鲤·文艺青年

很难给＂文艺青年＂找到一个对应的英文词。离开中文的语境，附着在这个词语上面的很多含义都将失去。然而，那些含义正是我们所感兴趣的，所以本期主题要谈的是中国的文艺青年。

一直以来，＂文艺青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群体。那些争议并非来自他们对于文艺的热爱，而是来自他们对社会和现实生活在一定程度上的无知、漠然和抗拒。他们用从文学、音乐、电影等艺术门类中小心翼翼挑拣出来一砖一瓦，建构起自己精致的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是完全封闭的，没有一扇与现实世界对流的窗户。封闭性似乎是一种自觉的选择，因为一旦抽掉与现实之间的隔板，他们所坚持的审美观就会受到巨大的冲击，甚至溃塌。

这个封闭的精神世界，成为他们逃离现实的庇护所。他们必须寻找这样一个出口，以摆脱面对现实时的无措。这种困难可能与早年教育有关。在中国，文艺青年的主体是8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在早年的教育里，一直被要求专注地面对学习，不需要去理会其他的事。而所谓的学习，是封闭的应试学习，人文历史尤其死板，试图将意识形态锻烙于每个人正在形成的世界观上。那些年，没有人要求他们关注现实，仅有的一点社会实践，大多流于形式。直到进入大学，他们才走出屋子，来到外面的世界。现实如同曝烈的阳光，照得人无法睁眼，必须一手遮挡，找个地方躲避。躲避也不过是暂时而已。＂文艺青年＂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有一天中就是会离开的。

在文艺青年们的身上，可以看到一种可贵又可怕的自足性。他们对社会没有强烈的不满，对现状总能苦中作乐。他们在可能是幻觉的优越感里，慈眉善目地打量着这个世界。这种自足性使他们很难成为一个对社会有巨大贡献的好公民，甚至也在磨损着他们的野心，蛀蚀着他们的创造力。不过难能可贵的是，在一个太匆忙，太亢奋的社会里，他们如同无声无息流淌的溪水，终以洁澈的面目示人。

19岁时的村上春树在新宿西口深夜的下水道中露宿。彼时他长头发，坐在混凝土地面，靠墙吸烟，穿衬衫牛仔裤，一副天塌下来也无所谓的表情。那是凌晨三点。旁边都是年龄相仿的年轻人，玩得太晚，懒得回宿舍，便在此消磨时间等天亮。他混迹其中。并无什么特别之处。 ......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文艺青年，是如何穿越漫长的道路，终于成为今天这个简直已经变成一个国际通用符号的“村上春树”？

每天经营酒吧，凌晨结束营业后回到家，在厨房的餐桌上写个不停。这样的日子，村上春树过了三年。因为勤奋，写的量并不少，但自己还是觉得：“采用如此零散的方式写作，即便能写出新颖有趣的东西，也写不出内容深刻、意味幽远的小说。既然将当小说家的机会给了我，我便想尽己所能，完成一本自己也满意的小说，一本就行。“

1981年，即村上春树32岁时，夫妇俩终于决定卖掉爵士乐酒吧。那个时候，他开店的收入其实远远高于写作的收入。朋友也出主意：”店铺既然上了轨道，不如交给别人经营，你自己爱干嘛干嘛呗。”可性格别扭的他却说：“将店铺随意交托给某个人，自己躲到别处去写小说，这种讨巧的事情我做不来。”

村上春树在跟河合隼雄的对谈中曾经坦白：自打年过50之后，我开始越来越深入地体会到我们这代人的问题。听起来或许有点沉重，但过了某个点之后，类似”一代人的责任感“这样的东西就会自然而然地开始进入你的视线。2009年，村上春树不过众人的反对与阻拦，赴耶路撒冷颁奖并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蛋与墙“的演讲，深刻阐述自己的政治观点，号召每个人用自己的灵魂去瓦解体制的冰冷，2011年日本地震之后，他在巴塞罗那颁奖时又进行了针对福岛核辐射事件的”反核“演讲。这些，也就是所谓”一代人的责任感“使然。

大概谁都不曾料到：经过漫长迂回甚至空无一人的道路之后，他竟然到达了此地：举目望去，既没有敌人，也无同行之人，甚至连偶像都不存在。最后剩下的，就是自己与自己的战斗。

从他写第一篇小说开始，已经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三十多年中，他自愿将自己拘禁于一张书桌旁，如僧侣一样苦修般的生活。他的所有选择，皆为了写作而进行：跑步、吃健康食品、晚上9点睡觉早晨4点起床。

有时候我默想凌晨4点的村上春树，在一片安然静谧的薄薄的黑暗中，喝着热乎乎的咖啡，写下一行行的文字。黎明将要到来，新的一天要开始，并且又会很快过去。拼命地写吧，就像是跟时间对抗，并以这种对抗的方式，而获得某种不朽。

2008年前后，廖一梅开始写她执笔以来最柔软的剧本《柔软》，但她陷入了有生以来最长的抑郁期：“我对自己、对人类感到绝望。任何美好的东西在人类这里都将被破坏的，都无法保持。你会看到自己（人类）是怎样毁掉了一个个美好的瞬间。民主、爱情、天空，任何美好的词儿，都被人类破坏了。......人都是掠夺攫取者。特别极端的时候后，我憎恨作为品种的人类，我认为人应该被毁灭。”

去年，她和一个认识十年的朋友第一次吃饭。那位朋友从小就有个不算怪癖的怪癖：嫌富爱贫。从初中起，她就和一个家境接近贫穷的男孩恋爱。后来，这个女孩进入国内最好的大学，男孩则去当了普通的工人。大学聚会时，这个朋友和同学高谈阔论，男朋友则在旁边帮忙做饭。毕业之后，女孩的父母坚决认为她应该找一个和她学业、家境对等的人。迫于双方父母的压力，两人被迫分手。 那个朋友此后一直不知道自己该寻找什么样的对象。她尝试过文艺青年、大款、成功人士，都无法真正接受。多次相亲之后，她找到了一个和她对等的、不算富庶的普通人，然后被动地走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某个周六，那位未婚夫带着廖一梅的这个女性朋友出去玩。出小区大门口的时候，跟一辆送快递的车对撞了。送快递的人，是这个女生的前男朋友。 “当时她和我说：那个男孩从车上下来，给了他一个她见过的最灿烂的笑容，根本不想是很多年没见过她似的。就像每天都见面、还在一起时那样放松、美好的笑容。她就觉得，收到了祝福。然后就同意和男朋友结婚、生子。“廖一梅说。 故事的结尾时，那个男孩子在她结婚生子之后，才慢慢选择了结婚、生子。 第二天中午，廖一梅想到这个故事，眼泪一下子掉下来。她说自己已经很少被什么故事感动，她编过比这复杂千倍的情感故事。 她和那位朋友说：其实你是很幸运的人，你看到了真的爱的样子。这和欲望、需要、生活的其他需求层面不相干的爱的样子。

《恋爱犀牛》里面有一句台词，马路对犀牛说：”顺从命运竟然这么难吗？别人怎么做你也怎么做就行了，难道这个事儿这么困难吗？“ 甚至在不久之前，廖一梅还是一个以”拒绝“而为荣的人：”拒绝对于我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无论什么我做一个决绝的决定、一个拒绝的姿态，是也别容易的。无论是什么。以前我确实为此骄傲过，你可以拒绝世界上任何一样东西，我不会被这个世界打倒。我是一个对自己很狠的人，现在我觉得接纳是更难的一件事儿。“ 她讲的接纳当然不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这类似于她之前说的，一个文艺青年如何建立强大的自我（过滤）系统、又如何拆毁它的过程——通常奇迹、爱、倾诉，她试图比此前要柔和的方式，”抵达世界的本质“（是的，她仍然略显疯狂地这么说）。 ...... 但她还是认为”好的作家用一本小说、一部话剧将你带到那个境界中，你的耳朵、眼睛慢慢地打开了，那就是文学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