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在中国(1987-2003)

原文摘录   · · · · · · 

• 社会学家郑也夫发表于1994年的《男女平等的社会学思考》最真实坦率地表露了当代许多男性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百年来在社会性别制度中和社会性别权力关系中的变化的无所适从和失落感。他在文中引用美国学着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婚姻的解体不是因为规章决定，而是因为福利水平坏了父亲在家庭中所起的主要作用和所处的权威地位。男人在自己家里不再感到男子气概…再没有比日益认识到他的妻子和儿女如果没有他能生活得更好更加伤害这些男影的价值了。（郑也夫，1994） 显然，社会性别关系的变化还没有深刻到改变男性对男子气概的界定，男子在男权社会中的特权和地位依然被理直气壮地认定应该是男子气的内涵。这样的思维框架中，对社会性别等级制的挑战也就被为男性看作是对自己作为男人存在的挑战。 (查看原文)

  陈亦然 2025-05-23 16:08:12

• 就在计划经济、男女平等话语、“铁姑娘”们有意无意地颠覆着几千年的社会性别秩序时，拨乱反正的时代终于到来。许多男性知识分子踊跃地加人了对毛泽东时期社会性别话语的批判，并以此开始了对社会性别的重新界定重新规范。这个重新规范的过程恰好与市场经济的起步同步进行。 许多男性借批判计划经济来抨击妇女的平等就业权利，指责“妇女解放”是“以牺性生产力的发展为代价的”，抱怨妇女就业“增加了男子的劳动时间和疲劳度”。当女性知识分子在探讨如何实现社会对妇女在生产和再生产中的劳动价值的承认时，男性知识分子声称“在社会主义‘大锅饭'里，妇女晋去了与其劳动数量与质量不等价的一勺”（常乐人，1988）。 面对劳动力过剩，男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纷纷向政府献计献策，“让妇女回家”的呼声从80年代初期至今不绝于耳。他们引经据典地为妇女回家制造合法性，大造舆论。有的诉之于生理决定论，强调女性天生是弱者，能力低劣于男性，只适合家务，而外出就业只能是降低企业效益。有的则公开呼吁中国妇女向日本妇女学习，为现代化做牺牲。直到2001年3月的全国政协会议上，还有男性政协委员提倡“女同志回家相夫教子同样是光荣的”。 (查看原文)

  陈亦然 2025-05-23 16: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