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古时期的宗教与医疗

原文摘录   · · · · · · 

• 在传统中国社会，瘟疫大多被认为是人类全体必须共同“承负”之恶，没有人是唯一的祸首，也没有人能独善其身，必须共同负起责任，才能消弭灾祸。 其实，现代的“流行病学”也有类似的论点，因为，促成疾病流行的因素，除了“病原”之外，还必须考量“宿主”和“环境”因素，因此，人类的生活习惯、居住环境、社会情境都可能是致病之因。 (查看原文)

  举钟人 3赞 2013-07-27 01:07:09

• 日本政府于1895年占有台湾之后，便视吸食鸦片、辫发、缠足为台湾社会的三大“陋习”，并拟子以“改良”，不过，其手段始终是以教育、劝导为主，称得上是温和而渐进。因此，至退自1902年起，便陆续有台籍的学生、老师、警察自愿断发，到了1910年，由于长期的劝导，再加上中国的资政院也已通过“断发案”，因此，断发的人数激增，但要到了1911年，谢汝铨与黄玉阶组织“断发不改装会”之后，断发才逐渐成为社会运动。而在推行运动的过程中，虽是由台籍的土和知识分子主导，但目本殖民政府的资助和配合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后，在1915年，总督府更是正式利用保甲制度全面推动断发（和放足）运动。不过，“顽执不听”者所受到的处罚也不过是罚款，而且，60岁以上的男子也特准保留辫发，因此，在执行的过程中，并不曾遭遇激烈的反抗。有关此一运动的过程及其意义，详见王一刚，《日据初期习俗改良运动》，《台北文物》，9：2&3（1960），页13-22；黄得时，《天然足会与断发不改装运动》，收载《台湾研讨会记录续集》（台北：台湾大学文学院考古人类学系，1968），页4-6；吴文星，《日据时期台湾的放足断发运动》，收载瞿海源、章英华主编《台湾社会与文化变迁》（台北：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1986），页69-108。 (查看原文)

  ， 2020-07-29 22:44: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