研究。主要论著《论大蒙古国的汗位继承危机》,《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5辑,1981年《英宗新政与南坡之变》,《元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3年4月《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7辑,1983年《忽必烈时期儒臣的反功利思潮及其政治影响》,《上海历史学会论文集》第一集,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元代理学散论》,《中国哲学》第13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
布哈林《布哈林文选》
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农民乌托邦》
绿党思潮(绿党是在二十世纪才开始在欧洲扩散,最著名的就是德国绿党。欧洲大部份的国家都有绿党,除了欧洲之外,已经成立绿党的有新西兰、澳大利亚、北美、非洲。而台湾绿党成立于1996年1月25日。全球的绿党都有一个特性就是他们提倡生态的永继生存及社会正义。这使得绿党明显地与传统的资本主义派与社会主义派大不相同。第二个值得注意的特色是绿党是由社会运动的行动者组成的,他们代表了政治上的弱势团体或是少数族群。绿党的四个基本主张是:生态永继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草根民主 (Grass-Root Democracy)、社会正义 (Social Justice)、世界和平 (World Peace)。全球的绿色革命引起绿党,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在全球的崛起。绿党提出“生态优先”、非暴力、基层民主、反核原则等政治主张。绿党积极参政议政,开展环境保护活动,对全球的环境保护运动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简而言之,绿党是社会运动者的政治延伸。)
别尔嘉耶夫《俄国共产主义的起源与涵义》
《路标》
雷颐《取静集》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
“性愚论”
盛洪《什么是文明》
奈斯比特《亚洲大趋势》
王学泰《燕谭集》《中国游民》
“年鉴派”(第一,强调今昔之间的关系,认为今天的社会是历史的投影,试图通过研究过去,使人们进一步了解今天的经济生活,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文化心理,从而揭示一个社会的明天,证明一种文明的延续性。第二,主张从研究人们的日常生活出发,追踪一个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过程,深入分析社会的经济生活和结构以及全社会的精神状态,从而扭转以往只重偶然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改朝换代的革命,把帝王和个别政治人物作为历史主角的历史观。第三,主张开放历史研究,让历史与其他社会科学联袂,从而开阔历史研究的视野。第四,带着全球性的眼光探索本国历史,把本国历史置于全人类的历史之中。)
勒罗伊拉杜里《朗该多可的农民》
布罗代尔《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
漫步云端
è 火凤凰再艰难毕竟也要展翅,猫头鹰再犹豫终究必须起飞。——《自 序》
è 人们常常认为工会与“工人民主”利于“破旧”而不利于“立新”。——《“新钢城”的新生》
è 从长远看,工人通常不反对公平的竞争,而工会拥有发言权有利于转轨过程的公正性和消除“权贵私有化”之弊,对转轨的长远效果是利大于弊的。
è 子公司不仅对于创造就业机会、而且对于改变工人对重建的态度都有重要意义。由于工人在新公司中持有股份,就相当于“在所有制上下了赌注”,其态度会发生激进的变化。
è 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工会与其说应该成为一个社会运动,一个政党或候补管理者,毋宁说更应该关心工人们日常面对的实际问题,并帮助解决这些问题。
è 按西方标准,传统的区分大致是:“右翼”一般指保守主义,倾向于传统教会价值与民族主义,往往有政教合一与反犹倾向,较多地照顾共产党人执政前的传统强势集团利益。“中翼”一般指自由主义,倾向于市民社会价值与个人权利,往往有人文主义与世界主义倾向,较多地反映中产阶级意志。“左翼”一般指社会主义,倾向于“结果平等”与社会保障,往往有集体主义与国际主义倾向,较多地反映弱势集团利益(当然,以上标准都是非常相对的)。——《“钟摆”回荡》
è 在公民投资能力贫乏的情况下,只有大众私有化才能既“加速”这一过程,又可使人民付出“休克”代价之后得到某种产权补偿,并以起点平等的精神凝聚社会。
è 旧体制的问题不在于无效率,而在于(与西方一样)那人当做机器的“效率崇拜”,不在于物质生活的贫困而在于“消费主义”中良知的失落。——《今日“民主左派”》
è 自由派价值观中的个人主义倾向在缺乏社会契约观念的情况下易导致政治上的涣散性,除非面对某些非常挑战,自由派团体总是易分不易合,互不服气,内耗剧烈。因而自由主义思想的生命力与自由派组织的虚弱性便成为一种讽刺性的对比。因此自由主义价值常常需要借助于其右边的保守党或左边的社会党才得以实现。
è 在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只能是知识分子小团体,而“俄罗斯的群众运动永远都不会成为社会民主运动,哪怕是‘带有俄罗斯特色’的。俄国左派若想成为有影响的力量,他们肯定是激进的”。——《尴尬的“中间站”》
è 从中东欧上台的左派看,大多是在右翼力量的政策和实践威信扫地的情况下,抓住民众的求变心理,以强有力的批评赢得选票,而不是提出了更令人信服的抉择,也没有做好接替政权的准备,更很少从事思想和理论建设。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形成十分矛盾的局面:越是政局不稳、经济恶劣的情况下,左派越容易获胜上台,而上台后要挑起前任的“烂摊子”,、要承担转轨的痛苦,日子会很不好过。在台上的左派又会同样经历反对派挑战的严峻考验。——《如何看待所谓的“东欧西行”》
è 一个政府的腐败意味着另一个政府的诞生。(哈林顿)
è 东欧的政治家发出“批评容易当家难”的感慨。他们领悟到,在议会政治中以开“空头支票”的方式获胜上台后,若仍像当政前那样只靠哗众取宠的花架子,没有切实可行的治理方案,不去履行执政者的社会职责,必然难逃再度下台的厄运。因此必须调整战略部署和心态,适应这种政治运作,迎接下次挑战。
è 自由主义是东欧剧变的主导力量,但它在政治操作上却往往是弱者。自由主义价值观中的个人主义倾向较多导致政治上的涣散,自由派团体总是易分不易合,因此,自由主义价值也需要借助右边的保守党和左边的社会党得以实现。
è 大多数东欧国家的左派在经历过三个发展阶段后,大政方针以表现得很明确:在野时要突显自己的批判立场,保持个性,必然言辞要“激烈”地弘扬“左派”价值,重掌国柄后,要维护政策的延续性,承担政府的社会责任,又会显得“右”一些。
è 以荷兰为首的社会自由市场经济,其模式的核心是政府和劳、资三者之间达成的协议。这样的合作有可能对已无力维持的社会保障体系进行改革,而不致于引起强烈的反抗或劳资之间不可调和的争论。——《实用·低调·多元》
è 高尔基是一座森林,这里有乔木、灌木、花草、野兽,而现在我们对高尔基的了解只是在这座森林里找到了蘑菇。——《读不懂的高尔基》
è 做名人难,做“人”更难。难得糊涂,难得聪明,更难得真实!
è 悲观者认为事件必然变得更坏,乐观者认为再不可能有比现在更坏的事情了。——《“第二思潮”与东欧异见运动的冬天》
è 西方文明中的民主和自由之类的东西,对苏联社会的正常生活来说是完全不需要的,大多数苏联人拿这些东西是没有用的,而特权阶层则认为这些东西是对他们安全的威胁。任何时候,这里的人民都决不会理解西方那种个人自由意味着什么。(季诺维耶夫)
è 专制社会中的价值非理性与价值虚伪性本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二者都体现了专制制度对人性的腐蚀,然而一些“痞子”们却以前者来标榜对后者的反叛,以接受专制制度的腐蚀来显示对专制制度的抗议。
è 疾风暴雨式的抗议运动容易达成合作,而平静之后的思想建设则势必导致流派纷出。这种现象可能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意味着异见力量的削弱,另一方面它意味着一种多元化的健康发展。避免前者而实现后者的关键在于要使争论尽可能成为思想的争鸣,而不要流为狭隘的人事纠纷。
è “社会至上”原则的泛化正是宗法共同体扼杀个性的中世纪原则以现代极权主义的形式得以苟延的根源。不过,否定“社会至上”并不等于可以不关心社会。而当时的苏联确实正是由于持不同政见运动与社会的疏离使当局对他们的迫害很少顾及,而这种迫害反过来使持不同政见者们更局限于“自卫”,与社会更加疏远,这种恶性循环也是使持不同政见运动在70年代的苏联一度面临困境的原因。
è 谁要是走上了某条道路,就必须考虑到走这一步的后果,并采取必要的防卫措施。(贝利康)——《“只有一次,等于没有”》
è 一旦“经验”分析被集中在某些具体抉择的明智与否上,偶然性就愈益突出;“经验”所能证明的也就只剩下“命运”了
è 只发生一次的事,就是压根儿没有发生过的事。
è 历史和个人生命一样,轻得不能承受,轻如鸿毛,轻若尘埃,卷入了太空,它是明天不复存在的任何东西。(米兰·昆德拉)
è 历史经验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实验,他不可重复,因而在逻辑的意义上也就不可比较、不可选择。我们不能测定我们的决策孰好孰坏,原因在于在一个给定的情境下,我们只能做一个决定。我们没有被赐予第二次、第三次或更多的机会来试验其他选择并比较其好坏。
è 历史的因果链常常是失马得马、祸福相倚的。
è 历史可能会相似,但它不可能真正地重复,因此任何经验严格地说只有一次,而正如尼采所说:Einmat ist Keinmal(只有一次,等于没有)!我们中国先人实际上也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们才给我们留下这句格言:不以成败论英雄。
è 经验能告诉我们必须摆脱“通往奴役之路”,但他不能告诉我们一定要或一定不能采用某种方式,更不能告诉我们永远必须崇拜某种方式来达到这一点,经验使我们成为民主论者,但它不应使我们成为“保守崇拜”或“革命崇拜”者。
è 如果说“事后诸葛亮”在面临当场决断时可能还不如马谡,那么“事后马谡”在临场决策时是决不可能变成诸葛亮的。但是经验并不能提供现成的选择,而只能通过它的积累转化为一种精神力量,从而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从总体上提高人们的素质。这样,当某种历史机遇来临时,素质较高的人们在这个给定的情境中作出的“只有一次”的选择的成功几率将会更大些。
è 权力分散则创新建议多而被采用者少,权力集中则创新建议少而多被采纳;权利过于分散与过于集中均使创新困难,而两者之间最适于创新。(詹姆士·威尔逊)——《真假亨廷顿与东西亨廷顿》
è 政治现代化第一阶段的困境:以传统的多元主义对抗现代化的专制主义。
è 一个真正悲惨的社会“不是一个为革命所威胁的、而是一个根本无力从事革命的社会”。
è 在大多数社会,无改革难以维持和平,但无一些暴力又难以实现改革。
è 无论在哪一种文化中,腐化都是在现代化进行得最激烈的阶段为严重。今天欧美已发达国家与亚非拉国家所呈现的不同腐化程度,与其说是基于文化上的差异,毋宁说是反映了它们的政治现代化与政治发达的不同程度。
è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忽视发展的特殊性,不要千篇一律地生搬硬套,要既善于识别和看出共同性,也善于识别和看出特殊性,后者在沿着共产主义的道路继续前进的事业中,有时起着决定性作用。——《布哈林与社会主义模式理论》
è 任何一国的执政的无产阶级都面临着一个极其重要的经济组织问题,即如何安排两种生产形式(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比例。
è 社会主义在其发展的初期,在世界各国溶合成为一个整体以前,也必将具有自己的特点。——《再谈布哈林与社会主义模式》
è 从“俄罗斯人民心灵之根”即神秘主义的东正教哲学中寻求一场克服俄罗斯人价值危机的“精神革命”。他们被称为“寻神派”。——《俄国革命之谜与“神人创造”的“新时代”》
è 物质条件的改善需要与民主齐头并进。——《发人深省的“白”与“黑”》
è 现代化与改革的进程都不仅是观念的转变,而且是利益格局的重建,离开后者谈前者是没有意义的。市场经济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有效率,更重要的是它讲究机会均等、拒斥一切特权,因而比以人身依附关系为基础的习俗——指令经济更公正。而特权者玩弄下的“市场”不仅扭曲了市场经济的本质,还可能由不公平的“伪竞争”引发反竞争的“伪公平”,在一场反现代化的动乱中使市场成为特权的殉葬品。
è “坏人”是趋向于损人(损社会)而利己的,“笨人”则拙于利人(利社会)而精于利己,——但却未必损人(损社会)。因此虽然作为统治者的“笨人”或“坏人”都不能被指望其“设计”社会。——《否定的自由:高调还是低调?》
è 人的理性有限背后是自然理性的无限。
è “否定的自由主义”的实质是解决自由的可欲性问题,他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类命题:我们不应做某些事,以免他破坏了我们的自由。这的确是人类经过血海的洗礼得到的宝贵教训,是我们应当谨记的真理。然而,他不能代替另一类命题:我们应当做某些事,以便得到我们的自由。换言之,它没有解决自由的可得性问题。
è 在一个即成的自由市场中的每个人对自利极大化的追求会被整合为社会总效用极大。
è 共同体对其成员一般都有束缚与保护双重功能,摆脱束缚同时意味着失去保护,而后者往往在经济学的市场生成理论中未受到足够重视。
è 人性的弱点总是使人的“理性”趋向于:反对那种可以反对的政府(这时他们显得十分“激进主义”),而拥护那种只准拥护的政府(这时他们又十分“保守主义”),或者说是“见好不收,见坏不上”,该激进时保守,该保守时激进(这里的“保守”与“激进”都不取形而上含义而只就其字面而言),其实通俗地讲好,人性的一大弱点就是欺软怕硬,这不是某个民族的“劣根性”问题,也不是什么特定意识形态(“保守主义”或“激进主义”)的问题,基于这种天性,人们爱给“最小国家”捣乱,给“最大国家”屈膝。
è 海外“华人圈”的网络特点就是“网络中没有统一的控制中心,任何一位进网成员都可获得最大限度的独立与自由,没有权利中枢,大家唯一遵循的一条共同法则就是:市场挂帅”。(奈斯比特)——《亚洲是自由主义的典范吗?》
è 日本是个“西化”的典型,它是按“西方规则”发迹的,而现在亚洲人——除日本人外——是按照他们自己的一套规则办事,而且将比日本干得更好。因为日本人中了西方国家主义和福利制度的毒,那种雇员终身制与严格管理体制相结合再加以非自由的“集团贸易”和排斥外国商品的“单向贸易”的“日本模式”已经日暮穷途,并使日本成为亚洲的“经济病夫”。这与其他遵循自己的自由主义规则而兴旺发达的亚洲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
è “游民”是中国传统社会中被抛出士农工商诸固定职业之外而形成的社会边缘群体。——《剖析游民文化》
è 建国以来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有许多灾难与其说是什么过分虔诚地坚守某种信仰的理想主义左派造成的,不如说是一批毫无政治操守、趋炎附势、惟权是趋的“政治流氓、文痞”造成的。“信仰”、“理想”在他们而言不过是拉大旗作虎皮以谋私的道具,他们其实何尝真正相信过、甚至真正读过什么“教条”或“经典”。
è 游民不同于农民,而《水浒》、《三国》之类通俗文学中所反映的江湖气乃至历代王朝末世乱局中的许多乱世英雄的社会渊源都是游民而非农民,许多所谓的“农民起义”与其说是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毋宁说是游民的反社会行为。
è 传统政治中有多少是想干不想说的和想说不想干的。因此,研究中国文化不能只看孔子孟子怎样说,老子庄子怎么说,二程朱子怎么说,——这些往往停留在官府的文告或士大夫冠冕堂皇的诗文中,还应当看看通俗小说、通俗戏曲中怎样说。
è 前工业时代的物质交易才是体现了竞争与公平的“市场经济”,而资本主义则以垄断为基础并破坏了这种“市场经济”。
Word:8130 Time:2008-8-4-12:46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ccb4b80100a8ow.html
读书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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