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与民族主义

文化已不再仅仅是一种靠较眼里的强制性措施来维持的社会秩序的装饰、确实和合法化证明；文化现在是必需的、共享的媒介，是生命线，或者是共有的最小氛围，只有在这种氛围里，社会的成员才能呼吸、存活和生产。对任何一个社会而言，它必须是所有的成员都能在其中呼吸、言谈和生产的文化。因此，这必定是同一种文化。此外，它限制必需是一种伟大的或高层次的（有识字能力、由培训维持的）文化，它不再是一种多样化的、受地方局限的、没有识字能力的狭小文化或传统。

识字的普及，计算、技术和各种奇淫技巧所达到的高水平，是它（指工业社会）发挥功能的必要条件之一。它的成员是而且必须是流动的，时刻准备从一项活动转到另一项活动，必须接受使他们能够遵循新的活动或者职业说明说和指令书的一般性教育。在工作中，他们必须不断地与许许多多以前大都没有接触过的人进行交流，因此和这些人的交流必须直截了当，而不是依赖某种语境。他们还必须能够通过使用不带个人感情的、不依赖语境的、就事论事的书面信息进行交流。因此，这些交流必须使用共通的、标准的语言媒介和书写体。保证实现这一社会成就的教育体系变得庞大而必不可少，但它同时不再垄断接近书面文字的权力：它的顾客遍及整个社会。在教育这个机器里，个人至少像社会其他部分一样，能够被体制里的其他人取代，也许被取代的程度更大。有些大师和研究人员也许是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但是，一般的教授和教师可以被教书职业之外的人轻而易举地、毫无损失地取代。

6、工业社会的社会熵与平等“社会熵”是人类社会这个系统的运行状态无效性的增加量。社会总是朝着个体等级差异逐渐减小的方向发展，即“社会熵增”。当对熵的抑制既不能用同化的方法，又不能依靠外来者本族的媒介建立一种独立的文化的方法加以补救，情况会很糟糕。以蓝肤色的次生人群为例。当他们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聚集在社会底层附近，，他们的肤色往往与地位低下挂钩导致人们对他们的偏见。不同于卢里塔尼亚文化，蓝肤色的不可放弃性使其失去同化的可能，加之没有领土基础或者那片土地太小，民族独立亦无可能。身体的或者遗传的特征仅仅是“蓝肤色”的一种，某种根深蒂固的宗教文化习俗完全可以与之媲美，比如自称“穆斯林”的波斯尼亚的前穆斯林人口。在工业社会，高层次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它们需要的是国家而不是教会，每一种文化都需要一个国家。对比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盖尔纳在本章还提及了伊斯兰教的独特性和适应性、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陆的许多民族主义以及索马里的例子。7、民族主义的类型权力或者能否获得教育（等同于一种可行的现代高层次文化）是构建民族主义不同类型的两个关键因素。在一个工业社会里，始终是有些人拥有权力，而有些人则没有权力。把（永远存在的）权力不平等现象，与受教育机会分配的各种可能模式结合起来，得出的四种可能的情况：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平等的不能受教育的机会、对掌权者有利或者不利的受教育机会。然后把“文化统一性和文化双重性”的对立强加在这四种形式之上，出现了8种可能的情况（见P124表2）。随后，盖尔纳主要介绍 了三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哈布斯堡王朝传统的民族主义、传统的、自有的西方民族主义和散居国外者的民族主义。8、民族主义的未来在发达的、甚至可能在某种意义上也已完成了工业主义的时代，民族主义能否继续是一支主要力量、或者政治责任。一旦一个工业社会得到充分满足，又变得很稳定，不再流动，民族主义将会如何？在趋同理论和不相容理论之间存有某种真理吗？民族主义时代会成为过去吗？至少在民族主义对政治和文化单位保持一致的要求将继续适用这一点上，我们不必预期民族主义的时代将结束。9、民族主义与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受到普遍存在的虚假意识的影响。它的神话颠倒了事实：它声称捍卫民间文化，而事实上，却在构建一种高层次文化；它声称保护着一种古老的民间社会，而事实上，却在为建立一个没有个性特征的大众社会推波助澜。现代民族主义既不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偶然，也不仅仅是纯粹仇恨的结果。随后，盖尔纳谈及康德的“自决”概念与民族主义的联系。最后，他提及了民族与国家在数量上不相称的情况，声称国家数量太少比太多更容易伤害民族主义情绪。10、结论盖尔纳至此尽力阐述了民族主义产生和流行的原因。同质性、识字、没有个性特征是现代社会的关键特征。工业社会的高层次文化不再与信仰和教会相联系。在人人都是专家的社会里，识字不再是一种专长，而是所有专长的先决条件。在这种社会里，人们主要忠实于我们的识字的媒介，忠实于它的政治保护者。对民族与民族主义的简单评价盖尔纳在工业文明区别于农业文明的诸特征中发现了现代政治民族主义的秘密 。为我们从政治的角度理解民族和民族主义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理论，尤其是对现代社会与民族主义的关系的阐释最为透彻。对其中肯的评价是：盖尔纳的理论仅仅成功地解释了何以会出现一个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历史时代 ，可以肯定的是，他成功地说明了现代民族与工业化和现代化之间存在什么样的联系。盖尔纳的独特理论主要是以西方经验基础得出的，但他本人不否认其在理论解释上的局限性，这反而让人无处诟病。解释个别的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特殊内容和命运，不是盖尔纳的使命。他的理论不能回答为什么有些民族主义成功了，而更多的却失败了。民族国家的同质化和宽容与否的关系也基本上不在他的理论视野之内。根据他的理论，从美国的多元主义的民族主义到纳粹的法西斯主义，都是民族主义，都反映了工业文明对文化和政治边界同一的要求。不同的民族主义在宽容问题上的区别当然重要，但解释这些区别，不是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他只是说明了，工业社会在文化同一性上一般地和必然地比农业社会更不宽容。盖尔纳的民族理论既不是一般的，即可以应用到所有类型的民族主义上，也不是实质的，即能告诉我们有关民族主义的非琐碎细节，但作为一种概念工具，自有其价值。

总的来说，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受到普遍存在的虚假意识的影响。他的神话颠倒了事实：它声称捍卫民间文化，而事实上却在构建一种高层次文化；它声称保护着一个古老的民间社会，而事实上，却在为建立一个没有个性特征的大众社会推波助澜。（前民族主义时期的德国，是由大量真正的社群组成的，其中许多都是乡村社群。后民族主义时期的统一的德国，主要是一个工业的、大众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