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盛世

“横向对比18世纪世界文明的发展，乾隆时代是一个只有生存权没有发展权的盛世。纵向对比中国历史，乾隆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民众权利被剥夺得最干净、意志被压制得最靡弱的时代。乾隆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恐怖的盛世、僵化的盛世，是基于少数统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设计出来的盛世。乾隆时代的中国人，是“做稳了的奴隶”，只许有胃肠，不许有头脑。只有这样，大清江山才能亿万斯年。”

“马戛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更广为人知：“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

“经过元代蒙古人的高压，明代太祖皇帝的挫辱，清代开国过程中的屠杀，中国官僚集团的素质和心态已经大大不同于唐宋时代的士人，他们整体上放弃了人格尊严，放弃了社会理想，蜕变成了唯利是图的“奴才”。”

“前代君臣，或有师友之谊，而到了清代，只剩主奴之义。作为奴才，只有干到咽气的那一天，怎么能提前获得自由权？”（三朝老臣张廷玉想退休失败）

“几千年来，中原王朝对边疆民族一直缺乏必要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对外部环境的关注，是满族帝王与汉族帝王的最大不同。……历代汉族帝王对于周围的“四夷”，一贯抱存而不论的蔑视心态。清代帝王却从来不这样想。”

“如果说这些屠杀尚属带有偶然性的局部事件的话，在第三次平准战争中，屠杀则演变成了一场周密的部署。”（平定准噶尔将新疆纳入版图。几乎就是一场针对准噶尔地区蒙古族人的种族灭绝，目的是一劳永逸地解决未来可能的来自蒙古族的反抗）

（喇嘛教是清朝国教，但乾隆本身对其不屑一顾，但）“乾隆很清楚喇嘛教对安定西藏和蒙古的作用。他多次说过“兴黄教，所以安蒙古”，“敬一人而千万悦”。”（另一方面，对伊斯兰教却非常谨慎）“在回教地区大力推行政教分离，不允许宗教领袖取得世俗权力。……平定新疆之后，他大力扶植伊斯兰世界世俗贵族伯克的力量，禁止阿訇干涉政治。”

“君权像恶性肿瘤一样，是世界上最具扩张性的事物之一，它不允许任何独立的事物存在。专制权力的独占性本质驱使它永远努力冲破一切限制，挣脱所有束缚，深入社会每一个角落，毒化每一个细胞，直至最后整个社会在它的紧紧拥抱中窒息而死。士人的人格追求，在专制达到极峰的清代就成了君权的障碍。”

“虽然在经济上对农民、特别是贫民慷慨大度，但是在政治权利上，乾隆却是有史以来最为吝啬严苛的皇帝。”

“乾隆朝文字狱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打击重心在社会底层。……乾隆对历朝农民起义的规律深有研究。通过总结中国历史，他得出一个结论，社会底层最危险的人物是“失意文人”。……乾隆朝另外许多文字狱，其实是与打击民间宗教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民间宗教和秘密会社历来是农民起义的温床。”

中后期大抓意识形态建设，一是御制了标准的历史书，二是大幅修改了对当代历史人物的评价，三是“大规模整理中国历史文献，营造博大恢宏的文治气象，以证盛世“文治之极隆”（例如：四库全书）”。

“对于极端珍视权力的乾隆来说，不让人掌握他的统治定势，是极为重要的事。使人们永远处于战战兢兢不知斧头何时落下的心理状态，是他既定的统治目标。”

“枪杆子在手，什么谎话都可以说得理直气壮，甚至能把说谎者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这本是中国政治的一个通例。不过清王朝统治者的巧言佞辩还是出人意料。其实，历代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背后的心理动力都是对财富的掠夺。而清王朝建立过程中的血腥、野蛮和残暴在许多方面都创造了少数民族征服过程中的历史纪录。……据历史学家估算，入关之前，满洲人至少掠夺了二百万汉人做奴隶。”

“满族皇帝也因为那一段血腥的历史而心虚不已。他们知道自己祖先的血债太深。这些血债在任何时候，都是点燃汉人反抗情绪的火种。所以他们急于毁灭证据。乾隆三十九年（1744年）开始，武英殿前的字纸炉就经常不分昼夜地日夜燃烧。在军机要员的严密监视之下，巨量珍贵图书在这些字纸炉中灰飞烟灭，随同消灭的是一个民族的大量记忆。”

“据近代学者推算，全国禁毁图书一万三千六百卷。焚书总数达十五万册。销毁版片总数一百七十余种、八万余块。除了焚毁书籍，乾隆还系统地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目前明代档案仅三千余件，其余估计不少于一千万份明代档案，已经被销毁了。乾隆朝“文治”的本质，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文化浩劫。”

“乾隆朝戏曲工作中的意识形态控制更为精致化、隐蔽化，皇帝煞费苦心，进行了许多“意识形态创新”。然而乾隆朝的戏曲发展却呈现出一种怪异的走势：既繁荣，又荒芜；既热闹，又单调；既豪华排场，又内容空洞。”

“二百余出的连台宫廷大戏，回避现实矛盾，思想观念陈腐，艺术千篇一律，有人总结说不过是“虚张太平声势，点缀圣朝恩德，伪造天命天意，宣扬道学”。”

“乾隆时代既是一个戏曲空前兴盛的时代，又是戏曲衰落的开端。近代戏曲理论家吴梅说：“余尝谓乾隆以上有戏无曲，嘉道之际，有曲无戏，咸同以后实无戏无曲矣。”专制统治者刻意制造的春天，最终无不会演变成严酷的冬天。”

“清代的建立，与以前诸朝不同。在入关以前，满族社会中带有大量的奴隶制因素。……乾隆皇帝所需要的，不是站立着的大写的人，而仅仅是工具和奴才。……（乾隆打击道学理学知识分子，固然强化专制制度，但）造成了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清代后期士大夫道德与精神的迅速堕落。……乾隆朝的大臣，虽然不乏能臣，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有才华而无思想，有能力而乏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会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

“和珅身上还有许多其他的“现代气质”，比如财富观念。传统士大夫往往拙于理财，而和珅却有着天生的商业头脑。传统社会中的财富观念是静态的，人们有了钱，第一选择永远是买地，把流动资产化为固定资产，“入土为安”。而和珅却深通现金流动起来后的巨大威力。在不动产与现金面前，他显然对现金更感兴趣。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庄头许五德与他人发生矛盾，托和珅帮忙打官司，并答应“事后或送地六十顷，或银一万两”。和珅听后明确表示，“不要地亩，要银一万两”。他的贪污受贿所得，一小部分用于扩大不动产，更多的部分，则用于各种工商业投资，其范围涵盖了金融、地产、矿山、物流、医药、商业等许多行业。他在北京城内拥有当铺12 座，其中永庆当、庆余当、恒兴当、恒聚当等，都是典当业巨头。他还经营印铺、账局、瓷器铺、药铺、古玩铺、弓箭铺、柜箱铺、鞍毡铺、粮食店、酒店、杠房、石灰窑等。此外，他家还专门备了80 辆大马车，从事运输业。这些行业的收益率，当然远远高于地租。就是那些不动产，他也尽可能选择用来出租。据后来抄家官员统计，和珅仅在北京就有出租房屋35 处，“一千零一间半”，“每年共取租银一千二百六十八两三钱，取租钱四千四百九十二吊二百四十文”。（故宫博物院《史料旬刊》）可以说，只要是赚钱快的行业，就有和珅的身影。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采矿业由于风险巨大，管理复杂，投资多，见效慢，一般人不敢经营，和珅却敢于尝试。他看中煤矿业是朝阳产业，曾投巨资在门头沟和香山两地开了煤矿。和珅巨大家业的积累，贪腐所得当然是大头，但是他自己的投资收益也并非无足轻重。传统士人往往耻于谈钱，和珅却有着强烈的契约意识，在金钱面前亲兄弟明算账，虽然至亲好友也毫不含糊。他的外祖父伍弥泰官至大学士，向他借过2000 两银子，他担心外祖父不能及时还账，逼着老头拿自家地契抵押，“取田契价值相当者署卷归偿”。（《郎潜纪闻》）他岳祖父英廉的孙子向他借钱，也是拿地契为抵押品才借出去的。（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档案《内务府来文》）他亲舅舅明保向他借了15000 两白银，他规定每月一分起息，连本带利滚到21450 两。他贴身家人傅明向他借银1000 两，答应如到期不能还清，便从其“每月工食内坐扣”。不久傅明身亡，和珅并不念其效劳一生而免除债务，而是令其子花沙布代替还债。并且每月规定按7 厘起利，加上以前所欠利银200 两，共计1200 两。因为对金钱的热爱，和珅甚至亲自担任家里的会计和出纳。”

““长期执政的人容易形成一种‘权力幻觉’……权力成为一个洞穴，而这个权势人物就成为穴居人。他是自己权力的俘虏。他看到的、听到的，都是支撑权力的正面信息，负面的信息都作为错误的信息被清洗掉了。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机制，它自动地过滤掉错误的信息，输入正确的信息。在此情况下，这个领袖往往无法正确地看待自己和世界，他甚至都无法对自己的力量形成恰当的符合实际的判断。”（《“倒萨战争”与萨达姆的结局》）中国的专制者极易成为“洞穴人”。”

“盛世难以出现，更难以保持。盛世的前奏是衰世，结局也是衰世。……从盛到衰，如此迅速，其原因当然是这些盛世的出现依赖的是人治。中国历史上的几大盛世，只在史书上留下了统治者手腕的精明，人格的强大，却没有留下太多制度性的成就。几千年间，中国专制制度的框架和运转规则没有根本的突破和进步。统治绩效如何，更多地依赖于统治者个人的精神振作与否。没有内外条件的严厉制约，个人的英明与自制无法抵制环境的纵容与腐蚀。由胜而骄，由劳而逸，是人性不变的规律。盛世君主往往是英明与昏聩集于一身，理智与膨胀合为一体。他们既是辉煌成绩的创造者，也是王朝衰落的罪魁祸首。”

“与中国的盛世不同的是，“黄金时代”（伊丽莎白时期）之后，英国并没有衰败。“黄金时代”成了一个国家长久上升的起点，在那之后，英国国势继续蒸蒸日上，在随后的几百年间一直领先于世界。原因是英国的崛起之路，每一步都伴随着制度创新。一部英国政治史就是一部制度演进史，虽然英国社会始终存在种种无法根本克服的矛盾，但是由于这种独特的政治进步方式使得每一次的矛盾冲突都能够得到及时的化解，英国也逐渐获得了越来越强大的力量。”

“通过对历史的回顾，我们会很容易发现，重提“盛世”二字，许多时候已经不合时宜。第一，中国历史上，“盛世”两个字叫得最响的时代，往往问题重重。……第二，“盛世”是循环论的产物，而今天的中国历史已经摆脱循环。（历史上：与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国家多元交错发展不同，中国历史是一个封闭的自我线性循环体，其线性发展的规律是一治一乱，一盛一衰）”

1793年来访的英国人发现，当时的中国贫富差距巨大，“没有中间阶层”，“只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马戛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更广为人知：“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欧洲人发现，“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者，而是更为原始的多神论者。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专制，而是依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中国不是富裕的国度，而是一片贫困的土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问题与领域》）

“从中国回来后，马戛尔尼预言，一旦中国这艘巨舰受到攻击，“它将永远不能修复”。亚洲及世界各地的贸易将受到扰乱……各国的冒险家都将来到中国，企图利用中国人的衰败来建立自己的威望，而“在他们之间将展开无情的斗争”。在这种对抗中，富的愈富，穷的愈穷。“英国靠着它的创业精神已成为世界上航海、贸易和政治的第一强国；从这样的急剧变革中，它将获得最大的利益，并将加强它的霸权地位。”这是惊人准确的预言。”

乾隆时代的遗风/积习，即便到现在仍然可见，例如：“虽然对外国人可能心怀猜忌，但中国统治者对他们的招待从来都是超级热情的。在中国统治者看来，这首先是一个国家形象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大局问题。外交无小事，内外有别，是中华帝国一贯的外交方针。……当英国使团刚刚出发时，乾隆皇帝就已经做好了隆重接待的准备。在清朝上下看来，接待一个首次来到中国的使团，是一个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宣传中国治理的伟大成就的重大“政治任务”。必须算政治账，而不能只算经济账。”

“乾隆时期已经花样百出的腐败，到此时又呈现出许多新特点：腐败向底层全面扩散，所有的基层干部都成为权力寻租者，一些普通公务员甚至成为腐败案的主角；潜规则变成了明规则，社会上所有大事小情，都需要用钱开路，否则寸步难行。”

“皇帝（嘉庆）说，现在的大清社会，出现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制度不好，而是因为这些制度执行得不好。……皇帝说，虽然大清现在抚有四海，国力强大，但是祖先艰苦奋斗的精神一日不可丢。……站在康乾盛世肩膀上的嘉庆所遇到的社会问题，已经超出了几千年间中国所有政治经验范围。（实际上，嘉庆面临的问题，按马克思的观点，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已经不能协调的问题，所以实际上需要的是制度创新和改革，而绝不是效法祖制。但此时，嘉庆全面“守成”，以保社会稳定，并将解决贪腐寄望于加强教育上）……教育式的反腐，其实是缘木求鱼。因为大清王朝此时的腐败是典型的制度性腐败。……凡事以稳定为最高目标，导致嘉庆做出了错误决策（仍然禁止开矿等利于工商业的活动）。这一决定，是对雍正、乾隆时期新政策探索的开倒车。它堵死了大批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加剧了社会动荡。”

本书最后对乾隆的部分评价：“虽然身份多重，乾隆的本质却是彻头彻尾的政治动物。他一生为人行事，一举一动，都是围绕着“政治利益最大化”，围绕着“建立大清王朝万代永固之基”这个大局出发。为了这个大局，他可以柔如丝，也可以坚如钢；可以最仁慈，也可以最残忍。他是一个高明的演员，许多时候，他的性格变化，完全是基于政治需要。”

18世纪工业革命前期，英国汉普郡农场的一个普通雇工，一日三餐的食谱如下：早餐是牛奶、面包和前一天剩下的咸猪肉；午饭是面包、奶酪、少量的啤酒、腌猪肉、马铃薯、白菜或萝卜；晚饭是面包和奶酪。星期天，可以吃上鲜猪肉。工业革命后，英国人的生活更是蒸蒸日上。1808年，英国普通农民家庭的消费清单上还要加上2.3加仑脱脂牛奶、1磅奶酪、17品脱淡啤酒、黄油和糖各半磅，还有1英两茶。 而乾隆年间的中国人吃的是什么呢？ 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的主要食物一直是粗粮和青菜，肉、蛋、奶都少得可怜，通常情况下，在春荒之际，还要采摘野菜才能度日。乾隆时代，民众吃糠咽菜的记载比比皆是。据《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民卷》介绍，普通英国农户一年消费后，可剩余11镑，约合33～44两白银。而一个中等中国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32两，而年支出为35两，也就是说，辛苦一年，还要负债3两，才能过活。所以一旦遇到饥荒，普通人家会立刻破产，卖儿卖女的情况十分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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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社会各个层面都处于他的强力控制之下： 他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杜绝了皇族、外戚干政的可能，使他们只能老老实实地安享俸禄，不敢乱说乱动一下。他以高明的权术和超常的政治恐怖把大臣们牢牢控制在自己的股掌之间，以确保君主的意志在任何时候、任何领域都畅通无阻。 对敢于反抗的“刁民”，他的态度是一味镇压。在他眼中，皇帝、官员和百姓，是父亲、儿子和孙子的关系。不管父亲如何虐待儿子，儿子也不许有丝毫反抗。因此，老百姓无论被贪官污吏如何压榨剥削，走投无路，也只能听天由命，不得“越级上访”。对于群众聚众抗议，维护自己的权利，他总是视如大敌，一再强调要“严加处置”，甚至“不分首从，即行正法”。 对于知识分子，他更如临大敌。他以超级恐怖为手段，扫除一切可能危及统治的思想萌芽。乾隆年间仅大的文字狱就出现了一百三十件。三十余年的文字狱运动，如同把整个社会放入一个高压锅里进行灭菌处理，完成了从外到里的全面清洁，消灭了一切异端思想萌芽，打造了一个他自认为万代无虞的铁打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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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权力一言以蔽之，就是剥削天下的权力，其自私性决定了它终日处于被觊觎和窥伺之中。“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所有有能力的人无不对这一权力垂涎不已。因此专制权力的性质天生是高压的、排他的、敌视一切异己力量的，它必须建立在严格的等级秩序之上。如果统治者能牢牢掌握权柄，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说，保持权力链上严格的分享顺序，天下才能长治久安。一旦把不住印把子，最高权力被侵夺或者分裂，利益分享次序出现混乱，那么国家必然陷入无序，各种势力杀成一团。换句话，如果一块肥肉被头狼紧紧咬住，狼群通常是安静的，每条狼都会按地位高低依次进食。相反，如果头狼不够强壮，咬得不够紧，那么狼群必然会炸了窝。 所以专制政治的第一条要求是统治者必须“咬紧肥肉”，大权独揽，有效消灭任何反对势力和权力觊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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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治之下的中国之所以多灾多难，主要原因就是统治者素质大多平庸低下，偶尔出现几个雄才大略者，也是忽起忽落，难以持续，前代积累的统治成果很容易被下一代某个轻率的错误葬送殆尽。所以，中国历史上很难出现长期连续的和平稳定时期。汉代的文景之治，不过四十多年，其间还夹杂着规模庞大的七国之乱。大唐盛世中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中间也隔了一段相当长的政治动荡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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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权像恶性肿瘤一样，是世界上最具扩张性的事物之一，它不允许任何独立的事物存在。专制权力的独占性本质驱使它永远努力冲破一切限制，挣脱所有束缚，深入社会每一个角落，毒化每一个细胞，直至最后整个社会在它的紧紧拥抱中窒息而死。士人的人格追求，在专制达到极峰的清代就成了君权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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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直接利用底层百姓的政治热情来监察官员。他说，如果好官被人陷害，实情不能上达，允许本处城市乡村“有德老人们赴京面奏，以凭保全”。 乾隆却不欣赏朱元璋的政治浪漫主义。他认为，小民们的话并不都可信，小民的智慧更不可依靠。如果百姓表扬会促使官员步步高升，那么假造民意，对于中国官员来说还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吗？如果老百姓可以随便入京控告官员，那么，这些愚民不是很容易成为官场斗争的工具吗？所以他说：“小过本不至逮系，但既以司吏，则罪宥宜出朝廷。若因部民伏关乞留，遽为纵遣，是黜陟之柄编氓转得而操之，成何政体？明祖于此俱加以赏赉超擢，不啻导之作奸。倘猾吏民窥见意指，交通惑听，流弊伊于何底？国法吏治不因之俱坏乎？”（《御批历代通鉴辑览》） 作为一个力图以权力笼罩控制一切的皇帝，乾隆最热爱的是秩序和稳定，最恐惧的是民众的自发性，但有时他也主动深入群众。比如这次南巡途中，他望见衣衫褴褛的百姓，会叫到驾前，细细盘问何以穷困，并命加以赏赐。但是他由上而下地询问则可，底层百姓由下而上地主动向他揭发地方官的错误，却使他十分不快。国家政治的运转一定要在严格的政治纪律基础之上，百姓有了冤屈，应该按规定层层上访，不应该直接找到皇帝这里。“即使地方官政事少未妥协，督抚司道，昭布森列，自当据实陈诉，静听审理，何至无所控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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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经济上对农民、特别是贫民慷慨大度，但是在政治权利上，乾隆却是有史以来最为吝啬严苛的皇帝。他全力维护农民的生存权乃至温饱权，但是绝不允许农民有政治表达权。 因为统治者最热爱的是稳定，而维护稳定的最核心手段则是维护纲常。一旦纲常紊乱，则统治者必然受到威胁。 所以，乾隆对于老百姓，有着对比鲜明的两副面孔： 对于安分守己的“良民”，他“视如赤子”。 对于不守本分的“刁民”，他则视如仇敌，必欲除之而后快。 应该说，民众斗争的风起云涌是清王朝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表现。经济总量的扩大，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造成经济冲突和经济纠纷日益增多。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民众的政治意识、权利意识也同步觉醒，社会上出现一些自发的维权组织，这本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现象，也是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难得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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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汹汹民情，乾隆全力以赴，高筑坝垒，将其约束在“纲纪”的河道内。 那么，底层民众受到冤屈，就只能等死吗？ 乾隆认为，这种情况下，群众有权利上访。但是，一定得在国家政策规定内，一级一级来，不能“越级上访”，更不能采取“聚集”“闹事”等危险手段。皇帝的理论是，“至该处百姓，如果追比负屈难伸，应赴上司衙门控告，乃敢聚众赴署，纷纷殴闹，此风断不可长”。 “应赴上司衙门控告”，这便是皇帝所开具的普通百姓对付贪官污吏的唯一办法。就是说，你必须在体制内反映申诉，寻求解决的办法。 问题是，传统社会体制内的申诉机制常常是失效的。底层百姓的上访，最常见的处理方法是被上级发回基层处理。如果“赴上司衙门控告”遭到拒绝，被发还原县锁系，又怎么办？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九月，湖南新宁县百姓刘周佑到知府处控告新宁县县令营私舞弊，代理知府不问青红皂白，将案子发回新宁县处理。新宁知县利用职权，挟私报复，把刘周佑关押在监。县民忍无可忍，纷纷罢市以示抗议，事情被汇报给了皇帝。 这种情况下，皇帝做了如下一段批示： 抗官之案，虽事涉有司，应行参处，亦必首惩纠众之人。而于官员应得处分，不即汲汲究治，诚虑匪徒因此长奸，不可不防其渐也。 就是说，对于百姓对抗官府的案子，即使百姓有理，也得受到严惩。而对官员的处理，不可过重。因为如果严处官员，那么百姓必然得到鼓励，以后会变本加厉，益发助长了“以下抗上”的“歪风邪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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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昭炯戒”，杀一儆百，消灭他们的“不安分”之心。皇帝治国的理想是“总一海内，整齐万民”，使全国人民都生活在高度纪律化之下。他认为，政治是肉食者谋的事。作为民间知识分子，他们唯一的晋升途径就是老老实实读书进学，此外任何一种钻营都是不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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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不需要任何底层社会的自发政治热情，只需要他们的驯服和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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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恐怖，杀一儆百，是皇帝的惯用手段。在乾隆一朝政治中，经常可以见到出其不意、轻罪重罚的事例。 除了情绪和性格因素外，乾隆行政之忽宽忽严，更主要是策略的考虑。 几乎所有雄才大略的君主都深懂恐怖的妙用。恐怖使官僚机构更有效率，使底层民众更有纪律，使统治者的仁慈更容易让人们记住，因而也使统治者更安全。马基雅弗利说，“令人畏惧比受人爱戴更安全”。一个不懂得“杀人立威”的君主，早晚会受到被统治者的轻视。而仁慈和宽容，只有在恐怖和严厉的背景下才更为人们所珍惜和颂扬。所以成功的统治者必须具有两面：一面是圣人一样的仁慈，另一面是狮子一样的残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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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杆子在手，什么谎话都可以说得理直气壮，甚至能把说谎者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这本是中国政治的一个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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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改工作按三个对头原则进行：一、思想感情对头，即对清王朝要怀拥护忠爱之情，对少数民族不得存歧视污蔑之处；二、基本情节对头，人物身份和关系应有伦次，扮演应使人信服、不可过分夸张；三、时代气息对头，不可乱用本朝服色，坚决纠正演员在着装、语言以及整体风格方面低俗媚俗现象，“务须详慎抉择，使群言悉归雅正”，从唱词、帮腔、武打龙套、身段扮相、念白台词，到锣鼓、道具，都在皇帝的亲自指导下，进行了反复推敲修正，去掉了其中“反动”“低俗”“荒诞”“不合理”部分，拔高提纯，脱胎换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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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朝戏曲的另一个特点也十分突出，那就是内容异常贫乏。宫中演出，每一句话都要受到层层审查和把关，有着无数忌讳。二百余出的连台宫廷大戏，回避现实矛盾，思想观念陈腐，艺术千篇一律，有人总结说不过是“虚张太平声势，点缀圣朝恩德，伪造天命天意，宣扬道学迷信”。 民间进宫演出，剧本内容受到更严重的钳制。因此，演出主题永远不过是喜庆、欢乐、祥和、太平；场面永远是华服艳舞、仙乐飘飘、欢声笑语、恍若天界；内容永远是祝皇帝和太后身体健康、国家万年无疆。虽然太后和皇帝都喜欢看“插科打诨”的丑角戏，但是在严格的限制下，这些戏的内容不能讽刺社会，反映现实，只能靠生硬做作的包袱逗笑，缺乏内容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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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政治发展到极致，就要打破一切民间自发组织的可能，把一切社会能量纳入政治控制之下。读书人因讲学而聚会，因聚会而议论，正是一种人主无法完全驾驭的力量，是必须禁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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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以蔽之，原始儒学要求其信徒能在权力面前挺起腰杆，而不做随声附和的应声虫。儒学一方面要求其信徒尽力为皇帝服务，同时也要求他们不能放弃对自己人格尊严的坚持和精神价值的追求。在世俗层面，儒学信徒对皇帝和权力秩序服从尽礼；在精神层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圣人”自期，追求“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希望自己能够通过道德砥炼，成为达到人类最高最完美境界的人，在精神上远远超越帝王和其他权力者。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严光，曾出山帮助刘秀取得天下，刘秀登基后想召他做官，他不肯接受，而是隐居富春山耕钓自娱。及至唐代，虽然唐太宗妄想使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但是李白仍然可以做他的帝师梦，希望自己能在“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逃离权力的控制。 但是，君权像恶性肿瘤一样，是世界上最具扩张性的事物之一，它不允许任何独立的事物存在。专制权力的独占性本质驱使它永远努力冲破一切限制，挣脱所有束缚，深入社会每一个角落，毒化每一个细胞，直至最后整个社会在它的紧紧拥抱中窒息而死。士人的人格追求，在专制达到极峰的清代就成了君权的障碍。 清代的建立，与以前诸朝不同。在入关以前，满族社会中带有大量的奴隶制因素。雍正皇帝说：“满洲风俗，尊卑上下，秩然整肃，最严主仆名分。”其他清代人也一再说：“主仆之分，满洲尤严。”“我朝君臣之分极严，尤非前朝可比。”传统儒家君臣关系是完整的互动关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双方各有各的尊严底线。然而入关之后的清代皇帝却以满洲“主奴名分”偷换了，或者说改造了数千年以来的君臣关系，使之变成了赤裸裸的主子和奴才关系。他们要求，作为臣子，不但身体要属于君主，他的心灵也应该属于君主，不应该有任何自己的独立意志、独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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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制度下，反腐是除掉政治障碍的最便捷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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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有一个不成文的政治习惯，就是那些政绩卓著的地方官离任后，当地官民往往会通过送万民伞、立碑、建祠等形式加以表彰和纪念。然而乾隆皇帝却通令各省，将各地的去思德政碑“概行扑毁”，并严禁为官员建造生祠。在他的严令下，全国各地纷纷将康、雍以来所建祠堂、石碑摧毁，仅云南、山西两省，就近六百座。乾隆认为应该由皇帝垄断所有的伟大、光荣、正确，不给其他人留一点荣誉空间。乾隆皇帝所需要的，不是站立着的大写的人，而仅仅是工具和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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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执政的人容易形成一种‘权力幻觉’……权力成为一个洞穴，而这个权势人物就成为穴居人。他是自己权力的俘虏。他看到的、听到的，都是支撑权力的正面信息，负面的信息都作为错误的信息被清洗掉了。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机制，它自动地过滤掉错误的信息，输入正确的信息。在此情况下，这个领袖往往无法正确地看待自己和世界，他甚至都无法对自己的力量形成恰当的符合实际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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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这个词是中国独有的。汉文化圈以外的史书中，找不出这两个字。无怪乎中国历史多灾多难，细细掂量，“盛世”这个词本身就蕴含着无奈和不祥。“盛”“衰”相对，没有衰世作为背景，就没有盛世的美丽和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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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帝王都是人治的信奉者，正如雍正所说，“从来有治人无治法，文武之政布在方案，其人存则其政举，朕有治人即有治法”。几千年间，中国专制制度的框架和运转规则没有根本的突破和进步。统治绩效如何，更多地依赖于统治者个人的精神振作与否。没有内外条件的严厉制约，个人的英明与自制无法抵制环境的纵容与腐蚀。由胜而骄，由劳而逸，是人性不变的规律。盛世君主往往是英明与昏聩集于一身，理智与膨胀合为一体。他们既是辉煌成绩的创造者，也是王朝衰落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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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盛世”两个字叫得最响的时代，往往问题重重。 一个蒸蒸日上、富于自信的政权并不需要通过自我宣传来为自己壮胆。相反，在一些有问题的时代，人们却常常会高唱盛世的调子。

在一个王朝埋头开拓进取的过程之中，统治者们并不会经常提起“盛世”二字，而是致力于发现和解决问题。汉代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中，从来没有帝王和大臣自夸为盛世。相反，那些底气不足的统治者却常把“盛世”挂在嘴边。宋高宗因动乱而幸得大宝，偷安一隅，大敌在侧，却无心进取。这种治绩，无论如何与盛世不沾边。然而宋高宗却常常自诩为“中兴”和“盛世”。在皇帝的鼓励下，大臣们称颂盛世之声铺天盖地，应接不暇。他们说皇帝“于皇睿明，运符中兴，绵于肃清，乾夷坤宁”。“大功巍巍，超冠古昔”，“皇帝躬行，过于尧禹”。他们夸秦桧“心潜于圣，有孟轲命世之才；道致其君，负伊尹觉民之任”，“大节孤忠，奇谋远识”，“圣贤一出五百岁，开辟以来能几人”。这些当初精心撰写的谀词，今天听起来只是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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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天下所以一治一乱如循环者，何也？恃英雄也。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即世界借英雄而始成立之说也。故必到人民不倚赖英雄之境界，然后为真文明，然后以之立国而国可立，以之平天下而天下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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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的强烈两极分化，中国人几千年来已经习惯了。但是地球上其他国家并不都是这样。斯当东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贫富差距之大，是他们见过的国家中最厉害的。“中国有一句名言：‘富者甲第连云，贫者无立锥之地’……但这句话在其他国家并不适用。” 18世纪欧洲社会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中产阶级迅速兴起与壮大。中产阶级的兴起，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推动力：“近代世界的许多变革，如英国的清教徒革命，法国大革命与19世纪的民主改革等，都与中产阶级的要求密切相关。”随着他们力量的壮大，国王和贵族都不得不向他们低头。 巴罗说：“中国没有中间阶层——这个阶层的人，因拥有财富和独立的观念，在自己的国度里举足轻重；他们的影响力和利益是不可能被朝廷视而不见的。实际上，中国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英国人很容易地了解到，在中国，所有的富人几乎同时都是权力的所有者。也就是说，中国人的财富积累主要是靠权力来豪夺。中国的专制是超经济的，经济永远屈居于政治之下，也就是说，财富永远受权力的支配，一旦没有权力做靠山，财富也很容易化为乌有。“在中国，穷而无告的人处在官吏的淫威之下，他们没有任何诉苦申冤的机会。”（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做官便譬如他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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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英国人来说，“实业”是他们致富的基本手段，经济地位的上升就自然而然能带来政治地位的上升。当然，这一过程需要对个人财产权的绝对尊重。而对个人财产权的保护是英国法律的重要内容。英国人认识到，个人财产权是人类文明的基本要素，也是自由社会的基石。洛克就说，财产权与个人的自由有着直接的关系。财产权不是一种物的关系，而是一种道德的关系，一种与因果关系相联系的涉及预期的稳定性的社会关系。没有它们，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预期是不可能的。 在中国法律中，个人财产权却屈居政治权力之下。巴罗研究了中国法律后得出结论说： 中国所有的有关财产的法律确实都不足以给人们那种安全感和稳定感，而恰恰只有这种安全感和稳定感才能使人乐于聚积财产。对权势的贪欲也许使他们对那些小康视而不见，但是那些大富却实难逃脱他人的巧取豪夺……执法机构和执法方式如此不合理，以至于执法官员有权凌驾于法律之上，使得对善与恶的评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法官员的个人道德品质。 马戛尔尼的结论与巴罗相似。他说，是专制主义摧毁了中国人的财产安全，从而摧毁了所有刺激中国进步的因素。进步只有当一个人确信不受干扰地享有自己的劳动果实时才能发生。但是，在中国“首先考虑的总是皇帝的利益”，因为“任何财产违反了他的主张是得不到保障的”。马戛尔尼不否认中国存在着大土地产业，但他认为它们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如“高利盘削和官职馈礼”所获取的。它们是贸易或侵吞的短暂的积聚，而不是土地贵族或绅士的产业。他写道：“在中国确切地讲没有世袭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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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是彻底的、奇特的、最具东方性的东方国家。“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在家庭之内，他们不是人格，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的那个团结的单位，乃是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独立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著，皇帝犹如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因此，中国是一个只属于空间的帝国，“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千百年来在广阔的土地上“重复庄严的毁灭”，而又在本质上毫无变化。

乾隆前期开明，后期简直是偏执狂，大兴文字狱到匪夷所思的地步。

背后掩藏的，是对人权最基本尊重的缺乏。老百姓不用说了，恨不得出生时不要带脑子，只要勉强饿不死，似牛羊一样繁衍生息为皇帝一人所用最佳。文武百官，要能干，但不能有个人意志，要做帝王意志的延伸，当工具为皇帝一人所用最佳。读书人又没做官，最为危险，为防万一最好全部杀掉。把所有人像零件一样固定住，这样清王朝可保永世长存。

中国的思维是静止的，朱元璋妄图编织一张大网，事无巨细全部固定固定，扼杀了民间的活力。清朝皇帝更是致力于培养人民奴性。可悲的是，这种思维到现在都植根于很多人头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