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建设史

可读性：4

知识性：2

启发性：2

第一章 我国原始居民点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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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献中关于巢居有如下一些记载：

《庄子·盗跖篇》：「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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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的中心是供氏族成员集合的大房子，在其周围则环绕着小的住所，其门往往都朝向大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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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寨的房屋分为小、中、大三类。小型房屋数量最多。

中型房屋只有一座，可能是家族长及其家庭的住宅。大型房屋即通常所说的「大房子」，室内面积53~128平米，应该是氏族举行集会议事等的公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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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系辞下》「包牺氏没，神农氏作。列廛于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这就是「市」或「市井」，也就是最初城市型的居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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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在原始社会解体并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产生的。城市是伴随着私有制和阶级产生的。这种情况与国外大部分城市产生的过程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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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始村落后期，就已由于生产及生活需要而产生简单的分区，一般分为居住区、墓葬区和烧制陶器的陶窑区等。村落有统一的规划，十分注重防御，

以壕沟和栅栏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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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由于手工业及商业的产生和发展而从一般的村落居民点中分化出来的。城市属于社会经济的范畴，城市与单纯防御作用的城（壕）墙在概念上是有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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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殷周时代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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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房屋还要活人陪葬，如在一处房基下有小孩的骨架两副，狗骨架一副。其埋葬方向与房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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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宫的基址有一定布局，成组排列。住宅有东西、南北两屋相对，中间为庭院，已发现四组，建筑轴线与磁针方向北偏东 5 度左右，可知当时已注意朝向与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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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城的目的是将殷商的「顽民」集中管制于成周，在其西 30 里建王城（洛邑），派兵 8 师（每师 2500 人）驻守，目的在于监视殷「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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廓比城大，或城在廓内，城廓均是防御性的。这时已有阶级分化，奴隶主贵族居城内，一般人民居城外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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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是以农立国的，因此在城市规划上也打上了烙印。

「市朝一夫」看，井田的基本单位——「夫」即一农夫所受之一百亩耕地，被用来作为城市规划用地的基本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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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工记》中还记载：「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说明道路宽度有分级，室内宽，环城窄，城郊更窄。还记载：「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说明按封建等级，都城有大小，其中道路宽度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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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春秋战国时代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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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秦汉时代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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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三国至隋唐时期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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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安）宫城在城市东部偏北，主要宫殿坐北朝南，有「南面为王」的含义，也便于控制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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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城与宫城之间，用一条很宽的道路分开，文献记载宽为 300 步（约400米），实测约 220 米。实际上是一个大广场，可能是为了便于防御，也可能是为了用于练兵操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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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的宽度，并没有完全从经常的交通量出发，朱雀大街那样宽是为了帝王出行的特殊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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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长安城市规模、道路宽度、坊里面积都大得惊人，远远超过了实际需要，处处以大来反映当时大一统的强大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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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宋元时期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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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至今的《平江图》， 是在南宋绍定二年（公元 1229 年）刻成的石碑，是我国最早、最详细准确的城市平面图，在世界上也是较早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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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方水网地区，河道是城市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主要命脉，因此，就不会像统治阶级中心城市，由于政治、军事原因而随意迁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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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江图是宋代平江城的现状，同时也反映了历史上城市的格局。它不同于古代北方城市那样规则方正，这与水网地区河道纵横的自然地形有关；而且平江没有严格的坊里制，而是不规则的街巷。这也说明在宋以前，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城市，是并存的，各有着不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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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都的建设，事先有严密的计划和准备。首先进行了十分详细的地形测量，然后制定总体规划。房屋和街道修建之前，先埋设了全城的下水道，再逐步按规划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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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明清时期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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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中的若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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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都城按照军事统治的原因选定在该地区，但又不在这个地区原来的城市建都，而是在其近旁另建新都。一方面由于原来城市在改朝换代的战争中受到较大的破坏，尤其是因为传统的木构建筑，在火灾后，可资利用的基础甚少，在原址上建造工程较大，不如另选新址兴建。更主要的是由于传统的观念，新的王朝要「鼎新革故」，如不建新城就不能体现新王朝的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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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规划思想与周代的一些关于城市建设制度的记载有关，如《周礼 · 考工记》中有关城市布局的记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等等。周代城市是否严格按照这种布局，尚未能证实。但是有一点是十分明显的，就是越到后代，城市总体布局中的这些规划思想的体现就越显著。唐长安城中只有局部的体现，元大都则更全面的体现，到明清北京可以说是严格的按照这种规划思想布局。这显然是与《周礼》等儒家思想受统治阶级推崇的程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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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还有一些规划思想与久已形成的阴阳、风水八卦等观念有关。如主要建筑物要朝南或朝东，不可朝西或朝北。城市北面往往不开城门，以免对「王气」不利，有时在北城正中建玄武庙。唐长安皇城南面四行坊，不开南北面只开东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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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并无系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也无这方面的论著，但政治统治制度很完善，有一套规划建设的制度。风水、阴阳五行等概念也逐渐系统化，两者结合起来也形成一些城市规划的思想，对城市布局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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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社会是地主所有制，不是领土所有制，地主可以离开土地集中居住在城市中，不像欧洲封建领主的根据地在农村中的城堡。中国由奴隶制进入到封建制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城市衰落、城市规模缩小、统治中心转入乡村等情况，城市就是封建统治的政治军事的根据地，城市不仅在经济上剥削乡村，在政治上也统治着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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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的城制对古代城市具有一定的影响，但不能把它作为一条贯穿古代城市规划的主线，因为这种影响并不是在所有城市中都体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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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城制是在汉以后的一些按规划新建的都城中体现出来，是随着儒教受统治阶级的推崇程度而日益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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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和大连）这两个城市的规划采用了圆形广场及对称的放射路形式，这是当时帝俄最盛行的一种规划手法，与当时以帝俄首都彼得堡为代表的规划图极为相似，也是渊源于路易十四时代法国巴黎规划图，具有明显的形式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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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工记》的城制中有「前朝后市」的记载。「后市」意即谓市处宫后。据有人研究认为，这种布局是由于原始部落中，男部落主要从事管理朝政，而市场则由其妻子掌管。这与「前朝后市」的布局思想也是一致的，即宫前为朝政区，宫后为家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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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以现代城市的规划理论，硬套古代的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或把古代城市规划的某些方面加以现代化的解释，把现代的理论强加给古人，这是非历史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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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有机体的理论，城市的新陈代谢，在古代虽无此认识和理论，但实际上存在着这种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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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通》：“上古之时草居患‘宿恙’，噬入虫也，故相问：‘无恙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