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夸大了

CS 2008-02-19 09:17:56

一部浮夸的科学家传记
　　
　　－评刘海军《束星北档案》
　　
　　
　　
　　关洪
　　
　　（中山大学物理系，广州 510275）
　　
　　
　　
　　作家出版社于2005年初出版了一位记者刘海军写的一部“传记文学”：《束星北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1]（以下简称《档案》），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最近还评上了一个科普图书奖。本文讨论《档案》里所述主人公作为一位物理学家的工作和成就，以及与其他一些物理学家的交往。本文作者认为其中存在着严重的浮夸：浮者指内容不实，夸者指评价过度。
　　
　　至于书中记述的束星北教授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受到过的政治上的不公正待遇以及相关的一些情况，确实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他的人格应当受到尊重，他的命运也很值得同情。但那基本上同物理学没有多大的直接关系，不属于本文所要谈论的范围。
　　
　　
　　
　　一一位难得的启蒙老师
　　
　　李政道教授在为《档案》写的序言里说：“束老师帮助我建立了我对整体物理的认识、了解和自信，使我一生受益。”他又说，他年轻时有幸得到三位老师的指导和帮助：“束星北老师的启蒙，吴大猷老师的教育及栽培和费米老师的正规专业锻炼都直接地影响和造成我以后的工作和成果。”
　　
　　我觉得，李政道关于他的几位老师的这种说法是很有分寸的。众所周知，费米（E. Fermi）是国际上公认的物理学大师，吴大猷是国内一流的物理学家。而李政道把束星北说成是他的启蒙老师，这种定位是很准确的。
　　
　　此外，许良英在最近写的一篇文章《我所了解的束星北先生》里[2]，亦说“束星北先生是我的科学理论启蒙老师”。
　　
　　大家知道，一位科学家的启蒙教师一般并不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有很高研究水平的老师。不仅是科学家，而且艺术家和运动员亦是如此。例如，我国运动员在乒乓球、跳水、体操等项目上获得过许多项世界冠军。可以说，这些运动员的启蒙教练都不是后来把他们送上世界冠军领奖台的国家队教练。一方面，启蒙教师在基本功夫的训练和专业兴趣的培养上的贡献是不容抹煞和不可缺少的；另一方面，年青的科学家在成长过程中还需要得到有更深学术造诣和更高研究成就的教师来指导。轻视或者夸大启蒙教师的作用都是不恰当的。
　　
　　
　　
　　二中国物理学家早年的相对论研究
　　
　　根据文献记载[3, 4]，束星北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就在国内外发表了两三篇关于广义相对论和统一场论方面的研究论文。而且，他后来亦陆续发表过少数同相对论里的坐标变换有关的文章。所以，他的确是我国早期研究过相对论的物理学家之一。例如，在《档案》（13页）里就提到，“束星北……对引力场和电磁场的统一理论做了独到的研究……得出一些很有意义的结果，在当时，不能不算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尝试。”
　　
　　《档案》这种评价，注明是引用自文献[3]，在同一作者的文献[4]里亦有类似的评价。
　　
　　不过，作为传记作者，特别是一位对理论物理学并不熟悉的作者，只听信一家之言，就对科学成果下结论的做法是不够严肃的。
　　
　　为了避免偏听偏信，让我们看看出生日期比束星北只早两天的吴大猷是怎么评述中国物理学家在“二十世纪头五十年”的相对论研究的。他在《早期中国物理发展的回忆》一书里[5]，确实提到了：“有一位先生叫束星北……这位先生在欧洲和美国这两边跑来跑去，所以，也没有真正认真地待在哪个地方做过研究……据我所知，他写了一两篇文章，把地心引力跟电磁场联合起来，这个东西是爱因斯坦做了一辈子还没有完成的东西，这个东西可以说没有什么重要的结果。” 作为对比，吴大猷指出：“还有一位年轻一点的先生，名叫胡宁……他曾经做过一些广义相对论之内的辐射阻尼的研究，那是很创新的东西。所以，他可以说是一个真真正正在‘相对论’的研究上有做些工作的人。”并且总结说：“我感觉真真正正在‘相对论’里边，认认真真做些研究工作的人，始终都不多。”
　　
　　吴大猷教授是一位海内外著名的优秀理论物理学家，他的学问和人品都享有盛誉，他以上的评价是可以信赖的。事实上，在爱因斯坦前后试图把引力作用和电磁作用统一起来的过早尝试，包括束星北的工作在内，走的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都没有留下什么有积极意义的成果。因此，《档案》里所引用的文献[3] 里对束星北有关工作的评价是过分夸大了的。
　　
　　
　　
　　三束星北和爱因斯坦
　　
　　《档案》这本书刚一面世，一些媒体就在束星北的头上戴上了“中国的爱因斯坦”的桂冠。例如，文献[6]称呼束星北是一位“曾被学界誉为‘中国的爱因斯坦’的天才物理学家”；文献[7]则不仅把束星北称为“一位被业内人士称为‘中国的爱因斯坦’的国际级科学大师”，而且把《档案》的书名径直改写作《中国的爱因斯坦：束星北档案》。但是，这两篇文章都没有注明所谓“学界”或者“业内人士”有关言论的出处，令人无从稽考。
　　
　　《档案》的第13页里说，束星北把他发表了的、关于引力场和电磁场的统一理论的上述论文“寄给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很快了回了信，对他的论文提出了几点意见。”这句话差不多照搬自文献[3]，而此文则交代了这是“束先生在‘回忆录’中提到”的。这件事也很可疑。因为，假如束星北真的持有爱因斯坦的回信，按理说他是绝不会长期秘而不宣的。
　　
　　文献[3]说的“回忆录”，指在1979年3月9日（原文误为8月9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由束星北署名的”《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8]一文。束星北在文献[8]里描述了他1928年5月去柏林“见到爱因斯坦后，我先把自己的两篇论文递给他。”后来，爱因斯坦“热情地帮我弄到的一个研究助手的职务……就这样，我开始了在爱因斯坦研究室的工作。”束星北说，在这期间他除“向爱因斯坦请教”之外，“也帮爱因斯坦做些事情。我帮他查过资料，进行过计算，也帮他改过学生的卷子。”而且，“爱因斯坦基本上是一个人在那里工作，只有我在帮他做点事情。”等等。文献[3]据此说：“束星北先生是我国有幸与爱因斯坦相识并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仅有的几位科学家之一。”但是，束星北在这篇文章里并没有说起他和爱因斯坦的书信往还。不知道文献[3]那样的说法有些什么依据。
　　
　　“束星北当过爱因斯坦的助手吗？”这样重要的问题当然引起了“学界”的密切注意。去年12月8日，樊洪业以此为题写了一篇文章[9]，介绍和评论了从许良英最先对此提出疑问到后来查证落实以及有关争论的经过，并且对束星北为什么要在爱因斯坦逝世一百周年的前夕捏造这一段历史给出了自己的分析。
　　
　　许良英教授是一位研究爱因斯坦的专家，他在读到樊洪业的文章之后，又在12月23日回应了一篇文章[2]，比较详细地谈到了这个问题。原来，十多年前许良英从束星北档案文件所记录的1928年下半年到1929年上半年的履历和学历，文献上记载当时担任爱因斯坦的几位助手的名单，和爱因斯坦当时的工作情况等几个方面，查证了束星北并没有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过。而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则来自旅美青年学者胡大年在1997年对爱因斯坦档案的查阅结果。
　　
　　爱因斯坦从那之前开始的往来书信都是整理好存了档的，不会有遗漏。胡大年没有在爱因斯坦档案里查到从1928年起的那几年里同束星北有关的任何资料，却意外地发现了束星北在1943年12月17日亲笔签署的、从浙江大学当时所在地贵州湄潭发给爱因斯坦的一封信。这封信件里的第一句话竟是“我为无缘与你相识而感到遗憾。”由此可见，在1943年之前两人从来没有见过面。在那之后，束星北没有出过国，爱因斯坦也不曾再次访华，自然亦不可能相会过。铁证如山，束星北一辈子没有见过爱因斯坦，更谈不上做过爱因斯坦的助手。此外，也没有证据表明在1943年之前两人有过邮件往来。
　　
　　虽然《档案》里谨慎地没有采纳束星北见过爱因斯坦和担任过后者的助手的说法，但此书中关于束星北在1930年前后就同爱因斯坦通过信的叙述，也是拿不出证据来的不实之词。至于媒体所称“中国的爱因斯坦”云云，更是不知道从何说起。
　　
　　
　　
　　四束星北的其他研究工作
　　
　　除了相对论研究之外，《档案》书中还叙述了束星北的其他一些研究项目。以下简单谈谈与物理学直接相关的几项，不涉及他晚年从事的气象学和海洋学等方面的工作。
　　
　　1，关于狄拉克方程
　　
　　《档案》12－13页说，1931年束星北在他的硕士论文里，“利用广义超复数系，……得出了狄拉克方程，使狄拉克相对论电子方程具有更合理的数学基础和更完备的表现形式。”而且，虽然“那时束星北还不知道有克里福特群”，但他已经“将克里福特群引入量子力学。”
　　
　　必须指出，狄拉克在1928年导出后来以他的姓氏命名的方程的工作中，运用相对论不变性推导出了g 矩阵所满足的条件，即两个 g 矩阵之间的反对易关系，并且建立了具体的表象。所以，狄拉克方程在提出的时候，已经具有全然“合理的数学基础”和“完备的表现形式”。束星北的工作至多是以另一种数学形式重新表达了狄拉克方程，不会增添什么实质性的内容。
　　
　　4个g 矩阵的反对易关系包含了乘法和加法，由它们出发构成了一种含有16个元素的“g 代数”。后来知道，“g 代数”属于“克里福特代数”的一种。例如，在一本量子场论著作里说：“可以证明，由 g 矩阵生成的代数－数学家们称为克里福特代数－不外是由这些矩阵构成的一种完备的代数。”[10] 事实上，四元数、超复数和克里福特代数是一些相近或者相通的数学分支，都有可能用来表达 g 代数。这一点是束星北当时所没有意识到的。
　　
　　此外，“群”的元素之间只有乘法而没有加法，所以从狄拉克方程里的 g 矩阵出发，不可能构成一个什么“克里福特群”。难以想象，一位连“群”和“代数”都分不清的作者，能够正确地评价有关的研究工作。再说束星北这篇学位论文并没有公开发表。所以《档案》中说的“束星北早早就有了克里福特群同样的思路”以及有关的评价也是虚妄和夸大的。
　　
　　2，关于截断方法
　　
　　文献[3]说：“早在1941年，束星北针对量子电磁场[应为‘量子电动力学’]高次微扰计算中的发散困难，提出将发散上项[应为‘上限’] 切断(cut off)，继续算下去，可得原子能级的电磁场[?]修正。这个思法[应为‘想法’]接近贝特计算的观点。”《档案》第37页说亦采用了这一说法。
　　
　　事实上，用截断的手段处理难以计算的无限大项，老早就是理论物理学家的一种惯用方法，根本不是束星北“提出”或者“想出来”的。实际上这种方法还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初“电子经典半径”的设定，那也可以看做是一种舍弃点模型的截断。而且，1947年贝特（H. A. Bethe）对氢原子精细能级“兰姆移位”的初步计算，关键之处不是运用了大家都在使用的截断方法，而是把使用了截断所得到的两个“无限大”之差值，同观察到的上述能级移位联系起来。束星北仅仅运用了一般的截断方法，就被说成是占先于贝特的想法，实在是牵强附会。
　　
　　3，关于“死光”和“激光”
　　
　　《档案》115页引述说，1939年“白崇禧到浙江大学参观……提出要教授们研究‘死光’（激光）那时候浙大已有个别人设想长距离不变的强光……过后不久，束星北意识到激光的存在，”就和同事“一起探讨研究过激光。”
　　
　　按“死光”不是一个科学名词，而是对一种可致人死地的强光的通俗叫法。而“激光”在物理学上是有准确含义的。虽然早就知道了存在着受激辐射，但要实现可观功率输出的激光，即一种频率非常稳定，有高度准直性和相干性的受激辐射，需要找到有合适能级分布的光学材料，还需要制成一个精密的谐振腔和装备有效的能量泵送机构。这样的激光器不是光凭理论考虑，而是需要理论和实验的结合才可以设计出来的。第一台激光器直到1960年才研制成功。抗战初期位于广西宜山的浙江大学，有那样的实验条件进行这种超前于世界水平20年的研究吗？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束星北那时候研究的是激光。
　　
　　4，关于雷达的研制
　　
　　《档案》37页说：“中国第一台雷达便出自他[束星北]手”。在第123－124页里对此还有比较详细的调查材料。根据此资料，束星北于 1944年7月至1945年9月在国民政府“军令部技术二厅技术室任职”，从1944年10月开始“指导陈维昆（浙江大学助教），谢立惠（重庆大学教授），束慰曾（束星北之侄）研究装备雷达的试验工作。”束星北那时候说过：“我在这里不过是出出主意，指导指导一些技术人员不能解决的问题，很少自己动手，做的是顾问。”后来因为发生矛盾，束星北“带领陈维昆将已经装的雷达上的一部分浙江大学的器材拆掉。”不久就回到了浙江大学。
　　
　　上面提到的谢立惠教授与束星北同年，是一位无线电技术专家，1958年起曾经长期担任过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院长。谢立惠的传记里对这项工作是这样说的：“1944年至1946年，经重庆地下党负责人同意，谢立惠曾兼任重庆国民政府军令部技术室研究员，参加雷达研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又说：“谢立惠当时负责总体设计。”和“根据当时条件，先决定试制三米波的雏型雷达。在研制过程中，由于缺乏必要的元器件与研制设备，该技术室又于 1946年春迁往南京，邀谢立惠到该室工作，谢提出不参加国民党等三项条件，未获同意，遂拒绝挽留，未去南京，雷达的研制工作没有完成。”[11]
　　
　　我们觉得，上述谢立惠参加雷达研制的材料（原文有更多的技术性内容）要比《档案》所述翔实得多。尽管两份资料在细节上有点出入，但可以肯定的是两人参加的是同一个项目。从束星北拆卸器材的描述看来，他们拿走的只是属于浙江大学的一些仪器，设备主体是不属于他们的。而且，在束星北离开之后，谢立惠等人还继续研究了半年左右的时间。由此可见，束星北在其中并没有担任一个不可缺少的角色。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台雷达“雏型”可能的确是中国人最早的一台试制品，但直到最后亦没有研制成功。所以，《档案》里面关于“中国第一台雷达出自束星北之手”的说法是不能够成立的，他仅仅是参加过一次未获得成功的试制工作而已。
　　
　　
　　
　　五束星北的教学风格和有关的哲学见解
　　
　　《档案》里引述了束星北的几位学生对他的教学风格和特点的感受。最突出的一点是“以启发、引人深思的方式，着重、深入地讲透基本物理概念和基本原理。”他在讲力学课时，“把牛顿运动三定律足足讲了一个月。”讲热学课时，也“用一个月的时间讲热力学第二定律和‘熵’概念。”（28－29页）这样，虽然“并不是每个同学都能欣赏束先生的课”（文献[2]），但对于那些不满足于只晓得怎么样去演算习题的肯动脑筋的学生来说，却是一个领略物理学理论深层意义的极好机会。本来一名大学教师授课时就应该按照个人的思路，发挥自己的学术见解，而不是照本宣科，人云亦云。束星北的教学在这方面很有特色，的确是一位优秀的教师。
　　
　　此外，《档案》里多处引述了束星北的学生们描述“束先生是一位有哲学头脑的物理学家”，他的讲课对物理内容进行了“高度的哲学概括”，“把哲学和物理学融为一体”（28－29页）。由此可见，束星北在授课中肯定对物理学的原理、定律和概念做了深入的哲学分析。这些给过他的学生们以巨大启迪的讲授，肯定是具有珍贵价值的。可惜这些内容没有写成文字留存下来，我们无从欣赏和讨论。而且，那个时候即使写出来了也难以找到发表的园地。
　　
　　不过，从现在见得到的文献看来，束星北关于物理学原理的哲学思辨，亦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瑕疵。例如文献[2]提到的，束星北关于“电子似乎有 ‘自由意志’”，以及在《档案》33页所讲束星北认为“核子本来不都相同”的见解，都是不能够从量子力学原理得出来的，恐怕没有多少学者会表示赞同。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维格纳（E. P. Wigner）笔下的西拉德（L. Sziland）。这两位著名的物理学家都是在二战期间从匈牙利去到美国的，并且曾经一同鼓动爱因斯坦写信给罗斯福总统，建议他采取措施，抢在希特勒之前研制出原子弹。维格纳在他的《自述》里写道：“西拉德……本来也可以在量子力学所涉及的许多哲学争端上，写出一些有分量的文章。假若他晚生二十年的话，他也许真的会选择这一条路。但在二十年代，哲学文章还没有得到物理学界的重视。”
　　
　　维格纳还对他的这位老朋友评论说：“在我看来西拉德一生都非常古怪，并且基本上表现出同一类古怪的行为。他有很高的天分，这种天分受到了他自己过分庞杂的兴趣的障碍。”“他有突出的眼光、智慧、魄力和口才。”“西拉德对他自己的天分过分关心……。”“我永远不知道是什么弱点使得西拉德自视得那么高。”“不论西拉德学会了多少东西，他依然喜好争吵……”“西拉德有一些辉煌的一般性观念。但他从来不给出其细节。”“西拉德从来没有给科学带来什么突破性的新想法。”“他是一位二流的物理学家。”（以上几处引文见文献[12]，94－100页，201－206页，256页）
　　
　　我觉得，维格纳评说西拉德的这些话，几乎每一句都适用于束星北。除了束星北在物理学上的贡献远远比不上西拉德，因而他（即使在中国）够不够得上“一位二流的物理学家”还是个问题之外。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束星北后半生失去了像西拉德那样大展身手的机会。《档案》里根据大量可信的材料，对此做了详细的披露。
　　
　　
　　
　　六束星北和王竹溪
　　
　　《档案》42页在作者对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担任山东大学物理系助教的、束星北的一位学生的采访材料中，叙述了一个离奇的故事。故事讲的是那时候北京大学物理系的王竹溪教授应邀到山东大学讲学，做了一个关于热力学的学术报告。在王竹溪讲了近五十分钟之时，束星北突然“走向讲台”，大讲“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等等。“王竹溪呆呆地‘干’在一旁……上也不是，下也不是……束先生一口气讲了大约有四十分钟，也可以说，是对王竹溪‘清算’了四十分钟，这期间，王竹溪一直尴尬地站在一边……”
　　
　　本来，在学术报告进行当中，报告人和听众之间互相交流甚至发生争论，都是很正常的。只有未见过世面的年青人，才会觉得那是一件不得了的事。在这段文字里，对一直保持平和态度的王竹溪，做了一些带有明显倾向性的描写，事实上起到了在美化一方的同时丑化另一方的作用。难道科学上的正确与否，取决于争论者言词犀利和态度激烈的程度吗？
　　
　　这份采访材料里还说：“据说他[王竹溪]回到北京后，曾到周培源先生面前哭诉。”这就更加离谱了。只凭一句来源不明的“据说”，就可以这样贬损一位年长的同行吗？！《档案》出版之后不久，其中的这一段描述，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公开的驳斥 [13]。
　　
　　王竹溪先生的科学贡献和为人品格，在国内物理学界众所周知。我在这里只想讲讲，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是王先生的专长，他不仅在这门学科分支的教学和纯理论研究上取得了杰出的成绩，而且还有两点突出贡献是值得在这里提起的。
　　
　　第一是王先生不仅有几位学生是我国研制核武器的主力理论家，并且他自己也参与了一部分有关的理论研究工作，其中主要的就是统计物理学和热力学理论的应用。
　　
　　第二是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的时候，王先生和植物学家汤佩松先生合作于1941年在美国《物理化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孤立活细胞水分关系的热力学形式》，超前于国外同类工作25年，后来被国际上公认为植物生理学方面的先驱性贡献。（参看文献[14]和[15]的介绍）
　　
　　试问，如若王竹溪先生在热力学和统计物理“本质”的理解上，真的是像束星北所说的那样“错误百出”，他有可能做出束星北难以望其项背的以上重要成果吗？
　　
　　
　　
　　七是否有必要和怎么样评定物理学家的座次？
　　
　　《档案》中充斥着一些对束星北的溢美之词。例如，在此书封底赫然写着这样的几行字：
　　
　　“他曾被誉为：天下第一才子。”
　　
　　“他的理论物理修养（三四十年代）国内难有比肩者。”
　　
　　“他的教育才华（三四十年代）也无人可以企及。”
　　
　　而在此书正文里还有如下的各种美誉：
　　
　　“束星北……是中国现代物理学界的领军人物。”（35页）
　　
　　“束星北……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中国物理学大师，……创造了中国物理学的一代学风，建立起中国理论物理……的基础。”（36页）
　　
　　“束星北……的贡献，也许不亚于他的至交王淦昌。”（373页）
　　
　　“束星北的数学素养的功底毫不逊色于数学大师苏步青。”（338页）
　　
　　在正文里，“天下第一才子”的称誉亦出现了不止一次。在37页里说这是“一些老耄”的赞美之词，但没有说明是哪些老先生讲的，我们亦无从理解和领会。而在237页则变成束星北“自以为是‘天下第一才子’”了。
　　
　　问题是，我国在整整一百年前就废止了每年考出一位状元的科举制度，并且在其后不曾有过任何评选“天下第一才子”的活动。有谁有资格做出这样的裁定呢？同样，我国科学界亦从来没有举行过给任何一门学科的教授和研究员评定座次的活动。《档案》的作者个人有什么资格和权力为任何人作出“难有比肩者”，“无人可以企及”，“中国现代物理学界的领军人物”和“中国物理学大师”等评价呢？
　　
　　我手头有三本（套）中国现代物理学家的传记文集，我都是这三本（套）文集的编委会成员和（或）撰稿人。文献[16]辑录了59位物理学家的传记，其中56位出生于1930年之前，不含束星北。文献[17]辑录了105位出生皆不晚于1926年的物理学家的传略和论文节选（译），含束星北。文献 [19]辑录了117位出生皆不晚于1924年的物理学家的传记，含束星北。
　　
　　由此不难得出的结论是，假如一定要排位的话，按照乐观的估计，在我国物理学界和科学史界同行们的心目中，束星北在物理学研究和教学上的贡献，在1930年前出生的物理学家当中，适宜于归入于第50位至第100位的档次。这是完全建筑在科学成就基础上的评价，不受过去政治因素的影响。因为在这些传记的主人公之中，包括了不少像束星北那样受到过政治上不公正待遇的物理学家，甚至像叶企孙那样受到过更加不公正待遇的物理学家。
　　
　　所以，我们说《束星北档案》是一部浮夸的物理学家传记。
　　
　　
　　
　　参考文献
　　
　　[1] 刘海军，《束星北档案》，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
　　
　　[2] 许良英，我所了解的束星北先生，科学时报，2005年12月23日B3版
　　
　　[3] 李寿枬，才华横溢的理论物理学家束星北教授，自然辩证法通讯，16卷6期（1994）61-70
　　
　　[4] 李寿枬，束星北传略，载《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篇·物理学卷1》，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438-451页
　　
　　[5] 吴大猷，《早期中国物理发展的回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98-99页
　　
　　[6] 张超，2005年北京图书订货会热点扫描，南方都市报，2005年1月21日
　　
　　[7] 张弘，束星北：比陈寅恪更优秀的知识分子，南方日报，2005年5月20日
　　
　　[8] 束星北，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光明日报，1979年3 月9日第4版
　　
　　[9] 樊洪业，束星北当过爱因斯坦的助手吗？南方周末，2005年12月8日
　　
　　[10] C. Itzykson, J.-B. Zuber, Quantum Field Theory, New York: McGraw-Hill, 1980, p.54
　　
　　[11] 高俊，谢云荪，谢立惠传略，载《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工学编·电子卷》，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下载自网站 www.cpst.net.cn
　　
　　[12] E. Wigner, 《乱世学人－维格纳自传》，关洪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
　　
　　[13] 杜晓庄，我所了解的学界泰斗王竹溪，解放日报，2005年6月10日
　　
　　[14] 王正行，王竹溪传略，载《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编·物理学卷1》，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500－515页
　　
　　[15] 刘寄星，中国理论物理学家与生物学家结合的典范－回顾汤佩松先生和王竹溪先生对植物细胞水分关系研究的历史性贡献（上，下），物理，32卷（2002）6：403-309；7：477-483
　　
　　[16] 《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一集－第六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1994
　　
　　[17]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物理学论文集粹》，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
　　
　　[18] 《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篇·物理学1－物理学2》，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修改稿已发表在2006年2月17日《中国图书商报·阅读周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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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2-19 10:35:15 CS

竺可桢日记里的束星北

樊洪业

南方周末　　2005-09-15 16:21:54

束星北（1907－1983），江苏南通人，《束星北档案》问世后，成为又一名社会关注度极高的学者，被誉为“自然科学界的陈寅恪”。李政道、吴健雄、程开甲等物理学家曾师从他。

　　
　　□樊洪业（北京）
　　
　　2005年开门揖春之时，刘海军献出了一部《束星北档案》，以它特有的历史悲怆震撼了中国的知识界。笔者所交往的朋友中，很多人都是一口气读完它的，在掩卷沉思之后又把他们各自的感动、感慨和感悟散发给更多的朋友。束星北，这个陌生的名字，迅速出现在各种期刊报纸的版面上。
　　在《束星北档案》一书中，竺可桢是位占有特殊位置的人物。笔者近年从事编纂《竺可桢全集》，在编订竺老日记的过程中，注意到一些有关束星北的记述，统计一下，有120余处。这些记述对《束星北档案》（下简称《束》），或可补遗，或可印证，或可订讹，或可质疑。
　　
　　陈毅如是说
　　竺可桢于1936年4月出任浙江大学校长，随之即把因抗议前校长郭任远而愤然离校的束星北请回学校任教。此后13年里，两人在校中多有接触。1949 年4月，竺可桢只身悄然离开浙大，解放后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束星北于1952年院系调整时去了山东大学（青岛）。1953年8月暑期，竺可桢到青岛海滨休假。此时，束星北已被山东大学物理系“驱逐”，转入气象学研究。8月18日这一天，束星北往见竺老，与竺“谈及西风带问题”。1954年暑期，束来到北京，参与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暑期工作”（不知是否是暑期讨论班的讲学，日记文字未详）。8月8日是星期天，他来到中国科学院第一宿舍拜访了竺老，这是他们二人的最后一次见面。束星北回到青岛，在山东大学主持气象研究室工作1年。
　　1955年8月，竺可桢再次来到青岛度假，正值“肃反”高潮。山东大学揪出了“以束星北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竺可桢从童第周等人口中了解到束的遭遇。
　　此后3个月内，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接连两次出面解决束星北一案。
　　9月10日上午，竺可桢与其他科学院领导一道参加了由陈毅主持的会议。会上由中国科学院和“科联”（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中国科协的前身，当时挂靠于科学院）的领导介绍各自的肃反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完毕是陈毅讲话，竺在日记中记有：
　　陈副总理讲目前已发现二万多案件。反革命性质，要调查才能明白……不能指说几句牢骚话就是反革命……关于高级研究人员不必再作交代。参加讨论不要停止工作，最近尹达对顾颉刚表示不满，但仍［要］争取，学术思想可以自由，不能强迫接受马列主义，如胡先、陈焕镛、束星北，均要给以帮助，好好争取。
　　陈毅当时在国务院分管科学院，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向科学院领导交待政策，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政策。讲话中提到的人，顾颉刚是历史学家，胡先和陈焕镛是植物分类学家。结合束星北的当时处境，可以把陈老总的这段讲话大致解读为：不要强迫束星北接受马列主义，不要因为他说过一些牢骚话就说他是反革命，要对束星北做好帮助和争取的工作。这实际上是否定了山东大学对束星北的结论。
　　山东大学的领导，似乎当时还不能及时理解党政高层此时对待高级科学家的政策精神，在他们看来，束星北已是板上钉钉的反革命。因此不久之后又在北京召开了一次讨论束星北问题的专门会议。
　　11月8日，星期二，陈毅来到了文津街中国科学院院部会议室。《束》书中缺此重要一段，特抄录如下：
　　9点至院，召集会议讨论处理束星北事，由山东大学教务长崔荣做了两小时的报告，述束星北在山东大学种种反党反人民政府行为。组织小团体，企图夺取物理系领导权，给系主任郭贻诚以打击，对校长、副校长以辱骂。以钱收买学生，和周北平及刘维舟三人为核心，组织学生成反苏反党团体。他于1952年冬去山大，最初尚好，1953年起一贯反领导，说山大党是法西斯，指崔教务长为恶霸，胡为傀儡。说办大学应以科学为第一，唯物辩证［法］为骗人，说万事能顶用就好。说苏联科学只有发展没有发明，和他自己一样。学了气象家Kuper学说，即说其数学上有错误。1954年普选时进行破坏，选电影明星褒曼。青岛海军要培养干部学雷达（1954年冬），要他教，他首先要知道雷达波长。威胁王华文，要气象预报图。平时到处要钱，但却送给学生。8月13号山大召集300多师生斗争了他，予以留职反省处分。
　　崔荣报告束星北罪行完毕，开始讨论。竺日记中没有列出到会人员的名单。述及发言者有赵九章、周培源、贝时璋和曾昭抡。贝时璋出席，可能与老浙大时的问题有关；赵九章和周培源出席，与以数理为基础的气象学研究有关；曾昭抡的身份应是高教部副部长和科联副主席。按行政建制的隶属关系，山东大学对口高教部，青岛气象学研究室对口中国科学院。从陈毅出席来看，可以推测这是他为解决束星北问题而举行的还带有“同行评议”性质的小型调查会。
　　在崔教务长先行铺垫的基础上，与会者发言主要是指出束星北的问题。关于处理意见，曾昭抡主张逮捕束星北，会上许多人也赞成。但最后，陈老总的结论性讲话是“主张从宽，暂不拘禁，再查证据”。
　　此后就有了1956年4月1日《中共青岛市委肃反领导小组关于山东大学教授束星北专案结案材料综合报告》，为束星北摘掉了“反革命”的帽子。（《束》，121－126页）
　　关于陈毅直接干预处理束星北问题的时间，《束》书中说是在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之后，当系误植。
　　1956年4月间，陈毅在北京的宴会上对青岛海洋所生物学家张玺说“你回去跟这位束大人捎个话，就说是我说的。告诉他，以后不要再骂共产党了，共产党没有什么对不起他的”。（《束》121页）这应该理解为，陈毅已经从高层干预解决了束星北问题之后，是在以中央领导人的身份劝勉束星北约束自己的言行。《束》书以为是陈毅在发泄心中的不快，似为欠妥。
　　
　　李政道归访，竺可桢为束星北“通风报信”
　　不谙世情的束星北，在1957年以后惨遭灭顶之灾。在炼狱中苦熬的束星北，正当他设计了各种“自救”方案都不见功效的时候，来了救星李政道。
　　1972年8月29日，竺可桢收到束星北来信，内容不详。据事后推测，这封信可能是向竺讲述他在青岛北镇果园内劳动的情况。而恰巧在此之前的8月20 日，竺可桢看到了外交部关于接待李政道归访的计划。他在收到束星北来信之后，即于9月3日回信，“告以李政道、吴健雄将回国事”。信中还说了一段话，看似平常，但对于劳动改造中的戴罪人束星北来说却是意味深长的：
　　得知你在青岛医学院工作，竟能与工人并肩劳动，让我高兴，你有这样的体力，使老态龙钟的我者闻之不胜羡慕。这样的短期劳动对于我们知识分子是身心两益的事。当然我以为国家为了人民健康需医务人才甚急，青岛医学院教学工作的恢复当不在远。相信你仍执行物理教学工作，驾轻就熟。（《束》323页）
　　9月24日，竺接到束的来信，内容不详。
　　9月30日，在周恩来接待外宾的一次宴会上，王淦昌介绍李政道夫妇与竺可桢见面。
　　10月1日，竺接到束的来信，内容不详。
　　10月2日，竺写回信与束，“告以李政道已到北京”。
　　10月3日晚，竺在金鱼巷和平宾馆宴请李政道夫妇，有“老浙大”教授何增禄、王淦昌、王葆仁、贝时璋作陪。赴宴之前，李氏夫妇先行到竺宅拜访老校长，竺记道：“晚6点李政道和其夫人秦惠筠和妹李梦雅来。李在浙大仅一年，又在永兴，不常见，所以不能记忆从前面貌，况且是26年以前事情了。”
　　有关与李政道的谈话，竺记“我首先告以束星北在青岛要我为他致意”。可见此前束星北给竺可桢的信，肯定是围绕李政道归访这个话题的。
　　10月14日中午，衰弱不堪的竺可桢，已不能按原定日程完成一次重要的作陪任务，他又一次住进了北京医院。当天下午5：30－9：10，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李政道。在长时间的谈话中，有一个话题是周总理希望李教授能为中国的人才断层问题做些工作。李提出，应该首先着眼发挥国内优秀人才的作用，并就此提到了“我的老师束星北”。
　　这次归访，李政道理所当然地会要求与束星北晤面。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否见到束星北，并不取决于他们师生两人。按常规，归访者在回国之前就会提出要求探访人员的名单，然后由接待部门摸底、联络，排除不能接待者，然后再根据可安排接待的情况，双方协商访问的具体路线与行程。据《束》书，这次在青岛弄得动静很大，国务院有关部门来了人，但最后由于无法解决束李师生见面的合适地点而告吹。见面的场所，展示着束星北的生活境遇，会反映在李政道的回国观感中，当年这是事关政治影响的大问题。为了不有损党和政府在李政道心目中的形象，结果是以“束星北身体不适”为由推掉了事。（《束》334页）
　　就在见到周恩来的当晚，李政道已知此行无望见到恩师，怅然而无奈，于是马上用北京饭店的便笺给束老师写了一封短信：“束先生：自重庆一别，离今已有差不多廿八年了。对先生当年在永兴湄潭时的教导，历历在念。而我物理的基础，都是在浙大一年所建，此后的成就，归源都是受先生之益。此次回国，未能一晤，深以为怅，望先生小心身体。”
　　束星北的通信，多年来都是要先由组织审查的，邮程也就当然要长一些。这一次破例了，李政道的来信，直达于束星北手中。他依然按着常规，主动“呈上”审查，写好回信后再呈上审查。他在10月20日写给李的回信中，基调是歌颂新中国的成就。
　　李政道回大陆转了42天，让诺贝尔先生显了一次灵，终使束星北归队于“人民”之中，那两顶本来就不应该属于他的“帽子”给摘掉了。
　　《束》书中对这一段的叙事顺序，以周恩来接见李政道在先，然后是国务院派员到青岛安排束李见面未果，再后是李政道写信给束星北表达不能见面之遗憾。而实际的进程，应该是由国务院有关部门人员赴青岛试图安排束李见面在先，周恩来接见李政道是在10月14日下午（《束》书误植为10月17日），李致束函在当日晚。
　　
　　浙大往事两则：打人与用人
　　束星北在“管制”“改造”生涯中的后期，曾反省过自己的“品质”问题。他把自己与竺可桢、王淦昌相比较，找差距。认为“他们谦虚谨慎、平等待人、善于处理应付上下各种关系，并能够小心地将自己的锋芒包藏起来”，他自己则是“傲上慢下” “锋芒毕露”“一贯地和领导组织作对”“一贯地瞧不起群众”，因而，他才会有如此糟糕的人际关系，才弄得人人厌之、憎之。（《束》312页）
　　他的反省，可以说还是找到了一些问题的，但只是浮在表层的一些。浙大时期的竺可桢日记，历年皆对束星北有所记述。下面依日记文字，看一看束星北在“品质”上的缺失。这里说两件事，一说他的动粗打人，二说他的徇情用人。
　　1942年，浙大校总部在遵义，理学院等在湄潭。10月下旬，湄潭校园中发生了束星北殴打杜道周的事件。在《束》书第45页，这件事是以当年浙大物理系学生于明远的回忆出现的：“在我的印象里，束星北很像传奇中英雄豪杰式的人物。……束星北对总务主任饱以老拳，是因为那个主任常常在实验设备和实验材料上设障刁难，束星北也是忍无可忍，可事后束星北自知有错，便主动向竺可桢认错，也当面向总务主任赔了不是。”
　　这与竺可桢当年的日记文字有很大出入。在当时那场纠纷中，物理系师生是一致对外的。于明远当时是学生，不一定了解真正的内幕，本位主义地袒护物理系老师，也很正常。再加上束星北是他心目中的“英雄豪杰”，他的记忆是朝着有利于束星北的方向偏移的，也很正常，但对被打者则不甚公平。
　　为了处理此事，竺可桢校长闻讯后专程从遵义到湄潭，在日记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述。此事发生在10月25日，物理系师生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强行从库房中搬取竹子。事务主任杜道周出面阻止，发生了冲突。束星北因此动粗，挥拳殴杜致伤。
　　竺可桢于10月26日到湄潭，立即“至福音堂楼上慰问杜道周，见其尚卧床上，唇上破处已缝好”。杜向竺校长表示，对束星北无礼行凶极为气愤，要求束赔罪，不然将诉诸法庭。竺可桢经多方调查，认为虽然杜在交涉中表现性情急躁，但论及是非，道理还是在杜这一方。为了不致把事情闹到法院，影响教学秩序和学校名誉，竺可桢多方做工作，并委托一些人居中调停。杜道周的要求是束星北必须有书面道歉，而束星北则只同意口头道歉。经几天来回协商，最后由竺想出一个办法，由束星北请一桌酒席，束当众向杜口头道歉，再把书面道歉函在席间众人中传阅，最后由竺校长收回保存。竺为此事煞费苦心，尽量照顾双方的面子，化解矛盾，历时一个星期，“一场轩然大波乃告结束”。（1942年10月31日）
　　6年以后，在杭州又出一次事。竺记1948年11月20日，学校出纳室职员吴月峰向竺校长哭诉：束、吴两家小孩打架，束星北回家后，不问青红皂白即前往吴宅打了吴月峰一耳光。此事引起校中多数职员之愤怒。竺可桢通过物理系主任何增禄教授做束星北的工作，结果是束星北在《浙大日刊》上刊登了道歉启事。
　　束星北青年时期颇有尚武情结，曾一度迷醉于侠士剑客。（《束》书274页）这可能与他成为士林之中一莽汉有关。历史上确实有些天才人物，行为怪异，不近常理，但只要他不侵犯别人的权利，不扰乱社会秩序，周围的人应当尽量包容他。然而，连小孩子都知道的一个道理，打人是“侵犯人权”的。束星北的行为，超出了人们常规可以容忍的范围。
　　再说束星北的徇情用人。《束》书第122－124页，叙述查证束星北在国民政府军令部技术室任职期间的情况，在陈维昆的证言中，称在技术室近一年的时间中，束星北偕往的人员中有一位“与束姘居”的蒋素卿。蒋素卿，大约是1943年毕业于浙大物理系。束星北与其姘居与否，竺老日记中未曾涉及，但有关束与蒋素卿的关系，还是另有所记的。
　　1946年8月15、16两日，在杭州忙于浙大复校工作的竺可桢，相继收到束星北的两封来信，接下来就有围绕蒋素卿问题的连续记述：
　　8月17日，“束星北来，知其为助教蒋素卿事，因荩谋［张绍忠，浙大教务长，曾任物理系主任］不赞同以蒋素卿为助教，以为其成绩太劣。但束星北显然意见不同，故极力主张以何增禄为系主任。”
　　8月20日，“中午束星北去沪，因蒋素卿，荩谋不用作助教，渠［竺日记中习惯使用的第三人称代词，这里指束星北］大不高兴，欲辞职。余以星北与荩谋 20年友谊，何至以助教事而闹翻。询之增禄，知蒋系星北南通同乡，但荩谋以其成绩太坏，毕业平均不到70分，故不用为助教。”
　　9月2日，“膳后晤荩谋夫妇……余告以束星北为蒋素卿事曾来杭，并以为非聘不可”。
　　9月16日，“束星北来辞职，欲去山东大学，原因由于蒋素卿（其同乡亲戚）未能得助教名额而降为助理之故。”
　　在竺可桢任浙大校长之前，张绍忠是在浙江大学创建物理系的元老，担任物理系主任多年，束星北与何增禄都是由他物色聘来的。张绍忠后来在校中担任教务长，一向秉公办事，威望很高，为竺可桢之膀臂，这在浙大是有公论的。束星北为了蒋素卿的“职称”问题，出于一己私情，竟然与有20年友谊的老主任闹翻，且又一再以辞职要胁，对竺可桢施加压力。
　　竺氏长校，一向把聘请高水平的教授看得最为重要，束星北有超常的“教授”之才，因此被竺所看重。但从竺可桢日记所见，在浙大期间，竺、束二人谈不上私交。从竺的角度说，是以校长身份面对一位教授，束给竺写信，或登门来见，无论是为公为私，对于竺校长来说，皆属公务。但束星北在校中屡生事端，竺校长既要秉公处理，又要尽量维护束教授的面子。束星北闹情绪表示辞意时，竺总是劝说挽留。但当束星北以辞职相要胁时，竺则坚持原则，不为所动。对束星北之为人，竺在日记中赞语无多，批评的话倒是不少。尤其对校园中发生的暴力事件，他是很痛心、很反感的。
　　在束星北殴打杜道周之后不久，竺可桢在浙大学生自治会举行的一次学术座谈会上，曾批评“我国士大夫无守法精神，往往以不守法称耀乡里，此实非近代国家所应有”。这里并非一定是专指束星北，但应是有感而发，是对现代知识分子缺乏现代道德文明行为的鞭挞。后来，竺可桢到湄潭处理另一次与物理系有关的师生群殴事件，他在日记中述及最后向学生训话时的心情：“余提及此事，使余内心冲突几不能抑止，半晌不能成语，因余思当时相打情形，实极愤懑也。”（1944年 2月28日）因为初次群殴事发于上午，至下午又“重演武剧，此乃不近情之至。且学校既为机关，有导师、教授、院长，不诉诸当事人，而诉诸武力，真可谓教育的失败”。
　　以竺老之知人论世，他对束星北当年“武斗”于人的看法，是可以想见的。
　　
　　余论
　　《束星北档案》问世后，好评如潮，束星北也随之成了继顾准之后为社会关注度极高的又一位学者。《束》书内外，“天下第一才子”、“物理学大师”、“中国物理学界的领军人物”、“中国的爱因斯坦”、“自然科学界的陈寅恪”等等美誉，纷至沓来。笔者以为，此中颇有些虚火。
　　从与束星北相知的同代人（如王淦昌）和学生（如李政道、程开甲、许良英等）的忆述中，人们可以相信他聪明过人，具有超常的天分，在现代物理学教育中显露出的才华，几乎无人与之比肩。然而，终其一生，他在物理学领域中并没有取得“青史留芳”的重大成果。并且这也不能完全归咎于1949年之后的境遇。
　　在20世纪30－40年代，束星北对物理学问题的探索，有些是很前沿的。但从竺可桢日记中可以看出，他是个心多旁骛的人。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他在 1944年跑到军令部技术室去作高级打工，受了那1万元高薪的诱惑而离开了浙大的教研岗位。如果作为一种人生选择或兴趣选择，也许无可厚非，但对于科学家来说，这种中断是一大忌。时间对于科学家之重要，学术上的持续积累对于科学家之重要，是无需在此多做解释的。类似的诱惑，不仅使得束星北用于科研的时间得不到保障，而且还会动摇他对科学目标的追求和信仰。在1949年以前，他没有像王淦昌那样对科学研究的锲而不舍，当然也就不可能取得像王淦昌那样的骄人成绩。对于一位专业基础深厚的科学家，相对来说，教学工作可以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靠吃老本，一定范围的计算能力可以吃老本，但要在前沿领域获得重大科学发现，只靠吃老本是办不到的。
　　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物理学发展史上，先有北颜（任光）南胡（刚复），后有所谓“四大金刚”（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继之跟进而来的有赵忠尧、周培源、吴大猷等等。像王淦昌、钱三强、彭桓武那一批后起之秀，虽然在1940年代已露尖尖角，但他们真正在中国物理学界担纲带队，还是在 1950年代。在这张物理学的先贤榜上，束星北自当有其应有的地位，但他绝对没有达到《束》书中所称中国物理学“领军人物”的地位。束星北在1953年以后做了短时间的气象学研究，据竺可桢1955年11月8日日记，赵九章对束星北那时期有关工作的评价是“在科学上一向先有了一个理想，然后歪曲事实来证明。表面上承认错误，其实不改”。从话中可见，对束星北的文章，赵九章或是其他气象学家当时就提出过批评意见。赵九章是中国气象学界的领军人物，道德文章皆可称道，依其平生之论人论事，应该是不会冤枉束先生的。
　　时下宣传科学家的传记读物有很多，但似有一个通病，即作者往往用自己的笔杆子把主人公送到庙堂之上，由作者引导读者仰视那些高大英雄，顶礼膜拜之。这种英雄崇拜的情结，很容易模糊人们的眼睛，偏离历史的本来面目。刘海军先生已尽了极大的努力，要为我们揭示一个全面真实可信的束星北，不回避他的“阴暗面”，把恃才傲物、特立独行的主人公在高温高压下的变形、变态与变构，全都赤裸裸地展现给了读者，应该说，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也不能不指出，面对束星北这样一位天才人物的悲惨遭遇，很难控制由悲愤引发出来的一种激情。这种激情，使得作者有更大的勇气向社会历史的不公挑战，但也有可能出于对主人公的同情与崇敬，有时会失掉理性批判的监督，在“平反”的思维框架内无限延伸，在对主人公的认识上由此会走入新的误区。
　　刘海军说，《束星北档案》写的是“一份病理分析书”。按笔者的理解，病理，有社会病理，也有个人病理。分析社会病理，需要有对社会的批判；分析个人病理，就需要有对个人的批判。作为读者，我们很庆幸读到的不是关于束星北的“报告文学”，而是“束星北档案”，并在很大程度上又是访谈各路当事人的“口述历史”。这使得研究者可以循级而上，一步一步接近历史的真相，可以使《束星北档案》作为一份珍贵的稀有政治标本，具有永久的存世价值。

2008-02-19 10:37:54 CS

我所了解的束星北先生

　　文/许良英

　　一本《束星北档案》又勾起了我对老师束星北先生的回忆。束先生是我的科
学理论启蒙老师，他对牛顿力学独特的启迪性讲法，使我懂得科学理论的意义和
人类理性思维的威力。虽然我们的政治观点和哲学思想曾有过分歧，但从上世纪
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们有着同样坎坷的经历。束先生是一位传奇式人物，他的
穷根究底的科学探索精神和耿直豪爽、坦诚开朗的性格，永远令人怀念。

　　我的科学启蒙老师

　　我第一次听束先生的课是1939年10月在广西宜山，听他为浙大物理系二年级
学生开的“力学”（即理论力学）课。上课前，听说这门课要从牛顿运动三定律
讲起，我很失望。因为牛顿运动定律我已学过四遍（初中三年级的物理，高工一
年级的物理和二年级的应用力学，以及大学一年级的普通物理），以为自己早已
懂得，没有什么可学的了。而我在上大学前读过十几本关于现代物理学的通俗读
物，知道一点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基本知识，急于想跳过250年前牛顿的古典理
论，径直学习20世纪的新物理学。想不到听了束先生的第一堂课，我就觉得自己
的想法完全错了，原有的自满情绪也就破灭了。

　　束先生讲课的最大特点是：以启发、引人深思的方式，着重、深入地讲透基
本物理概念和基本原理，使学生能够融会贯通地理解整个理论框架。由日常所见
的自然现象，通过高度的抽象概括，从各个不同侧面，对基本概念和原理进行透
彻的分析，并不厌其详地用各种唾手可及的实例，深入浅出地反复论证，使学生
能够一通百通地领会、掌握基本概念。他讲课，既不用讲义，也不指定参考书，
黑板上也没有可供学生抄录的工整的提纲；而只是用质朴生动的语言，从大家所
熟知的现象，来阐明物理理论和思想。他举止不修边幅，说话非常随便、直率，
喜欢在教室里到处走动，还爱坐在课桌上高谈阔论。

　　力学第一课，他先讲物体的运动，接着讲速度，平均速度、瞬时速度；由此
引进数学上的极限和微分概念。然后着重论证，是运动的变化，而不是运动本身
需要“原因”。所谓原因，是指外界影响，可以叫做“×”，或“鬼”，牛顿把
它叫做“力”。以前人们，包括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都以为物体运动总需要
有一个推动者在不停地推动着；伽利略和笛卡儿却发现，只有当运动状态改变时，
才需要有外界的影响。就这样，他把古代运动观和近代运动观作了鲜明的对比，
使哲学和物理学融为一体。这堂课，我听得出神，觉得茅塞顿开，精神上得到很
大的享受。就这样，束先生把牛顿运动三定律足足讲了一个月，而且回味无穷。
对比之下，以前我虽然学过四遍运动三定律和二遍微积分（高工二年级学第一
遍），也能熟练地运用牛顿定律解决不少力学问题，但对于运动和力并没有形成
清晰的物理概念，实际上是似懂非懂。由此我才开始真正领会什么叫理论、什么
叫原理。遗憾的是，并不是每个同学都能欣赏束先生的课。有个同学就埋怨他讲
得杂乱无章，无法记笔记，课后无法温习。这位同学刚从别的大学转学来，在那
个大学各门功课都考高分，听束先生的课却不得要领。他很用功，但由此也产生
了自卑心理。

　　通过束先生的课，我比较彻底地了解了牛顿力学基本概念的物理内容，对于
古典物理理论的完整性和一致性开始有了欣赏能力，认识到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
的重要性，并且开始养成对问题穷根究底的习惯。这也启示了我应该怎样认真地
去精读名著和学习哲学，深入地探索宇宙奥秘，严肃地思考社会和人生问题。

　　在宜山，力学课只上了一个多月就中止了，因为日寇从钦州湾登陆进犯广西，
浙大不得不开始第五次搬迁，迁到了黔北遵义。正当我们陆续到达遵义准备复课
时，束先生获悉父亲噩耗，即请假赴上海奔丧。力学课由另一位教授代教。这位
教授照本宣讲、平铺直叙，引不起我多少兴趣，因为所讲的内容，任何一本力学
教科书中都可以找到。我只盼着束先生早日回来。1940年6月束先生回到遵义，
给我们讲牛顿力学的发展——分析力学，着重把拉格朗日方程和哈密顿原理讲透，
使我们并不很困难地攀登上古典力学的第二座高峰。

　　我还有幸在三年级听束先生开的“热学”（即势力学）课。他讲热学也像讲
力学那样，用一个月时间讲热力学第二定律和“熵”概念。他用高度的哲学概括，
把自然界中的变化分为两种：一种是不可回复的，如人的死亡、生物的生长。一
种是可回复的，如两个H2分子和1个O2分子合成两个H2O分子；一个物体从A处位
移到B处。而可回复的变化又可分为“真变化”和“假变化”二类。真变化是指：
在变化后虽然可以使其中一物或状态回复，但在还原过程中必然要使另一物或状
态引起变化；即使再令这种变化还原，可是其他方面又发生了变化。如此继续下
去，纵使竭尽种种方法，也终不能使一切事物或状态都恢复到变化以前的情况。
两个不同温度的物体相接触所出现的就是这种真变化。假变化是指还原过程中至
少可以用理想方法使之丝毫不留任何痕迹于宇宙间的那处变化。卡诺热机的运行，
平衡状态下压缩气体，都属于这一类。这样，他就把不可逆的变化称为“真变
化”，把“熵”理解为真变化的精确量度，使物理概念增添了丰富、深邃的哲学
内涵。

　　平等待人富有正义感

　　束星北先生和王淦昌先生一样，都开朗坦诚、待人平等。这是我一年级旁听
“物理讨论”课时的感受。“物理讨论”是为四年级学生开设的课程，分甲、乙
两种。甲是由全系教师和四年级学生轮流作学术报告，乙主要是由王淦昌先生和
束星北先生就物理学的前沿作系统的报告。两者都每周一次，每一次报告前几天
都在教室门口张贴小布告，写明报告人和题目。我出于好奇和好高骛远的心理，
在一年级时就常壮着胆站在教室门口旁听。讨论时发言最多的是束先生和王先生。
别人报告时，他们常插话或提问；两人之间又常发生争论，有时争得面红耳赤，
声音很大。大学教授竟像小孩吵架那样地争论科学问题，初见这种场面，我感到
十分惊奇和有趣，以后才慢慢领会到这种学风的可贵。只有这种真诚的态度，才
能探索科学真理。

　　正由于受到这种精神的启迪和感染，我以后听束先生和王先生的课时，也敢
于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例如束先生在讲热的分子运动论时，说电子似乎有“自
由意志”，能够轻易地自动选择在人类要费很多功夫才能计算出来的复杂的轨迹
上运动。我就同他争论起来。关于电子有自由意志的说法，1938年我考大学前在
一些新物理学的通俗读物中已读到，它是作为量子力学“测不准原理”的一种哲
学解释，当时我是相信的。但不久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就把它否定
了。于是我就以唯物论的观点来反对束先生的观点。他并不生气，而是耐心地、
完全平等地同我论辩。有时一节课就这样争论过去了。记得1940年秋天一个晚上，
在遵义柿花园浙大教职员俱乐部，以物理学会名义召开的浙大物理系全体师生一
年一度的联欢会上，在束先生发言后，我又同他争起来，我们两人争论了一个多
小时。当时在场的没有第三者插嘴，就听我们争辩。当然，这种哲学问题的争辩，
是谁也驳不倒谁的。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行为实在幼稚可笑。但教授与学生
之间为探求真理而进行的这种平等的争论，是永远值得怀念的。比照上世纪50年
代以来我国大学中的师生关系，真是有天渊之别。那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

　　束先生曾对我们说过，物理理论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原理性的，另一个是计
算的。前者很难，如有突破，就会取得像爱因斯坦、玻尔那样的成就。后者只要
肯花苦功夫，总会有成果的。他说自己以前是搞原理性研究的，结果“一事无
成”；因此，建议我们走后一条稳妥的路。可是那时我的志向已经不在专攻物理，
而要献身于革命了。他对于我这样的学生似乎不能理解。有一次在物理系办公室
里，他突然责问我：“你生活一定过得很舒服，这边学校有贷金，那边家里又会
寄钱来，为什么要装穷，衣服穿得这样破烂？”我告诉他，我上大学完全靠贷金
和工读维持生活。他似乎不相信。这大概是由于他家里比较富裕，父亲是帮大实
业家张骞管账的，自己也有很多财产。

　　尽管在哲学和政治上，我和束先生的看法有分歧，但在科学上，我对束先生
始终是十分敬佩的。同时我还认为，束星北先生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

　　1941年皖南事变后，白色恐怖严重，浙大原有的进步学生社团的活动发生困
难，我和两位工学院同学商议组织一个自然科学团体。这个团体于1941年4月成
立，名为“质与能自然科学社”，定期刊出壁报，举行读书报告会和学术讨论会。
刚成立时，我们特地请束先生作一次学术报告，题目就是《物质与能力》。可见
他对我们的这类活动还是支持的。

　　在1947年“于子三运动”中，他第一个起来号召浙大全体教授罢教，以抗议
当局杀害学生的暴行。1947年10月26日，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国民党逮
捕，三天后惨遭杀害。第二天上午全校教授集会，在听取竺可桢校长、校医和学
生代表的情况汇报后，束先生首先发言。他说：“我向来不赞成学生搞政治活动，
但是，政府如此残酷摧残我们苦心培育的学生，如此践踏人权，我们无法容忍。
教授会应该以罢教来抗议政府的暴行。”他还愤慨地说：“我就不相信，我们不
敢罢教！”在场70多位教授都赞成他的意见，于是以浙大教授会名义作出决议：
为抗议于子三被杀，全体教授罢教一天，并发表宣言，谴责政府暴行，要求保障
人权。全体教授罢教，在浙大历史上从未有过，它有力支持了浙大学生和竺校长
的正义行动，推进了全国的反迫害运动。这次运动随后就命名为“于子三运动”，
是解放前最后一次全国规模的学生运动。当时我正担任中共地下党浙大支部书记
（于子三运动后期任新成立的中共杭州工作委员会委员），对束先生仗义支持我
们的斗争，我无限感激。

　　1948年7月以后，浙大“舜水馆”物理实验楼一直成为浙大地下党组织的主
要活动场所，不但地下党浙大总支会议都在这里开，有些分支部也常在某个实验
室里开。而当时在浙大7个学院30个系中，物理系是地下党员最多的。我们在
“舜水馆”的频繁活动，物理系有些教授可能是有所察觉的，但他们始终是默默
地保护着我们。1949年初，有位同志（也是物理系助教）不小心在实验室丢了一
本《论共产党员修养》，被束先生捡到了，他猜想是我的，把它秘密保存起来。
这件事，直至1982年他才托人转告我。

　　束先生为人的另一面

　　束星北先生科学造诣很深，为人坦诚豪放、有正义感，令人敬佩。他是一个
轮廓鲜明的人，优点非常突出，缺点也非常突出。2005年9月15日《南方周末》
上樊洪业写的《竺可桢日记里的束星北》一文中，如实地反映了浙大校长竺可桢
心目中的束星北，就是一个有严重缺点的人。竺校长的日记有120余处提到束先
生，其中有些情节真是匪夷所思，但仍合乎束先生的性格，与我所了解的一些情
况是一致的。

　　《束星北档案》一书中认为束星北、王淦昌、竺可桢都是为科学献身的科学
家，1949年以后，王、竺成就很大，而束由于政治原因受尽折磨。我认为，束与
王、竺不是一个类型的科学家。王淦昌先生和竺校长确是终身为科学献身的科学
家，他们热忱地关心科学前沿，孜孜不倦地在探索科学问题。束先生就缺乏这种
专心致志的精神。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三年级时（1941年春夏），一位
四年级同学兴冲冲地告诉我，他最近帮助束先生进行一项重要研究，要证明中子
是由质子与电子结合而成的，计算所得的结果，与实验数据完全一致。果真如此，
当是物理学中一大突破。但我给他泼了冷水，因为根据自己上大学后三年来从英
美的科学和物理学刊物中了解到，当时公认的中子的质量数值，与1932年发现中
子时所测定的质量数值差距很大，它比质子与电子质量之和还要大，因此，早已
有人断言，中子不可能是由质子与电子结合而成。于是他和束先生去请教专门研
究核物理的王淦昌先生。王先生的意见同我一样，认为他们所根据的数据早已过
时了。当时束先生说了一句出乎我意料的话：“抗战以后我就不看杂志了。”就
是说，从1937年以后这4年他已不看科学刊物，不关心科学前沿了。显然，他不
像王淦昌先生那样心思都用在科学探索上。也就在1941年，王先生提出了探测中
微子的建议，随后有人据此做了实验，使中微子的存在得到肯定的实验之证。这
项工作是 1942年国际物理学的重大成就之一。

　　同时，在对待财产和金钱问题上，他也不像王先生、竺校长那样超脱，而是
比较看重的。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1940年3月他父亲病逝，他回家乡奔丧。
1941年夏他母亲又去世，他又回去奔丧，一直到1942年5月才回浙大。他回浙大
后告诉物理系师生：他原来不想回浙大教书，在奔丧后，把家里的财产都卖了，
买了股票，想靠炒股票生活。不巧有大批（有2.5万人）在欧洲被驱逐的犹太人
流亡到上海定居，他们会做生意，更会炒股票，束先生炒不过他们，结果全输了，
不得不回学校。他说得很激动，并大骂犹太人（我对犹太人却一直有好感）。

　　他过分看重钱，也铸成了他一生的一个大错，这就是1944年春主动去军令部
技术室工作，直至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才回浙大。这个单位是军统特务机关，
稍有开明思想的人是不屑一顾的。我原来以为是浙大电机系学生徐名冠（他是我
浙大高工的同班同学，在浙大公开以军统特务的身份活动）介绍束先生去的。读
了《束星北档案》才知道，当初徐名冠只想找物理系的助教去，束先生知道后，
主动说，如果给他每月1万元，他就愿意去（当时浙大教授每月只有二三千元）。
徐名冠喜出望外，据上级批准后，束先生不仅自己去，还带了两个助教去。这段
经历，使他在1949年以后一直成为公安部准备镇压的对象。1951年全国开展镇压
反革命运动，杭州市公安局就要逮捕他，交到杭州市学校党委会讨论，我坚决反
对的理由是：束先生没有参加国民党和特务组织，他带去的两个助教都参加了军
统，他的问题是思想认识问题，不属于政治上的反革命；而且他在科学上造诣很
深，是国家难得的人才，应该受到重用。会上其他同志都同意我的意见，于是束
先生就被保了下来。可是1955年肃反运动时，他（在青岛）和我（在北京）都成
了重点审查对象；1957年又都成为“极右分子”。

　　《束星北档案》之可贵与不足

　　《束星北档案》是一部令人心酸和令人深思的历史著作，它详尽地描绘了一
个有很深造诣的科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所遭受的各
种打击、折磨和羞辱，所引用的材料全部出自官方的档案，本人的交代和检讨，
以及他人的回忆。在标榜“以人为本”、要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回首这段
血和泪写成的历史，意义深长。这部震撼心灵的《档案》，确是上乘之作，我们
要感谢作者的尽力和良苦用心。

　　这本《档案》也有不足之处。首先是一些史实上的讹误。如把浙大的“理学
院”都错成“理工学院”，把“五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
子和右派分子）错成“四类分子”，把“二机部”错成“三机部”，把开设“军
事物理”课的1939年错成1945年，把“贵州”错成“黔贵”，把“青年军”错成
“义勇青年军”。又如，1945年王淦昌先生在湄潭、遵义做关于原子弹的报告时，
束先生还在重庆未回浙大，书中却说这个报告是束、王两人合作的；而且束先生
并未在核物理上花过多少功夫。

　　其次，也是比较原则性的，作者对传主是仰视的，把他看得太高大了，难以
平等地、客观地去观察、分析。如书中第三章标题竟是“天下第一才子”！在几
千年人类文明史中，谁有资格戴上这顶桂冠？任何正常的人不可能如此评价束先
生。自视很高的束先生，在逆境中出于逆反心理，可能会出现这种阿Q式的自我
安慰的感觉，作者则应冷静对待，不可当真。

　　第三，书中回避了束先生与爱因斯坦的关系问题，应该说是作者的谨慎，值
得称道。但作为《束星北档案》竟只字不提因束星北名义在报上公开发表并产生
了不小影响的文章，总是一个缺憾。

　　束星北当过爱因斯坦的助手吗？

　　樊洪业用这个题目在2005年12月8日《南方周末》上发表一篇长文，里面引
用了不少我的话。为了把问题讲得更准确，需要作一些回顾。

　　1979年3月9日《光明日报》刊出署名束星北的文章《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
日子里》，说自己于1928年5月去拜访爱因斯坦，随后在他身边当了一年研究助
手。我读后觉得有点奇怪，怎么束先生在浙大将近30年从不向物理系师生提起这
一光荣历史？但我相信束先生为人耿直，不会说假话，也就信以为真了。于是很
高兴地给束先生写了一封信，并把自己经历了16个寒暑编译的三卷本《爱因斯坦
文集》寄给他，诚恳地向他请教。想不到他回信冷冰冰的，只说一句，我把这几
本书“束之高阁”，接着说他现在是真正佩服共产党了，因为知错能改，并附了
一首表明心志的古诗。这封信很使我纳闷，因为我所认识的物理学界前辈对《爱
因斯坦文集》的出版都很重视，而当过爱因斯坦助手的束先生为什么对它没有一
点兴趣？那里我工作很紧张，没有心思去深究。现在明白了，他感兴趣的是自己
虚构的爱因斯坦，对真实的爱因斯坦则敬而远之。

　　1982年，束先生通过周志成和幼女束美新一再邀请我去青岛聚谈，说他有很
多心理话要向我倾诉。他还建议我要研究社会史，着重研究能让后人深刻接受的
历史教训。我准备待书稿《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完成后，于1984年去看望先生。
孰料先生竟于1983年10月30日猝然病逝。

　　1987～1988年间，辽宁作家协会专业剧作家张大凯多次来访。他为束星北先
生传奇式的一生所感动，写了一部电视剧，曾在青岛住了半年以上，进行过大量
采访，并查阅过全部档案。1988年7月他给我看了束先生于1954年和1964年填写
的两份履历表，表中都未提到1928年当过爱因斯坦助手之事，我就开始怀疑这件
事的真实性。我打电话问王淦昌先生，他说从未听束先生向他谈起与爱因斯坦的
关系。1989年我为《浙江大学在遵义》一书撰写《束星北先生传略》时，就没有
写上这段光荣历史。但估计束先生既然在德国“游历”了几个月，去看望爱因斯
坦还是可能的，于是想当然地写上“在柏林时，曾慕名拜访爱因斯坦”。1997年
才知道，连这一点也不符事实。

　　为了核实历史真相，我查阅手头所有的爱因斯坦传和有关史料，都与《光明
日报》这篇文章不符。我断定此文是虚构的，完全不可信。一向以正直耿介著称
的束先生为什么会在1979年要伪造这段历史？我从张大凯诉述的束先生1957年以
后的遭遇找出了答案。1958年他被戴上两顶帽子：极右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
并被判处管制3年（到1965年才解除管制，1974年才摘掉这两顶帽子），每月只
发生活费20元，而全家十口，生活之窘迫已难以忍受；加上无尽止的精神折磨，
人格和尊严被无情摧残，过的完全是非人的生活。更有甚者，他的大儿子原在空
军当军官，因受他牵连被遣送回家，心里窝了一肚子火，希望他尽早检讨过关，
可他秉性倔强，不肯检讨认错，儿子无以容忍，经常训他，他竟不吭一声。一个
刚直耿介、极其自傲的人竟能忍受儿子的训斥，实在无法想像，惟一的解释是，
在政治、经济、思想、社会和家庭内外的恐怖的“改造”压力下，他被压垮了，
心灵不得不被强大的外力所扭曲。1979年《光明日报》上的文章显然就是心灵被
扭曲后的可悲的产物。

　　20世纪60年代，束星北这个桀骜不驯的彪形大汉终于被改造成一个附首贴耳
的可怜虫，这段心灵被完全扭曲的悲剧，《档案》一书描绘得有声有色、淋漓尽
致。 “文革”时他说的和写的全是红卫兵的假大空语言；对打扫厕所竟非常
“热爱”，要包下全校的打扫厕所工作；“文革”后他所器重的一个研究生说了
一句“不妨让卡特（当时的美国总统）帮忙改革”，就拧着他的胳膊提到所长办
公室，要开除这个思想糟糕的学生，更荒唐的是，“文革”时他竟主动参加批判
爱因斯坦的运动（见樊洪业文章中所引的竺可桢日记）；可是“文革”过后，他
又杜撰当过爱因斯坦助手的神话。

　　心灵被扭曲了，原来的是非标准都会颠倒过来。特别是1957年开始，说真话
的倒霉，说假话的得势，被“改造”成功的束先生自然会“觉悟”到，你们都大
说假话，我为什么不可以？1979年2月，北京举行了隆重的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00
周年大会（这项活动是我于1977年倡议的），会上唱主角的是他并不服气的周培
源（周先生1974年向我透露过对束先生的不满），他心里一定有气，要设法宣泄。
正是这两个因素促成他于1979年3月虚构了1928年的那个神话。

　　1992年束先生家乡江苏邗江县政协为纪念他逝世十周年要出一个文集，我写
了一篇《忆束师星北先生》。我还告诉他们：1979年《光明日报》上那篇文章漏
洞百出，显然不可信，建议文集不要收。如一定要收，希望把我的意见也一道刊
出，以供研究参考。我写了8条意见，内容如下：

　　1.1927年7月至1928年9月间的经历，束先生在1954年（肃反、反右以前，当
时他是山东省政协委员）填的表上是这样写的：“流浪在欧洲大陆，经过日本、
朝鲜、满洲里到莫斯科、华沙、柏林、哈奴佛及汉堡等地，后在德国混了一阵。”
1964年是这样写的：“欧洲及德国哈奴佛工业大学（游历）”。 1965年6月10日
束先生填的《职工登记表》上是这样写的：“德国柏林、哈奴佛，波兰华沙，苏
联莫斯科等处（无固定工作）”。1983年11月束先生在中共青岛市委统战部第五
届山东省政协委员提名登记表上也写：“在欧洲德国哈奴佛工业大学游历及工
作。”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光明日报》文章发表后4年填的。如果他确在柏
林大学当过爱因斯坦的助教，他没有理由在4个履历表上都不填写，而只写上哈
奴佛工业大学。

　　2.《光明日报》文章开头说：“1928年，我在美国甘萨斯大学毕业了。”而
束先生自己1954年2月17日填的简历则是：“1924.9～1925.6 之江大学（一年
级）”，“1925.6～1926.1齐鲁大学（二年级）”，“1926.9～1927.1美甘萨斯
拜克大学（三年级）”， “1927.10～1928.6旧金山和加州大学，与蒋希曾办
报”。可见他到德国时大学并未毕业。根据他填的表，他是1930年1月毕业于爱
丁堡大学的。

　　3.该文说束先生1928年5月见到爱因斯坦，在他身边“工作了一年”。可是
他自己1954年、1964年、1965年和1983年填的4份登记表都说他是1928年10月就
去爱丁堡大学读书了。

　　4.该文说：“爱因斯坦基本上是一个人在那里工作，只有我在帮助他做点事
情。”事实上，1928年爱因斯坦已聘请到一位终生的私人秘书Helen Dukas
（1896～1982）小姐。她是1928年4月13日开始到爱因斯坦家工作的，在该文所
说的束先生拜访爱因斯坦前一个月！根据爱因斯坦的女婿 Rudolph Kayser以笔
名“Anton Rsiser”所写的《爱因斯坦传》（1930年出版，爱因斯坦认为书中
“所讲的事情都是确凿的”），爱因斯坦1928年初患了严重的心脏病，即去瑞士
Davos疗养，回柏林后又卧床4个月。夏天全家到德国北部Lüｂｅｃｋ海滨疗养。
他的病拖了一年，才逐渐恢复健康。至于爱因斯坦的工作助手，１９２８年不仅
有新来的很能干的秘书Ｄｕｋａｓ小姐，还有一位已合作了十多年的数学家Ｊａ
ｋｏｂＧｒｏｍｍｅｒ。Ｇｒｏｍｍｅｒ是俄国犹太人，在Ｇｏｔｔｉｎｇｅｎ
大学获数学博士，１９１７年爱因斯坦发表的第一篇宇宙学论文中，爱因斯坦特
别感谢他的合作：“在数学家Ｊ．Ｇｒｏｍｍｅｒ的诚挚帮助下，我研究了有心
的对称的静引力场。”（见我们编译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二卷，３５５页）１
９２５年爱因斯坦在论文《引力和电的统一场论》结尾，感谢Ｇｒｏｍｍｅｒ
“近年来在广义相对论领域中的所有计算给我诚挚的帮助。”１９２７年他们联
名发表了论文《广义相对论的运动定律》。当时Ｇｒｏｍｍｅｒ在柏林，是得到
爱因斯坦任所长的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资助的，１９２９年他回前苏联，在明斯
克大学任教，１９３３年去世。据１９８２年出版的著名物理学家Ａｂｒａｈａ
ｍＰａｉｓ写的《爱因斯坦传》介绍，１９２８年在柏林，爱因斯坦还有两位在
数学和物理学方面都已经有很深造诣的助手。一位是匈牙利人Ｃｏｒｎｅｌｉｕ
ｓＬａｎｃｚｏｓ（１８９２～１９７４），他是１９２８年１１月开始，在柏
林工作了一年。另一位是波兰犹太人ＨｅｒｍａｎｎＭｕｎｔｚ，爱因斯坦曾在
１９２９年发表的两篇论文中提到他。他于１９２９年被列宁格勒大学聘为数学
教授。在１９２９年Ｌａｎｃｚｏｓ和Ｍｕｎｔｚ离开后，爱因斯坦即聘请黎曼
几何专家、奥地利人ＷａｌｔｈｅｒＭａｙｅｒ（１８８７～１９４８）为助手，
他们一直合作到１９３４年。由此可见，１９２８～１９２９年间，爱因斯坦先
后有４位研究助手，他们都比束先生大１０岁以上，都是很有造诣的数学家和物
理学家，而束先生当时大学还没毕业。

　　５．该文说：束先生帮爱因斯坦“查过资料，进行过计算，也帮他改过学生
的卷子”，还说，好在束先生的“数学和物理基础还可以，能够胜任他交给的”
工作。事实上，爱因斯坦１９１３～１９３３年间任柏林威廉皇家物理研究所所
长，虽然也兼任柏林大学教授，但后者只是个名誉职位，他并未在柏林大学正式
开设课程，只是偶尔对研究班作个报告和进行指导，不可能有什么“卷子”要他
批改。何况整个１９２８年他都在病中，不可能去柏林大学讲课。而且爱因斯坦
１９１４年离开瑞士以后，再没有在任何大学里讲授本科生的课程，偶尔应邀去
作学术报告，内容也都同他自己最近研究成果有关。束先生１９２８年尚未读完
大学物理系的基本课程，要完全搞懂爱因斯坦１９１５年创立的广义相对论恐怕
都有困难，而爱因斯坦１９２２年以后已转入统一场论的探索，用的数学非常高
深、复杂，需要找Ｇｒｏｍｍｏｒ、Ｌａｎｃｚｏｓ、Ｍｕｎｔｚ、Ｍａｙｅｒ
这样成熟的数学家合作，当时的束先生能帮上什么忙呢？他能“胜任”研究统一
场论所需要的“计算” 吗？

　　６．该文说，爱因斯坦告诉束先生，他大学的数学教授敏考斯基（Ｍｉｎｋ
ｏｗｓｋｉ）“在讲学时曾讲到过四维空时，而这一点给爱因斯坦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这也不符史实。爱因斯坦是１９００年大学毕业的，Ｍｉｎｋｏｗｓｋ
ｉ提出四维空时理论则是在１９１１年，是对爱因斯坦１９０５年狭义相对论的
一个重大发展。

　　７．该文描述：１９２８年５月束先生拜访爱因斯坦的谈话主题是四维空时
的问题，这是符合束先生自己当时的物理理论水平的。但要知道，这在物理学发
展史上不过是１９１１年前后的水平，而１９２８年的爱因斯坦早已前进了两个
历史阶段。很难想象他怎么会选用一个大学尚未毕业而德语又说不好的小青年当
他的“研究助手”。而该文所说的“爱因斯坦研究室”，恐怕在爱因斯坦自己的
研究所里和柏林大学都不会有。因为爱因斯坦的研究工作都是在自己家里做的，
根本不需要另设研究室。在他的研究所里，充其量只需要一个办公室。

　　８．如果束先生确曾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过一年，这是一个莫大的荣誉，也
是令人羡慕的，他没有理由在历次填写简历表时都故意隐瞒，而且不告诉浙大物
理系的任何师生，连对王淦昌先生这样同龄的知交挚友也要隐瞒，究竟为的是什
么？如果他到１９７９年觉得有必要把这段实情公开，向《光明日报》记者披露
了，那又为什么１９８３年１月填的登记表上却又不写，偏偏依旧写着：“１９
２７年７月，在欧洲及德国哈奴佛工业大学游历及工作；１９２８年１０月，在
英国爱丁堡大学读书”？

　　结果，１９９３年９月出版的《邗江文史资料》第６辑《物理学家束星北》
专辑中刊出了１９７９年《光明日报》上的文章，作为附录也收了我的上述意见，
同时还有李寿木丹反驳我的信。他坚信束先生不会说假话，也从不沽名钓誉，而
对我质疑的８条意见并未正面回答。

　　4年后事情有了转机，这就是发现了：

　　束先生1943年12月17日给爱因斯坦的信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我招了两个物理学史研究生，其中一个叫胡大年，他
想研究爱因斯坦。可是还没有开始做论文，他就去了美国，辗转几年后进了耶鲁
大学，在著名物理学史家ＭａｒｔｉｎＪ．Ｋｌｅｉｎ门下攻读博士学位。他的
博士论文题目原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中国》，我建议他改成《爱因斯坦和相
对论在中国》（论文的删节本已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即将在上海出
版），并提供他许多有关资料，由于ＭａｒｔｉｎＪ．Ｋｌｅｉｎ当时正担任
《爱因斯坦全集》的主编，接触爱因斯坦档案很方便，我就请胡大年查阅爱因斯
坦档案，看是否有与束星北有关的材料。１９９７年１０月他回了信，说没有找
到他１９２８年当爱因斯坦助手的材料，却意外地发现了一封束先生１９４３年
从湄潭寄给爱因斯坦的信。

　　信是用打字机打的，最后有手写的签名“ＨｓｉｎＰ．Ｓｏｈ”，日期为
“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１７日”，发信地点为“中国湄潭浙江大学”。信的第一句
是：“ＩｔｉｓｔｏｂｅｒｅｇｒｅｔｔｅｄｔｈａｔＩｈａｖｅｎｏ
ｔｈａｄｔｈｅｃｈａｎｃｅｏｆｍａｋｉｎｇｙｏｕｒａｃｑｕａｉ
ｎｔａｎｃｅ．”（我为无缘与您相识而感到遗憾。）既然直到１９４３年还无
谋面之缘，所谓１９２８年当过爱因斯坦助手只能是一个神话。信中还郑重其事
地邀请爱因斯坦到中国来安度晚年！谁都知道，当时中国正处于抗战最艰难的阶
段，这个设想也实在太离奇了，怪不得爱因斯坦没有给他回信。

　　我拿着这封信的复印件去看望在医院养伤的王淦昌先生（他被一个鲁莽的骑
车者撞倒骨折），他说他知道那年束先生曾寄论文给爱因斯坦，但不知道他写了
这样一封信。当时我提出，这封信复印几份分寄给关心此事的人，但不宜扩散，
以免损害束先生的声誉。王先生表示赞同。

　　现在，５２万字的《束星北档案》出版了，而且在知识界引起不小的震动，
人们需要更全面投入地了解那个时代，了解束星北先生这样一位受尽折磨的科学
家的思想和为人，就很有必要让大家知道有这样一封信。

　　（本报记者陈盈整理）

　　(已发表在《科学时报》2005年12月23日B3版)

(XYS20060620)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xlogit.com)◇◇

2008-12-22 12:14:11 一蓑烟雨任平生

书林散笔：陨落的前辈
　　
　　- 卢昌海 -
　　
　　要是有这么一个地方，最好是靠海的地方，没有会议，没有斗争，也没有这么多的莫名其妙的麻烦事。带上几个学生，安安静静地搞项目搞研究，该多好。
　　
　　- 束星北 (1962 年 - 时为极右派兼历史反革命分子)
　　
　　几年前，我在主页上建过一个论坛，叫做繁星客栈，那里聚集了一些很不错的网友。有一天，一位网友转了一篇题为 “一部浮夸的科学家传记－评刘海军《束星北档案》” 的文章，那是我第一次听说《束星北档案》这本书，而且有可能也是我第一次听说束星北这个人。
　　
　　那篇文章我虽只粗略看了看，却留了一个印象。我曾看过不少国内作者撰写的华人科学家传记，比如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吴健雄、苏步青、谢希德、 “三钱” 等的传记，可以说无一例外是高、大、全式的歌功颂德。有这样的体验做后盾，虽未看过《束星北档案》，见有人从浮夸的角度进行批评，倒也不觉意外。后来有一次回国，在书店里看到了《束星北档案》，想起那篇评论，便没有购买。
　　
　　此后又过了很长时间，我几乎已将那本书忘了，不想却在纽约的一家图书馆里看到了它，于是借了回家。看完之后，我不无诧异地发现这本书在我读过的华人科学家传记中几乎可算是最好的 (当然，这要部分地归因于其他传记的过于乏善可呈)。这本书虽的确对束星北的学术水平作了少许外行及浮夸的评价[注一]，但重点并不在他的学术，而是在叙述他坎坷的人生经历。在全书三十个章节 (包括引言和尾声) 中，与学术及教学有关的内容大都集中在前三章，比例极小。因此，尽管作者在讲述束星北的学术经历时，确实作出或引述过一些夸张其词的评价，但从内容比例上讲，这本书给人的真正印象并非束星北是一个如何了不起的物理学家，而是他在政治漩涡中苦苦挣扎的佝偻背影，以及他可怜可叹的人生悲歌，这与其它那些传记是截然不同的。
　　
　　从内容上讲，这本书最独特的地方，是它采用了大量的采访记录及档案资料，其中包括束星北本人所写的许多 “思想汇报”。我之所以欣赏这本书，最主要的原因也在于此。事实上，在作者仰视传主及作者的学术外行性这些传统缺陷上，《束星北档案》与其它那些歌功颂德式的传记未必有很大差别，但该书采用的引述采访记录及档案资料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和淡化了那种缺陷。因为那些来自不同人、不同时期、不同视角的回忆资料大都很平实 (其中虽也有外行人道听途说的过誉之词，但即便是那样的回忆也并无刻意歌颂的意味，并且大都言明了是道听途说)，其中有很多描述的是束星北的窘态。而束星北本人那 “一把辛酸泪，满纸荒唐言” 的 “思想汇报”，不仅没半点高、大、全的模样，反而充满了自我羞辱。有这些扎实的史料作基础，这本传记无论对于了解束星北这个人，还是了解当年那个吃了人还恬不知耻地让被吃之人歌颂自己的新社会，都是难得的第一手资料[注二]。
　　
　　好了，现在回过头来说说束星北此人。束星北出生于 1907 年，与那个让他受尽折磨的新社会有着共同的生日： 10 月 1 日，是中国物理界的一位前辈。束星北的求学经历相当奇特，胡大年在《爱因斯坦在中国》一书中曾有一节用了 “游学四方的束星北” 作为标题。束星北在 1924-1931 这八年的求学期间，曾辗转于杭州之江大学 (其校址在现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山东齐鲁大学 (其校址在现山东大学医学院)、美国贝克大学 (Baker University)、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UCSF)、德国汉诺威工业大学 (University of Hanover)、英国爱丁堡大学 (University of Edinburgh)、英国剑桥大学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及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MIT)，并先后在爱丁堡大学及麻省理工学院获得过硕士学位[注三]。束星北的这种奇特的求学史，看来体现了一种躁动的性格，他的同龄人吴大猷先生曾评论说束星北在欧洲和美国跑来跑去，没有认真地待在哪个地方做研究，他的学生许良英也曾在一篇纪念文章中提到束星北缺乏专心致志的精神。束星北是一个有才之人，除物理外，在后来因生活所迫而改做的气象、化工乃至电器修理等工作上也都有不俗的表现，可惜却一生并无建树，究其原因，除不幸工作在新社会，栽倒在红旗下外，与他躁动的性格恐也不无关系。
　　
　　束星北 1931 年回国后，曾在南京中央军官学校、暨南大学、浙江大学等地任教。在 1952 年的院系调整中，浙大遭到肢解，束星北选择了山东大学继续自己的教学生涯。 1954 年，束星北因公开反对马列主义统领一切的观点而遭批判，并被逐出物理系，开始了他后半生的漫长噩运。离开物理系后，在竺可桢与王淦昌的关照下，束星北在山东大学气象研究室转行研究气象动力学，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发表了十几篇论文。
　　
　　但他这一短暂的庇护所也很快失守。 1955 年，气象研究室在 “肃反” 运动中被关闭，束星北夫妇遭到批斗和体罚，束星北一度萌生了自杀的念头。 1956 年，老头子发动了 “鸣放” 运动，被这些风向迥异的政治运动搞得稀里糊涂的很多知识分子以为春天终于来临了，纷纷将前一阶段的苦水倒了出来，结果中了老头子 “引蛇出洞” 的阳谋，在接踵而来的 “反右” 运动中被一网打尽，这其中也包括束星北。
　　
　　在 “鸣放” 期间，束星北发表了一些我个人非常欣赏的观点。在旁人 - 包括很多高级知识分子 - 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时候，束星北没有简单地逞一时之快大倒苦水，而是敏锐地看出了无论 “肃反” 还是 “鸣放”，它们的主题虽截然不同，形式却如出一辙，全都充满了非理性和不守法的 “人治” 及 “发泄” 的特点。 1957 年 5 月，束星北作了一次题为 “用生命维护宪法的尊严” 的报告，主张推进法制。束星北的这种冷静和理性的思维，直到今天仍是中国社会所相当欠缺的，因为直到今天，迎合大众胃口的谎言依然能轻易而迅速地调动巨大的非理性力量。
　　
　　可惜，越是冷静和理性的思维对专制的威胁就越大。因此尽管束星北在 “鸣放” 期间的行为相较于激进人士来说显得很克制，但 “反右” 运动一降临，他很快就被戴上了 “极右派” 和 “历史反革命分子” 等帽子，于 1958 年 10 月与 1800 名其他右派一起被押往山东夏庄强制劳动。他们的劳动结果便是今天的崂山水库 (当时叫做月子口水库)。在那里，劳动条件极其艰苦，工伤、自残和自杀时有发生。在那里，束星北吃尽了苦头，失尽了尊严。在 1959 年开始的那三年名为 “自然灾害”，实为 “大跃进” 导致的人祸期间，他四处借贷，甚至不得已到田里去偷地瓜 (结果被当场抓住)。
　　
　　与此同时，他的所有子女都受株连，工作丢了，对象吹了，有的甚至被劳教。在这种无可抗拒的力量面前，束星北终于 “顿悟” 到螳臂当车是没有出路的，并开始递交一些歌颂时局、自我改造的思想小结。随着水库工程的完工，束星北被遣到青岛医学院继续改造，当年的同事曾这样回忆这位经过改造的社会主义 “新人”：
　　
　　束先生是拄着拐杖来校报到的，他和几年前我见的那个神采奕奕、侃侃而谈、高声大嗓的先生已判若两人。要不是保卫科李科长在前面引着，我无法相信站在面前的这个憔悴、浮肿、目光散淡的老人就是束星北。他头顶着蓝色带护耳的棉帽，双手支在拐上，背抵在墙上，好象不这样 “夹” 着，人随时就会倒下去。李科长当着物理教研组全体成员给他训话时，他就像个泥塑木雕，身子和眼睛好长时间也不动一下。
　　但即便在这样的境况下，束星北仍然做出了一件一鸣惊人之事。 1961 年，他在干杂活之余，帮青岛医学院修好了一台损坏已久的进口脑电图机，引起了轰动。在那之后，青岛乃至外地的很多医院都慕名请他修理仪器。虽然修理仪器在束星北眼里只是雕虫小技，但自己重新变得有用还是鼓起了他的勇气，他开始希望凭借自己的才华来向党和人民 “赎罪”，以便 “摘帽”。为此他废寝忘食地努力着，并递交了 “摘帽” 申请。他的努力得到了一定层级的表扬，他心中的期盼也因此而变得更为炽热。青岛医学院公布第一批 “摘帽” 名单的那天，他拄着拐杖满怀希望地前往会场，可惜 “摘帽” 名单中并没有他。宣布完名单后，可怜的老先生茫然失措，痴痴地站在会场里直至人群散尽。
　　
　　受到沉重打击的束星北并不清楚自己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自己究竟怎样才能被 “改造” 好？他一方面更加努力，另一方面则以最诚恳的态度请大家给他提意见，甚至主动请求开一个针对他的评审会。有道是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他的一再恳请下， “劳动人民” 终于向他吐露了心里话。在评审会上，他听到了这样的批评： “你的书本知识有一些，志大才疏，但还高傲，你实际上还是个矮子”， “你老想从科研上找出路”， “你想单干，修仪器赚钱”。束星北的觉悟再低，到这时也基本体会到了 “劳动人民” 的立场。 “劳动人民” 虽然缺乏知识，但并不缺乏忌妒心，想要凭借 “劳动人民” 所不会的技能来 “摘帽”，那只会更让人家觉得他高人一等。束星北再次 “顿悟”，要想让 “劳动人民” 满意，不能当专家，而必须当孙子。于是他自请长期打扫医学院所有的茅房，以彻底改造自己。
　　
　　束星北打扫的不是五星级公厕，而是混杂了痰迹、粪便乃至人体器官碎片的医学院茅房，并且在打扫的过程中有时得用手去抠被这些东西堵塞的大便池，其情形是如今的我们不易想象的。他一边打扫，一边不断地提交思想汇报，在汇报中他写道： “刷茅房就是具体地听党的话，具体地为人民服务，因此刷茅房也就意味着刷掉资产阶级的臭思想”，他并且表示现在刷茅房还感觉到脏臭，今后的目标是要做到 “完全自然，不感觉脏臭”。三个月后，他在思想小结中写道： “刷了三个月的茅房之后，越刷越起劲，越刷越愉快”。束星北所说的 “越刷越愉快” 倒不一定是谎话，因为干这样的活， “劳动人民” 是不会找他麻烦的，这样干下去，说不定 “摘帽” 也会重新有望。人总是在希望中愉快，可惜的是，计划也总是赶不上变化， 1965 登场的文化大革命再次把束星北的希望抛进了深渊。
　　
　　不过，对束星北来说，文化大革命虽然让他的 “摘帽” 希望再次落空，却也让他有幸脱离了焦点，毕竟，在这场更疯狂的运动中有更大更刺激的鱼儿等待革命群众去消遣。脱离了焦点的束星北渐渐无人问津，但他丝毫不敢怠慢，一丝不苟地执行着每天的改造任务。不过这时他也开始偷偷读一些专业书，甚至趁扫雪时在雪地里写写公式。可是，脑子里的东西越多，无所事事的感觉就越折磨人。束星北是一个憎恶平庸，有着天才情结的人，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眼看着自己的年华在遥遥无期的平庸中一点点耗尽，他心中的焦虑也日益加剧，终于忍不住再次向组织发出了请求，他写道：
　　
　　我今年已 64 岁，改造了十几年还没有改造好。岁月蹉跎，心中焦急：如果再过十几年，即使改造好了，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还能有什么用呢？ ... 今后该怎么办，才能得到党和人民的宽恕、谅解和容纳？ ... 恳请党领导、军工宣队能拉我一把，在我未死之前， ... (让我) 回到人民内部，尽自己的力量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
　　他的请求虽然恳切，却终究是不可能缔造奇迹的。后来的发展显示，他的真正出路，其实既不在于党和人民的宽恕，也不在于自己的 “改造”，而在于外来的力量。这种力量终于来了： 1972 年 10 月，曾经是束星北学生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踏上了久违的故土，成为继杨振宁之后又一位穿越文革铁幕的海外物理学家。李政道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周恩来在会见他时请他为解决中国教育人才的断层问题做点工作。李政道表示，中国并不缺乏教育人才，而是没有给他们发挥才能的机会。作为例子，他说： “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就在国内”。
　　
　　李政道的话在高层引起了一定的反响，有关部门开始安排让束星北与李政道见面。这样的动静吓坏了山东医学院的 “革委会”，他们以右派分子不能进京的规定为由阻止了束星北上京。但问题是，束星北不去北京，李政道会不会来青岛，甚至提出要到束星北家去看看呢？要知道，束星北的家可不是一般的家，据一位 “革委会” 的成员回忆，束星北的家是这样的：
　　
　　那是我所见到的最赤贫破旧的家，你说它家徒四壁吧，破破烂烂的东西似乎又不少：缺了腿的桌子 (晚上便铺上被子做床用)，两个箱子 (部队装子弹的箱子)，几张自己打制的歪歪斜斜的板凳和一些堆得乱七八糟的书；地板虽是水泥的，可是到处都是裂缝，客厅中间还有一个大洞，大得能陷下腿去，上面盖着一张三合板，简直就是个陷阱，最不堪的是束星北的 “卧室”，他的卧室不过是个两三尺宽的壁橱，束星北的个头这么大，常年 “卡” 在里面能舒服吗？ “卧室” 里只有一床被子，严格地说，那不是被子，只是一床破破烂烂的棉絮，如不是一些经经纬纬的黑色电工胶布粘连着，早就散了。
　　显然，这样的 “教师之家” 是万万不能让李政道看见的 (万一李政道失足掉进那 “陷阱” 里，更是不堪设想)。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革委会” 搅尽了脑汁，考虑了 N 种方案，比如让束星北火速搬入原党委副书记的家里，让束星北住进宾馆等，都感到不保险，最后干脆快刀斩乱麻，以束星北身体不适为由推掉了此事。
　　
　　李政道没能见到束星北，便给他写了一封信：
　　
　　束先生：
　　
　　自重庆一别，离今已有差不多廿八年了。对先生当年在永兴湘潭时的教导，历历在念。而我物理的基础，都是在浙大一年所建，此后的成就，归源都是受先生之益。
　　
　　此次回国，未能一晤，深以为怅，望先生小心身体。
　　
　　特此敬祝
　　
　　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生李政道上
　　
　　
　　李政道虽未能见到束星北，但他的惦念还是给束星北带来了生机。收到李政道的来信 (这封信束星北连拆都没敢拆，第一时间就上交给了组织) 后不久，束星北又鼓起勇气给组织写了信，他在信中写道：
　　
　　我自 1957 年向党猖狂进攻之后，经过十多年的劳动改造，思想有所改变， ... 因之悔恨交加，亟思以实际行动来取得党和人民的宽恕与谅解， ... 特上犊恳求给我立功赎罪的机会 ...
　　一位如此弱小的学者，被迫承认向如此彪悍的党 “猖狂进攻”，这实在很象是一则现代版的狼和小羊的寓言故事。幸好这党虽有一身横练功夫，却也有一个小小的练门，那就是特别器重外籍友人。束星北的待遇自李政道访华之后大为改善，他的 “帽子” 也终于在 1974 年被摘除，但他被 “落实政策” 则是在文革后的 1979 年，距离他被打成右派已有 22 年，距离他最早遭到批判则已隔了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
　　
　　“摘帽” 后的束星北终于有机会重返讲台，但北大、厦大、暨大、中科院等依然不敢聘用他，最后是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打破禁忌聘请了他，成为他一生最后五年的归宿。残酷的政治运动让束星北历尽苦难，却并未真正改变他。文革后，很多科学家加入了党员的行列，但当海洋所的领导希望束星北也递交入党申请时，却遭到了断然的拒绝。复出后的束星北又见到了昔日的同事及好友王淦昌，两位垂暮的老人竟象年轻时那样为学术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临走时王淦昌感慨道： “你还是老样子”。束星北则回答说： “没办法，人是不可改变的”。
　　
　　动荡的岁月终于过去了，可岁月留下的伤痕却再也无法抹去。晚年的束星北厌恶过去，避谈过去，却又时常陷入到过去的噩梦之中，难以自拔。他有时会忽然变得焦躁不安，梦游般地满屋子嚷嚷着寻找水桶、拖把和扫帚 - 那些都是他当年打扫茅房的工具。
　　
　　束星北老了，在最后几年里，他拼命想把时间补回来，再完成些什么，那是他永不泯灭的天才情节。可惜一切已无实现的可能。 1983 年 10 月 30 日，这位际遇凄凉的前辈走到了生命之路的尽头。在去世前，他将自己的遗体捐给了青岛医学院，作解剖及制作骨骼标本之用。束星北去世后，李政道、王淦昌、苏步青等发了唁电。束星北去世后的第三天，国家海洋局、青岛医学院及束星北的子女们举行了一个肃穆的遗体捐赠仪式。青岛医学院在遗体移交书上写道：我院对束星北教授这种献身精神表示敬佩。
　　
　　但是，敬佩归敬佩，青岛医学院的很多人也正如束星北那样，是不可改变的。时势虽然变了，但每一次变迁都意味着风水可以轮转，权力可以重分，也意味很多不可改变的人会投入新一轮的权力之争，因为那是他们永恒不变的兴趣。当然，每一次那样的争夺都师出有名，这一次的名目叫做 “清除文革余孽”。等到硝烟散去、尘埃落定，终于又有人想起太平间里的束星北遗体时，已是半年之后的事了。人虽然不会变，遗体却是会变的，变得失去研究价值了。医学院的领导便遣两位学生将束星北的遗体送到一片荒凉的林子里去埋掉，而那两位学生嫌路太远，就近将遗体埋在了学校的篮球场边，那里如今立着一副双杠。
　　
　　在那副双杠上锻炼的年轻学子们也许很少有人会知道，他们的双脚之下便是一位中国物理界前辈的埋骨之处。
　　
　　注释
　　
　　1 束星北一生并未作出过有价值的学术工作，这与他后半生的悲惨遭遇、他的个性及他的研究方向均有一定关系 (他早年曾致力于研究经典统一场论，那是一个铁定会失败的方向)。在人们争论束星北的学术成就时，曾有人举出束星北去世后李政道给束星北夫人的唁电中的话 “束老师是中国物理界的老前辈，国际闻名，桃李天下，他的去世是世界物理界及全国教育界极重大的损失”，来说明束星北具有很高的学术地位。但唁电 (尤其是学生为自己启蒙老师所发的唁电) 中的话是明显不能作为正式的学术评价的。
　　2 不过，作者对史料的广泛引用也有一个小小的缺陷，那就是对许多事件的记叙只有引文，而未标明时间。
　　3 除上述经历外， 1979 年 3 月 9 日的《光明日报》曾刊登宫苏艺整理，束星北署名的文章： “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该文提到束星北曾于 1928-1929 年间在柏林大学 (University of Berlin) 爱因斯坦身边工作过一年。但此说后来引起了争议，从争议双方提供的信息来看，我倾向于支持怀疑方的看法，即认为此说不实。关于这一争论，以后有时间我将另文介绍。另外，束星北在游学过程中还曾到过日本、朝鲜和苏联等国 (他对苏联的印象相当坏，认为那是一个专制和混乱的国家)。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六日写于纽约
　　http://www.changha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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