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研究（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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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在江南地区的革命和抗战活动长期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种情况首先是因为江南从来不是共产党革命的重点，也未在革命中起过关键作用。江南地区的政治形势，即江南总是敌对政府统治的核心地区，毫无疑问是阻挠共产党努力的最重要的原因。但是，本文的研究表明，除了这一原因以外，其他因素对共产党在江南地区的挫折也有重要影响。诚然，江南社会同样充满社会冲突和不公正，长期以来江南农民受着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典型意义的阶级冲突在全国罕有其匹。但是江南地区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斗争并不能轻易地转化为共产党所倡导的 农村革命。除了江南农民对政治革命的冷漠外，使共产党在江南地区革命努力反复受挫的一个更为关键的理由是他们无法在江南的乡村中得到持续稳定的人力和物力的支持。没有这一支持，他们在抗战前在江南地区的革命活动很难取得成功。 抗日战争的爆发为共产党在江南地区建立地方政权并同日伪和国民党政权竞争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利用江南的租佃关系来调解业佃纠纷，来确保税收。在这样做的时候，共产党在苏南根据地并没有迫切的要求去动员和重新组织村庄社区。这与他们在华北根据地的做法截然不同。在华北，村庄始终是他们进行革命动员的焦点。通过革命动员，华北根据地的村庄被成功地建设成革命的堡垒和提供长期人力和物资支持的基地。但这种情况从未在苏南根据地发生。 然而，战争只改变了江南的战争形势，而没有改变江南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也没有把江南农民变成革命者。虽然共产党人成功地在江南建立了他们的“军事根据地”，但没有长期人力的支持，特别是兵员的缺乏，仍然阻挠了他们去迅速地扩张他们的力量。与其去改变江南农民的态度，共产党决定改变自己的战略部署。因此他们在华中地区的主要根据地和新四军的司令部转移到了苏北。从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结构来考虑，苏北事实上是华北乡村的一部分。 (查看原文)

  非生而知之者 2025-04-25 23:51:26

• 传统乡村社会可以说是习惯的海洋，以上所列举的只是极小的一部分，它们的核心，是强调穷人的生存权利，反过来，是对富人所需履行义务的要求。 血缘和地缘的高度结合，再加上姻缘关系，使得同一村庄的人往往交织在一个错综复杂的亲属网络之中。即使彼此间没有任何亲属关系，村民们也习惯于用父方的的亲属称谓相互称呼。这种“亲属称谓的延伸使用”，意味着用对待亲属的态度来对待实际上并不是属于这种亲属地位的人（费孝通，1986：63）。这样一来，整个村庄就好似一个扩大了的家庭。“好似”，是说他们之间并不能真的延伸存在于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譬如，靠小米糠麸维生的穷人不会也没有理由要求他的富人乡邻（哪怕是亲属）分给他白面细馍，长工不会在平时要求和东家吃上一样的伙食；但是，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譬如当穷人生存受到威胁，或者当完成最重要的人生义务（为儿子办婚事，为父母办丧事）遇到困难的时候，他的富人乡邻（或者是有能力的人）就有义务提供帮助，其方式多种多样，从无偿施舍粮食、按照通行利率借款，到出借有关的用具。 这些有助于保障穷人生存底线的习俗，是农民接受当前社会分化机制及其结果，认同其合法性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农民文化中的“命运观”亦帮助农民接受当前的分化结果。尽管“命”、“运”经常连用，以解释神秘的难以把握的遭逢际会，但实际上是两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分的观念，相当于英语词汇中 的的fate和fortune。 当失败来临时，“命”（fate）这种神秘的东西出来安慰人们的心灵：富人的成功和穷人的失败，在他们的“八字”（用于支表达，出生的年、月、日、时正好是人个字），“风水”或者星座中就已经预定，“命里八尺，不求一丈”。对于为生计 苦苦挣扎的农民来说，成功似乎不单单是人的努力就能取得的结果。在这样 的情况下，人们在无数的场合，在人力穷尽的情况下不得不祈求超自然力 ... (查看原文)

  非生而知之者 2025-05-02 19:3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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