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穆勒自传

但是我所谈到一切只是这个团体的外表，或者说仅仅是理论性部分，而且还只是这个部分的一个侧面。至于要透视到内部看看我们是怎样的一种人，我必须先说清楚所谈的仅限于我本人。

我想别人经常把边沁主义者描述为仅仅是推理的机器，这种说法虽然对大多数具有这个称号的人极不适用，但对我生涯中某两三年的情形来说并非完全不适合。这个比喻对社会的共同目标至少很觉新奇的青年人是适用的，因此对我也许适用的。

在下列一点上也没有特别异常的地方：不能期望一个我当时年龄相仿的年轻人成为象我碰巧所成为的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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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6年-1832年是我精神发展中的危机前进的一个阶段。此后几年里我很少写作，不再正常向刊物投稿。从这种写作的间断中我得到很大好处。

在此期间我能对自己的内心世界作番清理和培育自己的思想，而不要求将它们发表出去，这一点对我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如果我继续写作，我思想和性格在那几年中发生的重大转变势必大受阻挠。

要说清楚此种转变的根源或至少说清楚我为这个转变所作的准备过程，必须从几年前讲起。自从1821年冬天我第一次读到边沁的著作起，尤其是从《威斯敏斯特评论》创刊开始，我对生活可以说有了真正目标，就是做一个世界的改造者。

我把这个目标看作个人幸福的所在。我所望得到的个人同情也就是为此目标共同奋斗者的同情。我竭力受生活道路上所能得到的同情；但是我把这个目标看作个人永不满足的源泉，因而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一点上。

我一直庆幸自己实无疑地享受着幸福生活,我把幸福放在长期和遥远的事物上。追求这种事物上总是时时有进步。而这种事物又决不会完全得至因而我的幸福也不会消失。

这种想法在好几年中鼓励着我。在几年里世界上发生的一般性改良，以及想到我和他人为改良世所进行的斗争，使现实似乎充满了乐趣和生气。

但是到1826年天。那样的时刻终于来到，我犹如从梦中中醒来。我处于神经麻木状态，有如人人偶而会碰到的那种情况，对娱乐和快乐的刺激不感兴趣了。

我的内心觉得，往日快乐的事情现在变为枯燥.....在此种心情下我不禁自问：“假如生活中的所有目标完全实现，假如你所想望的全部制度和思想的改变就在这个时候完全实现，你会觉得非常快乐和幸福吗?

”一种不可遏制的自我意识明确地同答：“不”。至此，我的心下沉，我生活所寄托的整个基础崩溃。我全部幸福原是对这个目标的不断追求，现在这个目标已失去吸引人的力量，追求目标的手段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呢？

起初我希望乌云会自行消散，可是它并不如此。一夜安眠是驱散人生较小烦恼的灵丹妙药。但对它毫无效力，醒来之后重新意识到令人悲哀的现实。

科尔里奇《沮丧》里的几行诗句那时我还未读过它一确切地描写出我的心绪：

一种没有剧疼的悲哀。空虚、幽暗和阴郁，

一种寂寥。沉闷和冷漠的悲戚，

在语言、叹息或眼泪里，

找不到自然的发泄或慰藉。

我向昔日爱读的书寻求安慰。那些记载历史上高贵和伟大人物的史书，过去我一直从那里吸取力量和生气现在解决不了我的苦闷。现在我读这些书毫无感觉。或者虽有习惯性的感觉。但引不起兴趣。

我把我的感受向人倾诉也得不到宽慰。倘若世上有一个人，我爱他程度之深，达到非把我的悲哀向他倾诉不可的程度，那求我也许不会再处于这种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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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思想最痛若的时候读了拜伦。一般人认为诗人的特别处就在于他们有较强烈的感情。我想试一下诗人能不唤起我的感情。果然不出意料，结果未得到好处，反而适得其反。

这位诗人的心境和我太相似了，他的诗正是一个已厌倦一切落悦的人的感情，在他看来生活对于所有生活条件很好的人必然是乏味，无兴趣的东西。与我的看法毫无二致。他的 Harold和Manfred中有与我同样的思想。

我的内心状况也不能期望他的《吉类斯》( Gilours) 或《拉脂斯》(Lara)的沉闷的气氛中得到任何安慰。

可是虽然拜伦的诗完全不适合我的心绪，华兹华斯的诗却恰好适合。

两三年前我浏览过他的《远游》 (Exoarion)，但没有什么收获；倘若我此时还是读这一篇，也许依然不感兴趣。但是1815年出版的二卷本诗集中有多方面内容的诗篇（晚年几乎没有增加有价值的东西)）正是在那个特殊关键时刻我精神上所需要的合适的东西。

首先这些有力地触动我最强烈感到快乐的敏感之处，即对时代风物与自然景色的爱好；这些不但是我生活中大部分快乐来源，而且把我从最近一次时间最长的沮丧复发中解脱出来，是乡景向我展施的力量。

我父亲（詹姆斯·密尔）的教导常常贬低感情的价值。这一点并非指他本人铁石心肠或麻木不仁，我相信他具有恰恰相反的秉性。他认为感情不需要关心，只要正确关心行为，肯定会有足够的感情。他看到人们在伦理学和哲学的争论中，把感情作为行为的最终理由和证明，不顾感情本身也需要证明；看到当行为的后果有害于人类幸福时，实际上也用感情为之辩护；看到一个人性格上富有感情，就认为他美德毕具（在父亲看来只有行为才能表示美德）。

虽然詹姆斯·密尔的确认为，如果能教会所有人读书，如果能够把各种理论用语言或文字向他们传播，理性的光辉就会照亮人类的心扉，什么问题都会得到解决（如果所有人都能考进清北复交，那确实很难有什么问题了。不过也不好说？？），事实上，他并不缺乏魅力。约翰·密尔回忆道，边沁通过他的著作发挥作用，而詹姆斯·密尔用谈话为手段来传播学说。虽然边沁在历史上更为伟大， 后者的个人影响却更大。他语言简练通俗，往往一语中的，“时常开怀纵情大笑，当与他所喜欢的人在一起时，他是非常有趣和可爱的伙伴”。

当然，如果是在今天，詹姆斯·密尔必须做到更多。他首先要能解释债市风云，能八卦山顶洞人，能剖析婆媳矛盾，了解一些口红香水，或者至少是个吃货。好吧，不得不说，一个能够对婆媳关系侃侃而谈的詹姆斯·密尔，好像确实可爱了一些。

来看一下密尔的原生家庭。

父亲（詹姆斯·密尔）在这段时期里，有两件不能不使人吃惊的事情：一件极为普通，另一件则颇不寻常。第一件是：以他所处的地位，一无资财，除了在杂志上写些文章有些不稳定的稿酬外，别无其它收入，在这种情况下结了婚，还养了一大群家口；不论从理智或责任来说，没有比这种举动更违背他自己至少在后半生所坚持的主张的了。另一件事是：他具有过此种生活所需要的非凡精力，他从一开始就在不利条件下艰苦工作，由于结婚又给自己带来沉重负担。在许多岁月里，单就他用写作勉强维持一家生计，不负债，不陷入经济窘境而言，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何况他所持的见解，为有权势的人士所厌恶，其程度之严重是以往和后来所没有的……在如此沉重的负担下，他还是计划、准备和完成《印度史》的写作……他在整个写作期间，几乎每天要抽出相当时间用以教育他的孩子，对他的孩子中的一个——我，他所花的劳力、心力和耐心之多为其他教育儿女者所罕有，他依照自己的意见，力图使我得到最高等的知识教育。

我们在书中担忧，社会平等和代表公众舆论的政府将不可避免会出现，这会把划一的言论和行动的枷锁加在人类的头上，此种担忧在那些单看眼前事实不看未来趋势的人来看似乎只是幻觉，因为社会和制度中正在出现的逐步革命，迄今绝对有利于新思想的发展，使新思想比过去更能得到人们无偏见的吸取。但这是属于过渡时期的特色，在此期间旧的观念与感情基础已经动摇，新理论的统治地位尚未确立。在这种时候，从事精神活动的人们，他们已经抛弃了旧的信仰，但不能确知还保留着的那些东西可能不会发生变化的，他们热忱地倾听新的思想，这种现象当然是暂时的；总有一天某个特殊的理论体系会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依照这种理论体系组织起社会制度和行为方式，通过教育把新信条（未把产生新信条的思想过程）灌输给新的一代；此种信条渐渐具有与曾经发挥作用的而后来被取代的旧信条相同的强制力。此种有害的强制力今后会不会发展，就得看那时人类是否知道，这种力量如果不阻碍人的本性是不可能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