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星北档案》的原文摘录

  • 束先生是1952年下半年来山东大学的,他刚到学校,就发生了一件事,让我们彻底认识了这个早闻其名,而未见其人的“束大炮”(束大炮是束先生在浙江大学时,同事赠给他的外号)。这年年底,在学校大众礼堂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学术报告会,主讲人是中国最著名的热力学家王竹溪先生。 王竹溪三十年代初就在清华研究院跟周培源研究湍流理论,以后留学英国,从师于剑桥大学著名物理学家福勒,福勒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狄拉克的老师,王竹溪在跟从福勒研究统计物理时,与狄拉克来往密切,成为好友。王竹溪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便被西南联大聘为正教授,那一年,他才27岁。院系调整后,王竹溪成为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以后中国科学院设立学部(1955年),王竹溪当选为数理化学部(后为数学物理学部)学部委员。 当时,教育部要求南北重点大学相互交流学习,王竹溪作为北方的代表专程到了上海、南京等地的大学作了讲学和交流,返程途中,被华岗专门请了来。那天,大众礼堂座无虚席。物理系、数学系的教师、教授们大都到场了,华岗校长和一些校领导也来了。这样的场合,我属“小字辈”,因而在最后一排捡了个座坐下来。在我印象里,王先生的学术报告内容广泛,涉及卡诺热机运行,平衡状态下的压缩气体,热的气体运动等,也不时穿插一些国际上有关热力学最新动态和争论。他一边讲着一边随手在黑板上写出一些流畅漂亮的公式或重要的概念。我那时现代物理的底子较薄,量子力学也好,热力学也好,虽也知道个一星半点,但大都没有受过系统的训练学习,对王竹溪那些排炮般公式概念也只能是囫囵吞枣。我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将笔记做好,留待以后慢慢消化。学术报告大约进行了将近五十分钟时,坐在前排的会议主持问:用不用休息一会儿。兴意昂然王先生说不用。他正准备继续讲下去的时候,一个身穿蓝色长袍高大魁梧的先生走向讲台,他也不做任何解释或开场白,在人们疑惑的目光里,他将双手撑在讲台上说:我有必... (查看原文)
    持尘 4赞 2014-04-12 10:56:41
    —— 引自第46页
  • 在山东大学对束星北的无数斗争会上,王景明从没有违心揭发批判过自己的恩师,更不要说造谣生事了。即使面对威逼、恐吓也是如此。在关键时刻,甚至不惜自毁其身也要站到老师的一边。“文革”初期,他被以莫须有的叛国投敌的罪名判处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在狱中度过了近二十年。有人问他被束星北牵连到如此程度而作如何感想时,他仍不悔悟。他警告那些在运动中整他和束星北的人:你们是错误的,你们才是真正的反革命。历史早晚会证明这一点的。 (查看原文)
    老张 4赞 2015-02-27 11:16:33
    —— 引自第82页
  • ........苏步青一向把名誉看得和生命一样,思来想去,怎么也想不出既能保节又能保命的路子,便想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束先生得知其情(束先生当时与苏步青住邻居,消息是其妻子苏松本告诉他的),先去稳定了苏步青的情绪,而后就闯进了设在院办的运动核心小组办公室。据称,当他怒气冲冲地闯进办公室时,节约委员会主任正在和人谈话,他冲着那人说,你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你们算个什么东西。还没等那主任醒过神来,揪鸡似的,上去就把他从椅子上揪起来,一拳打过去,那主任就被打得鼻口蹿血,摔出好几米开外。 苏步青解脱了,束先生却因殴打革命干部,抗拒“运动”,成为浙江大学斗争批判的罪魁。⑤ (查看原文)
    持尘 1赞 2014-04-12 20:41:02
    —— 引自第54页
  • 苏联的革命和新政权给全世界带来了希望和不安,也是他此行考察的重点。他在莫斯科中国大使馆谋了个文秘的差事,一面工作,一面对一个新政权进行考察。他本期望着从这个新型的国家与社会中能获得一些启示和借鉴,可是革命成功后的苏联给他留下了很坏的印象:“最初的我从报纸广播中了解到取得新政权的红色苏联在一系列的改革之后,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取得了按劳分配、各取所需、安居乐业的欣欣向荣的景象。可是眼前的一切却让我失望,我所看到的几乎到处都是肮脏的黑市、摇摇晃晃的酒鬼、昏昏欲睡的车夫和失去廉耻的妓女。为了巩固政权,几乎天天都有枪杀。” (查看原文)
    老张 1赞 2015-02-26 09:16:37
    —— 引自第9页
  • 束先生最反对学习上的浅尝辄止、一知半解就自以为是。多次强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要弄虚作假。他说,有些概念、定理或问题,乍看觉得简单,再思觉得很复杂,又再深思,复归于简单,才真正学到了东西。有些问题百思不得其解,这是难点,往往也是重点,经千思万虑,终于把问题弄清楚了,这就一通百通,解决了你在物理上的重大疑点能大大地前进一步。有许多物理学的见解认识,只能意会,不能言传,这不是神秘主义,也不是老师卖关子不愿说,而是你们还没有想到这一层,老师越说就越糊涂。所以不能满足课堂上学到的,要知一反三,要紧追不放。 (查看原文)
    老张 1赞 2015-02-26 09:41:06
    —— 引自第31页
  • 有人说,经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之后,知识分子才发生了变化,学会了乖巧,学会趋炎附势,见风使舵,其实不然趋利避害,趋炎附势是人的本能,很多人的所谓科学与民主的精神早在打着小旗走上街头时就丧失了。因而,这个时候,束先生站出来时就显得很孤单。 (查看原文)
    老张 1赞 2015-02-26 10:05:34
    —— 引自第48页
  • 与很多同代的清高矜持的知识分子一样,束星北对政治(官场)尚抱着戒心与距离。在他眼里,政党,无非是为集团利益服务的。因而从本质上讲,任何政党都是一样的。所谓区别不过是好坏高低的区别。“以为(他们纲领)只是政客想抓权的‘漂亮话’,全是些‘狗皮膏药’。” 对于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他认为是“朋友”或者“主与客”的关系,把自己看成是“客人”,“党是主人”;如此,他与政府的关系便是“东家”和“雇主”的关系。他认为自己是“被党聘来的教授”,学校是“聘老师的东家”。这样从心态上讲,他便将个人与党的关系放在一个对等的关系水平上:“你们主人是请我来教书的,我并不是白吃你们的饭。” 浙大期间,师生们都知道束星北的“政治态度”,他从不掩饰对这个“灰色物质”的反感。他最厌恶的就那些热衷于政治、党派的学生和同事。如果是他的学生,他一定要严加管束或“挽救”,如果是他的同事或朋友,他就会同他们疏远。束星北认为,政治就是政治,学术就是学术,它们是两个完全不能相碰的“专业”,一旦掺和在一起,势必要出问题。在他的眼里,人的标准也被简化为“好人”与“坏人”:“‘好人‘是’公正无私‘、’没有害人之心‘、’爽直忠诚不虚伪‘,反之就是’坏人‘... ...肯为别人牺牲自己的人是’好人‘,为自己而牺牲别人的是’坏人‘... ...“而政治立场,往往会将人的面目弄得晦暗不清,以至失去人的根本的东西。 (查看原文)
    老张 1赞 2015-02-26 10:16:18
    —— 引自第49页
  • 华校长反复强调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不仅是具体的真理,而且是一切科学的科学。束先生则认为世界上不存在这样的哲学。哲学说到底就是白马非马,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说也可以,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而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学都是很具体的,是要解决客观世界的各种问题的。 束星北的思想不乏理性,却也杂有不少情绪(束星北本身就是个很情绪化的人),他将党的理论基础称为政治说教将辩证法称之为“辩术”。他认为,哲学说到底是空谈,这样说也对,那样说也对,一点实际问题也不解决,而自然科学或物理学才是真正的科学,它能够解释和解决自然现象的诸种问题,可以用精确的数字来计算物质。“我最初就是学哲学的,在德国时期我学过,因为这个路子走不通,不解决实际问题,后来我就开始学习物理和数学了。” (查看原文)
    老张 1赞 2015-02-26 15:47:23
    —— 引自第67页
  • 尽管有些人,对摧枯拉朽、“全面改版”的革命难以接受,心存抵触,却无人公开抗拒时代潮流。解放后的历次运动,特别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大致解决了知识分子的“基础”和“头脑”,使他们从整体上失去了“声音”,放弃了“自我”。 在他的意识里,苏联是个专制主义国家,科学技术远远落后于美国、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二战德国进攻苏联的初期,他们之所以被打得措手不及,晕头转向就是证明。最初的代价完全可以说明他们的科学技术水平差,当然和斯大林的专制主义也有直接的关系。” (查看原文)
    老张 1赞 2015-02-26 16:10:21
    —— 引自第75页
  • 有人反驳说,那么巴普洛夫、门捷列耶夫算不算第一流的科学家?他说,“据我所知,那是沙俄时代培养出来的。科学也好,技术也好,都应当老老实实、实事求是地去做,不能搞虚的。苏联之所以不行,就是会议太多,政治学习太多。”对于科学技术他认为必须向最先进的国家学习。他曾公开讲,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言论是自由的;既不要参加政治学习开会可以随便不到,说错话甚至骂骂人也没有人斗你,而这个“自由”是科学发展的保障,是文化勃兴的基本因素。 刘洪宾: 束星北的思想显然不是孤立的,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比如他对大学的政治化倾向、专科教育(实际上所谓的专科教育也是一种临时的过渡性的档次很低的教育)、工农速成班的成立等等看法,我们都有同感。不同的是,我们将想法和不适埋到肚子里,而他一定要讲出来,即使引火烧身也在所不惜。 (查看原文)
    老张 1赞 2015-02-26 16:28:38
    —— 引自第76页
  • “如果学生和老师都去做政治家、理论家,那么,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靠谁来搞,工厂企业谁来建,大炮坦克谁来造,量子力学,相对论或尖端科学谁来研究?” (查看原文)
    老张 1赞 2015-02-27 10:56:58
    —— 引自第78页
  • 中国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后,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共产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都有了重大改变。作为执政党,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更加重大。在毛泽东看来,在形势变化面前,很多党员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他们仍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方法来处理问题。部分人,由于党的执政地位,逐渐滋生了特权思想,屡以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而为党所一贯反对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又有了新的增长。毛泽东认为有必要进行一次新的整风运动。在波匈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从波兰、匈牙利的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到官僚主义的危害,他认为这一事件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警钟,必须不失时机地进行一次党的教育。因而,毛泽东试图以“整风运动”的方法或代价,使中国避免东欧事件的错误。 (查看原文)
    老张 1赞 2015-02-28 11:05:37
    —— 引自第111页
  • 华大是革命大学,骨干力量全是革命军人,都是从战争中或仇恨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往往按着对敌斗争的方式来治理山东大学。 (查看原文)
    老张 1赞 2015-02-28 11:26:03
    —— 引自第114页
  • 批判大会上,山东大学党委当众宣布华岗的十大罪状,其中有一条就是包庇历史反革命分子束星北。束星北这时才知道,若不是华岗的着意保护,他也许早就“倒下”了。于是他决定向华岗道歉。 束星北就是这样的人,他认为对的事情,不管对方是何方神圣,压力多大,他也一定会坚持到底,而且他的争论方式也常常是咄咄逼人、声色俱厉,他的态度有时会让人觉得尴尬难受,可是他心无芥蒂,过去就过去了,若是他发现自己错了,也一定会登门认错的,从不含糊。 (查看原文)
    老张 1赞 2015-02-28 11:31:46
    —— 引自第115页
  • 很多人对束星北选举李哲明颇感不解,他们不明白,束星北为什么要把自己“神圣”的一票投给那个想置他于死地的“对头”?束星北的解释是:恩怨归恩怨,原则归原则,是两码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也是科学,李哲明的物理专业不行,可他在政治上是擅长的。因而,他认为就应该让擅长政治的人从事政治。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束星北的不凡的人格。(据刘洪宾采访录) (查看原文)
    老张 1赞 2015-02-28 15:00:40
    —— 引自第135页
  • 政治怎么学?我们国家的政治有两种,一种是书本上的,另一种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无处不在的政治。书本上的自不待言,可我们生活中的政治呢?也许是一句话,一个眼风,一种势头,一个心情,都可能是政治。或者说,不定哪一天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我们的生活和很多人的命运从此就改变了。这东西是一种感觉、一种经历、一种道业、一种磨练能教吗? (查看原文)
    老张 1赞 2015-02-28 16:03:49
    —— 引自第147页
  • 他说中国虽然有了宪法,却等于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人民没有法制意识,大家都习惯了人治。像鸣放和反右这样的事都得有党中央号召。上面一声号角,下面跟着就是千军万马,席卷一切。假如党中央的号召同宪法相悖呢,是听党中央的号召,还是遵守宪法呢?他有时还会瞪着眼睛问其他人:难道毛主席一句话,市委书记一句话,比宪法还重要?党中央不就是一二百人吗,他们作出的决定就那么英明?他们真正地集中了人民的智慧吗? (查看原文)
    老张 1赞 2015-02-28 17:01:16
    —— 引自第163页
  • 束星北不断地述说着自己的忧虑,不断地解释核战争会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性后果。由于范围所限,他的观点和思想只能在医学院物理教研组、四类分子和一些能够说得上话的领导人中间发表。人们对越来越浓的战争气氛,多处在狂热与盲目的激昂的情绪中,在他们意识里,战争爆发之时,就是帝国主义灭亡之日,对什么是战争,特别是核战争,几乎茫然不知。 (查看原文)
    老张 1赞 2015-03-09 15:49:17
    —— 引自第273页
  • 李政道:怀念我的老师束星北 (该文为《束星北档案》序言) 1972年10月17日,是我1946年去美国后第一次回国,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我。周恩来总理希望我能为解决教育人才“断层”的问题做些工作,如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到中国来讲学等等。我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 那时我不知道束星北老师在哪里,在做什么,我很想能见他一面,可是最终未能如愿。 1943年的暑假,我在贵阳参加了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考上了浙江大学的化工系,在浙大开学前一个月左右,我从贵阳到湄潭,由友人束慰曾介绍,拜访了他的叔父、浙大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先生。很快,我也认识了另一位浙大物理系的教授王淦昌先生。在抗战时期,浙大物理系的实验室,有好几位教授的办公室和期刊书籍阅览室等都设在湄潭的双修寺。那年8月大部分时间,我常在双修寺。束老师和王老师都很平易近人,他们谈话时,我也常在旁边听。当时我仅16岁,对工科和理科的认识很不清楚,慢慢地和束星北、王淦昌二位物理教授接触多了,使我逐渐了解了物理学科的意义和重要,对我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 我浙江大学的一年级是在贵州永兴上的,离湄潭约30里。1943年当我去永兴上学的时候就决定由化工系转为物理系。因为物理系的学生很少,那一年物理系的课程就并在化工系上。所以事实上,我在浙大一年级上的是化工系的课,惟一的不同,是每一或两星期束星北教授就会从湄潭专程到永兴来一天,和物理系的同学讨论。因为这讨论是自由的,不在日常的课程中。每次束老师来永兴,我都是惟一的学生,而我们讨论的问题也是没有规定的。在这样一对一师生密切教学的关系下,束老师帮助我建立了对整体物理的认识、了解和自信,使我一生受益。 1944年暑期,因为我母亲从上海移居重庆。我去看她,在回贵州的山路上,我搭的卡车失事,我和车一起翻... (查看原文)
    獨孤求敗 1赞 2019-07-27 13:00:01
    —— 引自第1页
  • 这些显然不是束星北的全部。束星北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想要做的事情很多,他拼命地想抓住点什么。他极需要补课,需要寻找过去的感觉,极需要尽快的缩小或消除与世界隔开三十年的距离。他要重新修改完成于1960年的《狭义相对论》,这部起笔于1957年被打成极右之后的著作,一些材料需要更新,有的思想观点也需要修正。他还要研究黑潮;他还希望能够带出一批高水平的学生。 (查看原文)
    pencilmi 1回复 2011-03-27 18:01:10
    —— 引自第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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