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一 马克思怎样发明了征兆？ 1.马克思 弗洛伊德:形式之分析 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和弗洛伊德对梦的解析，二者之间存在着基本的同宗同源关系。 结构总是由三部分合成的，总是有三种因素在发挥作用:显在的梦文本 潜在的梦内容或思想 梦中清晰表述出来的无意识欲望。 这种欲望并非“更隐蔽和深藏的”，相反它是更加表面化的事物，完全是由能指的运作机制和潜在思想所屈服的治疗构成的。它唯一的位置是在“梦”的形式之中:梦的真正主旨(无意识欲望)呈现于梦的作品之中，呈现于它对“潜在内容”的苦心经营之中。 【弗洛伊德分两步阐述自己的主张】 ①把梦设想为一种有意义的现象，可传输被压抑的信息，该信息可以根据一定的解析程序去发现。 ②我们必须剔除对意味内核和对梦的“隐含意义”的迷恋。剔除对隐藏在梦的形式后面的内容的迷恋，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形式本身，集中于梦的作品之中。“潜在梦思”从属于梦的作品。 古典政治经济学只是对隐藏在商品形式后面的内容感兴趣。它不能解释真正的秘密，只能解释隐藏在形式后面的秘密，不能解释这个形式本身的秘密。 2.商品形式的无意识 马克思对商品形式的分析并不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问题，马克思对商品形式的分析，对一般的社会科学领域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在商品形式的结构中，有可能发现先验主体 货币不是由经验的 物质的材料制成的，而是由崇高的物质制成的，是由其他“不可毁灭和不可改变的”、能够超越物理客体腐坏的形体制成的。这种货币形体就像是萨德笔下的受难者，可以经受一切磨难，并以自身的纯洁美丽死里逃生。 3.社会征兆 通过随意出卖劳动力，工人失去了自由——这一自由出卖行为的真正内容是工人遭受资本的奴役。 劳动力是一种奇特的商品，劳动力的使用(即劳动本身)创造了剩余价值，正是这个超出劳动力价值之外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 4.商品拜物教 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 商品拜物教的基本特色并不在于以物代人，而在于误认，这样的误认可以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也可以发生在“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中 在弗洛伊德那里，被崇拜的物神基本上是男根的替代品；在拉康那里，人的主体性建立于镜像阶段之前，这个阶段任何不健全的发展，都可能使婴儿摆脱自我，而依恋某一物品，因而形成恋物癖。 【马克思】在某种意义上，人很像商品。因为人来到世间，既没有带着镜子，也不像费希特派的哲学家那样，说什么我就是我，所以人起初是以别人来反映自己的。 【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只有通过被反映在另一个人身上，即只有另一个人为其提供了整体性的意象，自我才能实现自我认同；认同与异化因而是严格地密切相关的。 歇斯底里征兆 皈依的歇斯底里 5.极权主义笑声 温别尔托艾科《玫瑰的名字》→这本书让我们感到烦心的是它的潜在命题:极权主义的源泉是对官方词语的教条主义依恋:缺乏笑声，缺乏讽刺的超然。对于善的过度许诺会转变为最大的恶:任何一种狂热的教条主义，特别是在至善名义下表现出来的狂热的教条主义，都是真正的恶。 如果我们过于迷恋善，并相应地陶醉于对恶的憎恨，我们对善的迷恋可能转成为恶的力量。真正的恶是假装出来天真无邪的凝视，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恶它什么也感受不到，正如亨利詹姆斯的《螺丝在拧紧》中表现的那样。在那里，真正的恶当然是故事讲述者(年轻的家庭女教师)本人的凝视。 6.作为意识形态一种形式的犬儒主义 一种基本的 创构性的天真无邪 面具并不仅仅掩藏事物的真实状态，意识形态的扭曲已经融为它的本质。 犬儒理性不再是朴素的了，却成为已被启蒙的虚假意识的一个悖论:人们很清楚那个虚假性，知道意识形态普适性下面隐藏着特定的利益，但拒不与之断绝关系。 【大犬儒主义】以讽刺挖苦的方式对官方文化的通俗化 鄙俗化的拒绝:经典的犬儒程序，就是以日常的平凡朴实，对抗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拥有神圣低沉的音调，并将其提高到荒诞不经的高度，以此揭露掩藏在高贵意识形态用语下面的由权力派生出来的自我利益 好勇斗狠 野蛮残忍。对抗官方的命题，并借此颠覆它。永远从个人利益出发阐明一切。(例如，当一个政客滔滔不绝地大谈特谈爱国 牺牲的义务时犬儒主义会揭露他正在从别人的牺牲中捞取个人好处)。 【犬儒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对这种大犬儒性颠覆的响应:它承认也重视掩藏在意识形态普遍性下面的特定利益，承认也重视意识形态面具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但它总能找到保留那个面具的理由。犬儒智慧的模型就是要把正直、诚实想象为不诚实的至高形式，把道德想象为放荡不羁的至高形式，把真理想象为最有效的谎言形式。因此这种犬儒主义是对官方意识形态的一种不正常的“否定之否定”。 面对犬儒理性，传统的意识形态批判无能为力。 【阿多诺】严格说来，意识形态只是这样一个系统——它自称能够获得真理，即它不仅仅是一个谎言，而是一个被体验为真理的谎言，一个假装被严肃对待的谎言。 7.意识形态幻象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继续 意识形态就存在于下列事实之中，人们并不知道他们实际上做了什么，他们对于他们所从属的社会现实的表象是虚假的，这表象当然是由同一现实制造出来的扭曲。 马克思谈到过“商品的形而上学”和“日常生活的宗教”。哲学思辨上的唯实论也根植于商品世界的社会现实之中。 幻觉是双重性的:它寄身于对幻觉的视而不见之中，这样的幻觉正在构建我们与现实之间真实有效的关系。而这一被忽略了的无意识幻觉，可能正是被人称为意识形态幻象的事物。 今日之社会必定显现为后意识形态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犬儒主义的意识形态。人们不再信奉任何意识形态真实，他们不再严肃地对待任何意识形态命题。不过，就其基本层面而言，意识形态不是掩饰事物的真实状态的幻觉，而是构建我们的社会现实的(无意识)幻象。 犬儒派的洁身自好只是其中的一种:即使我们并不严肃地对待事物，即便我们保持反讽式的洁身自好，我们依然我行我素。 所谓“卡夫卡宇宙”并非“社会现实的幻象——意象”，恰恰相反，它是运转于社会现实中间的幻象的舞台调度。 在帕斯卡尔看来，我们理性推理的内在性，取决于外在的荒谬的“机器”——能指的自动化，符号网络的自动化。 我们并没有真正服从权威，而只是追随我们的判断力，它告诉我们权威是值得服从的，因为它是善良明智仁慈的…… 被压抑的是下列事实:法律并没有被当作真实可靠的事物为人接受，而只是被当成必须的事物被接受——其权威性与真理无关。 移情就是对于真理的假定，就是对隐藏在愚蠢 创伤性 不一致的法律事实后面的意义的假定。 10.卡夫卡:阿尔都塞的批判者 阿尔都塞仅仅谈及意识形态质询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意识形态的符号机器被“内化”于对意义与真理的意识形态体验之中。 卡夫卡确定了对未定型的阿尔都塞的批判，他让我们明白，这构成了机器与其内化之间的缺口。 卡夫卡小说中的出发点是质询:卡夫卡式的主体被神秘的官僚实体(法律 城堡)所质询。但这种质询看上去总是有点怪模怪样，可以说，这是缺乏认同/主体化的质询；它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可以认同的事业——卡夫卡式的主体是这样的主体，他拼命追求一种品性，以便于自己与之认同，他并不理解大他者的呼唤的意义之所在。 【拉康“烧着的孩子的梦”】【通常的分析】梦的功能之一是帮助做梦者延长其睡眠。做梦者突然暴露于外在的刺激之下，暴露在来自现实的刺激物中(比如闹钟的响铃 敲门声等，在上述情形中是烟味)。为了延长睡眠，他会飞快地当场构建一个梦:一个小场景，一个小故事，包括那些刺激性因素。不过外在的刺激很快变得过于强烈起来，主体被惊醒了 【拉康的解读背道而驰】他先是构建了一个梦，一个故事，以便延长其睡眠，以免惊醒自己使自己进入现实之中。但他在梦中遭遇的事物，他的欲望的现实，即拉康式的实在界——即孩子责备父亲“难道你没有看见，我被烧着了”这一现实，它暗示出父亲的犯罪心理。比所谓的外在现实本身更可怕，这正是他惊醒过来的原因:逃避他欲望的实在界。他的欲望的实在界在可怕的梦中呈现了出来，堕入现实之中，以便能够继续睡眠，保持其盲目性，避免面对他的欲望的实在界。 对于那些难以忍受的人来说，现实就是梦，“现实”是一个幻象建构它可以帮助我们掩藏我们的欲望的实在界。 意识形态，是用来支撑我们的“现实”的幻象建构:它是一个“幻觉”，能够为我们构造有效真实的社会关系，并因此掩藏难以忍受真实不可能的内核。 意识形态的功能并不在于为我们提供逃避现实的出口，而在于为我们提供了社会现实本身，这样的社会现实可以供我们逃避某些创伤性的真实的内核。 主体化约为一个空隙，化约为一个空位，在那里，他或她的全部内容都由别人赋予，由主体间相互关系的符号网络赋予:我天生乃乌有，我的实证内容全等别人来填充。→拉康的定论是对主体的根本异化。一个人的内容，“他是什么”，将取决于外在的意指网络，该意指网络为他提供符号性认同点，授予他某些符号委任。 当庄子从梦中醒来的时候，他可以对自己说他是庄子，只是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但在梦中，当他是一只蝴蝶的时候，他并不能问自己，一旦他醒来，一旦他觉得自己是庄子时，他还是不是那只做梦梦见自己变成了庄子的蝴蝶。这一问题，这一裂口，只有当我们醒着的时候，才是可能的。这一幻觉并非是对称的，它不能以两种方式同时运作。 11.作为现实支撑物的幻象 拉康认为，只有在睡梦中，我们才能接近真正的觉醒——即，接近我们欲望的实在界。 我们在许多科幻故事中发现了这一主题:现实只是一般化的梦或幻觉。故事通常是通过主人公的视角讲述的，他渐渐发现，他周围的所有人并不是真正的人，而是某种自动机 机器人，只有他自己一言一行俨然是真正的人，这令他感到恐惧；故事的结局当然是，主人公发觉自己同样是一个自动机，而不是真正的人。 拉康相反，他的论点是，总是存在着硬核和残余，它们保持原貌，拒绝化约为幻觉镜像的普遍游戏。 拉康认为，我们处理实在界的硬核的唯一切入点是梦。只有在梦中，我们才能接近幻象——框架，它决定了我们在现实中的活动和行为模式。 意识形态作为梦一样的建构，同样阻碍我们审视事物、现实的真实状态。 我们勇于抛弃意识形态景观，以努力打破意识形态梦，到头来却两手空空一无所成。 打破我们意识形态梦的强权的唯一方式，就是坦然面对呈现在梦中的我们欲望的实在界。 【排犹主义的例子】日常经验不能对那种意识形态建构提供不可化约的抵抗吗？答案当然是不能，如果日常经验可以提供这样的抵抗，那么排犹主义意识形态就不会那么深入人心。只有当我们在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感受不到任何对立时，即，在一种意识形态成功地决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以各种方式体验现实时，这种意识形态才会真正地“掌握我们”。 如果他是一个一意孤行的排犹分子，一边是有关犹太人的意识形态图像(阴谋家 操纵者 盘剥我们这些勇士的人，等等)，一边是对其好邻居斯特恩先生的普通日常体验，面对这二者之间形成的缺口，他的反应是将这一缺口 偏差转化成排犹主义的论据:“你看他们这有多么险恶？认识到他们的真实本性是很困难的。他们把自己的真实本性掩藏在日常表象的面具下面”。 猛一看那些与意识形态相抵触的那些事实，现在也开始成为意识形态的论据了，这时，这种意识形态便大功告成了。 12.剩余价值与剩余快感 在拉康的视野中，我们应该改变术语，用最“狡诈”的意识形态程序指称永恒化的对立面:过快的历史化。 【20世纪文明的“不正当”的正当行为:集中营】人们做出各种各样的努力，把这个现象置入一个具体意象之中(“大屠杀”)，将之化约为某一具体社会秩序的产物(法西斯主义 斯大林主义) 资本主义永远扩张其生产，永远不停地发展其生产条件 不停地发展是它反复解决其基本的构成性失衡(“矛盾”)，并与之达成妥协的唯一方式。我们发现了资本主义特有的悖论，它的最后凭借:资本主义能够借助其强力资源，改变其限制和无能为力的状况:它越是“腐败”，其内在矛盾越是趋于恶化，它就越要进行内部革命，以求得生存。

启蒙运动的幻觉主要存在于下列观念之中：我们可以与外部的社会机器保持适当的距离，可以借助习俗的外在性，保持我们内在反思空间的无暇。但这种见解并没有影响到康德，在其对范畴命令的肯定中，康德已经考虑到了内在道德律令本身的创伤性、无意义、不忠实的特性。康德的范畴命令恰恰就是这样的律令，它具有必要的无条件权威，不必是真实可靠的，用康德自己的话说，它是种‘‘先验的事实’，一个真假与否无法从理论上予以论证的事实，但其无条件有效性应该预先假定，这样我们的道德行为才有意义。

我们可以通过一整套的区别性特征，把道德律令与“病理性”经验既存的社会法律对立起来：社会法律构造了一个社会现实领域，道德律令则是无条件命令的实在界，它从不考虑现实强加于我们的种种限制——它是一个不可能的指令。“你能够，因为你必须”（Du kannst，denn du sollst！）社会法律平息我们的利己主义调节社会动态平衡，道德律令通过引入无条件强制因素，在社会动态平衡中制造失衡。康德最后的悖论是实践理性先于理论理性：我们恰恰通过屈服于范畴命令的‘非理性’强制，才能使自己摆脱外在的社会限制，获得了独立启蒙后主体所特有的成熟。

拉康理论特别强调康德道德命令隐藏的一个淫秽超我命令：快感！——这是大他者的声音，它强迫我们为了履行义务而履行义务，因而是对诉诸不可能的快感的创伤性侵入，它同时瓦解了快乐原则动态平衡及其衍生物——现实原则。这是拉康把萨德设想为康德真理的原因：Kant avec Sade。

其一是实在界（the Re‐al），其二是实在界的符号化。实在界的每一次符号化都会产生剩余（surplus），正是这种剩余充当着欲望的客体成因（object‐cause of de‐sire）。正视这种剩余，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正视这种残余（leftover），意味着承认，存在着致命的僵局，存在着“对抗”（antagonism）。 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言，关键不在于牺牲的形式价值。正是牺牲这种行为本身，“牺牲的精神”，才是对自由这一颓废疾病的治疗。 总是存在着硬核（hard kernel），存在着残余，它们保持原貌，我们无法把它们化约为普遍的幻觉镜像嬉戏。 在精神分析中，“知”有其致命的维度（lethal dimension）：主体必须为接近它付出代价，即丧失自己的存在。换言之，消灭误认意味着消灭、消解假定把自己隐藏在误认的形式—幻觉（form‐illusion of mis‐recognition）之后的“实体”。依拉康之见，这一实体——精神分析唯一认可之物——就是快感。获得知识就要失去快感。快感，就其愚蠢性（stupidity）而言，只能以某种非知、无知为基础。难怪接受精神分析的人对精神分析师的反应常常是妄想狂式的：通过强迫接受精神分析的人了解自己的欲望，精神分析师实际上想从他那里偷走他最隐秘的宝藏，即他的快感内核（kernel of enjoyment）。 通过接受习俗和社会生活规则的无意义的、既定的特性（nonsensical，given character），通过接受“律令就是律令”这一事实，我们在内心深入摆脱了它们的限制——这种方式适用于所有的自由理论反思（ the oretical reflection）。换言之，我们把恺撒的还给了恺撒，这样我们才能平静地反思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