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阶级

最有效和最确定的运用权力的工具总是金钱，或者，比金钱更好的是士兵。在独裁制政府中，王位继承者经常是被那些支配国库和国家武装力量的人所选择，特别是被那些能支配布防在京畿保卫王国、朝廷和中央政府机关的军队的人所选择。

革命和长期战争给了许多新人出头露面和展现才华的机会。如果没有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波拿巴可能只会当上一个很好的炮兵上校，而且，如果不是由于革命和帝国的战争，他的一些元帅一定会继续当中尉。

家族继承的现象在道德素质方面更惊人。家庭训练，特别是那些来自人们出生和成长环境的间接训练，对道德特征的发展具有重大英雄。久远的世系在所有时代和所有地方都被赞誉，一个家族很多代人都能维持高社会地位这一事实也同样得到赞誉。这里有一个深刻的原因。当实践和运气都不错，一个人又具有一定程度的智力、争抢能力、坚定性，特别是毫不犹豫的上升欲望，那么达到顶峰相对容易。但是在人类事务中，稳定性是人为的，变化是自然地。要在几个世纪中，在很多带人中保留先祖获得的地位，必须保持恒久的警觉、警惕和坚韧的能量，这些有时要通过美德、有时通过幸运、有时确实需要通过谨慎的行为才做得到。

统治阶级最根本的特征之一是，或者应该是，在与下属的关系中保持诚实。撒谎是一种通常被下级用来对付上级、额弱者对付强者的防伪手段。当强者使用它来伤害弱者，就变得格外可恶和懦弱。它剥夺了供这个人支配的许多名誉，使他在所有下级严重变得可鄙。仅仅是因为人们经常附注谎言，不这么做的人就获得了巨大的声誉。这里，对虚假的憎恶这种素质通常要经过长期、仔细、约需还可以说是传统的道德训练。因此，很自然的是，对虚假的厌恶应该更是统治阶级的特征，在它的发展中，遗传性因素占据了优势的地位。

另一个甚至在相对和平和商业化的时代，在统治阶级中也是重要且几乎必不可少的特点和个人的勇气。人们通常规避风险，畏惧死亡，他们羡慕那些在必要时干预以生命冒险的人。当这种风险没有被不负责任和轻佻地承担时，它们要求极为坚强的意志和自我控制能力，也许后者在所有道德素质中，能获得最大的敬佩和尊敬。如果详细描述统治阶级的历史，且我们能看到他们如何兴起、繁荣和衰落，那么我们相信历史会显示出，具有军事学院和传统的统治阶级会最强大，并且通常，他们会比那些仅有工业和财阀北京阶级持续更久。甚至今天，在西欧和中欧，统治阶级最好的防卫手段，也是来自这一阶级的军官在士兵面前显示出的个人勇气。

威尼斯贵族阶级初看起来，似乎与这种说法相反。这个集团设法在多个世纪中掌权，但仍然由商人和银行家组成。然而，威尼斯贵族在多个世纪中掌权，但仍然由商人和银行家组成。然而，威尼斯贵族经常指挥航船和舰队，而且有时，直到17世纪后半期，他们甚至指挥塞林尼西玛的军队。18世纪他们完全失去了和军事生活的联系。然后，值得注目的是，这个共和国陷入完全衰落。

把统治阶级看作在经济上不劳而获是屈从于一种荒谬的先入之见。在维护秩序和保持社会结构的统一时，他们创造了生产性劳动能够最好地执行的条件，并且通常他们以技术和管理人员补充了生产。在这方面，我们应该问一下，具有较晚起源的统治阶级，在财富分配中，是否满意于自己的份额比古代的统治阶级所满足的更少一些，而在古代，贵族制的倾向占了优势。这是以另一种方式提问，是否民主制比贵族制对社会更加经济。

封建主义引进了一系列新事物，其中包括一支纯粹的武士阶级享有的政治优越性。这就把保留在古代世界浩劫中幸存下来的一点文化的任务留给了教士。封建制度的另一个特征是所有行政职能、以及所有社会影响力集中于地方军事领导人手中，他们同时是土地的主人——在本质上，土地是幸存下来的财富生产的一种工具。

最后封建主义创建了一种新类型的统治权，它介于国家的中央协调机关与个人之间。一旦更加重要的地方领导人的地位变成世袭的，他们就通过土地的次分配把次要的领导人束缚在自己身边，而这些次要领导人又通过对分配土地者封建联盟的头目——国王，没有直接联系。实际上，如果他们直接联结的领导人与国王作战，他们也会感到与国王战斗的义务。毫无疑问，这是封建制度能够长期抵抗中央政权毁灭它的持续努力的主要原因。

但是不论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包括现代代议制国家在内的每一个人类组织，都在自身中包含了这样的种子，一旦他们成熟，就会带来它的衰落和毁灭。让我们此处仅举几例，可以发现他们中最主要的已经在发挥作用了。

在此刻很明显的是，许多欧洲国家的中产阶级的经济显著衰落，而这一阶级的繁荣才使得代议制可能出现。如果这个阶级的经济衰落持续一整代人，在所有我们这些国家，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知识的衰落。据亚里士多德说，某种适度财产所有权的分布对于希腊城邦正常运转必不可少。因此，适度富有的中产阶级的存在，在今天对于现代代议制的正常生计必不可少。同样真实的是，在那些这一阶级没有得到很好发展、或者缺乏必要条件以维持其威望和影响力的国家和地区，现代的代议体制产生了最坏的结果。如果我们说道的衰落加剧起来、或仅仅是持续下去，我们现代组织的各种形式在一段时间内还可以看到，但是事实上我们将或是处于一种财阀独裁制、或是一种官僚—军事独裁制、或者是几个领导暴民的专家建立的煽动性的独裁制，这些人知道如何哄骗大众以及用每种可能的方式满足他们的嫉妒和掠夺本性的技艺，这种技艺对普遍利益具有相当破坏力。更糟糕的是，可能出现两种甚至三种独裁联合在一起的形式。有意思的是，卢梭曾觉察出这种危险，他写道：“从这个术语的严格意义来看，从来没有过真正的民主，将来也绝不会有。大多数人应该统治、少数人被统治是与自然秩序相反的。”

在战争中，如在所有危险职业中一样，如果一个人要平静和镇定地面对危险，这要求有一定的经验。当缺乏这种经验时，它只能靠发生在每个人生活中极少间歇期的狂热时刻和一种高度的责任与荣誉意识来补偿，通过特殊训练可以在一定阶段中创造和保持这种意识。在大多数人民不把投身于血腥冲突作为一项常规职业的文明国家中，军事组织的目标之一，应该是把一小部分熟悉冲突、并通过上述的特殊训练为这种冲突做好准备的个人分布在大众中，他们能够支配普通士兵，对其施加决定性的影响，带领士兵面对那些如果不受监督他们就会逃避的危险。这次的世界大战表明，一支军队的牢靠性主要依赖于爱国情感的强度，它是通过长期认真的教育，从知识和道德两方面灌输给大众的。

事实是，帝国的效率和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时期已经使帝国公民不习惯于武装，以至于一旦正规军被打败，他们就变成了任何侵略者现成的捕食对象。

在1884年版的《全民皆兵》的引言中，已故的冯·德·戈尔茨将军表达了一个他喜欢的观点，在各国军事史上，人们可能觉察到两种对立军事趋势的冲突和交替胜利。第一个趋势是不断增加作战人员数量，通过纯粹的数量优势去政府。这种过程持续下去，直到投入进行巨大的人力战争。这种数量众多的作战人员难以驾驭，总是训练不充分，以至于他们最后被受过良好训练的职业士兵组成的小规模军队征服。因此军事职能的专业化变成了第二个驱使，这反过来又导致了大规模更新军事装备。

任何党派领导人、任何教派或者宗教创始人，或者人们可能会说，任何民族的牧师会让人们感到他的个性，并驱使社会按照他的观点，这些人必不可少的能力是把他自己的信仰、特别是狂热灌输给别人；这种能力引导许多人以他要求的知识和道德方式去生活，并为了他的理想作出牺牲。

并非所有改革者都具有把自己的观点和热情传递给他人的能力。那些缺少这种能力的人可能有伟大的独创性思想和意识，但是他们在实际生活中毫无影响，经常作为没有信徒的先知、没有追随者的革新者或遭人误解、受人讥笑的天才而死去。而那些具有这种能力的人不仅可以靠他们的热情、有时是狂热激励他的使徒和大众，而且最终还成功地唤醒了对他们个人的尊敬，成为崇拜的偶像，以至于他们的细微言行都获得了重要性，他们的每一句都毋庸置疑地相信，而他们一点头人们就会盲目服从。一种按照没得光环围绕着他们。它具有高度感染力，激发起大胆和牺牲的行为，而人们在其正常思维状态下绝不会这样。

每一个改革家的生活似乎都经历了三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他构想教义，在头脑中酝酿出来。在这个阶段，他可能以真诚的信仰在行动。他可以被叫做狂热者，但还不是骗子或牛皮匠。在第二个阶段，他开始布道，接着，为了给人留下印象，他不可避免地涂抹颜料来强调某种色彩，因而变成了一个装腔作势之人。如果他足够幸运，可以再事实上把他的教诲辅助实践，第三个阶段就来了。一旦到达这一阶段，他发现自己可以控制人性中的所有不完善的弱点，并且如果想要成功，他就要被迫做出有损道德方面的行为。所有的改革家在内心深处都同意，目的使手段合法化，如果要引导人们，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愚弄他们。因此，在对道德的不断损害中，他们变成这个样子，以至于连最敏锐的心理学家都发现很难讲出他的诚心到哪里去了，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狡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