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自述

我彼时注意政治习惯问题很自然的转变到乡村自治（即今日之乡村建设）的主张，实在说来，尚不能算是深刻。因为彼时我虽然觉悟到中国如果要实现西洋式的政治制度，非先从培养此种制度之基础即养成新习惯入手不为功。而未悟此种制度原不能实现于中国。日后我乃觉悟到绝无法使中国人养成西洋式的政治基础（即是新习惯），决不能培养成此种新习惯；其二是从中国文化而开出来的一种较高之精神。这两层皆为养成西洋式政治制度或政治习惯的梗阻。关于第一层之所以成为梗阻者，还容易看到，因为中国人，类多消极怕事，不敢出头，忍辱吃苦，退缩安分。此项阻梗或可矫正，不过比较费。但在第二层则成为真的不可能，而又为一般人所不易看出者，英文西洋的政治制度或是习惯，较之于中国民族文化开出来的一种较高之精神为粗浅、为低下，在已经开发出较高的精神，实无法使之再降低，使之再回转过来。关于第一层乃是我们中国人的短处，但在第二层则为中国人之优越处，而此优越所在，即是西洋近代政治制度不能在中国建立起来的根本阻碍，无可设法解决的困难。中国人将不能不别求其政治的途径。至于什么是中国文化较高之精神，中国文化较高之精神为什么回不过来，我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最前四篇论文已分析言之矣。其中尤以第三篇《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一文只后半节说得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