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o Cheers for Anarchism》的原文摘录
全民公共教育的最大不幸在于它大体上是一条产品单一的生产线……让所有的努力都为教育产出的标准化服务,奋力迎合官方设立的标准。
这种教育的产出是什么?它是一种特定形式的(狭义的)分析型智能(analytical intelligence);按照规划,它可以通过考试来测量。众所周知,在一个成功的社会中,有价值的重要技能有很多很多,而分析型才能与成功社会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这些有价值的才能包括艺术天赋、想象力智能、手工智能(也就是早期工人从田间带到福特工厂的才能)、音乐舞蹈技能、创造力智能、情感智能、社交技能和伦理智能。这些才能中有的可以在学校的课外活动(尤其是体育活动)里找到一席之地,但终究无法进入那些被检测、被打分的学校活动,计分项才是学生、老师、学校全力关注的对象。这种扁平的教育在法国、日本、中国、韩国等国的教育系统中被奉为圭臬。在这些国家,基础教育实践最终汇为一场决定学生未来社会地位和终身命运的大型考试。于是,在进入名校、报名课外辅导班、参加死记硬背的专门备考课程这些方面,争夺达到了疯狂的水平。
……“赢得”了赛跑的这部分人终身受益于随之而来的机遇和特权——没有这场赛跑,其人生可能就是另一番景象。这场胜利也令人一辈子享受地位、优越感、成就感和自尊。……这是赋予大约20%的胜出者的终身特权。
浪费了五分之四的学生的天赋,让他们背上持久的污名,使他们在社会守门人眼中乃至他们自己眼中成为失败者——这是怎样一种制度?这种狭隘的教育赋予“分析型智能精英”丰厚的特权与机遇。这么做有什么正当的好处?是否值得社会承受如此巨大的人才损失与浪费? (查看原文 )
其实我们所有人都容易犯类似的错误,把外观上的有序等同于实践上的有序,同时把外观上的杂乱等同于无序。这是一种自然的、在我看来也是严重的错误。 (查看原文 )
冲击秩序的行为经过愤怒、挫败、暴力的激化后,将清楚传达出这样的信息:人们的诉求已经不能在现有的制度和法律框架内解决。所以,就他们违背法律的意愿而言,本质的一点不是种下失序的种子,而是要求设置一种更加公正的法定秩序。我们如今的法治相较从前要更加公正、更加自由,这也部分归功于那些勇于违抗不公法律的人。 (查看原文 )
被统治,就是被没有知识和美德可言的造物盯上,就是被监察,被窥探,被规范,被灌输,被说教,被注册和点名,被估算,被预测,被审查,被命令。被统治,就是在每一种规程、交往、行动上,被记录,被统计,被估价,被责令,被禁止,被改造,被调控,被矫正。 (查看原文 )
你们知道,你们自己,尤其还有你们的祖辈,可以再多一些违抗法律的精神。有一天,你们会接受正义和理性的号召,去违抗更大的法律。那一刻将决定一切。你们要有所准备。你们要如何为那事关重大的一天绸缪呢?你们得保持‘良好状态’,这样一来,当那个重要日子到来时,你们就会做好准备了。你们需要的是‘无政府主义的操演’。每隔一段时间,去反抗一些细小的、没有道理的法律,即使只是闯次红灯。用你们自己的脑子去判断一条法律是否公正合理。如此,你们就能状态良好;当那个重要的日子到来时,你们就会有所准备。 (查看原文 )
更多的政权不是被革命的先进力量或叛乱的暴民推翻的,而是在所谓的“爱尔兰式的民主”——千万普通人沉默而固执地不服从、不合作与不守序——的压力下一点一点屈服的。 (查看原文 )
习惯性的自觉服从可能导致某些荒唐的情形,每个人在经过理性的反思后几乎都会发现其中的荒谬性。实际上,近三个世纪以来的所有伟大的解放运动最初想要实现的,都是挑战某种法定秩序,对付守卫这些秩序的政治力量更是理所当然之事。如果没有几个勇敢的灵魂敢于突破规则与习俗(通过静坐抗议、示威,以及对既定立法的大规模违背),就没有后来的解放运动。冲击秩序的行为经过愤怒、挫败、暴力的激化后,将清楚传达出这样的信息:人们的诉求已经不能在现有的制度和法律框架内解决。 (查看原文 )
历史的凝练,人们对于清晰叙事的欲望,精英与机构展示秩序和目的性的需求——这些力量合谋起来,传递了一种历史因果律的虚假画面。我们或许因此忽略了一些现实:许多历史变革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临时与自发行为的结果;有组织的社会运动常常是那些无序抗议和示威的产物,而非其诱因;人类自由方面的显著进步往往不是规范的制度程序的结果,而是未经规划的、不可预测的自发行动,是自下而上打破传统社会秩序的成果 。 (查看原文 )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形成了榜样效应的不服从行为,尤其当它们引发连锁反应,促使别人争相仿效时。若是这样,我们面对的就不是缘于胆怯或故意(或两者都有)的个体行为,而更多是有着大规模政治效应的社会现象。微小的拒绝服从被复制几千次后,足以彻底打乱将军或者国家元首制订的大计划。这种小的不服从永远上不了新闻头条,但是正如千万毫无头脑的珊瑚虫能够创造珊瑚礁,成千上万的不服从、开小差也能够制造经济或者政治上的巨大礁石。 (查看原文 )
人长期生活在服从中,这对于一个奉行民主的公民社会有着不详的潜移默化作用。如果一个人在醒着的时间都低声下气,其生存习惯和个人形象都是在集权的环境中获得的,那么,你还有理由期待他在小镇业主会议上挺身而出,摇身一变成为勇敢正直、独立思考、不畏风险的模范公民吗?人们真的可以从工作场所的专制体制径直投入公共领域的公民民主活动吗? (查看原文 )
Francois Rochat: "平庸之善"
他们的行动在先,然后再为行动找到一套逻辑。抽象的原则是实践的产物,而不是相反。 (查看原文 )
更進一步觀察,新自由主義極度提倡個體甚於社會,強調個人產權,貶抑公共財,視土地(自然)與勞動(人類的工作生活)為市場商品,用成本效益分析( cost-benefit analysis ,比方說,制訂「影子價格」〔 shadow pricing 〕計算夕陽或者瀕臨消失的絕景的價格),換算成金錢價格。凡此種種都鼓勵社會計算( social calculation )的習慣,醞釀出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氛圍。
我的意思是說:歷經兩個世紀的國家強權( strong state )與自由經濟,可能已經將我們成功改造,讓我們喪失了絕大部分的相互性習慣,現在更面臨變身為危險的掠食者,也就是霍布斯認為人在自然狀態時必然的狀態。利維坦的誕生也因此順理成章的自我證成。 (查看原文 )
如果一位政客从政依靠的是巨额政治献金,且献金的目的是管制而非迁就公众意见,该政客就不会那么在乎平民支持者的声音了。一个未得势的社会运动或革命运动团体会比其得势后更善于倾听。权力滔天的人不必学习如何与他人“合奏”。或者正如肯尼思・博尔丁(Keneneth Boulding)所说,“一个组织[或国家]越大、越集权,它的顶层决策者越可能工作在一个臆想的世界里”。 (查看原文 )
令人遗憾的现实是,许多这类缺陷可以通过改革或细化数据的生成机制来修正。不过在实践中,设计上更抽象、运算上更简单的测量方式往往因为使用方便、成本低廉而受到青睐……它具有深层次的政治意义和现实后果。 (查看原文 )
第二个致命缺点是,即使在刚被设计出来时它是有效的,其存在本身也会引发一系列损害其有效性的事件。“标准对行为的殖民”
Goodhart's Law:“一旦一种测量标准成了目的,它便不再是一宗好的测量标准”
Matthew Light: “那些以达标为己任的人确实做到了,但用的并不是该准则期望的途径” (查看原文 )
爱因斯坦曾说:“不是所有算得上数的东西都能计算,也不是能计算的东西都算数。” (查看原文 )
大多数下层阶级自古以来就与公开的政治组织无缘。 (查看原文 )
没有政府参与的互助关系是普遍存在的。 (查看原文 )
国家的存在、权力以及管辖领域近几个世纪以来的扩张,是否削弱了个人和小群体的独立自主能力?平等个体之间通过非正式协作实现的社会功能,如今大多被置于国家的组织或者监之下。 (查看原文 )
蒲鲁东:“被统治,就是被没有知识和美德可言的造物盯上,就是被监察,被窥探,被规范,被灌输,被说教,被注册和点名,被估算,被预测,被审查,被命令。被统治,就是在每一种规程、交往、行动上,被记录,被统计,被估价,被责令,被禁止,被改造,被调控,被矫正。”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