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音》的原文摘录
一個文化也許會被外來事物所吸引，但卻不由自主地將陌生的事物變為熟悉。 (查看原文 )
一件出自鹿野苑、年代斷定為五世紀後半葉的觀音菩薩像，很顯然是現男相，因為在透明的衣袍下，其生殖器官清晰可見。 (查看原文 )
將長段經文簡縮，或為達到心理效果而串集的一串單音。 (查看原文 )
能現眾多妙容，能說無邊秘密。 (查看原文 )
有趣的是，《观音持验记》只有一则僧人因母亲向观音祈求而诞生的故事，而《慈林集》却有七则类似的僧人故事，这再次反映出弘赞对僧人的关切。最后这部现代感应录中，有四十二则关于求子的故事，在所有分类细项中，这是为数最多的一类。这是否反映出宋代以后人们对宗嗣的延续有愈来愈深的挂虑？ (查看原文 )
随着唐代以后千手观音取代十一面观音盛行于世，促使观音本土化的不再是 现实中的僧人，而是传说中的公主，第七、八章将详细说明这一点。但转而探讨第一位中国女性观音化身的妙善公主之前，我们必须厘清：自何时起，观音在人民心目中不再仅止于男性僧侣这种化身，同时也化现为女星？因为只有当人们开始以这种新观点看待观音时，妙善公主之类的传说才有可能流传。下一章我将举证说明观音的女性化发生于十世纪，并主张这种转化过程在新发现的图像中最为显著，这些图像资料不同于佛经和寺志，因为对于观音的性别，它们提供了明确的线索。 (查看原文 )
大悲忏之所以日益盛行是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才换来的。正如我在本章一开始所言，如今拜忏的仪式已比知礼原来的版本缩略简化许多，偏重于持诵咒语及部分经文（包括发愿的内容），但理观的部分却完全删除。除了重点转向实用和效率，拜忏的动机当然也产生变化。知礼原本打算以大悲忏作为个人心灵觉醒和开悟的方法，但现在拜忏的目的已非如此，而是变为获得各种利益的手段，包括孝子为已故父母祈求往生善处。但转念一想，这样的发展或许未必全然令人遗憾。如前文所示，知礼肯定事仪的价值，也强调现前一念最重要。即使仪式中没有安排特定的禅修时间，谁能说参与拜忏的僧俗二众，没有人借由一心专念观音、作观音，而在一刹那间自我转化而成为菩萨呢？我们能心存这样的期望，终究得归功于知礼的功绩，因为他制定大悲忏仪，使得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中国信众能够与大悲观音，也就是本土化的千手千眼现世观音菩萨，结上善缘。 (查看原文 )
宋代开始流行的《楞严经》中，观音化现为三十二身，其中六种为女性：比丘尼、优婆夷、皇后、公主、贵妇及童女。然而，观音在中国并非仅以如此身份不明确的女性出现，事实上，这位菩萨之所以能在中国成功地本土化及女性化，有一项关键因素，也就是中国人透过各种神话与传说，设法将这位超越时空限制、超越历史的Avalokitesvara（观音菩萨），转变为具有不同中国姓名，且在中国历史上若干明确时间、地点出现的观音。只有透过这个方法，观音才能符合中国神祗的典型，因为在中国，不只是关圣帝君、济公或妈祖等民间普及的神明生前是活在特定年代、地点的人物，如多年前卜德所言，透过“神话历史化”的过程，即使是神话中的人物也会变成历史文化的英雄，而被奉为中国文明化过程的始祖。不过，古希腊人间的英雄可跻身奥林匹斯山众神之列，中国的神明却反而被描绘成世间确实存在的人物。如韩森及丁荷生的研究所示，宋代初兴的许多信仰，其信奉的新神祗都是世间凡人死后被神格化的。而若神明本来不是凡人—例如文昌君—则从宋朝开始人们就通力合作，将这类神明具体化，变为曾经存活于世间的男女。就观音而言，同样的过程则以相反方向进行。观音必须先变成孝女妙善，才能被奉为中国女神。如包如廉所言，中国神明的“人性”特质是中国宗教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像人类一样，神明有生日、眷属、职业、头衔、个性及职权。” (查看原文 )
阿婆卢吉低舍婆罗应译为“观自在”,如玄奘指出，但国人一向喜欢用“观世音”或“观音”来称呼这位广被爱戴的菩萨，但这是另一梵文名字的意译。虽然如此，观世音和观自在早在唐代就变成可以互用的称号。
尽管这位菩萨是慈悲的化身,但在其呈现方式上，不同文化却有不同的选择。中国以及日本、朝鲜、越南等在历史、文化上与中国有关联的国家，将观音视为禅修者智慧的典范与对妇女特别仁慈的“慈悲女神”，而在斯里兰卡、西藏地区以及东南亚，这位菩萨却与王权息息相关。君王的神格化、辟邪神像的创作以及基于这种神像的君权神授信仰，都是东南亚各地普遍流行的思想。
观音从初传中土一直到唐末,都被视为男性，艺术造像也是如此。然而，到了宋代初期，大约十一世纪前后，有些信徒将观音视为女性神祗，于是中国的艺术家便开始创作女性观音像，这位菩萨可能在元代完全转变为女性。自明代，也就是十五世纪以来，观音通常被视为不折不扣的女性，并如此被描绘着。然而，即使文学、艺术作品如此呈现观音，正统佛教僧侣仍然拒绝承认观音是女性，即使在今天，佛教寺院供奉的观音像也依然延续唐代确立的图像体例来制作。
相较于前述显教经典，密教经典有几项显著特征，形成两者的鲜明对比。无论密教经典专论哪一种观世音菩萨像，经文都强调：（1）依规定样式造像的重要性——经文中的规定必然包含菩萨形貌特征的详细描述，即手持莲花、净瓶、珠宝璎珞严身等，以助观像；（2）持诵陀尼罗的确切次数——21遍、108遍、1008遍，或1080遍；（3）若如法修持，观世音菩萨就会现身行者面前，或现出家相，或以行者观想的形相出现；（4）这样的宗教修持能带来世俗和精神层面的种种具体利益。
经云：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欲诵持者，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先当从我发如是愿：
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
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智慧眼；
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度一切众... (查看原文 )
"瑜伽"是梵文yoga的音译，意指“相应”，即法会进行中主法法师结手印、诵真言及观想而展现的身、口、意三业相应。根据清代的《瑜伽焰口施食要集》：
瑜伽，竺国语，此翻相应，密部之总名也。约而言之，手结密印，口诵真言，意专观想。身与口协，口与意符，意与身会，三业相应，故曰瑜伽。 (查看原文 )
在这些后期文献中，十王的地位较为显著，文中不仅赋予诸王特定的名号，并且分别为他们安排专门掌管的地狱。这是一种创新，因为《十王经》没有这类叙述。例如：第一殿秦广王掌管孟婆亭及寒冰地狱（这个地狱专门惩罚让父母受寒、而自己和妻妾饱食暖衣的不孝子女）；二殿初江王掌管无间地狱，这是为目连之母所建的第十九层地狱；三殿宋帝王负责衡量个人罪业的轻重，罪人比善人重；四殿五官王掌管刀山地狱，有趣的是这个地狱拘禁屠杀青蛙的人，因为人们认为青蛙日夜辛勤看管稻田有功；五殿阎罗王掌管锯解地狱，处罚喜欢散布谣言、好生口舌是非的人；六殿变成王掌管铜柱地狱，出发以高利贷牟取暴利的人；七殿泰山王掌管铁床地狱，出发诈欺谋骗者；八殿平等王掌管碎纸钱地狱，这点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在燃烧纸钱的余烬未熄之前就加以翻搅所造成的这种恶报，并不是普世皆能理解的；九殿都市王，掌管铁磨地狱，专惩诱拐男女童、贩卖图利的人；最后是十殿五道转轮王，决定罪业众生投生之处。 (查看原文 )
桑高仁在文章一开始即指出，虽然“在中国的众神与宗教仪式之中，女性神祗地位显著”，大部分有关中国民间宗教的人类学研究却着重于男性神祗，也就是“天界的各级官僚”。这些男性神祗中有许多是地区性信仰崇拜的对象，此外，他们也依世间帝国的模式而形成层次井然的阶级。相对地，诸如观音、妈祖、无生老母等女神则相反，她们不隶属任何地区，不是官僚，也没有阶级高低之分。桑高仁认为，中国的女神与中国女性的重要文化意涵两者之间有密切的关系。
具体而言，关于中国文化对女性的认识，有两点或许有助于了解中国女性神祗。第一，男女两性都相信女人具有污染性；第二，女性在家族中同时具有分裂与凝聚的力量。虽然中国妇女兼具正负两面性质，女性神祗纯粹只有正面特质。现实世界中的女性在性行为与生产过程中造成污染，“因此，作为女性理想典范的女神必须涤除月经、性行为、死亡与生产等带来的污染之耻”。象征纯净的女神，“意味着否定女性为人妻子的身份，以及肯定起母亲的角色（即使不尽然是生儿育女的角色）。”这是因为“身为母亲与姊妹，中国妇女发挥的作用是缓和兄弟间的权力争夺，并居中调和大权独揽的父亲与偶尔叛逆的儿子；身为媳妇与妻子，中国妇女却往往加剧家族的紧张关系，煽动大家族提早分家”。扮演慈母角色的女神是凝聚力的象征，她们与信众的关系犹如母子或母女，这种关系有三种显著的面向：包容、调解与合作。包容性说明为何“女神不同于男性神祗，她们对贫富贵贱、教内教外、男性女性都一样眷顾，并未独厚前者，忽视后者”。因为观音的包容性，晚年因为儿女长大离家自立而经历“空巢期”创伤的妇女特别敬奉观音，此外，卖淫卫生的女性、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以及其他社会边缘人也以观音为信奉对象。观音是最伟大的慈母，以平等心爱一切众生如子。 (查看原文 )
菩萨与青楼女子另有一共通处，也就是两者皆无分别心，正因如此，《弥兰陀王所问经》中的妓女频陀玛提（Bindumati）才能像尸毗王一样，行“真理行为（Act of Truth）”，使恒河之水逆流，因为“两者皆舍身，平等慰悦一切求索者，不论其社会地位”。对于阿育王的问题，频陀玛提回答：“大王！与财于妾者，虽是刹帝利、婆罗门、首陀罗、毗舍或其他任何人，妾皆一样侍奉。对刹帝利无特别之尊敬，对首陀罗无特别之轻蔑，离爱好与嫌恶之心而奉财主。如是，依此誓言而令大恒河之流逆流。“频陀玛提可说是延州妇人在佛经中的原型。 (查看原文 )
（译注：印度历法有所谓的“九曜”，也就是日曜（太阳）、月曜（太阴）、火曜（荧惑）、水曜（辰星）、木曜（岁星）、金曜（太白星）、土曜（镇星）、罗睺（黄旛星）、计都（豹尾星）。其中，罗睺、计都是黄道面与白道面的两个交点。梵历以此九星，测定每日吉凶。印度天文历法传入中国后，也影响了中国的星象学） (查看原文 )
我大胆地建议，女性观音和其他新女神在这个时代出现的原因，或许与已确立的宗教采取的反女性主义立场有关，而这些宗教无疑以宋明理学为首。在过去一千年中，理学是中国的主要意识形态与霸权论述，它是哲学、是一套政治思想体系，但也是维持世系和家庭制度的意识形态。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新兴女神信仰可被视为针对这种极权信仰和实践体系而产生的回应。 (查看原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