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心理学》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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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心理学作为心理学与法学的交叉学科，主要是用心理现象来解释法律问题的一种学问或一门科学。通俗地说，就是法学家问，心理学家答。所以，从事法律心理学研究的学者必须深知法学家的疑问。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页 -
遗憾的是，多数法律人至今关于行为的认知仍然局限于朴素的人类行为模式，即人类行为是趋利避害的，于是遵循着先人智慧“乱世用重典”的法治思维建构着我们身处其中的各种制度。至于心理学家揭示出人类的犯罪决策可能是基于有限理性、甚至是非理性所作出的现象时，这对习惯于将法律视为理性事业的职业群体而言是多么地不可思议。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页 -
从学科产生来看，法学是与医学、神学并列的最古老的三大学科之一。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页 -
Frank认为，法官的实际思维过程是不合逻辑的，但表现在判决书上的说明却可以遵循形式逻辑的要求，以演绎推理的方式正当化自己的裁判结论。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页 -
条件反射与非条件反射相比，前者的数目是无限的，后者是有限的。条件反射扩展了机体对外界复杂环境的适应范围，使机体能够识别还在远方的刺激物的性质，预先作出不同的反应。因此，条件反射使机体具有更大的预见性、灵活性和适应性。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页 -
儿童对封闭式问题（即特殊性问题）回答的正确性显著低于开放式问题；在封闭式问题中，是非型问题比其他问题更能影响记忆的准确性。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页 -
Ackil等（1995）的研究发现，学前儿童和小学儿童有时不能区分真正进行过的活动和想象的活动。学前儿童常把在联合活动中实际由自己操作的活动错误地回忆为别人操作。一些研究者根据这些发现推测：幼儿监控知识资源的困难可能影响他们对目击过的事件回忆的准确性.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页 -
1990年以前，人们忽视了一个事实，即调查程序会吓倒儿童，从而使他们不能叙述有过的经历。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页 -
错证，是指在某些情况下，证人虽无意作伪证，但由于受外界客观条件和证人本身客观条件的限制而导致的证言错误。 以往人们对儿童的错证指责较多，主要认为儿童的知觉与记忆没有充分发展，于是比成人的真实性差。然而，多数研究表明，成人在知觉过程中更易受到自己观念的影响，这可能与成人的生活经历较为丰富有关（Henderson，2003）。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页 -
所以，一般而言，儿童能提供详细的关于犯罪的证言，其可靠性往往较大，因为儿童无法自己虚构犯罪事实的细节。但反过来，儿童不敢提供犯罪事实的证言却较为常见。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页 -
四岁以下的儿童基本上不会说谎，更不知道说谎的道德意义；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页 -
Fisher和Geiselman特别指出使用认知询问的建议： 1）询问的场所会影响侦查人员与证人的沟通与交流，询问场所最好考虑到各自的性别与心理期待，而且给人感觉应当是轻松的； 2）侦查人员不要让证人感到紧张，并鼓励证人积极参与到询问中来； 3）证人被侦查人员牵着鼻子走可能越少，那么证人所提取的信息的准确性就会越高； 4）侦查人员应当以开放式的问题进行提问，并允许甚至鼓励证人给出宽泛的答案，因为当侦查人员开始用封闭式的问题（用是或否作答的问题）进行提问时，证人容易误认为不需要提供详细的、具体的信息，于是就会主观地排除了一些很可能具有重要意义的内容； 5）证人的陈述不要随意被打断，侦查人员应当认真倾听证人的陈述，并让证人感觉到自己正在被倾听，在实践中许多侦查人员习惯于在询问中连续发问，并只要证人提供简单的回答即可，还有研究者曾经作了一项调查，发现侦查人员在证人陈述期间平均每7.5秒钟就打断一次（可能提问，可能要求复述等），这不利于证人的准确陈述； 6）侦查人员应当具备犯罪学等知识，这可能会有助于证人作更详细的陈述； 7）尤其在询问被害人时，有些受害人（性犯罪的被害人）常常感到尴尬而不愿陈述一些细节，侦查人员应当先与她们建立和谐与信任的关系，并提供合适的询问场所，进行个性化的询问与有效的人际沟通，最好侦查人员的性别与证人也相同； 8）当发现证人陈述的内容与其他证据不一致时，不必立即指出，否则证人容易产生心理防御，并对不一致的内容进行合理化的解释，而解释的内容可能并非自己所知觉的； 9）侦查人员鼓励证人用相对的回答，而不必作绝对的评定，例如，犯罪嫌疑人比他高还是低能判断就行了，不必准确估计出具体的身高，因为一般人没这个经验。 认知询问技术的核心程序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重建背景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页 -
已有研究（Fisher & Geiselman，1992）指出，当证人觉得自己应该是记得的，但目前想不起来的情况下，背景的重构作用特别显著。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页 -
有一个有趣的案例：一个证人目击了交通事故的发生，他当时有意识地、努力地记住肇事车辆的号码，过了一年后，当警察询问他时他想不起车牌号了。警察鼓励证人回忆：“自己当时为什么要记住这个号码？当时怎么有效地就把号码记住了？”结果这个证人回忆起当时之所以有意识地记起这个数字，是因为这个号码使他想起了过去的住址，并刻意地记了一下。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页 -
（二）鼓励证人集中注意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页 -
（三）多重提取尝试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页 -
已有研究表明，记忆很少是“全”或“无”的系统，仅仅使用一种方法提取信息产生困难，并不意味着该信息就不在记忆库之中，因为许多记忆问题用提取困难解释比用贮存困难解释更加合理（Vank & Penrod，2003）。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页 -
（四）多面提取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页 -
但是，毕竟存在一定的风险，所以在20世纪的80年代中期，人们对认知询问策略的多面提取进行了修正，现在使用的认知询问技术对多面提取已较少强调，而且更多地使用重复回忆来替代多面提取（不同角度与不同顺序）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页 -
出乎意料，发现第一组的准确率最低。后来School等（1996）进一步研究发现，对面孔细节的语言描述确实会干扰对面孔的再认，在大多数情形下的干扰是负性的，在有些情形下干扰很少，甚至还有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对以往观念无疑是一个冲击。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页
作者: 乐国安, 管健
isbn: 7561732457
书名: 法律心理学
页数: 437
定价: 20.00元
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03-5
装帧: 平装(无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