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自的朝圣路

书太多了，如今无论写出什么书来也影响不了世界。即使基督再现，把《福音书》拿去付印，太太们也只是拼命想得到他的签名，别无其他。我们不应该再写书，而应该行动。——托尔斯泰

寻求生命意义有各种途径，通常认为，归结起来无非一是创造，以实现内在的精神能力和生命的价值；二是体验，藉爱情、友谊、沉思、对大自然和艺术的欣赏等美好经历获得心灵的愉悦。

在创造和体验之外，有必要为生命意义的寻求指出第三种途径：即肯定苦难本身在人生中的意义。

即使处在最恶劣的境遇中，人仍然拥有一种不可剥夺的精神自由，即可以选择承受苦难的方式。一个人不放弃他的这种“最后的内在自由”，以尊严的方式承受苦难。

我只担心一件事，就是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难。——陀思妥耶夫斯基

但是，一切简单而伟大的精神都是相通的，在那道路的尽头，它们殊途而同归。说到底，人们只是用不同的名称称呼同一个光源罢了，受此光源照耀的人都走在同一条道路上。

每个人对于别人来说都是一个秘密，我们应该顺从这个事实。相爱的人们也只是“在黑暗中并肩行走”，所能做到的仅是各自努力追求心中的光明，并互相感受到这种努力，互相鼓励，而“不需要注视别人的脸和探视别人的心灵”。

一个人懂得了自己理解自己之困难，他就不会强求别人完全理解自己，也不会奢望自己完全理解别人了。

在最内在的精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爱并不能消除这种孤独，但正因为由己及人地领悟到了别人的孤独，我们内心才会对别人充满最诚挚的爱。我们在黑暗中并肩而行，走在各自的朝圣路上，无法知道是否在走向同一个圣地，因为我们无法向别人甚至向自己说清心中的圣地究竟是怎样的。然而，同样的朝圣热情使我们相信，也许存在着同一个圣地。作为有灵魂的存在物，人的伟大和悲壮尽在于此了。

现代的西绪弗斯可以不相信柏拉图的理念，基督教的上帝或者奥伊肯的宇宙生命，然而，只要他相信自己推巨石上山的苦役具有一种精神意义，藉此而忍受了巨石重新滚下山的世俗结果，则他就已经是在向他心中的上帝祈祷了。

精神的实现绝不是我们的自然禀赋；我们必须去赢得它，而它允许被我们赢得。——奥伊肯

离群索居者不是野兽，便是神灵。——柏拉图

不管你与谁同睡，你都只能独自进入你的梦乡。

其实今日的许多教徒并没有真正的宗教体验，一个确凿的证据是，他们不是在孤独中，而必须是在寺庙和教堂里，在一种实质上是公众场合的仪式中，方能领会一点宗教的感觉。然而，这种所谓的宗教感，与始祖们在孤独中感悟的境界已经风马牛不相及了。

一般而言，天才晚年的作品是更空灵、更超脱、更形而上的，那时候他们的灵魂已经抵达天国的门口，人间的好恶和批判与他们无关了。

人是一个被废黜的国王，否则就不会因为自己失了王位而悲哀了。——帕斯卡尔

在一个功利至上、精神贬值的社会里，适应取代创造成了才能的标志，消费取代享受成了生活的目标。

我所说出写出的东西只是思考的产物，而一切思考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种逃避，从最个别的逃向最一般的，从命运逃向生活，从沉默的深渊逃向语言的岸。

在不能共享沉默的两个人之间，任何言词都无法使他们的灵魂发生沟通。

在我的概念中，名人是写出了名著或者立下了别的卓越功绩因而在青史留名的人，判断的权力在历史、明星则是在公众面前频频露面因而为公众所熟悉的人，判断的权力在公众，这是两者的界限。

于是，我们可以把精神活动归结为三种基本的方式。一是宗教，依靠单纯的信仰亦即天启的权威来建立与世界整体的联系。一是哲学，试图通过理性的思考来建立这种联系。一是艺术，试图通过某种主观的情绪体验来建立这种联系。它们殊途同归，体现了同一种永恒的追求。

也就是说，哲学的追问是宗教性的，它寻求解决的方法却是科学性的。灵魂在提问，而让头脑来解答。疯子问，呆子答。

格局相似的豪华商场向每一个城市的中心胜利进军，成为每一个城市的新的标记。可是，这些标记丝毫不能显示城市的特色，相反却证明了城市的无名。

你才是你所读的书对于你的价值的最后评定者。——毛姆

写作的职业是文学堕落的主要原因。——托尔斯泰

他明确地说，对于他，做小说家不只是实践一种文学形式，而是“一种拒绝与任何政治、宗教、意识形态、道德、集体相认同的立场”。

只要找到一个因果性的解释，也胜过成为波斯人的王。——德谟克利特

史铁生曾把文学描述为“大脑对心灵的巡查、搜捕和捉拿归案”

命运之成为问题，往往始于突降的苦难。

命运的一个最不可思议的特点就是，一方面，它好像是纯粹的偶然性，另一方面，这纯粹的偶然性却成了个人不可违抗的必然性。

“大人们喜欢数目字。当你对他们说起一个新朋友的时候，他们从不问你最本质的东西。他们从不会对你说：‘他的声音是什么样的？他爱玩什么游戏？他搜集蝴蝶吗？’他们问你的是：‘他几岁啦？他有几个兄弟？他的父亲挣多少钱呀？’这样，他们就以为了解他了。假如你对大人说：‘我看见了一所美丽的粉红色砖墙的小房子，窗上爬满天竺葵，屋顶上还有鸽子……’他们是想象不出这所房子的模样的。然而，要是对他们说：‘我看到一所值十万法郎的房子。’他们就会高呼：‘那多好看呀！’”——圣埃克絮佩里

蝙蝠——“枝头上一簇簇破布”；

跳蚤——“一粒带弹簧的烟草种子”；

蛇——“太长了”；

蜗牛——“他只会用舌头走路”。

——列那尔

我甚至相信，人最接近上帝的时刻不是在上帝向人显示奇迹的时候，而是在人认识到世上并无奇迹却仍然对世界的美丽感到惊奇的时候。

爱本质上是一种指向弱小者的感情，在爱中，占优势的是提供保护的冲动，而非寻求依靠的需求。

性遵循快乐原则，爱情遵循理想原则，婚姻遵循现实原则。这是三个不同的东西，彼此之间常常还发生着冲突。婚姻的困难在于，如何能在自身中把三者统一起来。

然而，偏偏愈是基于爱情的结合，比起那些以传统伦理和实际利益为基础的婚姻来，愈有其脆弱之处。

只以偶然的方式爱人，等于过一种偶然的生活。

你太缺少随遇而安的天赋，所以你就成了一个没有家园的人。

人们也许可以共享当下的日子和幻想中的未来，却无法共享往事。

原本非常亲近的人后来天各一方，时间使他们可悲地疏远，一旦相见，语言便迫不及待地丈量这疏远的距离。人们对此似乎习以为常，生活的无情莫过于此了。

事实上，许多家庭之所以没有解体，并不是因为从未遭遇浪漫式爱情的诱惑，而恰恰是因为当事人看重含有这种来之不易的信任感的亲情式爱情，从而自觉地规避那种诱惑，或者在陷入诱惑之后仍能做出理智的选择，而受委屈的一方也乐意予以原谅。

我们应该看到，婚姻是性爱的社会形式，而性爱必须是一种自由行为才成其为性爱。法律在这方面的作用有其限度，它不能强迫一个人同自己不愿意的对象从事性行为，而倘若禁止感情已经破裂的婚姻解体，它实际上就是试图做这种蠢事。

一个人对待异性的态度最能表明他的精神品级，他在从兽向人上升的阶梯上处在怎样的高度。

在现实生活中，爱转化为恨的事倒更是司空见惯，而这种转化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两者原是同一激情的不同形态。

在现代技术的统治下，自然万物都失去了自身的丰富性和本源性，仅仅成了能量的提供者。譬如说，大地不复是母亲，而只是任人开发的矿床和地产。畜禽不复是独立的生命和人类的伙伴，而只是食品厂的原料。河流不复是自然的风景和民族的摇篮，而只是水压的供应者。

生病是一种特别的个人经历，有助于加深一个人对生命、苦难、死亡的体验。

推而广之，我相信物质上的简朴乃是精神上的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

神圣的友谊如此甜蜜、忠贞、稳固而长久，以致能伴随人的整个一生——如果不要求借钱的话。——马克·吐温

啊，我的朋友，世上并不存在朋友。——亚里士多德

当你遇到困难时，把朋友们找来，你会得到各种好的忠告。可是，只要你一开口提到实际的援助，你最好的朋友也装聋作哑了。——克雷洛夫

上帝遣光明来到世间不是要让它审判世界，而是要让世界通过它得救。信赖它的人不会受审判，不信赖的人便已受了审判……而这即是审判：光明来到人世，而人们宁爱黑暗不爱光明。——《约翰福音》

可是，我们每个人岂不都是患有一种必死但不会很快就死的病吗？生命本身不就是这种病吗？

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心。

年龄只是一个抽象的数字，是我们依据最初的道听途说进行的计算。

性格无所谓好坏，好坏仅在于个人对自己的性格的使用，在使用中便有了人的自由。

不要挡住我的阳光。——第欧根尼

不存在事实，只存在对事实的解释。

关于我的“自我”，我唯一确凿知道的它的独特之处仅是，如果我死了，无论世上还有什么人活着，它都将不复存在。

民族文化与其说是一个文化概念，不如说是一个政治概念。

最根本的事实就是我们被迫的生存以及我们无法逃脱的死亡。

我偏执地认为，中国现在没有真正的文学批评。批评的阵地被两样东西占据着。一是商业性的新闻炒作，往往作品未出便先声夺人，广告式宣传铺天盖地，制造出一个个虚假的轰动效应。另一是伪学术的术语轰炸，所谓的批评文章往往只是一知半解地贩卖西方批评理论，堆砌一些“话语权力”、“文化霸权”之类的时髦术语，千篇一律而又不知所云。两者的共同特点是对作品本身不感兴趣，更谈不上悉心解读，所关心的都是文学以外的东西。

最明确的似乎是关于学术论著写作的格式，无非是强调论著必须有引文，引文必须有出处，注明出处必须按照固定的次序写清楚著者、书名、出版单位和年月、页码，书后必须附有参考书目之类。我很惊奇这种属于编辑业务的简单常识竟会被如此隆重地谈论，虽则我也很可想象这样谈论有可能给己给人都造成一种严肃治学的良好感觉。同时我又不免担心，用这种很表面的标准去衡量，不但哲学史上的绝大多数哲学家，而且这些论者也很崇敬的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的著作，皆难逃被革出学术之教门的下场。

我认为中国文化是好的，古今政治是坏的。

我的名字要比我自己走得远些。

我的第一使命不是就某一课题写出材料详尽的专著，以填补学术史的空白；而是写出我的命运之作，以完成我的生命史。因为前者是别的许多人都能够做的，而后者却只能靠我自己做。

在我们国家，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这个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了。信仰空白，传统道德崩溃，文化趣味粗俗，规模广泛的社会腐败，这些现象有目共睹，引起了许多普通善良人的忧虑。

说句玩笑话：如果我是深刻的，我就不应该承认自己肤浅；如果我是肤浅的，我就不可能发现自己肤浅。

你最大的烦恼是什么？答：被迫为自己的合法权益进行徒劳的奔波。

不过，我相信，即使在教学正规的条件下，自学能力的培养仍是最重要的，一切有创造力的学者在本质上都是自学者。

我不是一个先知先觉者，我相信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必须改造世界观的论断，因为我确实发现自己的性情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不改造好就永远痛苦。

按我的性情，我是宁愿去尝神设的禁果而不是去闯人设的禁区的。

与尼采比，我可能要健康一些，当然更可能要平庸一些。

无人生前能称幸福。——梭伦

使沙漠显得美丽的，是它在什么地方藏着一口水井。——圣埃克絮佩里

对于你使之驯服的东西，你是负有责任的。——圣埃克絮佩里

可是，当我们遭到厄运时，我们忙碌的身子停了下来，厄运打断了我们所习惯的生活，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机会，迫使我们与外界事物拉开了一个距离，回到了自己。

相爱的人也只是“在黑暗中并肩行走”，所能做到的仅是各自努力追求心中的光明，并互相感受到这种努力，互相鼓励，而“不需要注视别人的脸和探视别人的心灵”。

在最内在的精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爱不能消除这种孤独，但正因为由己及人地领悟到了别人的孤独，我们内心才会对别人充满最诚挚的爱。

原文:托尔斯泰年老的时候，一个美国女作家去拜访他，问他为什么不写作了，托尔斯泰回答说“这是无聊的事。书太多了，如今无论写出什么书来也影响不了世界。即便基督再现，把《福音书》拿去付印，太太们也只是拼命想得到他的签名，别无其他。我们不应该再写书，而应该行动。”

当今，书确实太多了，多到无法选择，而真真让人越读越经典的少。生在这个时代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幸运的是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不幸的是太过浮躁。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做事的太少，我们需要放慢自己的脚步，感受生活的美好，同时，让生活丰富，而不是一路追赶。我认为至少要让自己的生活精致。工作时认真做事，其余的时间应该做该做的。比如好好的做每一餐，在做饭的过程也是一种别致。每天读自己喜欢的书籍，迎着阳光向前奔跑，这就是自己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