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夏季

从李维汉的回忆中可以知道，这一次是鸣放中的一些言论促使毛泽东改变决策的。罗隆基说的“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这话，并不是说毛泽东的，他不会把毛也看作小知识分子。反右派斗争中吴晗揭发过这样一件事：罗隆基颇有点愤愤不平的对人说过，周恩来是南开出身的，毛泽东是北大出身的，我是清华出身的，为什么他们就能代表无产阶级而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8月11日，《人民日报》）可见他是把毛泽东周恩来看作同他自己一样的大知识分子的。……可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毛泽东有过受到大知识分子冷遇的痛苦经验。这情形他曾同斯诺谈过。那时，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每月工资八元的助理员，“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意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后来，还有从苏联回来的共产主义的大知识分子，也轻视他，说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他自尊心受到的伤害多年没有愈合。直到他成了国家的元首，可是在内心深处，也还并没有完全消除这种怕被大知识分子看不起的顾虑。1958年他写给第一师范的同窗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那些留学生们，大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如此等类。这些社会常态，几乎人人要经历的。”人人要经历，就是我毛泽东也经历过的。写这信的时候，他是不是也回忆到了当年傅斯年罗家伦辈以及王明洛甫等人对自己的冷淡呢？

提出了一个百家争鸣实质上即两家争鸣的论点：“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

把学术上的各家各派依其世界观归口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家中去，是什么意思呢？用他后来修改这两篇讲话时加写的字句来表达，这两家争鸣也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这种“争鸣”的结局是预先就确定了的：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克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一个吃掉一个，结果就只能是一家独鸣了。这也就是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在百家争鸣中也只能是平等的一家。……而这“两家争鸣”论，就是连结“百家争鸣”和反右派斗争的过门。人们不应该把从整风到反右的这个转变单纯看成是他受到外界的刺激才作出的决策。

这种两家争鸣的思想，在反右派斗争中还没有显示出它的全部威力。人们很容易联想到1966年宣告“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五·一六通知》，它批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提出了与之对立的“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的口号，难道不正是“两家争鸣”思想更带理论色彩的表述吗？有“两家争鸣”思想，就会有反右派斗争，也就会有“文化大革命”，这相关连的脉络是够分明的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不是在邓时代，而是在毛时代。毛时代所做的就是在探索一条不同的道路，这条路不是苏联的，不是东欧的，当然也不是后来的邓的那一种模式。

如果将反右看作是最高层的一次集体行为，那么也就是认同了，反右的必要性。为何？因为反右，是反击对中共统治地位的进攻，是为了维护中共整体的领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