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自然生命

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三國韋昭注：陰陽合而萬物生）。以他平他謂之和（韋注：謂陰陽相生，異味相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韋注：土氣和而物生之，國家和則民附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韋注：同者，謂若以水濟水，水盡乃棄之，無所成也）。（《國語·鄭語》） ……大意是：不同事物的結合謂之“和”，同類事物的會聚謂之“同”；只有不同事物的結合，才能使萬物生長，萬事興旺；若以同類事物相補湊，則物盡事敗，國將以亡。

“中國古代文論中有個‘感物’說，謂‘人禀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龍 ·明詩》）對此，人們大都這樣解釋:'感’，就是反映，‘感物’就是反映客觀事物，主要是社會生活，所以‘感物’說就是把文藝當作社會生活的反映。這樣解釋似乎也說得過去，而且還證明了‘原理’的普遍性和中國古代文化同它的一致性。但是倘若我們離開這套‘原理’的‘指導’，站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來考察，就會發現其實完全不是這麼回事。《周易》裡有個‘咸’卦，‘咸’就是‘感’。該卦象徵著陰氣與陽氣的會合交融，故云‘二氣感應以相與也’；又象徵著少男與少女的美滿結合，故云‘取女吉’；還象徵著山受到水的潤澤，故注家曰‘以山感澤’；引申開來，還有‘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等等。這裡有這麼多的‘感’，哪一個是‘反映’？它是世界的普遍聯繫，這種聯繫可以說是影響、接受或者融合，卻不能說是認識論意義上的‘反映’。 …… 既然文藝作品是由生命的，那麼文藝創作就不應該是‘作’，而應該是‘生’。漢代《詩大序》云：‘情動與中而形與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這就是說，詩、樂、舞是人的內在生命的自然產物。‘情’就是人的內在生命。‘情動與中’而‘嗟嘆之’、‘永歌之’，以至於‘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人的生命愈益激動的過程，也是詩、樂、舞漸次產生的過程。這個產生過程如此自然而然，既不知不覺又勢不可遏。”

從這些例證中可以看到，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在於：世界是“造”出來的，還是“生”出來的。“技術模式”立足於“造”，而“生命模式”立足於“生”。這是兩種思想模式在看待世界的出發點上的分歧。有了這個出發點的分歧，就會派生出一系列文化觀念的分歧了。 如果世界是“造”出來的，就必須有一個“造物主”。這個“造物主”實質上就是理性，基督教的“上帝”不過是理性的化身。理性的“造物主”設計出人與萬物的“模型”，或謂之“理念”，而後才有我們的經驗世界。這就在感性的、生生不息的“此岸”世界之上，分出了一個“理性”的、永恆不變的“彼岸”世界，而且這個“彼岸”世界還是這個“此岸”世界的本質與根據。關鍵不在於這個“彼岸”世界是否存在，而在於它必須存在，因為這是“技術模式”的邏輯需要。反之，如果世界是“生”出來的，這個“造物主”和它的“彼岸”世界就完全不必要了。天地自能化生萬物，萬物自能在天地間化生；而這一切又均屬自然而然，並非有意作為。雖然中國古代也有“女媧造人”的神話，但那是在理性覺醒之前，隨著春秋以來理性的覺醒，這種意識就退出主流的文化思想了。雖然中國古代有時也把天地稱為“造物者”，但那僅僅是就其自然生物而言，而不是當作某種先驗理性，更不是當作人格神。雖然天地萬物也不能無“理”，但中國古代認為天地萬物之“理”就在天地萬物之中，而不在經驗世界的“彼岸”。這就是說，“技術模式”導致了理性世界與感性世界的分裂，而“生命模式”沒有這種分裂。

對於事物的構成，中國古代也不像亞里士多德那樣，分為“質料”與“形式”兩種因素，而往往是分作“形”與“神”兩個層次。“形”指外在的形體，“神”指內在的精神。如《莊子》曰：“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在宥》）《淮南子》曰：“神制而形從，形勝則神窮。”（《銓言訓》）顯然，這也是一種“生命”的眼光。若謂“質料”與“形式”，乃無物不有；若謂“形”與“神”，則惟有生之物始能有之。凡有生之物，皆須“形”“神”兼備；若有“形”而無“神”，則一頑然死物爾。蓋因中國古代在論“物”的時候，總是著眼於自然物，而很少以人造器物為據；而自然物皆有陰陽二氣之所生，自然亦皆具生命，皆有其“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