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十五讲

1长平之战： 秦统一战争的关键性战役

秦采用反间计，使赵国弃用廉颇，改用赵括，改派白起为主将。

2汉匈之战 搞军采取了远途奔袭，寻歼匈奴主力的战略方针。出其不意，疾驰穷追，一举荡平

3.赤壁之战 曹军自江陵顺流而下，水陆并进。孙权与刘备联军抵抗，双方会于赤壁。曹操兵败赤壁，孙权保住了江东，刘备占据了荆州四郡，有了立足之地，接着又取得了天府之国的益州，从而形成了三分天下的格局

4.淝水之战 东晋以8万北府兵一举战胜号称百万大军的前秦

首先符坚狂妄轻敌，刚愎自用，在内外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倾全国之力，孤注一掷，其次，在临战指挥上，犹豫狐疑。当大军进驻寿阳后，迟迟不进兵，把希望寄托在的投降上：待晋军反击后，锐气顿减，以致淝水之战前，全军上下就有惧敌心理，交战中一退而不可复止。而晋军却抓住战机，一战成功，创造了历史上 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

5唐突厥之战

唐太宗击灭东突厥，是隋唐以来取得的空前胜利，唐太宗也以其赫赫威名。胜利原因是最善于用兵的李靖实施前敌指挥，与李世勣相互协同，运用奇袭迂回的战术，突然接敌，连续突袭，使敌军走投无入，被迫投降。

第三讲盛世的透视

人们所说的盛世,一般是指国家由乱到治,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了政权稳定和社会繁荣。盛 世的标志,包括政治开明、经济发展、民生复苏、国力强大、文化昌盛等方面 古代盛世最有代表性的,是西汉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清代的“康雍乾盛世”。这些“盛世”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中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五讲历史上的民族关系

中国大陆的东南，则由一万余公里的海岸线组成，东南方的滔滔大海，长期被古代祖先们视为陆地的尽头。 中国这种变化多样而又具有内聚型的地理环境，对各民族的历史面貌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造就了文化各异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差距的各民族 如北方的游牧族，东北的狩猎族，天山以南的绿洲文化，西南藏、羌等民族半农半牧的高原文化。而连接着中国各地的江河水网，山间草原上的自然孔道，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又把各地区和民族日益紧密地联结起来。 自古生活于中原四边的少数民族，一方面他们向外发展受到各种天然屏障和自然环境的阻隔与限制，另一方面中原温和的气候，辽阔肥沃而平坦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和物产，特别是先进的文化，对他们有无限的吸引力。于是，几千年来，中国四边的少数民族，他们各种重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活动，都是向着中原的方向，即黄河与长江中下游流域发展。这种地理环境因素，产生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不断内聚的总体趋势。

他们像永不止息的海潮一样，一波一波地涌进中原。有的曾建立出显赫的王朝。如匈奴人的北凉、夏、刘汉和前赵 鲜卑人的北魏，蒙對人的元朝等。以后这些民族中的大多数人就逐渐融人了中原汉人之中。几千年来，尽管蒙古草原上的民族不断变换，但这种南下运动却一直在重复上演。这也是中原汉族人口不断壮大和中原文化充满活力、不断更新发展

第六讲中国古代的政治，选官和法律制度

夏、商、周的最高统治者称为“王”，按照昭穆制度来确定班辈等级，根据政治地位划分“大示（宗）”与“小示（宗）”。王之下为诸侯，诸侯之下为卿大夫，卿大夫之下为平民（国人），部族以外的被统治者则称为野人。

战国的重大变化：逐渐用郡县制替代了分封制。有重大意义：1在国家制度中由地域关系取代了血缘关系，使早期的部族国家转化为疆域国家，2国家管理人员由职业官僚取代了世袭领主，使贵族政治转化为官僚政治。

从汉代起，皇帝都有特殊的庙号、谥号和年号。在庙号上，締造王朝者称祖，德泽万民者称宗；在谥号上，一般用最能表达皇帝功绩的概括性字样，如“文”“武 明”“庄”等等；年号是从汉武帝开始使用的，一般用具有特殊指意的词汇，如：“建元”“元鼎”“建武”“永平”等等。（今人在习惯上一般用谥号称 汉晋皇帝，如汉文帝、汉元帝晋武帝；用庙号称呼唐宋皇帝，如唐高祖、唐太宗、宋仁宗；用年号称呼明清皇帝 如洪武帝、永乐帝、康熙帝。

“中国古代除了西汉、盛唐、清初以外，在其他朝代里也出现过一些盛世或治世，只不过没有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雍乾盛世那么典型罢了。例如东汉的“光武中兴”（25—57），明代的“仁宣之治”（1424—1435）等等。甚至在分裂战乱的大背景下，有些不太出名的王朝也曾出现过较为短暂的治世，如十六国时期的前秦苻坚（357—385年在位），用书生王猛为辅佐，政绩斐然，几近小康。五代十国的后周南唐，亦有小治。但从历史的整体来看，治世少而乱世多，即使如汉、唐、清这样持续时间较长的朝代，盛世也不过是整个王朝的一个短暂时期。

盛世是人们向往的，然而盛世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

中国古代一直是一个人治国家，而且从秦汉起就建立了君主专制体制，因而，盛世的实现，首先以开明君主的出现为前提。纵观历史可以看出，君主的品德修养，对于盛世有决定作用。文景之治的形成，与汉文帝的个人因素有极大关系。在历代帝王中，汉文帝有着极高的声誉，历来被看做是皇帝的典范。他以节俭著称。一次，他打算修一个露台，召来工匠一算，需要百金。他说：“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就此罢手停建。文帝自己穿着普通，夫人衣不曳地，帏帐不用刺绣。汉代帝王都要大修陵墓，唯有文帝依山为陵，不起封土，陪葬品仅用陶器，不用金银铜锡制品。贞观之治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唐太宗企盼做一个“万世明主”的强烈愿望支撑的，当魏徵等人的进谏冲撞了他的权威时，他能为了自己的名声压抑怒气，容忍批评，从而维持了贞观君臣的和谐。清初的盛世，则与康熙帝学识渊博、深谙儒家文化有很大联系。康熙帝以经学家自居，深究历代治乱之道，对其统治有着极大裨益。

开明君主能够有自知之明。唐太宗尽管晚年有失误，但他对自己“益多损少”、“功大过微”的自我总结还是切合实际的。康熙平定三藩后，并不因其功绩而自我陶醉。三藩荡平，群臣请上尊号，遭到康熙帝的拒绝。说：“贼虽已平，疮痍未复，君臣宜加修省，恤兵养民，布宣德化，务以廉洁为本，共致太平。若遂以为功德，崇上尊称，滥邀恩赏，实可耻也！”然而，大臣们还以为康熙帝故作谦虚，有意推让，坚持所请。康熙严厉斥责道：“吴三桂初叛时，伪札煽惑，兵民相率背叛，此皆德泽未孚，吏治不能剔釐所致。今幸地方平靖，独念数年之中，水旱频仍，灾异叠见，师旅疲于征调；被创者未起，闾阎困于转运，困苦者未甦。且因军兴不给，裁减官员俸禄，及各项钱粮并增加各项银两未复旧。每一轸念，甚歉于怀。若大小臣工，人人廉洁，俾生民得所，风俗醇厚，教化振兴，虽不上尊号，令名实多；如政治不能修举，则上尊号何益？朕断不受此虚名也。”如果没有康熙这种对自我、对时局的清醒认识，盛世就不可能出现。反面的例子也有，西晋武帝司马炎（265—290年在位）于公元280年实现统一，有了由乱到治的社会基础。“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委亩，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乐其生矣。”然而，晋武帝志得意满，以酒色自娱，很快就导致了又一轮大乱。“平吴之后，天下乂安，遂怠于政术，耽于游宴，宠爱后党，亲贵当权，旧臣不得专任，彝章紊废，请谒行矣。”“八王之乱”随之爆发。

开明君主不仅要自知，而且要知人；不仅要知人，而且要善任。历史上任何朝代的任何盛世，都需要一大批清官廉吏。“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汉文帝继位以后，面对大批开国元老，能够礼敬大臣，取得他们的衷心支持，为其所用。贞观之治的出现，得益于唐太宗在秦王府就开始网罗人才，登基后又不分亲疏，唯才是用，注重秦府旧人和太子旧人、关陇人士和山东人士、世家和寒族的平衡，各尽其长。康熙帝为了拉拢汉族知识分子，不惜采用特殊方法，用极简单的题目举行博学鸿词科，对被迫到京而不愿考试的杜越、傅山等人不加怪罪，授予官衔礼送回籍，对故意不答完卷子的名士严绳孙等人照样录取。取中的五十人全部进入翰林院，为照顾他们特有的明朝情结，让他们专修明史，在赢得汉族文士的支持上取得了极大成功。

盛世的出现，还需要整个统治集团善于吸取前代教训，居安思危。凡是盛世，君臣无不以前代的政治失误为鉴。汉代文景，特别注重秦亡的前辙。唐初的统治者，更是处处以隋代的教训为例改进政治，贞观年间的奏章谏议，大多都用隋炀帝的例子警诫当朝。清初顺康年间，特别注意克服晚明的弊政。这种忧患意识，是形成盛世的必要条件。

盛世需要相应的制度保证。文景之时，正是汉初的制度调整之际，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文景二帝逐渐创设了一套新的制度，如影响重大的察举制，就是这一时期建立的。唐代贞观年间，在各项制度上都有较大建树，开元时期的制度建设更是洋洋大观。清代的重大制度，基本上都是在康雍年间完成的。然而，制度要靠官员来执行，官僚队伍的素质也至关重要。因此，盛世都强调制度建设和道德建设并重，用道德修养从积极意义上防止“法令滋章，巧饰弥多”之弊。相形之下，汉唐盛世期间，“法治”和“德治”的结合较好，使其相得益彰，而清代就略有逊色，康熙时注重德治却在制度规范上有所不足，雍正时注重制度规范却出现了道德滑坡，从而使盛世受到了影响。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清初的文字狱，是康雍乾盛世的一大污点。盛世需要重视知识分子，而康雍乾时期的文治，是以保证绝对君权为前提的。在文字狱的高压下，士大夫一言不敢及于时政，一语不能触犯朝廷。只能自筑书斋，厚古薄今，严守畛域，以考据朴学在士大夫圈子里自我欣赏。本来，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有着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传统，以辅弼政治而见长。但清代的文字狱，一刀割断了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使政治规范丧失了理论来源，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念，进而导致“世风日下”。官场上的风气也随之一变：“职业极其隳窳，而士气因之日靡也。部院臣工大率缄默瞻顾，外托老成慎重之名，内怀持禄养身之念。忧愤者谓之疏狂，任事者目为躁竞，廉静者斥为矫激，端方者诋为迂腐。间有读书穷理之士，则群指为道学，诽笑诋排，欲禁锢其终身而后已。”康雍乾盛世正是在这一点上，出现了道德建设和政治举措之间的断裂。

是否成为盛世，最根本的评价标准是民生是否得到了较好的保证和改善。没有老百姓的安居乐业，所谓盛世就是空中楼阁。古代的著名盛世有一个共同点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人丁滋生，社会安定。盛世都注重发展经济，然而，历史上不乏有经济发展却民生艰难的事例。有的王朝如秦朝，表面上盛极一时，但民众却无法生存下去，所以不可能出现真正的盛世。有的王朝如明代中后期的嘉靖万历年间，生产力亦有发展，但封建王朝搜刮不已，官吏暴富，皇帝内库积聚了大量钱财，社会上却流民遍地，反抗蜂起。因此，凡是盛世，必定以民为本，藏富于民，以换取民心的支持。古代的每个王朝都重视农桑，然而是把重视农桑作为横征暴敛的前提还是作为改善民生的根本，是形成盛世与乱世的分水岭。

另外，盛世的形成，需要有相当的时间。一般来说，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汉代的盛世，经历了高祖、惠帝、文帝、景帝，直到武帝时才达到高峰。唐代的盛世，也经过高祖、太宗、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直到玄宗时才达到高峰。清代的盛世，尽管康熙和乾隆在位时间很长，也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实现的。在盛世形成的期间，不乏政策的调整和变化，但是，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必须一以贯之。没有基本国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盛世就难以形成。中国古代的“家天下”性质，使皇帝的继承人在治国能力上缺乏制度的保证，这是古代盛世难以出现的原因之一。

在古代，统治集团的历史局限，使盛世不能长期保持。每个盛世的后期，都会积聚起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统治集团逐渐腐化，民生日趋艰难，从而引发新一轮的乱世。而且越到传统社会的后期，这种由治到乱的转化速度越快。古代的王朝都不能摆脱这种一治一乱、治乱交替的“周期律”，无一例外，这是由当时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

参考书目

1．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2．岑仲勉：《隋唐史》，中华书局，1982年。

3．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年。

一开篇讲这些朝代的更替，发现宋是个有意思的朝代 - 前面是辽，后面是夏和金。这么隽永雅致的一个朝代居然夹在外族蛮夷之间。明后面的清虽然也是入关后的名族展开的朝代，但毕竟清朝还是对汉族文化十分尊重的。这个宋，哎。

“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辽、宋、夏、金、元、明、清”

第一个朝代是夏，尧舜禹都是那时候的事情。最后一个暴君桀是被后朝的汤举兵起义灭掉的。

第二个朝代是商，最后也是个暴君叫纣。封神榜是不是就是说那时候的事情啊。

“有的学者考证，“王”字的最初形象为斧钺形，本来指军事酋长的权杖，是军事统率权的象征。王的前身可能是氏族社会末期部落联盟中的军事酋长，后来的君王由此演变而来。”

是的，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我还专门又搞了本《春秋史》和《战国史》来看呢。现在也不记得为啥要分成这两个时期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