缔造战略

时老师找了什么学生做的翻译啊，基本的回查原文的能力都没有。而且人名地名也错了好多

那些显然希望将卓越的美德作为榜样昭示天下的古人首先会在本国建立好政府。因为希望良好地管理本国，他们首先会规范他们的家庭。因为希望规范他们的家庭，他们首先会教化他们自己。因为希望教化他们自己，他们又首先会端正他们自己的心灵。

《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司马迁的《史记》解释了游牧民族的侵袭，说“他们的习俗是在和平时期放牧牲畜，狩猎谋生，但在危机时期操戈征战，抢夺劫掠。”

《史记》——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

《汉书》则作了如下道德评判：游牧民族“贪图财物，人面兽心。”

《汉书》——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

匈奴人口不及中国一个大县或府。一大帝国沦于一府人口控制之下，臣痛感必为耻辱之源。

《汉书》——臣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甚为执事者羞之。

天造山河，秦筑长城，汉建壁垒。其目的皆在于分隔内外，区别异民。

《后汉书》——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

北魏孝文帝宫廷的一位大臣高吕对筑长城的好处做了经典的说明。他解释道，北方蛮夷 凶猛愚钝，有如禽兽，长于野战，若于攻坚。倘若我们利用北方蛮夷的弱点，从而克制其长处，那么即使他们拥兵千万，对我们来说也不会成为灾难，而且即使他们来犯，也无法深入我们的领土。

首先是高闾不是高吕《魏书》——北狄悍愚，同于禽兽，所长者野战，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夺其所长，则虽众不能成患，虽来不能内逼。

1380年以后的明政府……以权威的破碎化为特征，这破碎化既在中央层次，也在地方层次，但在中央表现得更极端，那里5个军都督府、12个护卫府、6个大部、御史台和一大批级别较低的机构竞相争取皇帝的青睐。

应该是“五军都督府、十二卫、六部、都察院”

在北方，它力图尽可能多地去接管过去元帝国的疆土，包括位于喀喇昆仑的蒙古首府。

显然是把哈拉和林（Karakorum）看成喀喇昆仑（Karakoram）了，确实挺像的，只差一个字母，北元王庭就从草原迁到雪山了

一时间，中国在唐宋两代与锡维贾亚（Srivijaya）——11世纪以前它控制马六甲海峡——之间繁盛的贸易往来似乎大有再现之势。

“锡维贾亚”是译者自造的吧。Srivijaya就是三佛齐，又称室利佛逝

尽管明朝开国皇帝曾自夸“供养百万大军而未取民之一粟”，但这制度事实上从未像打算得那么有效。

《俨山外集》——吾京师养兵百万，要令不费百姓一粒米。

《道德经》说“以道助君者不以武力平天下”，还说“大战过后必有凶年。”

《道德经》——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15世纪时，伟大的博学家齐秦在《大学隐义补》一书中明确地论述了它的重要意义。

不是齐秦，是丘濬。不是大学隐义补，是大学衍义补。

一旦收复鄂尔多斯之不可行显现出来，其他廷臣，尤其是于诸群，开始呼吁实行纯防御政策——筑长城。

不是于诸群，是余子俊。其实整篇文章里的“鄂尔多斯”也最好按照史书改成“河套”。

或许唐太宗对它作了经典的抨击：他赞扬手下将军李治说，隋炀帝耗资巨亿资财建筑长墙，以护卫自己治理恶劣的疆域，而他太宗为平定游牧部族，只需任命手下将军李治助手边疆重镇平川。

不是李治，是李勣。不是平川，是并州。《新唐书》——帝尝曰：“炀帝不择人守边，劳中国筑长城以备虏。今我用勣守并，突厥不敢南，贤长城远矣！”

1488年，成吉思汗的一位后裔自封为达延汗（“元可汗”，一个示意故土收复目标的汗号。）

达延汗是明政府对“大元汗”的误译，所以括号里的“元可汗”应该是“大元汗”

赵翼谴责文人学士的空谈。他说，“起初满人无意征服中国，倘若崇祯皇帝与之媾和，他本可以集中兵力镇压叛乱者，不致两面作战。”

《廿二史札记·明史》——有明末造亦然，外有我朝之兵，内有流贼之扰，南讨则虑北，北巨则虑南，使早与我朝通和，得以全力办贼，尚可扫除。且是时，我太宗文皇帝未尝必欲取中原，崇祯帝亦未尝不欲与我朝通好。

潘恩的常识实际上是美国人脱离欧洲思维的方法论总结，影响了之后的马汉、林肯，甚至演化出一套完整的实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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