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评传

宋朝本身也是由军阀建立的，但为了不再被别的军阀取代，太祖赵匡胤和太宗赵光义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他们相继剿灭了许多割据政权，统一大下后，使用“杯酒释兵权”的巧计解去了武臣的兵柄；用庞大的禁军来养兵，收罗了社会上容易啸聚“作乱”的无业游民，并充实中央的军事力量；派遣文臣带京官衔外出，取代军人掌握地方行政，并设置通判一职，来牵制和分掌地方官的权力；又任命发运使、转运使掌握各路的财政；在中央政府 设参知政事为副相，以枢密使掌兵，三司使理财，分散宰相的权力；完善科举制度，大量增加进土科录取名额，用来培养文官体系；定下“不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者”的祖训，以鼓励士人来参与政治活动；还使文臣纂修《太平御览》等书，加强“尚文”的风气……这一系列措施，在宋代被称为“祖宗家法”，即太祖、太宗定下的老规矩。通过这个“祖宗家法”，政权、财权、兵权及意识形态都走向集中，君主独裁得以实现，使宋代成为中央集权政体完备成熟的时代，也即进入了其发展的后期阶段。 君主独裁的实现，标志着专制统治的高峰时期，专制的对立面—一民主的因素，便会在这个时候被孕育出来。因此，在欧洲，君主独裁的出现便预示着“近代”的到来，也正因此，内藤湖南把中国宋代集权政体的成熟认作“近世”的开端。但在中国，这个制度不像欧洲那样建立不久即走向崩溃，而是在宋代以后还维持了非常长久。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它维持得如此长久呢?只能说，宋代建立的这个专制政体的成熟模式有着制衡矛盾的张力，即把专制政体的成熟阶段必然产生的对立面一一民主的因素，长久地妥善安置在体制的内部。所以，我们还试图研究“祖宗家法”如何能够在完善独裁政体的同时，统一着民主的因素于其内部。这民主的因素，尽管仍被统一在集权体制之内，没有能力突破它而真正走上“近代化”的道路，但毕竟是一种指向着“近代”的因素。 所谓民主，其实现的方式无非是参政权的开放、分权、政党诸端。在宋代的政治结构中，有一系列出于集权目的的制度，却奇妙地包涵了指向这些方式的因素。 首先是源于科举取士的文官制度，用它来取代法定世袭的贵族特权制度（宋代虽然仍有荫子制度，但荫官级别很低，只享有照顾的待遇，不能继承权力，除非他自己有能耐爬上同父辈一样高的官位。不过，由于教育和社会关系等各方面的优越条件，宋代数世显宦的家庭还是不少的，但制度上没有给予世袭权。），本是为了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到皇帝手上，但它却使社会等级中君与民之间的那些等级变得灵活，理论上不承认有与生俱来的特权阶层，这就基本上向全体士民开放了参政机会。虽然参政等于是为皇帝效劳，但原则上国家的利益高于皇帝个人，故文官制度所蕴含的政权开放的因素，值得充分估计。这里引证两个数字以资说明。一是科举取士的数目，据统计，北宋一代开科69次，共取正奏名进士19281人，诸科16331人，合计35612人，如算入特奏名及史料缺载的，则总数约为61000人，平均每年约360人。（张希清《北宋贡举登科人数考》，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第2卷。）这不仅比唐代每次取士二三十人相差悬殊，而且也为元明清所不及，可谓空前绝后。并且，由于在考试制度上实施了封弥、糊名、誉录等杜绝作弊的办法，使科举取士尽可能地成为机会均等的公平竞争，让那些没有请托之路的孤寒之士凭才华和努力得以人仕。二是布衣人仕的人数比例，据统计，从《宋史》有传的1533人的材料来看，两宋以布衣人仕者占55.12%，比例相当高。若从臣僚中最高的宰辅大臣来看，唐代仅崔氏就有28人入相，占唐代宰相总数的1/15，说明世族仍保持着相当的政治势力，而宋代宰辅中，除吕夷简、韩琦等少数家族多产相才者外，非名公巨卿子弟占了很大的比重，像赵普、寇准、范仲 淹、王安石等名相，均出身寒素或低级品官之家，苏轼的家世也并不十分显赫，但他却是一位重要的大臣，其弟苏辙更进入了宰执的行列。 其次，宋代为了实现君主独裁，采取了限制和分割相权的制度，不但令中书主民、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涉，而且就在中书内，亦采用唐代群相制的办法，任命几个官员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是俗称的“宰相”，轮流值日(独相的情形很少见），更换频繁，又设“参知政事”为副相以分掌事权。这当然不能完全取消相权对皇权的牵制，但确实令皇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不过，国家机器的实际运转毕竟要由政府来操作，对相权的分割同时也造成了权力的分散，使得宋代的政府颇像一个由几位大臣轮流主持的内阁。另外，台谏和学士院都有议事权，起草诏制的中书舍人和颁布诏制的给事中也有封驳的权力，而宋代任这些职务的官员经常把这种权力运用来争取政治的民主化，甚至不惜得罪皇帝、宰相。这样，只要做皇帝的不是一意孤行的人，则分割相权颇有民主效果。与此相应的是，宋人的议论也经常借推尊皇权来争取政治民主，表面是在赞美独裁，实际的意图却在摧垮事权的集中，以保障各人的议事权，这是我们在阅读宋人的文字时应当时刻注意的。 第三，宋代文官体系的成熟，使得官员任用方面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制度，即以离朝外任的办法来处置持不同政见者。只要没得“罪”，政见不同的官员得以原来的品衔出任地方官，并且也不影响他在品衔上的晋升，因为考核其绩效的标准相对于朝廷一时的政策有着一定的独立性。这样，出朝的官员仍保留参政的资格，等待中央情势有变，他立即可以回朝施政。这个不成文的制度，促成了宋代政治中极为引人注目的“党争”现象，并且使“党”建立在一定的政见的基础上，使它颇具近代政党之萌芽的色彩。北宋“党争”中的各党领袖如吕夷简与范仲淹，王安石与司马光，各为政见相争，却并不影响私交。在理论上，他们有的公然亮明了“君子有党”的正当和必要，这在中国政治史上具有某种开创性，也有启迪未来的意义。

自从西汉桑弘羊与“贤良文学”在盐铁会议上进行了一系列关于经济问题的争论以后，士大夫在经济方面发表的言论甚少。一直到中唐以后，才重新多起来，至宋代仁宗以降，财政问题几乎成为士人必谈的题目，以致神宗时兴起了以财政改革为主体的王安石变法。

有宋三百年间，眉州为中国贡献了不少文化名人。清嘉庆时编《眉州属志·凡例》云：“(宋)时天下以文名者六，而眉得其三；以史名者三，而眉得其一。”这里说的“以文名者六”，指唐宋八大家中的宋六家：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其中三苏是眉州眉山人；“以史名者三”，指《新唐书》、《新五代史》作者欧阳修，《资治通鉴》主编司马光和《续资治通鉴长编》作者李焘，其中李焘是眉州丹棱人。留存之今的宋代重要文献中，出自眉州人之手的甚多，如王称《东都事略》、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杜大理《名臣碑传琉琐集》、蒲积中《古今岁时杂咏》、杨汝明《成都文类》、李壁《王荆文公诗注》、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史季温《山谷别集诗注》、唐庚《唐子西集》、苏过《斜川集》等。这些著作，与田锡、三苏、李焘的著述加在一起，份量是十分厚重的，其中多为研治宋代文学、历史、哲学的必读之书。以故，南宋的陆游曾称眉州为“郁然千载诗书城”。 宋代眉州方志有家安国(苏轼好友）的《通义记》、孙汝听(曾为苏辙作《颍滨先生年表》)的《眉州古志》及张伯虞的《江乡志》，悉不存。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三九是记眉州的，但此卷亦佚。惟祝穆《舆地纪胜》卷五十七保存了宋代眉州的一些地方史料，其引《通义志》（当即家安国书)云：“吾邦之胜，似乎洛阳。眉之通衢平直广衍，夹以槐柳，绿荫蓊然。”又引他文云：“其民以诗书为业，以故家文献为重，夜燃灯，诵声琅琅相闻。”我们从这几条材料，大约可以想像出宋代眉州的人文 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