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生活

1，功绩：奖励与可信性

在布尔迪厄的科技人员的交易模式中，他只把科研人员的行为与现代商人进行了比较，而没有与前资本主义的小商贩做比较。交易中没有金钱出现，这并不妨碍他的分析，因为他还有除科学领域外的其他交易体系的研究经验。对布尔迪厄而言，经济上的交易科学包括金钱以外的其他资源的积累和投资。布尔迪厄用象征性的资本概念，描述了在诸如教育、艺术领域中与现代资本主义方式相同的投资战略。从象征性的资本积累的观点出发，尽管他分析的是商业战略，其实是金钱问题。

社会活动的动力是投资者试图得到最大的象征性利益而采取的一系列的战略。

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分析必然是文献的虚构。正如历史文献证明的那样，历史学家可以自由地在历史中游历；他们掌握着未来的知识，他们有可能研究他们并未在其中生活过的背景，有研究行动者动机的途径，像上帝那样，他们有权知道一切、看到一切并考虑善与恶。

观察者有一种方法来进行问题观察和记录，这种方法依赖于观察者的文化倾向。

观察者所做的只是笨拙地模仿科学家，由科学家带领着参观他的实验室。

观察者于是有了一种宽慰感：说到底，实验室的生活并不像乍一接触它时那样感到不合逻辑。仪器记载的能力，贴标签、编代码、登记卡片等怪癖，似乎很像从事文学的人所要求的才能：会写、会说服并会讨论。观察者能赋予最晦涩的活动以意义……因此，观察者就形成这样的观念：实验室是一个文献记录系统。

乍一看与文学领域不想干的其他类型的活动，可能被解释为旨在获得记录的链条中的要素。

我们赋予资料的决定性的影响就在于抵制科学社会学的倾向，这种倾向强调科学活动中信息沟通所起的作用。（37-38）例如，有人注意到科学信息传播的实现最好沿着非正规的渠道。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有密集联络网的地方，例如被称为看不见的社团协会。这个观点的支持者们往往贬低正规的通讯渠道在信息转移中的作用，为了解释它们的顽固立场，他们更喜欢有一个舞台，以便确立他们研究的优先地位，并由此获得荣誉。然而，在我们的实验室里进行的观察，促使我们采取一种谨慎的态度来解释来自不同通讯渠道信心的相对的重要性。我们信赖正规的通讯涉及的极严谨的、具有十分明确的评论性论文风格的著述。

一、关于神经内分泌学的论文

“神话”，没有任何贬义。应将其理解为广义的内在参照系统，据此，人们可以使特定文化的活动和实验局部化。

在我们的观察者来看，似乎“在一个领域里”，人们很容易在小组、网络、特别的实验室与信仰、习惯、口头传统以及手段的复杂混合体之间建立起联系。

如同以往无数神话的观点一样，如今有人用抽象的实体——要领与观念——阐述斗争问题。

要使关于科学的分析具有一点儿独立性，切不可只相信科学家和研究人员自己所说的。他们应该成为人类文化学所说的“情况提供者”，即一个有特长的、当然的情况提供者，但最终是一位令人怀疑的情况提供者。根据这个准则，以科学社会学或科学心理社会学的名义写就的文学作品，越来越重要了，它们不仅涉及科学机构、研究人员之间的竞争【参见勒麦纳与马塔龙1969年的著作；布尔迪厄1976年的著作】，而且涉及学科发展或有关科学家们的心理学。【参见米特罗夫1974年的著作】。

在任何时刻，科学的内容和社会背景这两个整体之间的联系都存在着。

“三明治”现象：一片新鲜的观念史夹在两片不新鲜的社会学面包片之间，这是因为，社会历史学家和论战社会学家拘泥于档案（文献、文献、谈话纪要），而并不直接去现场。

社会因素：社会、阶级、立场、习惯、符号、角色期待、相互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