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私人图书馆

戈培尔送给希特勒卡莱尔撰写的《腓特烈大帝传》出版于1858-1865年，厚达2100页。这部史诗巨作不仅激发了希特勒对腓特烈大帝的崇拜之情，让他毕生都全情关注这位伟人，而且他欣然接受了书中为这位统治者总结的统治观念和历史观点。 作为一位伟人论者，卡莱尔认为“人类历史因伟大人物所做的贡献才得以发展”。他看不起政府。“民主从未光顾我们，一切都只是自欺欺人的传闻。在它自我消解后，大部分的进程才能完成。”卡莱尔曾经这样说过。独裁统治者应该被尊敬、被研究、被效仿，无论他有多少缺点。“其中一个好处便是，伟人能以各种方式为同伴谋取利益。”卡莱尔写道：“但有一点至关重要：我们不能将没有作出贡献的人视为伟人。” 一位批评家曾说，卡莱尔花了7年时间，“痛苦地”尝试如何让腓特烈大帝“公开出现”在欧洲公众面前。实际上，卡莱尔因此而沉醉于他的伟大事业中。他十分敬仰这位18世纪的专制君主。这位 君主“让世界陷入赤贫”，跌入“无底深渊”，让敌人“坠入毁灭性的窘境之中”。他“着迷”于这位国王的“极端禁欲主义”。他“伟大的思想和意识令人骄傲”；他的眼睛更为特别，“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警觉又敏锐”，散发 着“伟人内心的光芒，犹如广阔海洋中心的光辉与火焰一般摇曳着、闪烁着”。卡莱尔发现腓特烈是个“奇迹”。他不断在毁灭的边缘游走，甚至企图自杀，但却又“凭借少数普鲁士军队对抗着整个欧洲。年复一年，坚持了7年时间，直到欧洲人感到厌烦，最终像是无计可施一样放弃了”。英国文坛巨匠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曾说过，卡莱尔是“自学者最好的榜样”。 卡莱尔将残酷之情和诗意感伤的情绪结合在一起，道出了希特勒内心独特的情感状态。卡莱尔的这部作品当年就放在希特勒蒂尔施大街公寓的第一个书架上。或许，希特勒正是因为此书才把自己塑造成了早期纳粹党的一名“鼓手”（Trommler）——因为卡莱尔在腓特烈传记第六章中赋予了这位年轻的摄政王同样的身份。年幼的弗雷德（Fred）手里提着一只鼓。他觉得父亲高兴了，就敲一敲鼓，这是他军事精神的萌芽。“父亲心中的兴奋和喜悦溢于言表，仿佛印证了上天的神启”。卡莱尔这样写道。他说，这位国王以一位“鼓手”的身份进入自己的事业领域；随后的日子，他逐渐征服了整个欧洲。 希特勒在1924年审判的最后说：“令人惊奇的是，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强调：腓特烈大帝协助上帝进行工作，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人民。”后来，他还引用了卡莱尔的话：“关于领导人的问题我有很多话要说。毫无疑问，领袖对于他的人民来说重要至极。但人民的地位同样重要。”希特勒在1927年5月面对一群纳粹党的领导人时说了这番话。“卡莱尔所描述的腓特烈大帝不仅是位伟大的君王，而且是与普鲁士人民相匹配的伟大君主，因为人民同样值得尊敬。” 20年后，希特勒又引用了相同的话语。但这时，他的帝国已经开始土崩瓦解。“如果德国人民轻易在这场战争中认输，那只能说明他们太软弱了。”1944年8月4日，希特勒在诺曼底登陆时这样说。此时，盟军已经对欧洲要塞发起反攻两个月了。“这样的德国人经受不起考验，无法名垂青史。他们只能被毁灭。”1945年3月，他的帝国开始崩溃，毫无挽回的余地。这个时候，希特勒发表了他著名的“尼禄命令”。该指令要求摧毁德国所有的公共设施。而这种行为的逻辑依然来源于卡莱尔。“没有必要再去担心德国人的生活必需品了。”希特勒对艾伯特•施佩尔说，“因为整个国家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懦弱。而未来应属于那个与我们相遥望的更强大的东方国家。” 3月中旬，星期日晚上，希特勒提到了“那位不同寻常的人”，还有他的后代做过的一些事。这些内容明显与卡莱尔书中所写的内容形成映照。在这场军事灾难面前，他所提出的政治解决方案也恰好与卡莱尔所说的一致。作为卡莱尔的终身学生，希特勒肯定会将自己当下的情形与书中描绘的那位普鲁士国王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进行比照： 从12月9日开始，腓特烈在布雷斯劳（Breslau）那座被毁坏的宫殿中回忆过往经历。书中描写道，他当时坐在废墟中，他的面前只有残败的废墟，没有希望。他从世俗中脱离出来，目不转睛地盯着黯淡无望的未来。他几乎看不到任何人；谈话也只谈论最重要的事务，除此外别无其他。 卡莱尔写道，到1761年末，腓特烈的帝国在欧洲各种势力的围攻下濒于崩溃。奥地利、法国、俄国，这几个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抗他，十有八九会胜利。德国的城市不是被攻占了，就是被毁灭了。在一封1962年1月18日写给阿尔让斯侯爵（Marquis d’Argens）的信中，腓特烈表达了自己轻生的念头。他说，“一小段玻璃管”便可以结束这一切，但同时他也希望奇迹出现，从而使整个境况发生改变，以此来安慰自己。“若命运女神继续追击我，那么请让我沉沦毁灭。”腓特烈写道，“这是我脱离苦海的唯一方法。我站在更为宏观的角度思考此事——我就像一位站在遥远星球上的人，将目光投向此处。所有的事物都无限缩小，而且我的敌人也将自己困在如此狭小的方寸空间中，实属庸人自扰。为此，我替他们感到悲哀。” 腓特烈继续说，他在自己的藏书中寻找庇护。“我读了不少东西，”他写道，“几乎贪婪到想一口气读完。这让我的痛苦有所减轻。但我的忧郁症恐怕该将我送进精神病院了。总之，亲爱的侯爵，我们活在动荡和绝望中。” 腓特烈将自己描绘成一个“舞台英雄，永远处在危险之中，永远濒于毁灭之际”。他只希望“结局早点到来。因为知道结局后，我们将不会再记得其他部分。” 然而，圣彼得堡传来了不曾预料到的消息。就在腓特烈写下这封绝望书信的第二天，他得知与自己不共戴天的仇敌伊丽莎白女皇死了。始料未及的疾病让他功败垂成。“那位无法和解的女沙皇，‘臭名昭著的北方女皇’确实已经死了。死亡让她不可能再憎恨我。”腓特烈扬声欢呼，“解放、和平、胜利，它们都将来到这个世界！”更精彩的是，伊丽莎白的 王位由她的侄子彼得继承。不凑巧的是，彼得偏偏是个亲德分子，也从未因此而自惭形秽。他“私底下一直是这位国王的死党和仰慕者。他说速度要加快，不能像国王担心的那样进展太慢。但也不能矫枉过正，因为过于急切容易被全世界的人看穿。”彼得三世切断了同奥地利和法国队联盟，将俄军撤回，并向柏林派出使者。普鲁士得救了，这就是著名的“勃兰登堡王室的奇迹”。卡莱尔说：“腓特烈命硬。”

政治就是进行中的历史。

历史本身其实是斗争后的幸存者对自己获得成功的生存经历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