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思想肖像》的原文摘录
我的观点不是说一切事物都是坏的，而是说一切事物都是危险的 (查看原文 )
康吉兰早在1943年就曾指出；：正是变态（theabnomal，不规范的）引起人们对常态（ the nomal，合规范的）的理论兴趣。规范（mom）只是通过这种偏离才得以确认。功能只是因被破坏才得以揭示。生命只是通过不适应、受挫和痛苦才升华到关于自身的意识和科学。”'福柯后来对各种被社会或科学视为“变态”、“失常”（ aberration、离轨）、“反常”（ ank）me，失范）的现象——疯癫、疾病、犯罪等所作的研究，表明了他对康吉兰这一看法的强烈共鸣。福柯在高师人学考试中第一次见到他。1961年以后，两人成为学术上的挚友。福柯称他是“法国最有影响的科学史研究者”，并自称是康吉兰的学生，向他表示诚挚的敬意：“我感谢他，因为他使我憶得，科学史并不必须是对科学发现的描述或对思想观念的描述。我们应该也能够把科学史看作是一组有联系的可转变为理论模式和概念工具的东西。” (查看原文 )
在这个时期，福何最关注的是语言问题。他发展了海德格尔关于“语言乃存在之家、人以语言之家为家”的思想，把人的历史文化归结为语言，强调语言对人的制约，实际上把人在历史文化中的处境概括成“你以为自己在说话，其实是话在说你”，从而颇倒了人与语言关系的传统看法。他在对《世界报》的谈话中讲：“我们生活在一个符号和语言的世界
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认为，不存在什么真实事物、存在的只是语言，我们所谈论的是语酒，我们是在语言中谈论。”他在评论罗伯格里耶的文章中指出：“罗伯格里耶的重要性可以用他的著作向同时代的所有著作提出的问题来衡量。这个问题就是言的内部结构和表达的可能性。”在罗伯-格里耶的“君临一切而又有魅力的语言”中，人们“发现了自己的迷宫 (查看原文 )
在福柯看来，语言的历史在18世纪末经历了一次根本性变化。语言获得了自己的生命，变成一…种“客观现实这种新型语言获得了一系列的补偿，其中最重要的是，现代人文科学的创立和作为一种特殊语言的“文学”的诞生：证是在文学中，语言第一次使自己得以体现，而写作者发现自己受制于语言的陌生逻辑、而人文科学的创立，则源于对这种“文学性”语言经历的抹杀以及对语言的征服，以便确定人的身份性质或编织人类记忆。在这种同语言完全对立的关系的发展过程中，自19世纪起。文学转变为种“反记忆”"（ counter-memory）或者说“反文化”（ counter- culture）。福柯指出：“文学逐渐脱离理念的话语，把自己封闭起来、，根本不可转移。它逐渐脱离古典时期能够使之普遍流通的所有价值（趣味、快乐、天然、真理），在自已的空间里创造·一切将会嘲笑地否定它们的东西（耻辱、丑陋、不可能）”“文学”显然是一种颠倒，但其效应远远超出19世纪艺术家对旧传统的局部反抗，因为它意味着“自在”的语言的恢复。从这种语言发展出来的主题一冒犯、僭越、疯癫、性、死亡和有限性一一展现了我们自身的他者性质（ othemess）的历史。 (查看原文 )
在对一部论述布朗肖的著作所做的书评中，福柯阐释了语言与死亡的关系。他以荷马史诗《奥德修纪》和《一千零一夜》为例，证明：“写作是为了不死，甚至说话也是为了不死。”由此，福柯认为，自荷马以来，死亡同语言的自我表现有着密切关系。死亡对于语言是最本质的事件，是它的界限和中心。从人开始面对死亡和为了抗拒死亡而说话的时候起，就产生了一种无限重复的嘟嘟囔。古典修辞学不是阐释语言的法则和形式，而是建立两种言语之间的关系：第一种是哑然的、不可译解的、完全自我显示的和绝对的，第二种是喋喋不休的，但只能是按照规则来表达第一种言语。从荷马史诗到荷尔德林的《恩培多克勒》，语言作品是自我封闭的对自身光荣的表达，借助喋喋不休的自我重复来抗拒死亡。但是从18世纪末，语言作品变成“文学”说话为了不死，这种意义对于我们变得陌生了。在我们今天，写作则愈益无限地接近于其源泉，接近于从语言深处发出的令人不安的声音。转变的标志是18世纪末萨德的作品和恐怖故事的涌现。这种语言不仅讲述打破禁忌，而且讲述可能性的界限。语丧失了具有双重联系的修辞学基础，表达变成对疯和死亡的直接揭示。 (查看原文 )
福柯表示：“我在此尝试对一个时期的一种话语进行分析，即分析当时的医学经验。在那个时期，即19世纪重大发现之前，这种话语主要不是改变了体系形式，而是改变了素材。而临床医学既是对事物的一种新“切割”，又是以种方式表述事物的原则，我们已经习惯于把那种方式说成是一种'实证科学'的语言。" (查看原文 )
转变的关键是这些迷思的发展和突破：到18世纪末，医生的gaze（注视）逐渐被另一种感知方式所取代，即 glance根据福柯的用法，可译为“透视”或“洞视”）。福柯认为：“注视意味着一个开放的领域。……它加以记录和总括。…它扫视的是一个已经成为语言世界的世界。……相反，洞视不是扫视一个领域。它切入一点，一个中心点或关键点，因而超出了它所看见的东西。它不被直接的感觉方式所迷惑，…它实际上具有破除迷思的能力…它没有背负任何滥用的语言。审视是沉默的否定，就好像用一个手指指点……从此，医生将不断地用“触觉'的比喻来说明他们的洞视。”也就是说，这种转变是视觉、听觉和触觉关系的变化。在临床医学里，医生既看，又问，又听：他的观察是种“说话的眼睛”的观察。经过一系列复杂变化，触觉变成感知的主要方式，医学目光从身体表面转移到不可见的、无声的身体内部。由于有了这种洞视能力，临床医学围绕着一种新的空间——“身体的有形空间”-一重新组建起来。“临床医学完全按照病理解剖学加以组织。比沙（ Bichat）的时代来临了。 (查看原文 )
从更宏观的思想史的角度看，解剖一临床医学的诞生具有重大意义。福柯指出，按照亚里士多德主义，科学话语不得应用于个人。然而，解剖——临床医学首先克服了这种禁律，使得主体在死亡时能够成为科学的象。在医学里最先出现了既作为知识主体又作为知识客体的人，“这种重要性不仅是方法论意义上的，而且是本体论意文上的。”由此产生的现代科学医学、福柯称之为“第一个关于个人的科学话语。” (查看原文 )
戈雅和萨德是转折性的人物。他们的作品表达了“悲剧体验”，传达出非理性的临终话语：世界只是疯狂的黑夜和虚无，而虚无本身就是一种自然本性和反自然的狂暴力量。非理性只能继续在漫漫黑夜中巍探，但是它此时获得了新的毁灭性力量。萨德与戈雅的作品的意义在于，西方世界有可能用狂暴来超越自己的理性，有可能恢复超出辩证法的保证范围的悲剧体验。 (查看原文 )
所谓“考古学”"是一种话语分析方法。福柯主要是分析那些制造了“合法真理”的官方的和专家的严肃言语行为，拨去“真理”和“科学”的唯名论面纱，揭示其参与建立和维护权力统治的含义。当然，在这几部著作中，福柯的分析方法有所摇摆。在《疯史》中，福柯是把制度分析同话语实践体系的分析结合在一起的。从《临床医学的诞生》开始，尤其是在后两部著作中，他试图把话语看成是自主自律的体系，但是他始终认为，社会制度影响着话语实践。 (查看原文 )
巴尔特在《批判》上撰文，称福柯动摇了法国“知识界的趣味”，《疯癫史》“犹如一个对知识的清洗质疑”。他准确地慨括了《疯癫史》的思想：“这部著作把“自然'的·一个片断交还给历史，改造了疯癫，即把我们当作医学现象的东西変成了一种文明现象。…实际上，福柯从未界定疯；疯癲并不是认识对象，其历史需要重新揭示；可以说，它不过是这种认识本身；疯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已感；福柯从未把疯療当作一种功能现实，在他看来，它纯粹是理性与非理性、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结合的效应：" (查看原文 )
德里达批评福柯误解了笛卡尔的论述。福柯在笛卡尔的断言一一“不管怎么说，他们是疯人”一一中读出一种明确表示排斥的粗暴态度。德里达则认为，这种理解太“天真”了。笛卡尔的意思是，疯是我思的一个案例，而且包容在我思中。如果把本文重新嵌入一种“历史结构”，那么这将是一种危险的读解。
德里达指责福柯对西方理性中心主义批别得不彻底。首先，福柯想摆脱理性的话语撰写一部关于疯癫本身的历史，即让癲基于自身的体验、凭借自己的权威、为自己说话。德里达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反对理性的革命只能在理性内部进行。历史概念本身就是一种理性概念，因此，不可能撰写一部反对理性的历史学或考古学。或许，“历史”或“起源”（ archia）的意义首先应该受到质疑。一种质疑和超越”起源”、“理性”和“历史”等价值的写作不能被包容在种考古学的形而上学禁地里
其次，福柯把疯癫的沉默说成是古典时期被理性压制的结果。德里达认为，其实，疯癫与理性者的分裂是西方理性，即逻各斯的题中应有之义。渊远流长的逻各斯不仅是福柯的语言的活动背景，而且是古典时期疯癫史的背景如果说有什么破裂的话，那么这种破裂和变化不过是逻各斯遗产更晚的派生演变。因此，如果追溯疯癫史的起源，就必须从反思这种初始的逻各斯入手。 德里达还批评福柯的“结构主义”方法。他指出，在结构主义的总体（ totality）观中，一切事物都被联系在一起。而“结构主义的总体主义（ lotalinanism，有“极权主义”或“全能主义”之意）导致与古典时期的暴力相似的对“我思的禁闭。我并不是说福柯的这部著作是总体主义的，…但是，就其结构而言，他有总体主义之嫌。” (查看原文 )
福柯最后指出：“解释的死亡就在于，相信符号是原始的、最初的和真正的存在。解释的生命就在于，相信所存在的只有解释。在我看来，有必要懂得这样一点（许多人都忘了），解释学和符号学是势不两立的。 (查看原文 )
自先，深刻改变了“符号的分布空间”。16世纪的解空间是同质的，符号均匀地分布在相似性系统中。19世纪的解释空间则变成围绕着人和社会的符号群的分化空问。道德、金钱和症状等都是暗示者一种深层关系的表层符号。但是、尼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证明，这些深层空间不过是毫无内涵的表层的折皱，不过是把日常权力冲突神秘化。尼采发现，善恶观念不过是掩盖统治集团的私利和弱者的不满与虚伪的面具。马克思发现，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不过是对日常金钱价值的掩饰，毫无深度可言。弗洛伊德发现，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所谓的症状不过是半遮半掩的心理层面。在分析者居高临下的目光下，梦幻言语的含义览无余。 (查看原文 )
知识型类似于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Khn）在1962年发表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范式”，它们都是科学没有意识到的，但都是科学话语的组成部分，而且决定着一个时代的科学话语。它们都具有不相容性、不可通约性，都会随时代而变化，但都不会消亡。但是，二者也有差异。库恩的范型属于科学的理论层面，而知识型属于更深的经验层面，是一个时代的“文化代码”、知识型的涵盖性比范型要大得多。福柯在考察知识型时，基本上圉绕着两个坐标轴，一个是同异关系（same- other relations），另个是时间与空间。按照福柯的知识型概念，各个时期的知识之间存在着断裂的鸿沟。他完全局限于考察知识型史本身，既不解释这种断裂的历史条件，也不承认知识的进化与连续性。 (查看原文 )
概括地说，在福柯看来，自16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先后出现四种知识型。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型：词与物统17至18世纪古典时期知识型：用词的秩序再现物的秩序；19世纪以来的现代知识型：词的秩序不表示真实事物，而表示人对物的表现。西方知识型已经经历了从文艺复兴到古典时期、再到现代的两次大裂变，现在面临着一次新的裂变，将会出现新的知识型。在知识型之间的断裂处都有典型的转变形象：堂吉诃德标志着从文艺复兴到古典的知识型裂变，萨德标志着从古典到现代的裂变，而尼采则预示了当代知识型的诞生。当代知识型的特点是，词只表示其他词，或者用结构主义者的术语说，符号仅指涉其他符号，而不指涉外界。「0《词与物》主要考察前三种知识型。 (查看原文 )
语言的泛化具有重大影响。在哲学领域，语言起着不同的作用。在形式哲学中，对语言的形式化导致创立价值中立语言和非言说语言（象征逻辑）。解释哲学则竭力在语言中揭示文化传统。福柯认为：“《资本论》第一卷是对价值'的解释；尼采的全部著作是对几个希腊词的解释；弗洛伊德是对所有未说出的词语的解释那些词语既支撑着又破坏着我们的表面话语、我们的奇想、我们的梦么、我们的肉体。，历史比较语言学本来是对话语深层所说的东西的分析，结果变成现代批评考证形式”。
更重要的影响是文学的诞生。福柯承认：“当然，我们称之为文学的语言形式自但丁、自荷马起就存在于西方世界。”但是，他指出，只是在近代这个词才表示一种独立的语言形式。“这是因为在19世纪初，语言把自己作为-个对象埋葬在自己的密林中，…它也在其他地方重建自已，以种独立的、使人很难进入的形式，转向自己的起源之谜，完全依据纯粹的写作行为。”现代文学不再表示思想或具体事物，而是表现意识到自己是一种说话的存在的人。因此，文学变成…种“自我表现”形式 (查看原文 )
福柯认为：“在任何社会中，话语的生产是被一些程序所控制、筛选、组织和分配的，它们的作用是转移其权力和危险，应付偶然事件，避开其臃肿麻烦的物质性，" (查看原文 )
权力不是如一般人所理解的那样完全是一种否定性力量，它更是一种制造话语的肯定性力量。话语被理解为权力的各种表现形式，不仅受到权力的制约，更是权力的产物。话语规则的重心也就明显地外移。话语实践与“非话语实践”（社会历史条件及其对于话语的制约）的主次关系被打破了。一种新的方法论——系谱学也初露峥嵘。 (查看原文 )
70年代初，福柯实现了从考古学到系谱学的跃进，为以后的话语分析和权力批判提供了一个理论架构。但是系谱学与考古学的区别究竟是什么？福柯后来解释说：“如果同各种旨在把知识嵌入与科学相联的权力等级秩序的工程相比，那么系谱学应被视为一种把历史知识从这种征服中解放出来的尝试，也就是说，使它们（历史知识）能够反抗种理论性的、一元的、正式的和科学的话语的强制。它基于局部知识或次要知识的重新激活。这就是这些无序的、支离破碎的系谱学的工程。…考古学是分析局部话语的适当方法，系谱学则是在描述这些局部话语的基础上使被解放的知识能够活跃起来的策略。”系谱学是“浩繁的知识和局部记忆的统一体。它使我们能够建立一种关于斗争的历史知识。并且在今天策略地利用这种知识。”简言之，考古学仅仅是一种整理文献的方法，而系谱学不仅是一种历史研究方法，而且也是一种关于权力与知识的本体论，是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政治学。 (查看原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