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战略与经济发展

原文摘录   · · · · · · 

• 最显著的变化是建立了现代的农业研究和支持系统，事实上这是中国政府值得骄傲的领域。中国农业科学院1957年在北京成立，我国29个省（市、区）也都建立了各自的农业科学院。国家和省级农业科学院都由几个独立的研究所组成。另外，中国科学院几个研究所和一些大学也从事农业研究。中国农业研究体系在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到破坏，中国农业科学院和省级、地级农业科学院被改组，许多研究人员以小组为单位被下放到农场劳动。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农业研究体系得以重建，那时许多县也建立了自己的农业科研体制，各级农业科研机制经费由所属政府预算划拨，农业和国家科委也对下级机构的科研项目提供资助。 品种改良从一开始就是中国农业科研的核心。在50年代早期，重点放在最优秀的地方品种的挑选和改良上，同时也从国外引进了水稻、小麦、棉花、玉米和其他农作物新品种。水稻育种的重要突破发生在1964年，当时中国开始全面推广具有高产潜力、施用化肥增产效果好且抗倒伏的矮稻品种，比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推广亚洲其他地区发起绿色革命的水稻品种 IR-8 早两年。杂交玉米、杂交高粱、改良的棉花品种以及其他农作物新品种也大约同时得到改良、推广，高产品种在生产中被迅速改良和采用。水稻育种的第二个重大突破发生在1976年，当时中国成为第一个实现杂交水稻生产商业化的国家。一些研究者将杂交水稻创新和商业开发视为70年代水稻育种的最重要的成就。到1979年，水稻的高产品品种占播种面积的比重为80%，小麦为85%，大豆为60%，棉花为75%，花生为70%，油菜为45%。 在研究和应用技术方面所作的努力预计对农业产量增长贡献巨大。一项实证研究直接测算了科研对生产的贡献，发现1965-1993年间农业产量增长的20%可以归因于科研诱致的技术变迁 （Fan and Pardey, 1997）。另一项实证研究集中考察了1970-199... (查看原文)

  max4285 2017-03-22 03:59:49

• 中国农业科研体系过去相当出色，1959-1961年农业大危机以后，中国政府依靠现代技术提高粮食单产和总产量。1961年以后，中国科研人员数量每年增长7.3%，农业科研经费每年实际增长5.7%。中国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农业科研队伍，农业科研人员取得的试验田单产也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农业科研集约度（ARI）(该指标测量的是与农业GDP相关的农业科研投资）在60年代早期是0.41，大大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0.24的同期平均水平，从60年代到80年代，中国的ARI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上 （Fan and Pardey, 1997）。正由于有了这些努力，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在粮食科研的许多领域中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然而，展望未来，中国农业科研体系已经出现若干危险的征兆。 90年代的农业科研融资政策改革成为整个市场化改革的一部分，政府减少了对农业科研的财政拨款，融资从固定的支持转向竞争性资助，并鼓励科研机构将它们的技术商业化，用部分受益补贴科研活动。来自技术商业户的真实收入显著增加，但是用于补贴科研的比重远不足以弥补财政拨款的减少（Huang,1997）。新农业技术如基因工程需要大量科研投资，科研融资减少会损害中国长远的农业科研能力。 中国农业科研体系还有一个问题，即科研人员报酬低下。一个高级育种人员的薪水大约仅相当于非熟练体力劳动者的报酬。这种收入分配制度对出色的青年学生从事高级农业科学研究起了阻碍作用，打击了许多在国外受训的天才农业科学家回国工作的积极性。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加深，这一阻碍作用会愈加严重。事实上，农业科研体系自80年代中期以来已经开始流失其科研人员，1986年不包括大学的国家农业科研人员总数为232 683人，到1996年仅为196 708人，下降15%。 (查看原文)

  max4285 2017-03-22 04:2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