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王

在教员们看来，中国新兵之所以优秀，正因为他们原始的适应力。中美合作所的训练官们经常讲起“坚韧”的中国脚，它们只穿草鞋而不穿皮底的鞋子。（美国官员声称，中国人把拥有皮鞋看作一件“有面子”的事。中国人抓住一个日本士兵后，皮鞋是最先缴获的战利品之一。Miles, Personal Papers, Box 5, 3）他们十足的“农民劲”，正如他们动物般的野劲那样，使他们成为出色而凶狠的黑夜杀手，他们非常习惯黑夜行动。于是，美国人“对中国游击队员令人难以置信的夜视力感到惊讶。他们完全像一只猫那样能在黑夜里看得清清楚楚”。（C. H. Coggins中校也是一位海军军医，他认为“他们卓越的夜视力是幼年在一没电二没灯、像烟囱一样布满烟灰的屋子里长期生活的结果”。同上，第3-4页）被形容成“好学”和“精益求精”的中国新兵们，由于在使用手、脚和腿来击倒敌人方面的敏捷程度，他们很快就掌握了近距离格斗的要领。然而，这些形容针对的还是一种少年气，而非成年人的熟练。（对教员们来说，这些中国新兵们“好像把这种训练只当成一个大玩笑”。许多人在课堂上睡觉，在书面考试中作弊，未经允许就把武器拆散而丢失了弹簧和枪栓，还有“随意旷课”的。Report of Major Arden W. Dow to director of OSS, CBI Theater, 20/3/44, OSS Papers, 9）教官们报告说，中国人“带着美国孩子在沙地游乐场上的那种兴奋”参加袭击练习。（同上，第2、4页）

对共产党诱惑的恐惧甚至蔓延到了教官们本身。关于对共产党进行渗透的课程被认为是特别敏感的部分，因为这些课程的有些教官，如曾经在黄埔军校当过政治指导员的廖华平，本人是前共产党员。在这些课上，他们使用从邮检或警察搜查中没收来的共产党文件，来给学生讲一些马克思主义术语，好让他们能装作“进步”的样子。与此同时，教官们还得使用这些教材诽谤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使学生对列宁主义有抵抗力。据沈醉说，他当时在临澧队部工作，这使教师们非常为难。作为前共产党员，他们想让学生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力量，但他们害怕其他军统同事们会误以为这是秘密左翼政训，是要学生们接受再教育。他们知道戴笠在他们中间安插了密探，这更增加了他们的恐惧。戴笠第一次来到校园时他随便提到连总队长陶一珊有晚饭后打牌的习惯。这使每个人都意识到他对这里保持着密切的监视。（沈醉：《军统内幕》，第24页）

那些年代戴笠对部下战略指示的重点可用五个字概括：裙、办、师、财、干。（文强：《戴笠其人》，第190页）他对这些词的解释直截了当，一目了然。裙，不能再明显了。戴笠经常说，在“玩政治”方面，总离不开“裙带关系”。只要有可能，就应该尽量地去发现这些关系，甚至去创造它们，然后利用性关系去实现你的意志。而在“外交”方面，则指战国时代周游列国的“说客”，在今天说来，就是军阀们驻上海或北平的办事处处长，专“办”他的事务。这类人是“千里眼，万事通”。与此同时，你得知道如何结识和操纵为高级领导人服务的各种“师”，就是军师，绍兴军师爷之流，即现在为统治中国军队的将军们当“机要秘书”和“参谋长”的这些人。假如你抓住了他们，其他一切都好办：“上下通气，一通万通。”（戴笠组织的另一个座右铭是：“秘密领导公开，公开掩护秘密”。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19页） “财”很重要，它是压阵脚的。而“干”，是指同时做上述的所有事项。“当然五字诀同时都抓到手是没有的，破竹过关，要一节一节因势利导地去干。” （文强：《戴笠其人》，第190-191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民党反间谍的成功无意中调节了共产党内部的权力结构，从而为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上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打下了基础。（Wakeman, "Policing Shanghai", 156）这是因为，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切断了共产国际上海局与莫斯科共产国际常务委员会之间的电信通讯。“[中共]中央委员会完全孤立于外部世界，这对党在今后的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当这孤立持续到1936年决定共产党和工人党发展战略战术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它甚至体现出了更加巨大的意义。”（Braun, "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 79。但须注意：与张国焘之间仍有无线电联系，当然也还有信使）尽管王明在向代表大会阐述中国必须结束内战，而毛则得以自行其是，积聚力量，形成了一个新的乡村战略，最终使他战胜了蒋介石和蒋在上海及上海以外的追随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