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经济史

齐涛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经济史》初版于1999年。其时，已有不少关于中国经济史的鸿篇巨制，但一直缺少一部简明的、适于历史专业与经济类专业本科教学的中国古代经济史教材。因此，齐先生组织人员，编写了这部小型的教材。教材出版后，得到了学界的充分认可，已在四十多所高校的历史或经济类院系使用，并被一些大学指定为研究生教材。在重印七次之后，教材的编写者对其进行了修订。（以上据“再版后记“，页374）修订版由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出版发行。全书共四十四万余字，由绪论开题。绪论之后共有八章，分别为：中国古代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社会大分工与中国古代经济结构的初步形成、中国古代农业经济与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中国古代的土地与赋役制度、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与城市经济的繁荣、工商货币政策的沿革、经济区划的变迁与经济重心的移动、资本主义萌芽与中国传统经济的终结。本书绪论部分的修订者为马欣教授。绪论提纲挈领地讨论了六个问题：经济发展的环境问题、经济结构问题与传统经济的走向、经济技术的发展道路、土地赋役制度问题、工商业政策问题、经济区划问题。以下就是恒恺读此书时做的笔记，或曰摘抄。1、经济发展的环境问题。（1）他（斯大林）的结论是“地理环境”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的原因、决定的原因，但他举证的前提却是社会制度的“变化”不是由地理环境的“变化”所引起的。“地理环境”与“地理环境的变化”并不是一个概念，这在逻辑分析中应当是属于偷换概念，因而，由此得出的结论不能成立。（页2）（2）与欧洲大陆相比较，中国的地理环境有三个基本特性：第一，中国可资利用的土地面积远小于欧洲。第二，中国的土壤条件亦较欧洲恶劣。第三，中国的气候条件与欧洲迥异。（页3）（3）中国自然环境的特性是造就中国古代经济发展道路的不可忽略的原因，以农业经济为例，中国传统农业经济是建立在精耕细作基础之上的以土地经营为核心的综合经济。欧洲有利的地形条件与温润的海洋性气候，使其森林与草场覆盖率远高于同期中国大陆。而欧洲历史上又不曾存在地狭人多之虞，这儿农民的生产经营始终采取大面积的粗放耕作。在此基础上，欧洲历史上的农民发展起了农牧混合经济。农牧经济与耕织经济中的粮食生产均是以耕地为本，生产可变率较低。但农牧经济中畜牧业以及与之相联的毛纺业却具有较高的可变率。中国耕织经济中的纺织业虽然在明清时代也呈现出一定的商品化生产倾向，但始终未脱出封建自然经济的桎梏，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纺织业以桑（蚕）、麻、棉为基本原料，而桑、棉、麻的生产同粮食生产一样也是以耕地为本，这就使中国历史上的纺织业因社会需求而增加生产的弹性较小，未形成商品生产的大潮流。（页3-4）（4）地理环境对经济与社会发展影响的第二个方面是地理环境的变化影响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与变化。例：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气候变化。（页4-5）（5）地理环境对经济与社会发展影响的第三个方面是地理环境对人类向其施加的影响的反馈。例：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森林植被的破坏，及其对农业生产产生的三个方面的直接影响。（页5-9）2、经济结构问题与传统经济的走向（1）经济结构主要应当包括农业经济结构、手工业商业经济结构，在此基础上，还应当着眼于立足于其上的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的关系，并进而探求其成因与影响，这是把握中国古代经济运行脉搏的重要一环。（页9）（2）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结构的特点可以一言以蔽之，即以土地经营为核心的综合型经济。（页9）（3）中国古代工商业经济结构的突出特点就是它的混合性与依附性。第一，对于乡村工商业而言，其突出的特性是手工业与商业的难以分割，以及工商业与农业经营的难以分割。第二，对于城市工商业来说，其突出的特点是依附性。所谓依附性主要是指城市工商业对政权以及上层社会的依附。（页9-11）（4）东方所具有的乡村活力与恢复的能力体现在：第一，中国乡村农民具有较强的综合经营能力。第二，中国古代是城乡一体的社会与经济结构。第三，中国古代的农业以精耕细作为特色，单位面积产量很早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这种活力是十分有限的，具有较强的时效性。中国古代的乡村面临着一系列压力：其一是城市膨胀的压力，其二是工商业的发展，其三是日益增长的乡村人口。（页11-12）（5）造就中国古代经济结构的直接原因是三次社会大分工（农业与畜牧业、农业与手工业、农业与商业）的问题。中国历史上的这三次大分工都是相对的、不彻底的，这是造就混合型、多元型经济结构的直接原因。而中国社会没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大分工，原因又有二：一是由于中国独特的自然环境所造就的经济特性，一是由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特定道路所造就的社会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页12-13）（6）中国文明的形成途径给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三个重要影响：第一，国家机器先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大分工而出现；第二，自国家产生起，政治活动、政治组织与政治目的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先导性的内容；第三，国家自产生之日起就与宗法血缘关系交织到了一起，因此，按地域而不是按血缘关系划分国民一直没有真正地实现。（页13）3、经济技术的发展道路（1）经济技术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与先导。在中国古代社会，它主要由农业生产技术与手工业生产技术两大部分组成。（页13）（2）农业生产技术的基本组成包括农业耕作技术、水利灌溉技术与农产品加工技术，其基点应当是农业耕作技术。中国古代农业耕作技术的最突出特色便是精耕细作。精耕细作的实施，是由我国特定的自然条件所决定的。历史上中国农业产量的多寡不取决于播种面积的多少，而是取决于精耕细作的水平。这种精耕细作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会使农业生产技术与农业产量达到一个相当的水平，带来整个农业经济的繁荣，但是，这种精细化农业的发展道路，又使得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的进步没有充分的空间，难以出现新的突破与变革。（例：牛耕）与技术发展相应，精耕细作还直接制约着中国封建农业的转化。（页14-16）（3）手工业技术最大的特点是实用技术的发达与成熟，而实用性的最大特点是究其然，不究其所以然。（页16-17） 4、土地赋役制度问题（1）要想真正把握中国传统经济政策，就必须从土地问题与土地政策入手。（页17）（2）中国古代的土地赋役政策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夏商西周至井田制瓦解，其特点是税人与税地的合一，典型代表是井田制；第二阶段是自战国授田制到中唐均田制的瓦解，其特点是以人户为税基的赋税占主导地位；第三阶段是自两税法到清朝的摊丁入亩，其特点是以土地为税基的赋税逐步占主导地位。这三个阶段的历史进程与宗族土地所有制、土地国有制、土地私有制三种土地形态的矛盾运动联系在一起。（页17-19）（3）大土地所有制：首先，国家政权对私有地权一直处在抑制中。其次，中国古代地权关系的不稳定性和分散性。中国古代地权转移与分散化的根源有三：第一，大土地所有者的多元化与非身份化。第二，中国古代的土地私有化起步早，进展快。第三，中国古代的家产继承制度是诸子的平均继承。（页20-22）5、工商业政策问题（1）中国古代的工商政策有三条基本原则：抑商、官办与垄断。（页22）（2）论者多认为，“重农抑商”的核心是农本思想。但王朝统治者重农的第一本意不是发展农业、繁荣乡村，抑商的第一本意也不是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历代王朝的重农政策固然有保护、扶持农业生产的意义，但其第一本义是固农民于土地家园，以保证其统治秩序的稳定。（页23-26）（3）“抑商”抑的是王朝所控制的工商体系之外的私营工商业。与之相应，则是历代王朝对官手工业与官营商业的高度重视。中国古代的工商垄断政策可以以刘晏的榷盐法为界划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垄断以官办为主，后期的垄断则是官与商的结合，以特许商人的商运商销为主。这种官商结合的后期垄断对于传统经济的转型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有着十分强烈的负面影响，是阻碍近代历史进程的主要障碍之一。（页26-27）6、经济区划问题（1）中国古代的经济区域首先是在农业生产与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页27-28）（2）进入文明时代后，中国的经济重心经历了由东到西，又由西返回，再进而南下的过程。夏商时代，中国古代经济的重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西周时代，则移至关中地区；春秋战国时代，属于多中心时代，后“秦地”（关中和蜀中）占据了龙头地位；西汉时代关中与山东并为两大经济中心；东汉时代，关中凋敝，经济重心完全东移；魏晋南北朝时代，又一次出现中心多元化；隋唐时代，形成以长安、洛阳，扬州，益州为基点的三个经济中心。宋元明清时代，又进入了一个经济多元化与多中心的时代。（页28） （3）中国古代经济区划变迁中的三个基本趋势：首先，中国古代经济区域的变迁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古代经济区域的不断拓展过程；同时也是经济中心多元化的过程；同时又是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的分离过程。（页28-29） （4）影响经济区划与经济重心变动的因素主要有五项：自然环境的变动（两方面）、人口的流徙（有自然环境变迁、社会政治、人口压力等多方面原因）、经济贸易交流与交通的发展（一直是重要因素）、技术发展与经济结构的变化（技术进步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传统经济的改造，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二是促成新兴产业的生长；三是推动经济规模的拓展。）、政治与战争的影响。变动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页29-32） ※中国传统经济的归宿：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改良还是革命，都无法将中国传统经济带入资本主义，也无法改变中国传统经济的命运，它最终还是步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泥潭。（页32）最后，恒恺从绪论的引注文献中，整理出若干进一步阅读的研究性著作：邓云特（邓拓）《中国救荒史》、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齐涛《丝绸之路探源》。附带言之，绪论第二部分所涉及的中国文明起源的特定道路，可参阅马新、齐涛《中国远古社会史论》一书，尤其是该书第二章《中国的洪水传说与创世纪》，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