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集 第四卷

毛泽东逝世以后，在他的床上找到一本《六祖坛经》。建国后，代表中国几个佛教宗派的经典，《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等，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毛泽东都读过一些。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他指名要带走的书籍中，便有《六祖坛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法华经》、《大涅经》等。最后由于毛泽东建议，中国最有代表性的的十本哲学著作中列入了《金刚经》和《六祖坛经》。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看、来对待这两本经，应该说毛泽东是最有远见的。正是因为有见地、有见识，他才选准了这两本经。毛泽东是在这本经书上面下了功夫的，这一点应该肯定。　　关于毛泽东重视《坛经》，赵朴老讲过这么一件事。在文革以前，毛泽东到广东视察工作的时候，省里的领导干部在一起开会，他就出了一个题目来问大家：广东在唐朝出了一个最大的唯心主义的哲学家，你们知道是谁吗？所有在场的领导干部都说不出来，只有当时任省委书记的陶铸知道，陶说那就是六祖慧能。接下来毛泽东又问：他有一本著作把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发展到顶峰了，你们知道是哪一本书吗？大家依然不知道，也只有陶铸知道，陶说那就是《六祖坛经》。毛泽东说：你们要好好地看这本书，了解这本书。可惜的是在我们哲学界真正了解《六祖坛经》的人太少了。　　毛泽东政治秘书的回忆：　　《六祖坛经》常带身边　　毛泽东十分欣赏有挑战精神，有独立创建的人。他很欣赏六代禅宗慧能（亦称惠能）的《六祖坛经》一书，经常带在身边。他有几次向我谈及慧能，要我了解他的身世作为，读点他的学说。我对佛学的有限知识，可以说都得益于毛泽东的教导。　　毛泽东最先谈到慧能的身世：他生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3岁丧父，家境贫寒，稍长即以卖柴养母。他皈依佛门后，一直是舂米的下等僧。后来，禅宗五世祖弘忍寻觅新传人，要众僧做法偈，以观各人修行。其上座弟子神秀做法偈一首，深得众僧推崇，可弘忍并不满意。慧能反神秀意做一法偈，却得到弘忍的赏识。毛主席流畅地背诵了这两首法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后一首为慧能所作，与佛教大乘空宗一切皆空、万法皆空宗旨最契合，胜神秀一筹，于是弘忍将法衣传给慧能，为禅宗六世。　　后来毛泽东又和我谈到慧能的学说，及其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他说慧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亦是中国佛教真正始祖。　　在中国佛教几个宗派中，毛泽东熟悉的是禅宗。对于禅宗的学说，特别是它的第六世唐高僧慧能的思想更注意一些。《六祖坛经》一书，毛泽东要过多次。　　毛泽东读佛经，对它的引伸发挥，重在普渡众生、解民痛苦这一面。为此，他很推崇释迦牟尼不当王子，去创立佛教的举动，认为它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人讲话’的。他还把佛经分为‘上层的’和‘劳动人民的’两种，提出《六祖坛经》就属于后一种。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因此，‘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　　在佛教来说，千百年来无疑是把《坛经》和佛所说的经典等同看待的，因为中国高僧大德的著作被称作为经的独此一本，可见佛教界对这本书定位之高。

2014年7月14日 读完全部毛选四卷。这次是完全自发的学习，与若干年前在学校里似懂非懂的朗读背诵某些篇章相比，判若天渊。站在时过境迁的今日中国社会回顾这段历史，这次通过阅读这些文章、相对完整和集中的学习了毛泽东思想，深深感到这的确是一种强大的思想武器、比原子弹强悍得多的武器。中国革命，是地球上最为复杂的系统工程（至少是之一）。毛从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战略定位开始，梳理了历史、现状和发展走势。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是毛的思想源泉，但他非常智慧的进行了发展和创新——与中国实际进行了有机结合、而不是机械地被其束缚捆绑，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是真正适合中国实际的方法论。尤其是，这种辩证唯物论的方法具有普适意义，从宏观至微观、从社会到组织、企业以及个人的各个层面，都完全适用——当然前提是你希望以客观、公正的角度审视问题。在阅读过程中，我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革命思想的兴趣越来越大：在毛和共产党人学习、形成、发展毛泽东思想时，他们在做什么？他们究竟是怎么认识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他们的思想“武器”又是什么（西方帝国主义的治国论？）——从始终站在共产党的对立面的立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