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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大学微言,ISBN:9787309035513,作者:南怀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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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大学微言的书评 · · · · · · ( 全部 41 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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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 (La vida es una gran aventura)
1. 知其所止,止于至善。也就是我们平时所思考的,自己想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想成就自己怎么样的一生;从而不随波追流,人云亦云 而后才如切如搓,如琢如磨 《大学》本身说得好:“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不同的身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所止”,关键在于寻找最适合自身条件,最能扬长避短的位置和角色——“知其所止”。 2.《大学》强调以修身为本,齐家、治国...2020-05-10 05:43:42 1人喜欢
1. 知其所止,止于至善。也就是我们平时所思考的,自己想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想成就自己怎么样的一生;从而不随波追流,人云亦云
而后才如切如搓,如琢如磨
《大学》本身说得好:“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不同的身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所止”,关键在于寻找最适合自身条件,最能扬长避短的位置和角色——“知其所止”。
2.《大学》强调以修身为本,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只是末的道理。
时至今日,当我们说到知识的获取时,仍离不开“格物致知”这一条途径。因为,它不是说的“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而是说的“‘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去尝试多个行业
3.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对自己真诚。很多人撒谎撒太多了,连自己内心真正的声音都不知道了
此谓诚於中,形於外。这就叫做内心的真实一定会表现到外表上来
相由心生,处久了什么人是什么样自然就显示出来
4.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
这说的就是人不能被情绪左右。要让理智控制情感
5.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
在这里,修养自身的关键是克服感情上的偏私:正己,然后正人。
很少有人能喜爱某人又看到那人的缺点,厌恶某人又看到那人的优点。所以有谚语说:“人都不知道自己孩子的坏,人都不满足自己庄稼的好。”
这句话很警醒。我是否只看到的坏而忽略了他们的好?
是否还有智慧能够挽救这个关系??
6.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国。孝者,所以事君也;悌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
孝者所以事君。如果亲人有无数人受不住的缺点,是否还要孝顺??
孝者而后能事君。这是讲顺从。怪不得我天生反骨。
对父母的孝顺可以用于侍奉君主;反推之,对父母不顺的人不可用于侍奉君主
《康浩》说:“如同爱护婴儿一样。”内心真诚地去追求,即使达不到目标,也不会相差太远。要知道,没有先学会了养孩子再去出嫁的人啊!
因此,没学过当父母不是借口。至少你应该心诚,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品德高尚的,总是自己先做到。然后才要求别人做到;自己先不这样做,然后才要求别人不这样做。
7. 德是根本,财是枝末,假如把根本当成了外在的东西,却把枝末当成了内在的根本,那就会和老百姓争夺利益。
这正如你说话不讲道理,人家也会用不讲道理的话来回答你;
8. 有德的人爱憎分明,发现贤才而不能选拔,选拔了而不能重用,这是轻慢:发现恶人而不能罢免,罢免了而不能把他驱逐得远远的,这是过错。
不仅要有立场,还要有行动力,要决断,果断
9. 仁爱的人仗义疏财以修养自身的德行,不仁的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敛钱发财。
没有喜爱忠义而做事却半途而废的;
忠太重要
10. 一个国家不应该以财货为利益,而应该以仁义为利益。做了国君却还一心想着聚敛财货,这必然是有小人在诱导,而那国君还以为这些小人是好人,让他们去处理国家大事,结果是天灾人祸一齐降临。
美国!美国从两次战争发的财,是昧良心的。如果美国不担当,不仁义,做有利于全人类的事,它必定是自取灭亡。
犹太人的覆灭就是这个。他们被屠杀是因为光会敛财却没有利他之心
11. 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
唯仁,《甄嬛传》里面雍正帝的书房的牌匾。
还有香妃宫殿那个地方叫浴德堂
沈眉庄的宫殿叫 常熙堂,熙,就是光明正大。
12. 世道人心,上行下效。关键是看你说什么,提倡什么,做什么。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领袖的力量更是不可估量的。所以,当政治国的人必须要有“絜矩之道”。
所有才有精神偶像
13. 因为“德本财末”,因为德行对于治国平天下有第一位的重要作用,所以就牵涉到一个用人的问题。而在用人的问题上,同样是品德第一,才能第二。对于这一点,《大学》不厌其烦地引述了《尚书·秦誓》里的一大段话,说明一个人即使没有什么才能,但只要心胸宽广能容人,“宰相肚里能撑船”,便可以重用。
选导师的原则啊,哈哈 人品第一位。
对父母,是不是要心胸宽广?
http://www.xiaoshanwu.com/shu/mx/sswj/daxue.html
http://www.quanxue.cn/CT_RuJia/DaXueIndex.html
南怀瑾
四、外用之学。本篇旨在阐释“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的道理。首先说明“齐家”的“家”是家族的家,不是现代小家庭的家,并推崇中国历史文化中,母德、母教的伟大。从东周以来直到清末,每个朝代的帝王家庭,大多是大有问题的家庭,本篇即以齐桓公(兼述管仲为政之道)、秦始皇(兼述吕不韦的“奇货”计划)、刘邦(兼述与他勾心斗角的吕后)为例,详加阐述。而给予正面评价的,则以虞舜、汉文帝为例,加以阐述。汉文帝得力于母教,而虞舜则成长于父母、弟弟都有心理问题的家庭,却能孝顺父母、友爱弟弟,尤为难得,故特推崇。
当政者要先“立德”才能得到民心,尤其要注意一言一行
曾国藩的立言立德
所以特某普是滑天下之大稽
佛,是古代印度梵文“佛陀”的简译。佛是什么,在中文来说:佛者,觉也。觉个什么?觉悟心性的自体。怎样才能自能自觉心性自体成佛呢?那必须先要修行大乘菩萨道的功德,所谓:自利(等于儒家的自立)、利他(等于儒家的立人),达到福(功)德资粮圆满,智慧资粮圆满,才可以成佛。所以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就叫作佛。如果用佛学来比方儒家学说,佛就是圣人的境界,菩萨就是贤人的境界。菩萨是梵文“菩提(觉悟)萨埵(有情)”的简称,中国初期的翻译,也叫做“开士开车”大士“。
理学的兴起也不算太突然。因为唐、宋以来的知识分子,早已看不惯、也受不了他们当时所处的情况:那就是由唐到宋,由于佛教禅宗的教法和道教思想的流行,普及到上下层各色社会,而几乎使传统的孔、孟之教,黯然无光。因此,在学习佛、道两家学问以后,便渐渐形成以儒家的孔、孟之道为中心,左倾反道,右倾排佛,建立了宋儒理学的特色。这是由民族意识的顽固偏见出发,不了解人类整体文化的胸襟所致。但对古人而言,这种胸襟,固亦不可厚非
所谓“知止”的“内明”之学,是要每一个人,先来明白知道自己的心理心态,或更明白地说,自己的心思和情绪。无论是上为天子(帝王),下为平民(庶人),人们的心思和情绪,从睡醒起来,再到进入睡眠的时候,在这一天的生命历程中,能够数得清、记得完全经过多少思想、乱想、幻想吗?至于其中所起浮生灭的各种大大小小的情绪,就更不用说了。
而且这些复杂万分的思绪,在我们进入睡眠时,还会如多面镜子般地互相曲折反映,幻化出各种奇怪难解的梦哪!谁能把此心思绪,清清静静、平平安安地时常摆在一个清明、清静、安祥的境界中呢?恐怕是绝对不能做到的吧?答案是能够做到的。问题是人们不知道自己怎么来“知止”。所以我常说,英雄可以征服天下,而不能征服自己。圣人之道,首先要征服自己,不想征服天下。征服天下易,征服自己难。降伏自己的心思而反归平静,初步能做到如老子所说的:“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才能渐渐达到“知止”而进入“明德”的境地。
第四句,“吹毛用了急须磨”。吹毛,是古代形容锋利的宝剑,只要把毛发对着剑锋,一吹就断,它太锋利了。这是形容人们的聪明智虑,不管你有多么锋利,多么敏捷能干,如果不能随时回转反省自修而还归平静,包你很快完蛋,而且此心被习气所污染,就如滚滚旋转的车轮,不停不回,堕落不堪了。所以说,就算你聪明伶俐得像一把吹毛宝剑一样,也必须再磨砺干净啊!
时到现在,外国那些小学生们,又提出来“中国威胁论”的口号,说儒家思想学说对西方文化是一大敌手、一大威胁。这要再使孔家店所卖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仁爱珍品,又要被诬蔑为假货了!此所以佛说为“至可怜悯”者也。
二十四孝里的人物,都是发生在有问题的家庭。所以老子说:“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如果家庭没有问题,大体上说,个个不算太坏,就没有什么孝不孝的问题存在了。仁义的道理也是一样,假如人人自爱,尊重自己,同样的,也尊重别人,爱护别人,那还要说什么仁义不仁义呢!
这个简直太有道理!
曾子“内圣外王”的大手笔
“圣王”须德术兼备
尤其在中国,因为地缘和人文的关系,经济的重心,始终只以农业为主,工商业一直是属于农业经济的附庸。而国家与世界的最大关限,就是海洋。所以舟车牛马之利,始终还没有办法征服海洋,当然更不能控制海洋。例如中国、印度,甚至埃及,大致都不外于此例。
但在地球的另一边,我们现在所称的西洋(欧洲)呢?他们在远古、中古的历史阶段,几乎与我们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在由氏族社会,转变为西洋式的封建。后来又形成以血缘为主的国家民族、政治制度等等,各有不同。尤其以北欧为主的少数城邦国家,绝对难与中国相比,可以坐享农业之利,安于田园之乐而甘于平淡。他们为了生存,势必要向海洋冒风浪之险,另求生存发展的机会。因此而有海上航业的开展,渐渐形成越海贸易,沟通重洋而寻求市场。
当然,同时也包括了西洋文化东来,由矛盾而融合的变化。换言之,由公元十七、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时期,所谓人类文明,已经突破了海洋的限制。同时也因科学文明的发展,渐渐能够操纵时空的限制,打开人类的心知和眼界,知道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世界观。但从工业革命以后,追求科技的发展,享受物质文明的欲望,也逐步提高了。
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际,在北美洲地区,有一个欧、非民族杂拼而成的美国,凑巧利用了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的自由、民主思想。接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科技,坐守北美。一面倾销军火而大谈其消费刺激生产的经济利益,一面而得天时、地利之便,大事鼓吹它美式的政治体制,以民主、自由为人类最崇高的文化。他们崇拜“雅典”文化,但也忘了“雅典”为什么在历史上只剩有一个美丽的幻影。这个问题,当我在欧、美的吋候,每每与他们后起之秀们研究讨论,却发现西方青年的思想,旨在酝酿另一种政体意识,尤其非常鄙视美式的文明。
哈哈!美国就是捡了个漏而已
现在世界人类的知识,尽量利用物质,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已经初步登陆月球。还正在追寻外星球是否有生物的存在。同时,武器的发展,使杀伤力到达不可计数程度。电脑网络的发达,可使人们完全进入“迷心逐物”的境界。可是,却忘了地球和人身一样,是一个整体的生命。我们现在所用的资源,都是取自这个生命的内部。这些生在地球外表皮肤的寄生虫一族,所谓人类,却拼命钻进内部去挖取它的骨髓。也许很快的就走上树倒藤枯的结局,还归原始的浑沌世界,才算了事。
人身只有使用权
因为我们的上古科学史观,认为这个天地宇宙与万物,都是一个“物化”作用的“造化”生机而已。换言之,这个天地宇宙,是一个大化学的熔炉,万物和人,都是这个大化学洪炉中的化物。这个能知之性的神灵妙用,是发动“造化”的能源。但它又被“物化”的引力吸住,混在一起。除非再自觉醒,摆脱“物化”的吸引力,超然物外,回归道体,才是究竟。
因此类推,不但天地万物都属于外物,就是我们所认为是我现在生命的人身,也同样是外物,但有使用权,并没有永久拥为己有的主权。例如我们从古以来,就有一句很漂亮的哲学性口头语:“身外之物,并不在乎!”其实,大家忘了这个偶然暂时占有的人身,也只是“心外之物”,你更无法永远据为已有呢!所以当你现在拥有此身,就要好好的“诚意、正心”去使用它,为己为人,做一番自利利他“明德”的功德。这才是“物格而后知至”的“明明德”之学。
传统文化所谓的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的作用上打转。到了汉、魏以后,佛学东来,又加上由“色、声、香、味、触、法”所起的六欲作用。所以在唐末以后,统名叫做七情六欲,它左右了人的一生。
从《内经》看修身的内涵
如果再要探究修身内涵的学识,势必要借用道家养生之学的始祖,也就是中国医学的老祖宗《黄帝内经》,就可更为明白了。现在简略列举上古医圣岐伯答黄帝所问的,以及与“修身”治事有关的问题,便可知《大学》的“修身”之说,并非只是理性抽象的空言。例如《内经》说:
东方生风(先以地球物理作指标来说),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以人体五脏互相生化作说明)。其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化生气。神在天为风……在藏为肝,其性为暄。其德为和。其用为动……其政为散……其志为怒,怒伤肝,悲胜怒。苦生心,心生血……其德为显,其用为躁……其政为明……其志为喜,喜伤心,恐胜喜。甘生脾,脾生肉……其德为濡,其用为化……其政为谥……其志为思,思伤脾,怒胜思。辛生肺,肺生皮毛……其德为清,其用为固……其政为劲……其志为忧,忧伤肺,喜胜忧。
如果了解这样的粗浅分解,便可知道心、意、知性三者,的确都别有它的不同领域。非常巧合的是,魏晋以后,佛学东来,也同样提到心、意、识这三层次的差别。这真是合了一句古语,贤者所见略同。总之,再用一个譬喻来说,“心”好像一个盘子,“意”好像盘子里一颗圆珠。“知性”好像盘子和珠子放射的光芒,內照自身,外照外物。但这整盘,又装在一个血肉所制造的皮袋里,那就是人身。但要知道,这只是勉强的譬喻而已,并非事实的真相。在中国小说中,古人早已有很趣味的譬喻,那就是《西游记》的四五个人物,作者把心身意识演化成小说,将心猿意马,化出代表“心”的孙猴子。代表意气的是一匹龙马。猪八戒代表了人的大欲,特別喜欢男女饮食。一个晦气色的沙僧,代表没有主见的情绪,只能挑着行李,担起这个皮囊跟着猴子、猪八戒跑。那代表整个完整的心身生命的,便是唐僧。从表面看来,他是世界上最老实的笨人、善人、好人,虽然一路上他所遭遇到的,处处是艰难险阻,都是妖魔鬼怪,而在这三四个鬼精灵伴随下,走完一段人生的道路,但由于他的“诚意、正心、修身”,所以他成功了!
换言之,每一个人的行为,通常大半是受情绪的影响最为有力。例如,我们经常说某人的脾气我知道,或是说某人的个性我知道,这所谓的“脾气”和“个性”,就是情绪为主。情绪并不是代表某个人“所知性”的分别意识所生的聪明才智。情绪的作用,来源于生理禀赋,是由于身体内部健康状况的作用。换言之,健康与不健康,和情绪关系很重要。如《内经》所说:五精所并。精气并于心则喜,并于肺则悲,并于肝则忧,并于脾则畏,并于肾则恐。是谓五并,虚而相并者也
尤其从南宋以后,推崇尊敬程、朱之学的后儒,硬想把《大学》、《中庸》变做帝王们必读之书,必修之课,而且还要他们做到安静修心,不动心、不动情,学做想象中的尧、舜,岂不真到了迂腐不可救药的地步吗?看看历史上的帝王们,连要找出心理正常的,都不可多得啊。
这不是对经学的批判么?
只有两个学位,是绝对无法定位的。一是政治,一是军事,这两种是无法给予什么博士头衔的。因为这两者并不属于专才之学,而是通才之学的范围。你只要看《封神榜》,姜子牙辅助周文王、武王建立了八百年的周室王朝政权,他的坐骑,叫做四不像。最后论功行赏,他一手分封天地神祇,但忘了自己,无可奈何,只好自封做一个“社稷神”拉倒。这是一个最低层起码的小主管,从基层上保护人民土地的土地神而已。真正的政治家、军事家,是通才,是四不像,是社稷神。姜子牙、管仲都是这种人。
yf还可做专才,难道我就是要做通才???
但是,以中国历史的习惯来说,三代以后,所谓历史上的名王,最了不起的,也只能算做英雄,决不是圣人。所谓这些英雄的名王们,也都像我小时候的一位老辈的诗说,“江山代有英雄出,扰乱苍生数十年”,如此而已。他们与《大学》的“明德”外用(王)之学,所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岂只似是而非,可说都是背道而驰的。
哈哈哈,笑死我
小白齐桓公,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人物,他之所以会成为历史上的名王,第一,他具有天生王子的身份,在当时社会政治的大环境中,有了机会,自然是有资格登位称王的。管仲、鲍叔牙纵有帝王之才,在当时的社会政治上,是决不可能自立为王的。第二,他在个人的私生活上,虽然坏习惯的恶性很大,但对于处理大事的关节眼上,他能够识人、用人、信任人。而且还有一个关键性的特长,遇事反应灵敏,决断果敢。这两点,正是管仲所希望找到的一个好老板。第三,他天生有四十年成为名王的好运,碰上鲍叔牙和管仲。
第四,民富国强,社会形态转变后,必然会产生奢侈逸乐的现象。同时,为了招徕国际商贾的需要,大胆开创了公娼制度,以免社会产生负面阴影,破坏善良风俗。
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性工作者合法化的依据
齐桓公死后,五千儿子,照样翻版,各自结党争立,彼此攻杀。他的尸体停在宫中床上六十七天,烂了生虫,也没有人来顾问。这样便是身不能修,家不能齐,自己又非治国之才的结果样板。所以《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并非只是戒条式的虚文啊!
不但是齐桓公,我一生亲自看到好几个白手成家发财成巨富的大老板们,死后的状况,儿女们停尸不葬,闹着打官司、争财产,还背地骂爸骂娘的多着呢!因为我看得太多了,更相信孔、孟之教开的药方,是真对症的。可惜我国我民不肯吃药,所以长在病中,只有莫奈他何之叹了!
我们的民族性,存在有不仁、不义、不忠、不孝、无信、无耻的老毛病,所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开了“仁、义、忠、孝、礼、智、信”等药方。老子开的,是“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三味偏方,也可治百病的。印度人历来存在阶级仇视,所以释迦牟尼开了“平等、慈悲”两味大药。两千多年前的西方风气,太过自私狭隘,又加粗暴,所以耶稣开了“博爱”一味单方。不过,现代人看不起老古方,拼命要向唯钱主义,去买新发明的西药吃,实在不知道那些化学剂品的药,今天说对,明天又说不对,恐怕不一定靠得住吧!小心为妙啊!人性,有善恶兼具的根底,去恶为善是健康的人生。蔽善从恶便是病态的人生。可惜人们喜欢以病为乐,因此造成人类史,是一部病理学医案史。所以中西的圣哲们,也只好永远担任医疗的护理工作了。
秦始皇的崛起,消灭战国末期的六国,开始建立皇权统一的中国,的确是历史上的大事。但时势造成一个有变态心理的秦始皇,完全是由于阳翟(开封禹县)商人吕不韦的商业谋略所制造成功的结果。例如现代美国式的民选总统,幕后台前,都是大资本商人所制造成功的国体。幕后出钱推出民选总统,台前的政府体制,也完全学习工商管理。伟哉商人,岂可轻视。当然,只有姜太公与管仲,早有先见之明,决不轻视,而且还特别重视呢!其次,便是范蠡和子贡,他两人才是真正下海入流的儒商呢!无人可以比拟。但千万不要忘了,如果全民皆商,恐怕是“国将不国”矣!
十年之后,整个战国七雄就在苏秦、张仪两个同学手中,彼此更换谋略,用合纵、连横的策略,以国际间相互利害关系,互结防御协定,使战国的局面,暂时安定了二三十年.这便是历史上书生谋国一大奇迹。再后来便是秦昭襄王崛起,自称“西帝”,遣使立齐国的国君为“东帝”,早已目无中央周室的王朝了!不过三十年之间,周代最后王朝,就被秦国所灭
所以我常对做生意经商的朋友们说,无论如何,你也做不到吕不韦的成绩,他只看准一个货色,就投资经营,结果,岂只一本万利而已。但吕不韦真不简单,他还想做千秋的大买卖,要在文化学术思想上变成圣人,想和管仲、孔子比上一比呢!
当他独揽秦廷朝政的十二年之间,极力供养宾客,收罗人才,集中一般读书的知识分子,为他个人出名,合著一部网罗诸子百家杂说的书——《吕氏春秋》,又名《吕览》。这部书以上古儒道不分为主旨,尤其以传统文化中的宇宙物理的五行理论科学作纲要,串连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书作完成,悬之国门,公布如有人“增损一字”,就赏赐千金,表示比孔子的著《春秋》、刪诗书、订礼乐的气魄还要伟大。这就是古今中外,很多发了财的大老板们,和有了地位的人,最后都想挤进学术文化之林,表示自己并非“不学无术”,意图洗刷只有铜臭和臭钱之讥。如果从心理学的观点来说,正是“自卑感”在作祟,也是人情之常。但这部《吕览》,在后世的学术著作中,仍然有它的价值。不过,把它归入“杂家”之学的范围。
吕不韦的商业政治计划,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成功。但他只知道权位和富贵的可贵,毫无学养上的“内明”和“外用”的基础。因此,他又彻底地失败,终至于身败名裂,一生很可惜,又很可怜。
像这样的事,是千古以来,政治圈中派系斗争的常事,都由于人性具有极度自我、自私的弱点所形成。例如清代三百年间的政治历史上,始终存在北人与南人之争,学阀权要的门派意见之争,朝廷与外藩的权力之争。当然,不只是中国如此,欧美各国的历史也是一样,归根结底,都是人性阴暗面所造成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出秦始皇的残暴作风,他是怎么形成这种性格的?这与“大学之道”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的教育,关系的重点又在哪里?同时也可看出古代知识分子的儒生,那种“择善固执”、“死守善道”的精神。茅焦为什么敢把生死性命当赌注,难道正如现代人的观念,真想拿命来换取侥幸的财富和地位吗?你能否认秦始皇不是有爱生母的孝心,原谅母亲所做的一切过错吗?除非被历史的主观成见固定了。不然,你会发现秦始皇确是一个可造之才,只是环境给他的命运很不幸,自小没有受过良好的教养。这些过错,还是由于吕不韦“不学无术”所造成。
他便亲自写了一封信给吕不韦说:“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
对于秦始皇这封简短的妙文,都很容易忽略过去。其实,这封信的内涵,真是妙不可言,由此可见秦始皇的头脑太不简单,也许是吕不韦遗传基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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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又认为当时的六国,并无大罪,秦要灭掉他们,就是最大的暴政之一。这些就是后儒政治哲学思想的看法和评论,对与不对,随着时代和人类社会的文化演变,也很难说。
???灭六国就是大鱼吃小鱼啊,还有对不对吗
如果从一个国家对敌国的角度来说,燕太子丹回国以后,不从政治、经济、军事上发奋图强,来反击秦国,却出此下策,就他本身来说,实在还不及当时的三大公子,如齐公子孟尝君、赵公子信陵君、魏公子平原君,他们还能做救亡图存的工作。也许这就是战国末期的现象,真正到了人才气数已尽,徒使“吕政”孺子成名而已。所以唐代名臣杜牧在《阿房宫赋》里就说过,“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
大家不要忘了,我们是为了研究《大学》,因为讲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才衔接“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的道理。因此提到三代以下,所谓“天子”的帝王,几乎没有一个可以够得上“身修而后家齐”。而且自秦、汉以后的帝王家庭(从旧史的习惯,叫做宫廷),都是大有问题的家族,几乎没有一个是正常的“家齐”的好榜样,因此而造成历史上做领导人的帝王们,大多都是变态心理或精神病的人物。所以便引用了齐桓公与秦始皇两个变态心理的事迹,作为参考。
《甄嬛传》里的雍正
一、严刑峻法。秦国的传统,在战国前后的一百多年以来,从秦孝公采用商鞅的建制,建立用“法”治国开始,一直到秦始皇时代,并无变更。这个时期的欧洲,也正是罗马帝国和“罗马法”建立的阶段。一个国家社会,只讲究法治的结果,也可以使国富兵强,处处有规律、有准则。但是整个社会人民,就变成缚手缚足,处处寸步难行,动辄得咎,随时可能触犯刑章,变成罪人。而且偏重用“法”治国,法理的逻辑愈严密,执行的弊端愈多。因为社会随时在变,人事也随时随地在变,法律规定也会随时随地增加。因此,立法执行的政府,变成无情的机制网。领导国家的帝王们,位在法律之上,自有特殊的裁决权,即使不是暴君,也不得不变成暴君了。任何一个大小的领导者,必定是众望所归、众怨所集的焦点。例如号称现代民主法制的美国,也正走入法律繁多的弊病,“律师”变成美国人民咒骂祸害的代名词了。所以老子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他希望的“无为”之治,是无法规的自治。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是无条例的自律。孟子也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专讲法治,最后使立法执法的人,自己也走不通了。历史上说秦始皇以“严刑峻法”治国,所以速其灭亡。其实,秦始皇懂得什么法不法的,他只是奉行秦国祖宗以来的法治,加上他个人的迁怒于人的暴行而已。
由于这作事,虽然他没有下令要活埋天下的读节人,但确实使人很震惊,引起知识分子和一般人们的反叛情绪。因此,他的大儿子扶苏也看不下去,便来对他说:“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以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谁知秦始皂听了,反而更加大怒,立刻下令外放扶苏,派他到上郡(延安)蒙恬所管的军区当监军(政治部主任)去了。就这样种下祸根,他死后,太监赵高假造他的遗命,要扶苏、蒙恬自杀,提早促成亡秦的后果。这就是秦始皇后期精神变态到了最严重的时候,造成所谓暴君暴行的由来。
社会的发展,促使历史的演变,到了春秋时期,中央王朝共主的周室威望渐衰,诸侯恃强凌弱,互相吞并。尤其是传统文化精神衰落,所谓“春秋两百四十二年之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屡见不鲜。战伐侵攻,不可胜数。”如果是为上代复仇复国而战的,还勉强可说是正义之战,只有二桩,其他都是仗势欺人的侵略战争而已。因此,到了战国时期,包括秦国就只有七国在互争雄长了。
这不就是《权利的游戏》么
恰巧在秦始皇十三岁即位那一年,韩国想用办法把秦国搞成民穷财尽,使他再也无力向东用兵。便派了一个搞水利工程,名叫“郑国”的人,到秦国去做间谍,设法说动秦国发展水利,打开泾河引进灌溉。工程到了一半,被秦国发现是韩国的阴谋,要杀了郑国。他便说:“你们现在要杀了我,没有关系,其实,我已经做到报国有功,因为你们为了做水利工程,没有出兵打韩国,等于我使韩国迟亡了几年。不过,你们要知道,这个水利工程做好了,便是你们秦国子孙万世的利益啊!”因此,秦王没有杀他。工程完成,使秦国增加四万多顷的农业生产土地,改善环境,经济增长,国家社会更加富有。但也可说使秦始皇开始对建筑工程有了认识和兴趣,所以后来要建造咸阳宫殿,建筑史无前例的“阿房宫”了。
哈哈 怎么这么搞笑啊!这不就是美国搞太空计划拖垮苏联吗?笑死了
所有的暴君,却成为改变历史的革命者,只不过坐享改革成果的,并非他本身而已。
那我肯定也是个暴君
宗法氏族社会,对统一国家、团结民族坚强作用的价值。但宗法氏族,不是种族问题,这可不能混为一谈。“治国”犹如“齐家”一样,你想改变自己家族们生活的旧习惯,也是很不容易的事,须从本身的“修身”开始,以身作则,有耐性,有方法的慢慢转化才行。何况“国家”是许许多多“家族”的组合体呢!
有一个人,叫审食其,从沛县开始,就为刘邦、吕后做管家的总务,过去官称的职务叫“舍人”。当太公和吕后被项羽掳去做人质的时期,审食其也一直跟随吕后做人质的副件。历史上只用一个字,“幸”于吕后,便知道了。事实上,他就是吕后的情夫。后来刘邦当了皇帝以后,还封审食其做“辟阳侯”。侯爵不是小官,张良有大功,也不过是“留侯”的侯爵。所以后人有诗说,“汉王真大度,容得辟阳侯”。
世界上最使人乐意拼命追求的东西,便是钱财和权位,但使人最容易堕落到丧心病狂的,也便是钱财和权位。证之历史上古往今来,上至帝王将相,下而平民老百姓,本来在贫贱的时候,还是一个平凡的好人。如果运气好,忽然发达了,就完全变了一个人。就以我个人的一生,见过也经过现代史上几次大风大浪,看到的接触到的人物各行各业也不少,对照历史的经验,可以说始终不因得意、失意而变更人品的,实在不多见。
如果以汉高祖刘邦来说,他本来就是一个没有文化基础的人,自起兵统将以来,直到做了皇帝,他那种“漫不在乎”的“豁达”个性,变得并不太大。只是从经验汲取失败的教训,对人对事的见识增加,心机就更深沉了。
历史上,对他的一生,很坦然地说:
初,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令萧何次律令(顺势大略修改秦法)。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定度、量,衡准则)。叔孙通制礼仪。虽日不暇给,规模宏远矣。
但对于文化教化,自秦政以后,刘邦并无建树,还属于草昧初创的格局。
由于这个历史真实故事,你可了解到夫妇家庭在权势利害的关系上,就会变更心志,换了一个与平常正常人格不同的心思。从爱情变成仇雠,由仁慈变成凶残,甚至亲生父子之间、母子之间,也会变做仇人。当然不只是女性如此,男性也会有同样情况。这种情形,岂只在权势富贵中心的帝王家族,即使在三家村里,有一两亩薄田的农家,也随时随地可见的。
由于这个历史真实故事,你可了解到夫妇家庭在权势利害的关系上,就会变更心志,换了一个与平常正常人格不同的心思。从爱情变成仇雠,由仁慈变成凶残,甚至亲生父子之间、母子之间,也会变做仇人。当然不只是女性如此,男性也会有同样情况。这种情形,岂只在权势富贵中心的帝王家族,即使在三家村里,有一两亩薄田的农家,也随时随地可见的。
得力于母亲的教诲
她的聪明,正合于孔子所说,“贤者避世,其次避地”的道理。事实上,她是有文化、有教养的一位贤母,她喜欢读《老子》,对老子的道家哲学有认识,懂得谦退为上策。因此,她达到了愿望,跟着儿子刘恒到北方,成为代王的太后。
事实上,汉文帝刘恒的一生,受母教影响很大,他以黄(帝)老(子)之道的学术思想治天下,正当天下人心厌乱思治的时候,全国上下,需要休养生息。他力守老子所教的“三宝”法则:“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因此,才贏得后来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的美誉。而且,也可以说,汉代刘家的天下,到他手里,才是真正奠定汉朝根基的开始。刘邦提三尺剑,于马上取天下,不能在马上治之。他的儿子刘恒,却能以道德文治守天下,才能建立了一两百年的西汉王朝。所以在他死后,大家议定他的谥号,够得上称一个“文”字,因此被尊称为“汉文帝”。
所以历史上对他的定评,大致都说,“慈惠爱人曰文”,
叶建文
叶建明
名字是爸爸起的吗??
汉文帝呢?他看过贾谊的文章,也很欣赏他的才华,但也知道他的空谈理想是行不通的。因此,即使找他来谈谈哲学的形而上问题,问问他对于鬼神问题的看法或许谈得起劲,直到半夜;但有关苍生社稷的事,汉文帝心头明亮,自认为比他清楚得多了,没有什么好说的。千古文人,大都如此。好在大家都不是文人,像我一样,更是一文不名的不文之人,就无所谓了
尤其到了汉元帝时代,完全确定以偏重儒家学术思想为主,才形成汉儒以注疏、训诂、考据为重的“汉学”。
这个意思就是不发展其他的思想,就反复研究儒家思想就可以了吗?
革命性的破坏打倒旧传统比较容易,但要重新建立文化,想做继往开来的大事业,就不是那样简单了。这也正合了传统文化的句名言:“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汉元帝偏好儒家,并非罪恶,但心有所偏,正违反了《大学》所说的,其心已不得其正的过错。尤其不知《易经·系传》所说“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传统儒家的精神文明,因此,可说使周、秦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散失,以及西汉王朝的衰亡,也正是从汉元帝手里开始。
《读史》的一首诗,可以借用暂时作一结论:
一编青史太陈陈,上下千秋笑转轮。 治乱凭天如有数,安危注意恐无人。 只闻叔世多豪杰,不信深山有隐沦。 叹息典谟三五册,万年难遇此君臣。
有关张船山这首诗,只要把起首两句和最后两句合为七绝,也就足够说明古往今来的历史,都是古版今印,但有人事的不同,内容大体上都是轮回旋转,翻来覆去差不多。他说除了《尚书》上所保存的有关尧、舜、禹等三五篇上古流传的好榜样以外,如果后世要想再碰上那些圣帝贤相,恐怕是永远的梦想,难以成为事实了!(诗中所说的典谟,是指《尚书》的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谟等篇。)
内圣外王
“知性”的“理性”,最容易受情绪所蒙蔽盖覆,容易被它所左右起伏。人的学养修到自能内明知性的德用,转化情绪,调和情绪,归到清明的本位,才得合于天性自然之道。
我读古人笔记,看到明代有一个人,对于买卖古董的看法,说了特别高明的三句话,他说:“任何一个人,一生只做了三件事,便自去了。自欺、欺人、被人欺,如此而已。”我当时看了,拍案叫绝。岂只是买卖古董,即使是古今中外的英雄豪杰,谁又不是如此。人不自欺,几乎是活得没有人味。我们从生到死,今天、明天、大后天,随时随地,总觉得前途无量、后途无穷才有希望,才有意思。其实,那些无量、无穷的希望,都只是“意识”思想形态上的自我意境而已,可以自我陶醉,不可以自我满足。(讲到这里,特別声明,不要误会了人生,就心灰意懒。你明白了大学之道,才知道做人的意义。)
人,因为有“自欺”,才会’欺人”,最后当然要“被人欺”。换言之,人要自爱,才能爱人,最后自然可被人爱。也可以说,人要自尊,才能尊人,这样才能使人尊你。
“意识”,是“心”起分别理想作用的先锋。它旋转跳跃变化的非常快速,而且最容易作自我欣赏、自我陶醉、自我肯定或否定。它就在我们脑子里盘据活动,发挥思想、理想、幻想等成千成万的作用。但它本身是把握不住,想过了用过了便溜了。它把好坏交给我们的“知性”去判断。它把种种影像收集归纳以后,又交给了“心”来安排收藏。要使“意识”净化,除非你真要做到“内明”反省的学问,随时留意它的活动,使它能“知止而定,定而后安,安而后静,静而后虑”,才能得到真正的“诚意”境界。这里的“诚”字,是包括专一、安定、无私、明净的意义。所以子思著《中庸》,便说:“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诚者,自成也。”同样是发挥“诚意”的内涵。这是“内明”之学的精髓所在。
同样的,我们平常生活中,对人处事,也是这个“意识”的作用最为重要。但你如果对“内明”学养不到家,那被“意识”所“自欺”、或“欺人”、“受人欺”是势所必然,事所难免。因此,孔子特别指出对于“外用”方面就要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才好。换言之,在“外用”方面,孔子教我们对人对事的原则,不可随便任意妄为,不可认为必然如此,不可固执己见,不可认为非我不可,这都属于“意识”不自欺的警觉。因此,曾子开头便说:“诚其意者,毋自欺也。”譬如说,人人都会埋怨被别人骗了,其实,人不自骗,谁又能够骗了你呢?相传禅宗的初祖达摩大师初到中原,将要入山面壁的时候,有人问他:大师啊!你来中国的目的是做什么?达摩大师对他说:我要找一个不受人欺的人。达摩大师才是真大师,人能先不自欺,才能不受人欺。(小心,也许我正在自欺,而且又欺了大家。)
你真能做到使意识、意念返还到明诚、明净的境界,那才叫做真正的“自谦”,这完全是靠自己的反观省察,才能得到的境界
海到无边天作岸, 山登绝顶我为峰。
看来是多么的气派,多么的狂妄。但你仔细一想,实际上,它又是多么的平实,多么的轻盈,它是描述由极其绚烂、繁华、崇高、伟大,而终归于平淡的写照。如果人们的学养,能够到达如古人经验所得的结论,“学问深时意气平”,这便是诚意、自谦的境界了。
因为人的“意识”在头脑中活动,就会促使神经细胞的变化,表现在面貌、气色、神情之间,那是逃不掉自己内心影响外形的规律。所以只有“诚意”的真诚,最为重要。“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如果真的学通了科学(我说的是真通,并非指专家的学位),他自然会了解到哲学和宗教学的严重性,就不敢妄加别人迷信的大帽子了。因为,自己不懂,就说别人迷信,这才是真迷信,也就是不“诚意”了。
诺贝尔奖得主goodenough 就是一个钻研宗教的人
曾子所说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他不一定是同宗教性或科学性的说法。孔门儒家学说,素来是主张“天道远,人道迩”。必须先从“人道”做起,立下根基,才可再及于形而上的天人境界。他的重点,是指任何一个人,活在“人世间”,你的所作所为,始终脱离不了现实环境,自然而然,就有许多人都在注意你的作为。至少如父母、妻子、朋友,乃至社会上其他人等,都是互相影响,互相关注的。至于从政、或是在各行各业,有所成就,有了名声地位的人,便更加严重了。例如说,在南宋末期,当贾似道做了宰相的时候,便有人送给他两句诗说:
劝君高举擎天手,多少旁人冷眼看
有些得了严重病的人(如癌症等),医药无效,便去虔诚信仰宗教,求神拜佛保佑,结果也真有得救好了的。因此就感恩图报,极力宏扬他的信仰,到了疯狂相似,说神或佛的灵验。
???yigaga说她父亲什么也不信,因而暴病死亡
君子为什么“无所不用其极”?
那么,曾子引用有关这三句话的结论说,“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要翻成白话来说,就是说:“所以是真君子,没有哪一样不极力随时反省,改过自新的。”换言之,曾子用这一句是说,真君子的“诚意”不自欺,他们都会坦然忏悔,“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但他用辞很含蓄,只说,“无所不用其极”。换言之,“无所不用其极”,是彻底的“洗心革面”,是真的“自净其意”,并没有掩饰之处。因此,才有后文提出总结“诚意”与“知止”的相关作用。(诚意)
但我可以说,亲身经历,阅世看人七八十年了,使我最悲叹的事,在这几十年来社会文明的变化中,文化教育失败,造成人和人之间的“无信”,非常严重,几乎到了人人既不信己,又不信人,一代不如一代。近年以来,已经到了“与国人交,止于防”。甚至可说,“与国人交,止于欺”的地步。这几十年,是什么文化思想?是什么文明教育的结果啊!实在值得忏悔反思啊!
但最有趣的,曾子却在这里引用孔夫子的话:“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并说“此谓知本”。讼,是争讼、诉讼,照现代语说,是打官司。这与“诚意”有什么关系呢?尤其孔子说,我听到别人打官司,原告、被告、证人、律师,都是各有各的理由。当我在听某一边说得很有道理时,又反过来,听这一边说得也很有道理。最重要的是自己要保持客观,并使大家没有纷争,都能心平气和,合理的得到解决。天下的歪理千条,正理只有一条。当是非纷纭,莫衷一是的时候,只能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所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阻止那个不合情理的一边,再也不要争辩下去。总之,就超越时空的“形而上”来说,是没有绝对的是非善恶的。但在现实的人世间,你只能依照全体人们共同认定的是非善恶为标准。所谓“大畏民志”,如此而已。
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人们如果真能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可知道“大学之道”是由“乾卦·文言”的“大人”之道的发挥。明白了这个原则,才懂得“外用”、“知止”的不易。无论古今中外,人们要想自立立人,自利利他,上至领导国家天下、服务人群,为英雄、为豪杰,从事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中至经营工商企业,或为一家一己的商贾买卖,甚至只为个人的谋生,如果不明白“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的“诚意”、“知止”原则,只知精进发展,任意妄为,那就一定会给自己带来临去时的后悔莫及了!不过,大家放心,在一般平常的人们,虽然到了生命尽头,仍然不知“诚意”、“知止”的“进退存亡”之道的,所谓“至死不悔”,那是普遍的情形。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是说每个人,平常都生活在散乱或昏迷的现状中,此心犹如鸡飞狗跳,并不安静在本位上,所以只要能收得放肆在外的狂“心”,归到本位,就是真正学问修养的道理了
十八、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国,素来是文哲不分、文史不分、文政不分,是混为一体的文化学问。过去了不起的政治家,也就是哲学家、史学家、诗人、学者。如果你要研究中国的哲学,不会中国的文学、诗词、歌曲,不懂“二十六史”,就很难说是真能通达博雅了。
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有内在隐痛,或另有心病,或与生俱来内有暗病的人)。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
愈是受过患难曲折、生活在艰难困苦中的人,才能反思立志,完成了伟大的学问、技能和道德的修养。
我们这次研究讲说《大学》,大体上,是把它的内容,划为“内明(圣)”与“外用(王)”两大项目。由“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知止而后有定”开始,直到“致知格物”、“诚意、正心”,属于“内明”的学问修养为主。从“正心”与“修身”来讲,已属于内外兼修的范围。但到了“齐其家在修其身”的阶段,直到“治国、平天下”,可以说,是属于纯粹“外用”之学了。但是,所谓“外用”之学,也可以说,就是行为学,或行为心理学;伦理学,或政治伦理学;管理学,或管理领导学。总之,如照现代人的巧立名目的习惯,你要略有所知,就可夸大其辞地戴上高帽,爱叫它什么学都可以。但不要忘了,它本身早已有了一个最好的名称《大学》。
古代所谓的家,是由“高、曾、祖、考、子孙”五代一堂、贯穿上下的家。但这还是偏向于以男子社会为中心的家。如果再加上由女子外嫁以后,所谓姑表姨亲等,亲戚关联的家族相连接,构成一幅方圆图案的家族社会,再加上时代的累积,那么,岂只是五百年前是一家,几乎整个中国,本来就是一家人,这是一点儿都不错的。
“大家庭”的“家族”观念,在中国文化中植根深厚,它影响了东方的亚洲,如朝鲜、日本,乃至东南亚各地。它也是民族主义和民族共和思想的根源。尤其在中国,直到现在,你如果能深入研究各个地方的“祠堂”和“族谱”,那种“慎终追远”的精神,以及旧式“祠堂”家族的“家规”,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古代政治制度,从政的官员那么少,社会治安、保安人员等于零,它用什么方法、什么体制,能够管理好那么一个偌大的中国。
我们现在再重举一个三百多年前的例子来说,当明末清初时期,满族在东北,一个寡妇孤儿率领十来万满、蒙军队,其中包括少数的汉军,就能轻轻易易的统治中国四万万的人口。他们靠的是什么,并非全靠杀戮,也不是全靠严刑峻法。他们是真正了解文化统治的重要。由康熙开始,他已经深深知道儒家学说的“齐家、治国”的重心。因此,他颁发“圣谕”,要乡村民间知识分子的读书人、秀才们,每一个月的初一、十五,在乡村的祠堂里,讲解“圣谕”,极力推行提倡儒家的孝道,以及把儒学作为戒条式的律令。后来到了雍正手里,又重新扩充了康熙的“圣谕”,成为《圣谕广训》。他们了解“社会教育”的重心,是在形成整个社会的一种循规蹈矩的道德风气,而达到一种不言之教,不令而威的效用。
“大家族”的宗祠,它不是一种法定的组织,它是自然人血缘关系的“标记”,是“宗法社会”精神的象征,是“宗族”自治民主的意识。
除了“宗法社会”、“大家庭”的精神遗风,演变成“宗族”的宗祠(祠堂)之外,由南北朝、唐、宋以后,中国社会佛、道两家的寺、院、庵、堂、道观等等,都是有形无形兼带着在做“社会福利”的工作。
在中国,“宗法社会”和“家族”所形成“大家庭”的观念,有四五千年的传统,在唐、宋时期,最为鼎盛。最有名,也最有代表性的历史故事,就在唐高宗李治时代。正当公元六百六十余年时期,高宗到山东泰山去,听说有一位九代同居的老人,名叫张公艺,便很好奇顺道去他家里看看,问他是用什么方法,能够做到九代同居而相安无事?这位张公艺请求皇帝,给他纸笔,要写给他看。结果,他接连写了一百个“忍”字。高宗看了很高兴,就赏赐他许多缣帛。后来就成为历史故事的“张公百忍”。不知道当时的张公艺是有意对高宗的启示,或是对高宗的警告。无论怎么说,他却无意中帮了武则天。同时,也确实是他由衷的心得,说明做一个“大家庭”的家长,等于是担任一个政府机构、大公司的主管,也犹如一国家的领导人,自己要具备莫大的忍耐和包容,才能做到“九代同居”而相安无事。
忍,嗯。那会不会精神扭曲??
至于公平、公正、齐治一个“大家庭”或“大家族”,他的重点,在一个“情”,所谓骨肉至亲之情上面,不能完全“用法”,有时也不能完全“论理”,假定本身修养不健全,大至家破人亡、骨肉离散是很平常容易的事。
照我默默的观察来看,依照现代物质文明的快速进步和精神文明相对的衰落。不论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甚至举世皆醉的工商业竞相发展,在不久的将来,人类社会不会再有家庭制度的存在,而且也没有婚姻制度神圣的存在了!人类历史的剧本看到这里,我自己觉得可以“煞搁”了。因为我是一辈子看戏的,再看下去不是不好看,习惯不同就有点太陌生不大自在了!
尧治天下五十载,出外巡视,到了陕西华山一带。华封人(管理华山地政的人)祝曰:“使圣人富、寿、多男子(愿你长寿,大富大贵,多子多孙)。”尧曰:“辞(多谢你了,我不需要这些)。多男子则多慎,富则多事,寿则多辱。我们看了帝尧辞让别人祝福的话,实在很佩服,不愧可称之为“圣人”,这也就是后世道家思想的根源,具有出世怀抱的超然感受。但是华封人听了,便又说道:天生万民,必授之职,多男子而授之职,何惧之有。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天下有道,与物皆昌。天下无道,修德就闲。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何辱之有。
看来,华封人这一段话,又是帝尧以后,儒、道本未分家的共同思想。不过,要活千年才厌世而去,未免又太奢侈了吧!正如佛说,长寿,是三灾(刀兵、瘟疫、水火)八难中的一难。仔细看来,的确别有高见。
无论是欧洲方面的英格兰、爱尔兰、法兰西、德意志等民族,乃至由各种民族所拼凑的“美利坚”国民,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区和各国各地的少数民族等,在他的社会中,也都以拥有“故家”或“世家、“大族”而自豪、自傲的观念存在,这是人性的特点,也可说是人性的弱点。举例来说,在现代的美国,对于已故的总统肯尼迪,便有其特别的追慕之情。
尤其像现代的一家只生一个孩子的家庭,集中了大人们的亲爱、哀矜、畏敬、敖惰,甚至贱恶于一个孩子身上。真是使人不寒而栗,不敢想象,将来后一代的子孙,是什么样的情况。
亲生的母亲,虽然最恨她的偏心所造成的错误,但到底还是有母子骨肉的亲情。人世间最难解脱是情的作用,尤其是亲情最难了了。所谓孝道,便是至情的表现。事后,庄公也很后悔,话说得太过头了,事也做得太绝了。总算经过他的另一位功臣颍考叔的劝谏,为了兑现誓言,叫庄公挖了一条地道,再使母子相见,终使母子重新团聚了,恢复原来母子之间的亲情。《左传》记到这里,便说:“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孝敬父母,是人性爱心最基本的真诚。孝敬自己的父母,又扩充到孝敬别人的父母,这才叫做“纯孝”
《左传》的原文很精彩,文字写作得很优美,而且简练晓畅,翻成了白话文,反而没有那种纯朴深刻的风味了!我们小时候读它,是要朗朗上口,背诵得出来,一辈子都有用处。变成了白话,就没有深度了,看过了就会丢掉,很少有再启发作用的价值了。孔子著《春秋》,是从他的故国鲁隐公元年,也就是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七二二年)、亚述帝国灭以色列的那一年开始。换言之,郑庄公出兵打弟弟共叔段,就是发生在这一年的故事。孔子对郑庄公的贬辞的要点,只用了一个“克”字。因为一个国家,对敌用兵胜利了,才可以叫“克”。共叔段是他亲兄弟,做哥哥的明明知道他被妈妈骄惯宠坏了,为什么不在事先好好设法教导,至少,也应该预先防范处置。但郑庄公却用政治手段,故意培养他、放纵他,造成他犯最严重的错误,叫全国的人看清他的不对。又把他当敌人一样,出兵去讨伐他,表示自己的了不起。其实,郑庄公从基本出发,完全是玩弄手段,制造一个罪过的圈套给弟弟和母亲去钻,因此而赶跑弟弟,甚至在征战中杀了他,还自充好人,是为国家安全,不得已才大义灭亲,这就是阴险奸诈的用心。不但没有兄弟友爱的亲情,对母亲更没有真正的尽孝,为什么不好好事先感化母亲的错误,而且这样做,更是大大不合于“治国”、“从政”的道德,是为后来春秋时期各国的诸侯,开启了坏风气的“始作俑者”。所以孔子只用了一个“克”字来标明他的罪过。这样以一个字来批判善恶、是非,就叫做著《春秋》的“微言大义”的精神所在,也就是奠定了后来中国两千多年,写历史用字用句的典范。
至于对郑庄公母亲的偏心偏爱的过错,孔子不忍心说“天下有不是的父母”而已。但左丘明却根据孔子的《春秋》,“秉笔直书”,把郑庄公和他的母亲的不能“修身、齐家”的前因后果,都记述得清楚,为后人做警惕的榜样,这就是《左传》所谓“传”也。这也就是不能“齐家”,不足以“治国”的“宪”榜。
除了怕“生”怕死以外,怕没有饭吃、怕没有衣穿、怕没有钱用等等,无论穷富,谁也难免一怕,这就叫做畏惧。
世界上什么是最可怕的呢?鬼神并不可怕,因为没有见过。上帝、佛、菩萨也不可怕,天堂和极乐世界都距离我们太远。最可怕的是“人”,更可怕的是“自己”,尤其可怕的是人自己所造成的“人”神,它的代号,叫做“权威”。其实,权威只是虚名,它没有一个东西,但它又把握支配了一切的东西,它是以一个孤苦伶仃可怜的人为形象,是“寡人”、是“孤家”,他使人不想接近,又想接触。
明主者有三惧:一曰处尊位而恐不闻其过。二曰得意而恐骄。三曰闻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
“畏敬”的心理,不只是在对上辈的父母,或长官而言。如兄弟之间、夫妻之间,也很容易形成偏差。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些家庭,因为有一个哥哥或弟弟、姊姊或妹妹,个性特别或比较有才能,也就容易形成“畏敬”的心理,甚至父母反而怕了子女。
“哀矜”用现代话来说,便是“怜悯和同情”。“矜”这个字,包涵有“自满”及“怜惜”几重意义。《大学》在这里所用的“哀矜”,是怜悯、同情的意思。犹如孟子所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它是人性固有的爱心和同情心。尤其是女性在这方面的反应,比之男性更为明显。因此常常有人引用古代成语,所谓“妇人之仁”。其实,不要轻易曲解“妇人之仁”这句话,把它当作无用的代名词,扩充“妇人之仁”,才是大仁大义、大慈大悲。就怕你如“妇人之仁”的仁心都没有,就不必假借大仁大义来掩饰自己了。“慈悲”、“仁爱”、“哀矜”本来都是好事,但亦不可以受自己心理的蒙蔽,发展变成偏向的一面。如果变成偏心、偏爱,下但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甚至也不能“修身”,不能自处。
我们也可以从佛学中去了解“慈悲”另一面的作用,如说:“慈悲生祸害,方便出下流”。这种道理,和人生实际行为的结合,“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不然,就犹如现代一般人,在那些报屁股或杂志的尾巴上,看到学到一句“爱心”,或“爱的教育”的皮毛,就一味只以“爱”啊“爱”的教养子女,最后多半变成“爱”之反而“害”之了。希望大家真要“好学”、“慎思”去“明辨”它才对。
这个非常值得反思。所以爱孩子也是有方法,爱之不可宠溺
有关第五个“(人)之其所敖惰而辟焉”的内涵,须先了解所谓“敖惰”两个字的意义。在这里所用古文的“敖”字,就是后世常用的“傲”字,也就是“骄傲”的“傲”字。但严格来讲,“骄”比“傲”更厉害。“傲”是内在的,正如古人所谓,此人有“傲骨”、或有“傲气”,这还代表了有一点赞许的意思。“骄”就有使人受不了的粗暴之感了。如果又“骄”又“傲”,那就什么都免谈了!例如我们现代,常常为了某一件很荣耀、很得意的好事,便说“值得骄傲”。那就完全用错了词句,把中国人自己,变成没有文化的国民了。这是几十年前,那些翻译者的粗心大意,把Proud这个洋文字翻译错了。事实上,是叫做“值得自豪”的意思,那就对了。“惰”字,当然是指“懒惰”的“惰”。但严格的说,“惰”是不太勤力,不太勤快的意思。借佛学来说,叫做“懈怠”,太过松“懈”,又是得过且过,马马虎虎了事,就是“怠”。换言之,“懈怠”就是“惰”。“懒”就不同了,此“心”从“赖”,根本上,就是什么都不愿意做,不肯动,不想动作,这就叫“懒”。正如《西厢记》上的一句诗说,“万转千回懒下床”,那是真“懒”。
不必要等你报上生辰年月,命已算过了。你要问将来的时势和社会趋势,多看一下后一辈的孩子教育文化,就可大概知道未来了。孟子有一段话说得很对:
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贵的家庭,或是社会富有了,就会养成青年人多“赖”,爱炫耀、爱耍阔、爱奢侈、好高骛远。社会苦寒,家庭贫穷,就会使青年人容易走上“暴戾”愤恨的路上去。
历史上还记载了陶朱公的经营产业及财富,有三徙(三次迁居别地)三散的经历。这也就是根据范蠡自己的名言所说,“大名之下,难以久居”的原则。有名与有钱,都不是人生的大好事。但是世界上的人,都在拼命追求名利和权位,怎么说也是白费的。只有在名利、权势上亲身打过滚的人,才比较清醒了一点。但是,都是已经到了“尸居余气”的时候,虽然清醒了,太阳就立刻要下山了!像范蠡的一生,除了事功以外,自处之道,非常高明,可说是千古一人,不愧是正统的道家人物。
从陶朱公亲切说明刻苦成家子弟节俭谨慎的习性,容易偏向于吝啬;出生于富贵家庭子弟的习性,容易养成偏于放浪轻财“敖惰”的习性。
赚钱发财很难,但有了钱财以后,用钱更难。用得其时、用得其分、用得其当,并不容易。而且必须要知道财富是不属于你的,是属于整个社会人类的。你纵使有了财富,那也只是有了一时的使用权而已。它毕竟非你之所有,只是属于你一时所支配。
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这是说,一般人尽管疼爱自己的家人和儿女,但必须明白在疼爱好的同时,还要了解他有反面的坏处和恶习惯。换言之,当你讨厌自己的家人和儿女,同时,也要切实了解他有美好的一面。不可以单凭自己私心的爱好或厌恶,就全盘偏向。但是,人是很可怜可悲的,往往只凭自己的主观成见,就否定了一切。因为人是最难反观自己,最难反省自己的。所以曾子便很感叹的说,人能不被自己主观成见所蒙蔽的,举目天下,实在是很少见啊!
所以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 “当你讨厌自己的家人和儿女,同时,也要切实了解他有美好的一面。”是不是对我父母过于主观了??
曾子所引用谚语的第二句“莫知其苗之硕”,很有意思,如果你是在农村长大,便会知道,老农友们每天还没见亮就先起身,走到自已种的地里转一圈,看看自己种的稻谷麦子,老是那么高,没有长大很着急。但偶然回头,四面一看,别人种的好漂亮长得又快,看来实在很泄气。其实,别人看他的,也一样总觉得自己的不如他人。为什么呢?因为天天在眼前看,就看不清楚究竟了。所以,凡事要冷眼旁观才清楚。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看人也是同样的道理。
大家庭的家族,便是人群社会的基本,犹如一个小国的雏形,而且它所注重的是礼治,而不是“法治”。“礼”是文化的教养,道德榜样的感化。
我们现在提到礼治、法治的问题,只是要大家了解孔门儒家的传统学问的主旨所在,是以人本位的“人伦”之道出发,外及“为政”的原则原理。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贯道理,都不外于这个范围,它并不是讲政术、政法的运用法则。明白这个道理,才好去学习了解原本《大学》、《中庸》等书的精义所在。
什么叫“政治南伐”啊?他说:“做官、玩法、贪赃、腐败、无能、争宠、争权,哪一样,都跟清朝以前的帝制时代,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外表不一样而已。而且他们还不像帝制时代有水平,那时还较为文雅多了!你父亲要你读书不做官,是对的。’一代赃官九代牛’来偿还罪孽,可怕啊!”老实讲,他这一番话,我数十年来记忆犹新,世事几经反复,愈看愈不是滋味。这真如张问陶的诗所说:“一编青史太陈陈,上下千秋笑转轮。”将近一个世纪的革命,百年来的岁月,反反复复,依然如故,真的令人气结。
从西方后期文化的民主、自由思想东来,开始冲击中国的固有传统文化,渐渐又互相沟通了解而结合。你看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美式的民主选举作代表来说,当他们为了竞争登上国家领导人的宝座时,互相揭发缺点,甚至作人身攻击。对于他青年时代的学业成绩、男女恋情,甚至夫妇之间的嬉笑怒骂,都要拉上电视来讽刺。大家还公认,这才是真正民主的风范。诚然,好玩是好玩极了,但是世上真有多少人是白璧无瑕的圣贤啊!照这样说来,自三代以后,有才能而德行有缺点;有高尚的品德,恰恰又缺乏掀天揭地的才能;在才、德和学识三者之间,又要别有雄才大略的气魄,这样的人,恐怕只有向印象派画里去找了。而且,这是在要求别人是圣贤,不是在人人要求自己是圣贤啰!似乎有欠公平吧!但不管怎样说,现代西方美式的民主选举挑剔病,正如B型的流行感冒,风靡一时,归根结底,还不及我们传统文化中孔门学派的《大学》、《中庸》之道说得更明白透辟呢!并且它不是要求他人,而是要人人能明白自己要达到的学养目标。“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要“诚心”地要求自己,虽然没有完全做到,也不太远了,总会达到目的。
那么,原本《大学》,关于“治国必齐其家”的原文怎样说呢?“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在这一节里,先要了解所说的“教”字,照传统文字学的解释,教者效也。这个字的内涵,便有教化、教育和效果的意思。因此,便知他所说的是人人要求自己的学养,发挥“外用(王)”,先要从齐家做起。而且更要了解这个“齐”字,在传统文字学的解释上,有平等、平衡、持平、肃静的内涵。
因为你从“成人”而进入“大学”的阶段,既已养成“致知、物格、诚意、正心、修身”的“内明(圣)”之学,自然也可以因“身教”而影响自己的家人,使他们能够了解做人处事的标准方向,而使整个家庭,安和利乐。假使对于亲如家人都不能达到教化、教育的影响效果,那么,你说进入社会,担任公职,或替别人做事业,反而能有教化、影响大家的效果,那是肯定不可能的事。所以说,一个真有学养成就的君子,即使不走出家门一步,他也能够对于整个的社会、国家,会起教化、教育影响的效果。
“三太”的母仪
古公有贤妃曰“太姜”,即季历等三兄弟之母。太姜有美色,而且性情贞静柔顺,并且极有智慧。教导诸子,至于成人,从来没有过失。古公谋事,必与太姜互相商量。随便古公要迁徙到什么地方,她都不辞劳怨,顺从追随。
季历即位,又娶有贤妃曰“太任”,史载,称其端庄诚一,德行无缺失。及有身孕,即自开始胎教,所谓“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因此而生文王。
文王又有贤妃,曰“太姒”。《史记·周本纪》说:“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列女传》称其“生十男,亲自教诲。自少及长,未尝见邪僻之事。文王继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
周室由古公亶父到季历、文王三代,都有贤妃良母助兴周室。所以能形成姬周王室七八百年的宗室王朝,都是由其上辈“齐家、治国”的德育教化而来,并非偶然徒然的提三尺剑,一战功成而得的天下。因此,后世尊称别人的妻子叫“太太”,便是从周室有三位“太”字辈贤妻良母,母仪可风的典故而来,并非是随随便便的口头语。
见微而知清浊(尤其对事理的观察,透彻微末,由某一点上就可分别清浊好坏)
另外,在这个时期,可称为第二个成功的,而非职业性的外交大使,那便是子贡为救鲁国的国难,出使吴、越、晋之间的纵横外交。子贡和季札,应该都算是中国外交史上最成功的两种榜样。后来的苏秦、张仪,并不足以和季札、子贡二人相提并论了。
既然明白了为父为君的明智意向,既不能避世,就只有避地、避人一个方法,才可以解脱“宗法社会”君臣父子之间的矛盾烦恼。所谓“知进退存亡之机,而不失其正者”,才能“知止而后有定”,然后做到“孝者,所以事君也”的实效。唐、宋以后的儒家们,特别提出“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的论调,也许不完全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或者是把孝与忠的定义,只范围在一种小忠、小孝的个人人格圈圈以内!
其实,推位让国的最高理则,并非如此。它的主旨,只是局限在“齐家”范围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礼让行为,并非是加于领导有国者的大君主,或大领导统治者的要求。
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前面说到唐虞传天下之难(人),再说到秦“盖之一统天下,若斯之难也”(事)。但刘邦之天下,自认马上得之,但未必能马上治之。所以上古之时,用“道”、“德”来理天下,战国以后,历代帝王以“霸”和“术”来治天下或争天下。所谓“霸”就是武力和权威,而“术”就是方法、手段。如果以“明明德”、“亲民”为出发点,那就可以成为历史上的“民君”了,正如西方马丁·路德所说的,不择手段,以达到最高道德目的。但说起来简单,古往今来,做到的又有几人呢?所以玩弄手段、自欺欺人毕竟是很危险的。
中国过去的历史,都是自称为儒家的大学者所编纂。他们都是戴上有色眼镜,凡是碰到佛、道两家或不懂的事,就毫不客气地删除。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正为此故。
但从朱元璋和永乐以后,明朝三百年的天下,所有朱家王朝后代的职业皇帝,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人君。而且大多都如他的祖先朱皇帝一样,内在有极恐惧的自卑感,因此轻视儒生侮辱臣僚,使朱明一代三百年来的政权,操纵在那些不男不女的太监手里。正如《大学》所说:“一人贪戾,一国作乱”,极其可悲。我有时读《宋史》的感受,大有如北宋初期名相晏殊的词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味道。当我读《明史》的感受,就完全不同,好像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味道。赵宋和朱明两家的天下,同有三百年的执政时期,收场几乎都很可悲。
“尘土十分归举子,乾坤大半属偷儿”
其实,初期满清的入主中国,实在是“乘时而兴”机会给予的时代幸运,并非是满族的文治武功,另有特别高明之处。
从清朝得到的历史教训
我们如果要认真吸收历史的教训和经验,“鉴往而知来”,那就要:
一、应该要切实明白中国两三千年的内忧外患,重点都是起于边疆的边政、边防问题。
三、满清入关前后,他们的领导上层,初期所吸收的文化,是受《三国演义》和老子《道德经》的影响最大,并未认真接受儒家的思想(《三国演义》这部小说,在日本如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幕府,也都受它影响最大,罗贯中先生真亦足以千秋矣)。
西汉的“文景之治”,是重用黄(帝)、老(子)的道家文化思想。后世称它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那么,满清在康、雍、乾三代,是“内用禅佛”、“外示儒家”。这是绝对正确的事实,如假包换。只可惜后世一般人,对禅佛之学太过生疏,反而不能学以贯通,自被成见所瞒了。
假定,你能明白前面所讲的要点以后,你就可以了解在满清初期一百多年,甚至后来百余年来,他们并没有像汉、唐、明朝各代所谓历史上最头痛的外戚、女祸、宦官、藩镇等祸国殃民的大乱出现,岂是偶然的幸运吗?当然不能以他最后末代的慈禧、李莲英,或者,拿过去历来的“反清复明”,有意尽量描黑的“清朝宫阉内幕”等小说来讲,那就没有什么话好说了。
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诸”字古代是通“于”字用)
人类的社会原本无法,“法由人造”,“令自人兴”。以传统的文化历史来说,三代到西周的时期,姑且统归在礼治的社会。所谓礼治的精神,首先的原则,注重在教化。因为那个时期,文化知识教育,只属于官府和士大夫所有,教育并不普及。平常的人们,客气一点都叫做“庶民”,不客气一点,都算是愚氓,用俗话来讲,也叫做“细民”。
礼治,不但在于要求上层阶级的士大夫们,同时也是要教化一般的庶民。所谓“不教而诛之”,则过在士大大们所从政当权的官府,并不完全重责于庶民,这是礼治文化最重要的精神所在。
但帝王政体的法治,只是对皇帝以下的上下一切人等来说,独有皇帝本身,自有特权,不受他自己所制定颁布的法律所管。皇帝是“出言为经”、“吐语为法”的一个怪东西。所以秦、汉以后的许多帝王,本来都是前朝依法所称的盗贼或叛臣出身,一旦取得天下,登上宝座以后,便自又颁定法令,依法管理臣民了。早在春秋末期的庄子,就说过这样的话:“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出焉。”
注重法治的管理,便是霸道的效用。王道的礼治和道家的“慈俭”,固然是应时良药温和清勤,有时的确难以治愈重病或急症。
多做好事才是真修行、真学问
历史的兴衰成败,几乎都是同一版本的新修花样。
但从和他的谈话里,会而通之,便可了解法令、政策合不合于民心,以及历史上所说吏治的重要,就是基层干部的好坏和一个政权的关系,是多么的严重啊!
女娲称“氏”,仍是代表了上古以母系为中心的意义。而且人们所生存的最伟大的天地,有了严重的缺憾,还是要靠这位人神之间的老祖母出手撑持,才能挽回人类的浩劫。女娲氏,才是代表了人类母性的最伟大的光荣和功德。
为什么我要从远古说起,以母系社会为中心的道理呢?简单总括的一句,我要特别提出声明,我是认为中国文化传统继续保持了五千年,大半是靠过去历史上女性伟大的牺牲,以及她们所付出的“忍辱负重”的功劳。换言之,女性对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的确犹如女娲氏“炼石以补天”的功德。但这是说过去,今后是如何?我也和大家一样,只能知过去,并不能知未来,更不明白现在。
因此在孔子的思想观念里,女性的功劳对于“治国齐家”十分重要,他还极力赞颂了周初姬家母教和母仪的伟大,对于周武王革命事业的成功、周朝的兴起极力推祟,因他有了十位最重要的贤臣,其中一位,还是女性呢!
“五四”当时,搞妇女运动的人,一听到女子要有“三从”、“四德”,就大喊打倒,而且都盲目地归罪到“孔家店”里去。其实这都出于《礼记》中《仪礼》上的记载。而且“三从”、“四德”的内涵,并没有一点轻视女性、或是压迫女性的意思。所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或谓老来)从子”,就叫“三从”,那有什么错?你把“从”字换做现在流行的法律术语,变成“负担”或“负责”来想想就通了,那真是对女性的尊重啊!女子在未嫁之前,应该由父母负担生活,负责教养,有什么不对?结婚出嫁以后,作为丈夫的男人,就应该负担起妻子一切的生活费用,负责妻子的安全,那又有什么不对?除非是反过来,男人要靠妻子生活的才对吗?丈夫死了,当然妻子自身的父母也老了,不靠子女的照应,怎么办?……如果你把“从”字只当做“服从”、“盲从”的意义来解释,那便是你这个中国人,还没有弄通中国字的内涵,还需要再回去在“孔夫子师母”那里多学习学习吧!
说到“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四德”,这是有关妇女人格和人品养成教育的目标,不只适合于女性,即使是一个男儿,也同样需要有这种教养。一个人的品德有了问题,不论是男女,当然是不受人欢迎。言语粗暴,或是刻薄贫嘴,或是出言不当等等,也就是一般人所谓的没有口德,那也当然不行。至于“妇容”一项,更不要误解是在选美。古文简略,它所谓“容”,是指平常的“仪容”整洁,不要故作风骚,给人做笑料。“妇功”一项,过去在有的书上,要把“功”字读成“红”字的音,那是专指刺绣,或裁缝衣服和精工纺织的技能。
《大学》所讲“治国在齐其家”,首先所提出的“之子于归,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便是依照传统文化《周礼》的精神,要点是讲一个家族、家庭中,首先需要有一个具有妇德的女主人,才能使这个家庭、家族父子兄弟、上下老幼,各得其“宜”。
人道上的第一重宝,就是“女宝”,也就是贤良有德的后妃。
曾子只好著之于书,告诫奉劝天下后代,真正儒家“孔门”所教育的学问重点,对于“治国齐家”之道,首先重视有“贤妻良母”的“宜其家人”。同时就是兄弟姊妹之间,和妯娌、姑嫂之间的“宜兄宜弟”,就是如此而已。尤其如现代人,已经开始有了“四海为家”的习惯了。假使碰到为了个人的利益关系,和兄弟姊妹、朋友之间争得太过分痛苦的时候,我总是常常提醒他们一句话,古人说的“一回相见一回老,能得几时为弟兄”。退一步,放一着,就可自求多福了。话虽如此,如果没有“知止”、“诚意”的平日涵养工夫,一碰到事情,就绝难做到了。
曾子只好著之于书,告诫奉劝天下后代,真正儒家“孔门”所教育的学问重点,对于“治国齐家”之道,首先重视有“贤妻良母”的“宜其家人”。同时就是兄弟姊妹之间,和妯娌、姑嫂之间的“宜兄宜弟”,就是如此而已。尤其如现代人,已经开始有了“四海为家”的习惯了。假使碰到为了个人的利益关系,和兄弟姊妹、朋友之间争得太过分痛苦的时候,我总是常常提醒他们一句话,古人说的“一回相见一回老,能得几时为弟兄”。退一步,放一着,就可自求多福了。话虽如此,如果没有“知止”、“诚意”的平日涵养工夫,一碰到事情,就绝难做到了。
曾子在《大学》里所提出的“絜矩”之道,也就是后来子思所著的《中庸》之谓“中”的由来。简言之,什么叫“中庸”?就是“絜矩”之道的发挥。
至于原文所说“上下、前后、左右”的内涵,切勿随便放过,以为一目了然,一看便懂。不需要多加讨论,那就难免有过分大意的失误了。例如“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这是说你本身在上位,作为领导的人,不管你是做皇帝,或做官的臣工,乃至做老板、做师傅,甚至做父母、兄长的人,凡是居于上位的人,无论你做任何一件事,自己想来都很讨厌,或很为难,或者很不应该去做,只好自我逃避,就要指使下面的人去做,那便是“缺德”,就是“意不诚、心不正、身不修”,切切不可如此。相反的,如果你身居人下,对于有些事,有些作为,自己想来都有些厌恶,但是为了讨好上级,就改变方法,把坏的成分,花言巧语,另加包装,怂恿上面去做,或是掩盖自己的过错,故意诿过于上级。那就是“意不诚、心不正、身不修”的最大“缺德”,切切不可如此。不过,这样的理解,还只是略说一面。如要照人世间的人情险恶心理去分析,再来参照过去历史上的故事,便可了解这两句所包含的内容还多着呢!希望大家自己去好学、深思吧!
至于“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看来又是多么的简单。但你仔细想想,就完全不同了。譬如说,有一件事,我们从前就很讨厌它,不想办,现在又碰到了,就毫不犹豫地把它先搁在一边,这样,也常常会发生偾事或误事的后果。因为一切事,都会因时(间)、空(间)而变化的,未必从前讨厌的事,现在仍旧讨厌啊!或者这个人,是你从前最可恶的人,他现在已改过从新,你还照以前的厌恶,不让他重新做人,把他一切阻碍在后,那也是不对的。至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譬如有一件事,或一个人,你看到将来的后果一定不好,但今天是由我或要我来办,你就“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不管对与不对,先行处理了再说,那也常常有“后悔莫及”的反效果。诸如这样的理解,如果对照过去历史上所经历过的事实来讲,那便太多太多了。
又如“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这四句话的左右对比,很简单地讲,是说在做人处事上,自己碰到不遂意或很不愿意去做的事,就不可以随便推托给平辈平行的人去做。例如让做官的同僚、同事,社团、公司中的同仁,甚至或亲如兄弟姊妹的朋友们去“勉为其难”,“委曲求全”了,但扩而充之,从“治国平天下”的大是大非、大经大法来讲,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政体、任何一种制度,都会碰到有左右两班两派的不同意见而形成矛盾,须在最高领导的原则上,绝不可以把右的一方所厌恶的事或主张,就强迫要左的一方去做。同样的,也不可以把左的一方所厌恶的事或主张,就强迫要右的一方去做。至于处在最高领导层的地位,要怎样才能调和平衡上下、前后、左右的各种对比矛盾,而使其得到中正和顺的境界,那真是需要有大智慧、大仁德、大勇气的才器了。也正如岳武穆讲用兵之道一样,“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实在只可意会,难以言传。也正如古德禅宗大师们所说,“如珠之走盘”,并无一个定位的方法了。如果有一个固定的方法,那已是落在上下、前后、左右的偏旁圈圈之中了。
对于《大学》这一节的名言,也有人说过,就是孔子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其实不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对个人自我的学问修养来讲。至于本节所谓有关上下、前后、左右的话,始终是从“大学之道”的“明德”、“内明”之学出发,然后推之于“外王(用)”、“亲民”,而作为一个领导者,在对人、治事、处世之际来讲,其中的内外、表里、精粗之际,实是因应事物的大学问。如果以《大学》本身的主旨来讲,必须要先从“知止而后有定”,直到“虑而后能得”,通达“格物”、“致知”,配合“诚意”、“正心”、“修身”的全程修养,才能真地明了“絜矩”之道的妙用了。
因为权位与功名富贵,都是外来的物欲,但也最容易迷惑自心,使人丧失“智知”的理性。宋代的名臣大儒欧阳修曾经说过:“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
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
尤其是一个国家,就是人民、土地、财货三个因素的综合凝聚。然后构成一种总动力的共同经营,
所以在争取人和与争取财货这两者之间的妙用上,曾子就特别提出一个道理,即“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这个大原则,那是万古不易的名言,也是人类生存和生活上的大原则。赚钱难,聚财难。但是用钱更难,散财更不易。能够赚钱聚财,又能够善于用钱和散财的,必然是人中豪杰,不是一般常人所能及的。至于死守财富和乱散钱财,当然是一般社会人群中常有的两种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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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文王)寝疾,谓世子(武王)曰:见善勿怠(看到应该做的善事,不能偷懒不做)。时至勿疑(凡事要把握机会)。去非勿处(过去曾经有错误的事,快改,切勿流连)。此三者,道之所止也。世子再拜(听完了,叩了两三个头)
看了历史上所记载的故事,由周文王开始教诫儿子的三句话,除了勉励武王努力为善以外,特别重要的一句,便是“时至勿疑”。至于怎样才能“知时”、“知量”,什么时候才是真的“时至”,那就完全是“物格知至”的智慧之学的境界,既须天才,还要力学才行。到了第二年,周武王就正式出兵革命,伐纣而建立周朝的天下了。但是周武王姬发与殷王纣辛,同样都说到天命,史书记载也很清楚,他们语气的不同点在哪里呢?应当“慎思、明辨”清楚,就可以了解“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的道理。
除此以外,大家都喜欢读《史记》的刘邦和项羽的“本纪”。我也曾经说过,你只要看他们两个,都亲自见到秦始皇出巡的排场。但项羽便说“彼可取而代之(可以把他拿下来,由我来替他吧)!”刘邦也说:“大丈夫当如是也(做人应当做到这样,才算是大丈夫呢)!”同样的心思,同样的话,两个人的语气所代表的“心理行为”形态,完全不同。结果,项羽的事业,毕竟还是被刘邦“取而代之”了!
项羽:不服,好强,仅仅做皇帝,夺取别人江山而已
刘邦:作为理想,作为信念
“食”和“货”,确是人类基本需求,不可或少的东西。但从人类文化的人生哲学角度来讲,“名、利、财、货”,“富贵功名”,“权位金钱”,都只是在生存、生活上,一时一地的应用条件而已。它的本身,只能作为临时临事时所需要支配的机制,根本上它都非你之所有,只是一时一处归于你之所属,偶尔拥有支配它的权利而已,并非究竟是归于你的所有。因为你的生命也和“功名富贵”那些现象一样,只是暂时偶然的存在,并非永恒不变的永生。可惜那些大如开国的帝王们,小如一个平民老百姓,大都不明白“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的因果法则,都以为那是我所取得的,而且千秋万代都应统属于我的所有,谁知恰恰相反。反而变成后世说故事的话柄,惹得人们的悲欢感叹而已。如果能够在这个利害关头,看得破,想得开,拿得稳,放得下的,就必须先要有“知止而后有定”,乃至于“虑而后能得”的平素涵养功夫。尤其对于“物格”、“知至”的道理,是关于“内明”、“外用”的锁钥,更须明白。然后才能起用在“亲民”的大用上,完成“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德。
要了解当时的三个关键问题
一是魏、晋以来,文官政治体制的形成。所谓魏、晋时期的知识分子士大夫们,已经养成轻视家天下的皇室统治,把从汉朝开始的“选举”精神、渐渐结合成儒、道、法三家的政治思想,形成了文人政府的治权,开始建立了一套政治管理学的人事体制,成为后世文官政治“铨叙”人事的先声。家天下的皇帝归皇帝,读书的士大夫们归士大夫,完全不理会皇室的权威,自然有他超然于政治权力以外的本身的地位。所谓“清淡”、“三玄之学”和研究新近由印度输入的“佛学”,只是文化教育上的一种潮流,一种轻视皇权的反动,反映士大夫们另一种不同意现实政治的风格而已。
在这以前,由陈群在曹魏时期所创建的“九品中正”的人事制度,配合当时从两汉以来以“孝道治天下”的宗法社会的儒术精神,不但早已实行于魏、晋的时代,也影响后世,使选举人才的制度,法久弊深,完全变成为名门望族所垄断的局面,形成两晋和南朝六代之间的门第、门阀风气。正如晋初尚书左仆射刘毅所痛恶的“上品无寒门(所谓上流社会,没有一个是贫寒出身的平民子弟),下品无势族(所谓基层干部,没有一个是权势家族出身的子弟)”。其实,刘毅这篇有关用人行政的谏疏文章,直到今天和将来,无论是哪种政党、政见的民主时代,也应当好好研读,作为民主选举制度精神的参考。
二是世家门第的学术官僚,形成知识分子读书人的士大夫集团。这种风气,从魏、晋开始,直到南北朝的两三百年时期,并无一个有力者毅然出来鼎革这种时代的弊病。也正如曹魏时代的阮籍所感叹的“时无英雄,徒使竖子成名”的情况。其原因,是由于传布学术知识的书本,都靠手写传抄的私家藏书,并不普及。文化教育并不发达,政府与社会,都没有设立学校的风气。尤其是一般社会,丧失了自古以来“文武合一”教育子弟的精神;一般上层社会,也只以读书成名,便算是品行端正的标准。因此而使学术知识,大都出于世家权门,形成门第、宗族的士大夫群的权威集团,左右把持皇室的政权,牢不可破。此时正当史称“五胡乱华”的崛起和西晋皇室的没落,由群臣拥立司马懿的曾孙司马睿南渡称帝(晋元帝),从此定都建康(南京),就为东晋的开始。但司马睿和他的儿子司马绍(晋明帝),虽然南渡以后,先后两朝称帝,事实上也等于是傀儡皇室,父子皇帝只有八九年时间,都在忧患之中死去。
后来真正东晋王朝,虽然再经九个皇帝,共有一百零四年的时间,但政权仍然操纵在王、谢等势族手中,前如王敦、王导,后如谢安、谢玄等王、谢权门,都是籍籍有名的“世家望族”子弟出身。
但我们讲到这里,必须要了解,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文化不同的各个国家民族之间,早在公元以前,就能接纳外族归附移民,不记宿仇,没有种族歧视的成见,除了中华民族,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了。因为中国文化,本来有“王道治天下”的传统,以“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仁义精神,才能做到。也可以说,中华民族的“华夏”文化,早已在公元以前,就实行了人类大同的理念,早已泯除种族歧视的狭隘胸襟。例如在这以后的唐末五代,以及元朝和清朝入主中国的历史事实,都是具有这种精神的作用。就以历史的事实为证明,中华民族从来不肯侵略他人,不是以强权当公理的民族,只有“忍辱谦让”,化解其他民族的非礼侵凌,加以感化而融归于整体“人道”之中。所以在公元六世纪初,南朝梁武帝的时代,印度佛教的禅宗达摩祖师,决定要“东渡”中国传法。别人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去中国,他说:“震旦有大乘气象。”换言之,所谓“大乘气象”,就正如佛说的“娑婆”世界中的中国,确然具有慈悲(仁义)的精神。“娑婆”是梵音,它的意义,是说“难忍能忍”的“堪忍”的精神。
这是中华民族的根本,也是与其他民族的不同
看看《权利游戏》是怎么写这种民族种族的纷争的
这个仍然有时代意义
总之,由东汉光武帝到魏、晋两百多年之间,以匈奴为代表的各种入居内地“河西八郡”的各民族,其中分子颇为复杂,事实上,早已是汉族血统大混合的一个时代。如加严谨的稽考,北部匈奴的另一支,没有入居中国的,后来就在欧洲建立匈牙利。丁灵另一支,就是后来的俄罗斯的另一族。乌桓另一支,就是和后来建国的阿富汗有关。鲜卑,就是后世还居留在西域边疆的锡伯族。隋、唐之间的突厥,就是后来的土耳其。波斯就是后来的伊朗。大食,就是当时的阿拉伯帝国。天竺,就是印度。至于氐、羌、羯等少数民族,大部分都已汇合成后世居留在新疆、西藏(前藏和后藏)、青海等地的少数民族。史称“五胡”的,就是当时崛起而建国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先后称王称霸的十六国,计有前赵、后赵和四次分裂的燕国、五次分裂的凉、三次分裂的秦,以及夏与成汉等十六国。其实,他们当时生活语言,早已华夏、汉化,在基本文化上,也已学会了汉化的文字,只是在民族的性格上,仍然具有矫捷慄悍的习性.尤其他们看到汉末到魏、晋之间的朝廷皇帝的政权,原来都是这样抢来抢去,并不行于正道。而且由司马氏的家族,抢了曹家的天下以后,他们自己的家族,又闹兄弟争权的“八王之乱”,互相残杀。平时所谓文化教育上的“道德仁义”,原来都成为书本上的废话。那么,他们也认为自己早已是中国人,中原的天下,大家有份,因此而形成“起而代之”的乱源。同时,在魏、晋时代,另一批知识分子士大夫们,也看不惯这些世族、门阀士大夫们的作风,干脆就加入汉化的新民族,即习惯称呼为“胡人”的范围,起而大干其逐鹿中原的美梦了。这样,才是史称“五胡乱华”的基本原因,事实上,可以说是“胡华混和”,也并非过分。但在这个阶段的中间和结束,就形成“中华文化”另一章的大结合,变成北魏文化与南朝六代的大光彩了。
“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这是千古不易的定律。魏、晋、南北朝、五胡乱华的时代,便是这个情形所发生的历史事故。
石勒虽然并不勤学读书,但“好使诸生读书而听之。时以其意论古今得失,闻者悦服。
这就是不爱读书而爱看视频吗? 哈哈 别人读的是别人嚼碎的,拾人牙慧,也无营养。
因此而形成隋、唐以后“儒、释、道”三教的文化汇流,以及后世有北魏佛教文明的兴盛,才有流传到现在的敦煌壁画,云冈、龙门石窟等文物的存留,供人景仰凭吊。这些都是历史的血泪所累积而成,我佛慈悲润泽的结果,并非是离题太远,专门介绍佛法和神僧的故事。
儒家沉寂、佛家昌盛的时代
总之,从魏、晋、南北朝以来,直到唐代开国之初的三百多年时间,所谓儒家“孔孟之教”、“五经之学”,非常沉寂,平常也只是用来读书习字,求知识的普通教育课本而已。并不像宋、明以后,不讲究孔孟之教,不合“儒宗道学”的人,就难以立足于朝廷,甚至在“士林”社会中,也会终身为人所轻视了。但在东晋到南朝六代之间,由于关中(笼统地指长安、洛阳一带)的佛学昌盛,江南佛教寺庙林立,影响了当时的各层社会,上至皇帝,下至贩夫走卒,个人所取的名字,很多用佛经上的菩萨、罗汉、那罗延等名词作为人名,由此可见当时佛学文化影响中国的情形,是如何的普及。这好比现代二十世纪的时期,人们喜欢取用西方的名字,如约翰、海伦等,乃至市面商店,也有以原子理发厅、原子冰淇淋店等作为招牌的,这同样是时代感染的常态,并不足为奇。
据史料所载:宣告诸镇将军刺史,诸有浮图(佛寺)形像及一切佛经,皆击破焚烧,沙门(出家人)无少长,悉坑之。但太子素好佛法,屡谏不听,乃缓宣诏书,使远近预闻之,得各为计。沙门多亡匿获免,收藏经像。唯塔庙在魏境者,无复孑遗。
换言之,三万多幢佛寺,都被摧毁了,也真是一场破坏性的壮举,但现在看来,也早已史有前例,不足为怪。况且从美国人凯恩斯的经济学说观点看来,“消费刺激生产”,没有伟大的破坏,哪有伟大的新生产呢!你说是不是啊?人类就是这样幼稚,经常做出许多无理取闹的事,赢得自我毁灭。
《易经·坤卦文言》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也许从这个观点,引证历史,你们可能会说这是唯心哲学的史观,觉得可笑。其实不然。因果定律的存在,无论唯物、唯心,都是同样的事实,也是自然科学共同的认定。如果详细讨论,便又牵涉到哲学和科学碰头的专论,我们暂且不讲,以后有机会再说。现在插在这里:我们先看一看当清朝的开国之初,所谓“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在他开国称帝的第四年,亲征原属蒙古后裔的叶赫族,尽灭其国。叶赫族贝勒金台石率妻子登所居高台,宁死不投降,而且发誓,只要叶赫族有一人在,即使是女的,也必报此恨。因此,清朝两百多年,遵守祖制,绝不娶叶赫族的女子做后妃。但到了奕諠即位,年号咸丰的时代,叶赫族的后裔,就是“清史”有名的“慈禧太后”那拉氏(叶赫族原为纳喇氏,音译不同),偏又入宫成了贵妃,又生了儿子,即六岁就接位的同治,只做了十三年的皇帝,十九岁便死了。以后便开始由慈禧策划,名为两宫皇太后的懿旨,立了光绪。实际上,就是慈禧专政,一直到把清朝彻底毁灭,就是她一手所造成的后果。这是巧合,或是前因的反复,就很难论断了,但却是一桩真实的历史故事,并非虚构。
我们现在提出的历史事实,只在证明真正“诚意”、“正心”为“治国、平天下”,能够“以德服人者王”的并不易得。大多数都是“以力假仁者霸”的存心和行为,以及他们的开场和结果。然后反观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国家,为什么有如此的曲折?究竟自我要在哪一种文化,哪一种“政治哲学”的意识文明上,才能做到万古千秋、国泰民安呢?实在值得深长思量啊!难道过去我们几千年来的先人,都是笨蛋,都不及二十世纪的人聪明睿智吗?那么我们的“基因”,根本就有问题啰?是吗?
但恐怕引证历史太长,离题愈远,所以只大略提出魏、晋、南北朝的两三百年的紊乱而且短暂的历史局面,做为对照。可是这种讲说,还具有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两个重要观点,井未阐明,同时也希望即将放眼于世界人类学的国际学者们,也须特别注意留心。不可以偏概全,曲解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真义。
讲到这里,本来已经信口开河,收煞不住,便想继续说明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特性。正面告诫国际上一般似通非通的所谓“中国通”的学者,不要眼光如豆,得少为足,然后便师心自用,以主观的偏见,想来挑起新时代的文化战争,实为不智之极。但又忽然想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还是让你们多去用点心力来做些挽救世道人心的工作吧!
接着,他便引用《楚书》所说:“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这两句话,是春秋时期记载在楚国国史上的名言,原文接近白话,大家一读就明白,就不再加解说了。不过,需要知道,在曾子那个时代,楚国正是南方新兴的强国。楚国的名相,如令尹子文、孙叔敖等人,也都是一代的名贤。而且人才辈出,是当时南方文化特有的现象。例如有名的道家人物,如老子、庄子,从当时来说,都算是楚人。后来影响中国文学最有力的《离骚》作者,便是楚国的名臣和忠臣的屈原。由于曾子引用了《楚书》,更可说明当时的南方楚国文化,早已与中原的华夏文化、河洛文化并驾齐驱,别成一格,也已为儒家学者所重视了。
我们在国际间流亡了十九年,依靠什么法宝呢?唯一的法宝,便是几个仁人君子,同心一志,亲密无间地团结在一起,才能贏得国际间的亲切援助。
秦誓曰:“若有一介臣(假定有一个人),断断兮,无他技(他能够具有明智的决断,虽然并无其他专长的技能)。其心休休焉(但他的心胸宽大),其如有容焉(好像一个大容器,能够包容各类的人物)。人之有技,若己有之(别人的长处,就好像是他自己的一样)。人之彦圣,其心好之(别人有美德贤才,他就喜爱得很),不啻若自出其口,实能容之(不只是在表面上嘴巴说说别人的好处,事实上,他真能容纳别人的长处,犹如自己一样)。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这样的人,当然能保护我们的子孙和人民,对于国家有多大的利益啊)!人之有技,媢嫉以恶之(别人有本事,就妒嫉他、讨厌他)。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对于別的有美德贤才的人,便故意反对他,还设法使他到处行不通),实不能容(事实上,他实在是无容人的度量)。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这种人,绝对不能保护我们的子孙和人民,实在是很危险的人物)。”
秦誓曰:“若有一介臣(假定有一个人),断断兮,无他技(他能够具有明智的决断,虽然并无其他专长的技能)。其心休休焉(但他的心胸宽大),其如有容焉(好像一个大容器,能够包容各类的人物)。人之有技,若己有之(别人的长处,就好像是他自己的一样)。人之彦圣,其心好之(别人有美德贤才,他就喜爱得很),不啻若自出其口,实能容之(不只是在表面上嘴巴说说别人的好处,事实上,他真能容纳别人的长处,犹如自己一样)。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这样的人,当然能保护我们的子孙和人民,对于国家有多大的利益啊)!人之有技,媢嫉以恶之(别人有本事,就妒嫉他、讨厌他)。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对于別的有美德贤才的人,便故意反对他,还设法使他到处行不通),实不能容(事实上,他实在是无容人的度量)。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这种人,绝对不能保护我们的子孙和人民,实在是很危险的人物)。”
最后一句是曾子的结论:所以说,真是一个仁人君子,必然会遵循一个千古不易的大道,那就是言行忠信,必然可以得到一切好的结果。如果是自满、自慢、自傲,而且自以为是,一点也不悔改,那就必定会失去了一切。
阿育王(公元前二二六年左右间,秦始皇的时代),威重一时,在他晚年临危的时候,他还想做一次“供僧”的布施。可是马上要准备继承王位的太子和财政大臣们,都阳奉阴违,并不听命照办。阿育王自己也心里明白,当他正在口啃最后的一个梨子时,便问太子和权臣们说:“现在的世界上,哪一个人的权力威望最大?”太子和大臣们,都马上很恭敬地说:“除了大王你以外,更无别人了。”阿育王听了,便说:“你们不要再阿谀(拍马屁)骗我了。我明白,我现在的权力威望,只能达到这半个梨子,其他是一无所有,一无所能了。希望你们能遵守诺言,把这半个梨子,为我送去我师优波鞠多尊者的寺院里去供养僧众吧!”说完了,也就闭目而逝了
由于这个历史的故事,大家便可真正了解到人生,无论你生前是有如何的权力和威望,或者是多么的富有和荣耀,到了真的一口气不来的时候,你所有的美德和才华、功名和富贵,都如昙花泡影,毫无用处。甚至在你活着的时候,暂时属于自己的几十斤肉骨头,也只好随便由人摆布,了无是处了。
上好仁,下必好义。但在古文中的“义”字,它的内涵究竟是什么?那可又是碰到一个麻烦的问题了!
儒家所讲的“义”,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人我之间都得安详,所以古人解释“义”(繁体为“義”)字造形的内涵,是从“羊”(吉祥)、从“我”,两个字义的综合,是属于“六书”中的“会意”字的范围,等于说是“为善最乐”的意思。但自曾子以后,孟子特别注重“义”字,主张以“义”为先。因此古人便如此注解:义者,宜也。这也等于说是没有哪一点不合适、不相宜的才是“义”。至于从墨子学说以后,墨家思想的“义”字,就有偏重于人我之间,富于同情心和相爱心的“侠义”之“义”了。我们知道古文对于这个“义”字和“仁”字一样,都具有广泛的涵义,可以说只能“心领神会”,不可局限于文字言语的形式。因此,曾子所说“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是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意思,个个好义,当然就有了美善的好结果。
如果孔门弟子少了子贡,行吗?
至于孔门高弟,在春秋末代的时期里,除了子贡一人别有他的胸襟怀抱以外,其他如颜渊、曾子、原宪等,所谓七十二贤人之中,大多是属于对当时时代的反动,处于“不同意”主张的清流人士,与后世宋儒的“儒林”、道学大有不同。其中突出对比的两人,便是原宪和子贡的故事。《韩诗外传》记载:
原宪,字子思。宋(国)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不和当时社会的风气同流合污)。当世亦笑之(所以当时社会上人,也觉得他很可笑。这是司马迁的记载)。其为人也,清静守节,贫而乐道。居环堵之室,蓬户瓮牖,桷桑无枢,匡坐而鼓歌。于贡肥马轻裘往见之,宪正冠则缨绝,捉襟则肘见,纳履则踵决。予贡曰:“嘻!先生何病也?”曰:“无财之谓贫,学不能行之谓病。宪贫也,非病也。若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学以为人,而徒有车马之饰,衣裘之丽,宪不忍为也。”于是曳杖拖履,行歌商颂而反,声满天地,如出金石。子贡耻之。
所谓“子贡耻之”一句,是说子贡等于被原完的举动羞辱了一顿。当然,子贡不但会经商致富,而且还善于运用谋略的学术而代孔子出马,安定了鲁国受侵略的危机。这个有名的历史故事,可以自取《越绝书》来读,就可明白其中的道理。孔子死后,在曲阜的墓地,也是子贡一手所经营的,而且他还在夫子坟上,守墓六年才离去。如果孔门高弟,都如颜渊、原宪一样,遁世无闷,甘于清贫,孤芳自赏,行吗?
做人不可迂腐。有人愿意做原宪,就有人愿意做子贡。我愿意做子贡。
但我们既然讲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必须先要了解群众、资财、权力三者之间,犹如三根木杆捆在一起的三脚架,如果缺少了一杆,就站不起来的。尤其对一个国家的“治国”之道,没有良好的经济、财政,必然就没有一个完整美好的政权,那是古今中外千古不易的大原则。你只要看看每一朝每一代的兴亡史迹,最后促使衰败的,必定是先由财政、经济上产生必然崩溃的情况的。但在中国文化中一贯的传统观念,尤其是以儒家、道家为主流的学术思想中,认为要解决经济、货财的问题,使“国家天下”得到“治平”的境界,只要从政治上做好,便可达到“物阜民丰”,国家和人民,就都可以“安居乐业”了。
如再扩而充之来看,不但只有中国,其他如印度、埃及,甚至所有东方各国文化中的先圣先贤们,差不多也都有这样的观念。当然,西方文化,好像也并不例外,可是,到了十八世纪以后,尤其是从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实业革命)开始,西方文化中,渐渐形成对经济学的专注。到了十九世纪开始,在西方文化的思潮中,便形成了以经济为主导来解决政治问题的思想主义等的兴起。因此,直到现在东西双方,乃至全人类的文化思想中,对于这个问题,仍然还在含混不清,思辨难定。究竟是财富的资本影响了政治?或是政治影响了资本的财富?这也等于是哲学上的主题:究竟是蛋生鸡?或是鸡生蛋呢?且待人类慢慢摸索,再去求证吧!
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发财,没有一定要某种事业才可以的)。财货无常主(财货也不固定是属于哪一个主人的)。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能干的就愈来愈多,不行的就破败不堪了)。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耶(难道都是靠上辈素来有封爵的遗产而得来的吗)?非也(不是的,都是靠自己的智力勤劳而成功的)。
在东方的中国文化,从秦汉以后,学术思想的主流,从表面上看,虽然都一概归到儒家,但实际上,是以阴阳、儒、墨、道、法各家杂用,而又不太有明确的界别。汉末、魏、晋开始,便有道家的神仙“丹道”学派兴盛,他们的“修为”基础,都是以“守静”为中心。那是根据老子的“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的说法而来。
大家都知道西洋欧美的文化和精神文明,他的主要中心,从古至今,直到现在为止,仍然还是以基督教的《圣经》(《旧约》和《新约》)为主流。同样的,也有人认为中国文化和精神文明的主流,直到二十世纪为止,似乎还仍然以儒家“四书”、“五经”为中心。事实上,东西文化,都正处于转型变态的状况中,西方信奉宗教的文化正在蜕化。东方文明,尤其以中国的文化来说,也随时代的巨轮在转变中,支离破碎。主张重“人道伦理”的儒家学说,也正处于游魂、归魂的卦变之中。现在美国,有人正在断言未来的世界是“文化战争”的时代,尤其指明中国的儒家文化,是与西方文化对抗的大敌。看来未免可笑,但也深为可虑。天下事往住误于肤浅粗暴的见解,因此,我们自己,也应当“反求请己”,需要“温故而知新”了!
如果说,“五经”是中国上古文化传统的总汇,这是比较准确的答案。“四书”呢?它从北宋时代开始,到南宋时期,才渐渐盛行,取代“五经”文化的地位。它是专属于孔孟之教的学术思想,而且被宋儒理学家朱熹所作的“章句”注解所垄断的儒学,并不足以概括中国文化的大全。
五经,就是《周易》、《尚书》、《礼记》、《诗经》,以及孔子所作的《春秋》。而演绎阐释《春秋》内容的,有《左传》、《公羊》、《谷梁》等“三传”。《春秋》一书是孔子在春秋后期,即公元前四八○年间的绝笔之作。
这个时期,在西方的历史上,正当罗马改行共和政治,开始才有信史可征。斯巴达组织伯罗奔尼撤联盟。印度难陀王朝兴起,佛教徒第一次大结集佛经。波斯先后连续三四次远征希腊。雅典取代斯巴达为希腊霸主。西方所谓史学之祖希罗多德(公元前四八四年至前四二四年)山生。苏格拉底(公元前四七○年至前三九九年)出生。这个时期,也正是希腊文化在西方兴盛的时期。
到了秦始皇灭掉六国诸侯以后,改变了周朝分封诸侯建国的政体,统一中国,划分郡县,开始创制学者的专职官称叫“博士”,但并不限于专学“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六经”的范围才叫“博士”。秦始皇和李斯在公元前二一三、二一二(戊子、己丑)年之间的焚书坑儒,也并没有明令坑掉了“博士”。所坑的大都是“处士横议”的非“博士员”的儒生。
博士就是这么来的
古人评论说:“西汉重功名,希世取宠,不尚清操。东汉重名节,取义成仁,至死不顾。”
玄学和玄谈的时代
两汉的经学,长期困守在训诂考证的沉闷风气的范围,所以一到汉末魏晋时期,便由何晏、王弼等青年后进学者开始,认为儒家的“六经”都是糟粕。他们只从事清谈,注重“三玄”之学的探讨,文化和政治同步解放思想。所谓“三玄”之学,便是从《老子》、《庄子》、《周易》这三部书中探讨人生和宇宙的哲学思想。因此形成魏晋以来的文人政府中的门阀子弟,和一般读书的知识分子,都倾向于逍遥解脱,不拘形迹而风流潇洒的作风。这等于是十八世纪以来,西方所说的“自由”思想和“浪漫”的情态,在上流社会的阶层中,尤其散漫放诞。跟着便是东晋南渡以后,历史的年代,转入了南北朝的阶段,佛学正好在这个时期,如云如雨一般地倾注东来,弥漫于朝野上下各阶层社会。这—个历史历程,经过四百多年之久(即公元二○○年间开始,到六二○年之间),是中国文化思想探究宇宙和人生的哲学辉煌时代,但从政治和社会立场来看,也是最衰败堕落的时代。
所以魏晋风骨就是这么来的
现代人所谓的西北丝绸之路,和南海广东的丝绸之路,以及日本、朝鲜、琉球等地,派人列长安留学的唐风,吹遍了东西两半球,尤其在中唐时代,中国经济、贸易重镇的扬州,更是不可一世,古人所谓“腰缠十万贯,骑鹤上场州”,便是唐风的炫耀,比起二十世纪末期的香港,更加芬芳有致。
在唐玄宗(明皇)李隆基的中期,正当封杨玉环为贵记以后(约在公元七五○年之间,中国所发明的造纸方法,使开始传入欧洲),禅宗的大师马祖(道一)禅师,和他的弟子百丈(怀海)禅师,便在江西开创中国佛教特色的“丛林制度”,不顾原始佛教不事生产的戒律,提倡以集体修行、集体耕作、生活平等、劳逸平均的原则,制定了“百丈清规”以替代原始戒律而适合时地相宜的信守。而且百丈禅师,年过九十,还以身作则,天天领众劳作,留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风范。当时百丈、马祖师徒的作风,被信守原始佛教戒律的僧众,骂为“破戒比丘”。可是从此以后,禅门丛林风规便大行其道,大多数的佛教僧众寺院,都以“丛林”相标榜,而额称为“禅寺”或“禅林”的,甚为普遍,因此使佛教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立脚,并且为后世历代的社会福利慈善事业,有形无形地做了许多功德。因为“丛林寺院”,兼收并蓄了“鳏、寡、孤、独,老无所归,幼无所养,贫无所依”的人们。可以说百丈师徒是中国宗教革命的先驱。我在三四十年以前,便有一本讨论中国特殊社会“丛林制度”的小书,可做参考。在这个时期,欧洲方面的西方文化,也正是基督教的权威进到颠峰的时期。
在唐玄宗(明皇)李隆基的中期,正当封杨玉环为贵记以后(约在公元七五○年之间,中国所发明的造纸方法,使开始传入欧洲),禅宗的大师马祖(道一)禅师,和他的弟子百丈(怀海)禅师,便在江西开创中国佛教特色的“丛林制度”,不顾原始佛教不事生产的戒律,提倡以集体修行、集体耕作、生活平等、劳逸平均的原则,制定了“百丈清规”以替代原始戒律而适合时地相宜的信守。而且百丈禅师,年过九十,还以身作则,天天领众劳作,留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风范。当时百丈、马祖师徒的作风,被信守原始佛教戒律的僧众,骂为“破戒比丘”。可是从此以后,禅门丛林风规便大行其道,大多数的佛教僧众寺院,都以“丛林”相标榜,而额称为“禅寺”或“禅林”的,甚为普遍,因此使佛教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立脚,并且为后世历代的社会福利慈善事业,有形无形地做了许多功德。因为“丛林寺院”,兼收并蓄了“鳏、寡、孤、独,老无所归,幼无所养,贫无所依”的人们。可以说百丈师徒是中国宗教革命的先驱。我在三四十年以前,便有一本讨论中国特殊社会“丛林制度”的小书,可做参考。在这个时期,欧洲方面的西方文化,也正是基督教的权威进到颠峰的时期。
蒋经国就修身做的相对不错。所以台湾至今念蒋感怀小蒋时候的政治
赵家兄弟,自小就出生在军眷的家庭环境中,赵匡胤出生在甲马营中。他们兄弟,都是将门之后,长大以后,也照例是做职业军人,并且追随周世宗南征北战,因军功而升迁到殿前都点检的位置,得来并非偶然。所以在他们的本身经历上,是极其知道战争的祸害和悲惨,同时也知道战争会为人民带来太多的痛苦。因此,厌武重文的心理,也比较强烈。世界上有很多文人,最喜欢谈兵,他们实在没有当过军人打过仗,往往会把战场当作考试场一样的紧张好玩。
杜太后“母仪可风”
有关赵匡胤的家教和母教的事,结合正史和宋人其他史料笔记来说,还有这样一些故事。当赵匡胤已经知道大家都已计划好了要临时兵变,“黄袍加身”,拥护他做皇帝,但不免也有“既喜巳惧”的心理,成功与失败,两者都不是儿戏的事。他就悄悄回到家里,想告诉母亲一声,好向母亲请教。一进门,他的母亲和他所最敬重的姊姊,正在厨房里做饭。他就正好对母亲和姊姊讲了这件事。他母亲听了还没有说话,他的姊姊就大声地说:男子汉,大丈夫,要做什么大事,就要自己心里有决断,还跑到厨房里问我们做什么!一边说,一边就把手里拿的擀面棒举得高高的,把他用力地推出去。赵匡胤听了姊姊的责骂,心中踏实了,立即转身,回部队去了。到了晚上,就闹兵变,“黄袍加身”做了皇帝。所以他终身对这个姊姊,敬畏有加,不敢怠慢。
而在正史上怎样说呢?
宋主尊其母杜氏为太后。后,定州(河北省定州县)安喜人,治家严而有法。陈桥之变,后闻之曰:“吾儿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又尊为皇太后,宋主拜于殿上。群臣称贺。后愀然不乐,左右进曰:“臣闻母以子贵,今子为天子,胡为不乐?”后曰:“吾闻为君难。天子置身兆庶(老百姓)之上,若治得其道,则此位可尊。苟失其驭,求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忧也。”宋主再拜曰;“谨受教。”
这一段话,历史学家也并没有过誉其辞,同时,也是说明赵匡胤的成功,的确是得力于母教。赵宋开国的老祖母,真是“母仪可风”啊!
杜太后被尊为皇太后的第二年,就死了。她在临危的时候,皇帝赵匡胤随时侍候在她的身边,她就叫赵匡胤召最亲信的辅相赵普进来,并且问赵匡胤说,你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容易得天下、当上皇帝的道理吗?赵匡胤说,那都是靠祖先的阴功积德,和母亲您的教诲啊!太后说,不对。是因为柴家(周世宗)使幼儿主天下,所以你占了便宜又卖乖了。假使后周有年纪老成的后代做皇帝,你哪里有这样容易。所以我要吩咐你,假如你死后,应该传位给弟弟光义做皇帝。光义过后,应该传位你的三弟光美。光美过后,再传位给你(赵匡胤)的儿子德昭。你要知道国家天下之大,能够有一个比较老成的人来即位做皇帝,那就是社稷之福了!赵匡胤听了,哭着说:“敢不如教。”儿子不敢不听妈妈您的盼咐。这时。太后又对赵普说,你是一起听到我的吩咐,同时做好记录,将来不可以违背了我的主意。赵普听了作好记录,并且在末后一行签了字“臣普记。藏之金匮,命谨密宫人掌之”。
我们为什么费了那么多的时间,说明宋初开国这一段的历史内幕呢?因为两宋的政治中心,在表面上,是尊重儒家的孔孟之教的学术思想为中心。儒学重“圣人以孝弟治天下”。从“齐家、治国”之道立论,对于兄弟的友爱情谊,自宋太宗开始,已违背他母亲的教诲和本身的初衷,而且犯了儒家“伦常乖舛”的大忌。宋人笔记史料,还记载赵普在临死的时候,因有负杜太后的嘱咐,白日见鬼,吓得请僧道来做佛事以求忏侮,并且亲自写悔过书烧化,向杜太后祈求饶恕。不过,这是过于迷信鬼神之说,所以正史便不采录。到了清初,名儒查慎行(初白)有一首诗,专指宋初开国的这一桩公案,最为精彩。
梁宋遗墟指汴京,纷纷禅代事何轻。 也知光义难为弟,不及朱三尚有兄。 将帅权倾皆易姓,英雄时至忽成名。 千秋疑案陈桥驿,一着黄袍便罢兵。
宋仁宗久闻他的人品和学问,所以在皇太后一死,自己亲政的第一年,就召他担任了“右谏议”。仁宗并不是刘太后亲生的儿子,因此,很多人趁太后死了,就有许多批评太后的话发生了。范仲淹身任谏官,是可以对皇帝讲不同意见的话。因此他就对仁宗说,先帝宋真宗死后,太后调护陛下十余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其大德。仁宗听了,便说,我也很不忍心听这些闲话。就下命令宫内宫外,不准再讲皇太后垂帘听政这十多年的往事。这就是范仲淹推己及人,调和皇帝和养母之间的心结,促进宫廷政府之间的安定。他“要言不烦”,只提起皇帝的注意,你母亲也养你且帮忙你那么多年了,就是有些不对,现在更不能旧事重提了。
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坏,当仁宗还未亲政,在天圣五年的时期,宰相晏殊开始提倡兴建学校,做为各州各县的标准,并且延聘范仲淹做教师。范仲淹教授学生的作风,首先是重视养成一个人的品格,所谓“敦尚风节”,最为主要。同时要关心天下事,不能只为自己着想。晏殊对他的教育方针,和他本身的行为,非常器重,而且认为范仲淹的将来,一定会成为国家社会的“大器”。晏殊是宋初才子型的宰相,人们最喜欢的名词如: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浣溪沙)
这便是他的流传千古的名作。文化最基本的影响力,就是文学,也叫文艺。你只要翻开《宋词》,首当第一位的,便是他的《珠玉词》。至于他的文集有二百四十余卷之多,就很少有人去摸它了。古人所谓“但得留传不在多”、“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就是这个道理。权势地位,只可以煊赫一时,并不能左右后人的爱憎。它和领导政治的成果一样,好坏永在人心。
晏殊对范仲淹的人品学问,非常赞赏,同时也很欣赏范仲淹的文学才华。学问人品的基本,固然有关于天然的禀赋,但也是由道德修养而来。文学辞章就不同了,几乎百分之七十,完全由于天才。虽然勤力学习,没有生有自来的才情,始终难得有文艺上的绝妙境界。所以清人赵翼论诗,便有“到老方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的感慨了。尤其是身兼文武韬略,出将入相的人物,大多是富于才华,富于情感的人。古今的名将,具有军事天才的人,也是如此。只是一般人没有真正置身军旅,并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换言之,
军事上的战略、战术和战斗,统是战争的艺术,也是智力和情操的结晶。兵法即艺术,艺术即兵法、只是普通的人,不了解真正的武学,看列军人就伯,认为统是老粗,实在非常遗憾。
北宋的王朝,就是这样的划分了历史上的界限。接着就是康王赵构南渡,终于又在浙江杭州重新建立起一个朝廷,号称“南宋高宗”。这完全和晋朝的情况一样,前晋亡于北汉,历史划分它叫“西晋”,南渡以后继起的王朝,便叫“东晋”。而在南北宋的时代,北方辽、金民族先后更替兴亡所建立的王国,也并不是从境外入侵中国的外族。事实上,他们都是早由上代已经归化居住在北方的少数民族。在文化教育上,仍然是以中国文化的儒家为主,佛道两家为辅的“华夏”文明。大家只要多留意对辽史、金史的研究,就可明白北宋一百多年来有这样的结局,完全由于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两兄弟,在开国之初,战略决策上犯了最严重的错误,因循自误,没有一鼓作气,收复燕云十六州,进而统一全国的江山。
总之,学问修养是一件事,做皇帝或做官或发财,是另一件事。有学问修养的去做皇帝或做官,做事业发财,当然是好事。但没有学问修养而能做个好皇帝或好官,那也就是真学问真修养。有学问修养,不得其时而行,就不出去做官做事,自守善道,做个规规矩矩的人。或者以“师道”自居,随缘教化后生而“止于至善”,这也正是“大学之道”的一个典型,例如曾子就是这样一个人啊!
在整个的历史上,反观任何一朝一代的政风,都和开国之君创业立国的学养见解,有牢不可分的关系。这正是《大学》所讲“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而后天下平”的原则要点所在。
我们只要多读《明史》,仔细研究朱元璋,你就可以了解到孟子所说孤臣孽子的心境了。如孟子曰:“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可惜他所遭遇的是时势造英雄,做了皇帝,却不达观。如果以他的聪明慧知,做一个中唐时代的和尚,一定会成为一代宗师,称佛做祖。但他的根本学识习性,仍然没有脱离少年时代在皇觉寺为僧时的僧院知识。因此在他所创建的明朝政治体制中,有关官职的名称,有些仍然采用“丛林寺院”僧职的名位,如“都察院”、“都检”,乃至称僧职叫“总统”、“统领”等名词,都是与“禅林寺院”职司的名号相同。
可是在他称“吴王”开始,到登位称帝以后,的确勤奋读书,努力学习。但很可惜,没有得到良师益友的辅导。如宋濂、刘基,他都是以臣工视之,并非尊为师友。如史载他对两人的评语说:“宋濂文人,刘基峻隘。”所以对于他们,始终是有距离,用而不亲,影响不大。在他心理上最大的缺点,就是始终有挥之不去的自卑感。古今中外的人性心理,凡是过分傲慢的人,都是由心理上有一种自卑感在作祟。他自小由环境所造成严肃忮刻的生活习惯,很难兼容并蓄,更谈不到有“格物致知”的容人容物之量。
同时,另有一件故事,从现代人的观点来看,一定觉得他很愚蠢,不懂得科学技术,因此而限制了科技的发明和应用,非常可惜。事实上,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带来无比的方便,而且大有好处,那是事实。但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带来精神文明上的堕落和痛苦,那也确是有相等的负面损失,这也是事实。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类似有朱元璋这种想法和作法的事,还不止他一桩而已。这件事,便是史载;“洪武元年冬十月,钦天监(管天文台的台长)进元(元代)所置水晶刻漏(最早发明的自鸣钟)备极机巧。中设二木偶人,能按时自击钲(铃声)鼓。上(朱元璋)览之,谓侍臣曰:废万机之务,用心于此,所谓作无益害有益也。命碎之。”这样一来,由元朝时期,从西洋引进的一些最初的科技知识,就很少有人再敢制作和发明了,实在很可惜。假如当时一反过去历史上压制“奇技淫巧”的政策,加以提倡奖励,恐伯中国的科技,就早早领先世界各国了。
明代的文运,诸如此类,所以到了万历后期,就形成以太监头子魏忠贤为首,指顾宪成、高攀龙等两百多名学者为东林党,兴起党狱,随便定罪杀戮儒臣学者。一直到了李闯的民兵入京,崇祯朱由检自杀,满清入关,才结束了从皇觉寺开始,到东林书院而变为东林党的党争的历史,使朱明与太监共天下的三百年王朝了结完案。因此而刺激了明末清初的大儒遗老,如顾亭林、李二曲、傅青主、王船山等,扬弃理学专讲性理的义理的弊病,转而重视实用和考据之学,才使中国文化,从清朝开始,归于义理(哲学)、考据、词章三大类的学问。对于猎取功名科第的科举八股文章,都是余事而已。
接着明代已尽的气数,满清爱新觉罗的入关,便是中国近代史到现代史的关键所在。当满清入关称帝以后,在过去两百多年的时间,始终存在满、汉民族意识情绪的斗争。但从满族的立场来说,因为明末时期,明朝的政权,已经物腐而后虫生,自己不能收拾,所以才请我们入关来澄情宇内。大家都是炎黄子孙,天下本是天下人的天下,有德者居之,这有什么不对。雍正《大义觉迷录》的立论,就是由这个观点出发。
事实上,从中华民族发展史来讲,暂且不说魏晋南北朗的阶段,但从唐末五代到南北宋和辽、金、元这个时期,大约三百年之久,表面上,是政权上称王称帝和民族性的争夺。但在华夏文化的立场来讲,无论辽、金、宋、元、明、清,实际上,仍然部在儒、佛、道混合的文化基础上发展演变。只在空间区域上有南北之分,在时间的轨道上,有朝代之别,从中华民族整体的统一文化来讲,始终都是—致的。尤其满族与辽、金在氏族的血统系统上,关系更为密切,这又是历史上的一个专题,暂且不论。
总之,依史论史,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统治中国,除了满汉民族性争议的缺失以外,从版图的一统、政治的清明,乃至文治武功的成就,不但无愧汉唐,甚至可说是超过汉唐。如历代王朝的女祸、外戚、太监、藩镇等弊害,几乎绝无仅有。但这些比较良好根基的建立,完全是从康熙时代所奠定。唯一可惜的,如果在入关之初,舍弃满族初期偏仄的习性,不改中国传统的明代衣冠,不下令全国剃发编辫子,那在统一江山的工作上,必然会事半功倍、顺利得多了。我们研究历史文化,须要特别注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衣冠文物”四个字,它所代表生活文化的重要性。例如满清入关之初,并末遭遇太大的反抗。但自下令剃发,改易服制以来,就使当时的全民引起反感,抗拒投降的意识就突然增强了。这种有关生活文化习性的群众心理问题,看来只是一件小事,但恰恰是为政治国的大关键所在,可惜一般人见不及此,英明如康熙、雍正两代,纵使心里明由,但也不敢违背祖制,所以就增加历史政治上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了。
以我本身亲眼看到的—个事实,告诉大家值得参考的一个笑料。当我还在幼小的童年,清朝已被推翻,民国已经建国十多年了。可是在我家乡的亲戚故旧中,还有前清遗老,有秀才、举人功名的两三人,始终不肯剪掉辫子。后来被现实环境所影响剪掉了,却马上换穿道士衣冠,表示仍然不愿投降民国,以此自居为前清的遗老。我的父亲对我说,他老人家却忘了道士衣冠,正是明朝士绅的便服啊!既然要做前清遗老,为什么还要穿明代的衣冠呢!可见衣冠文物,对于民情心理来讲,在无形中,就具有不可思议的精神作用啊!
康熙这些举动,都是尊重传统文化,针对以儒学为政治思想中心的作用。事实上,康熙非常了解真儒实学,必须内(圣)养与外(王)用的实践事功相配合,正如孔子所谓:“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他曾经问过文华殿大学士张玉书说;“理学之名,始于宋否?”张玉书对说:“道理自在人心,宋儒讲辩加详耳!”康熙就说:“日用常行,无非此理。自有理学名目,彼此辩论,而言行不符者甚多。若不居讲学名,而行事允合,此即真理学也。”由此可知,他对于孔孟之道和宋儒理学的明辨,早已了然于心,他只是为了化民成俗,顺应民情而已。
中国之患重在边防
讲到这里,我们必须提起大家的了解,中国几千年来的祸患,都是由边疆问题所引起。从秦汉以来的边祸,如南北朝、五代、辽、金、元等时代,祸患常起于西北、东北及北疆,到了明清时代,几经战伐的混一,已连线为由西藏高原到新疆、蒙古而直达黑龙江畔到沿边入海,至于朝鲜。自清朝中叶以后,海运开放,新来的边患,使由西南到东北幅员万里的海疆。但如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日车的侵华战祸,他们仍然是利用满蒙做起点。过去如此,将来未必不然。所以有志谋国的人,不能不先须留意中国的边疆政治问题。中国古人的成语所说“天塌西北,地陷东南”,实在很值得深思也!
谨记谨记!
康熙的钟情五台,与其说他是去见出家了的父皇,毋宁说他是借机澄心静虑,亲自体认“内圣外王”之道。治内地,须用儒家;治满、蒙、藏地,须用佛教吧!不过,这是说明康熙时代的外示儒学,内用佛老作用的要点而已。
仔细查一查雍正在位十三年来所批过的奏折,就会承认他是历代帝王中最为认真勤政,而且生活比较俭朴,嗜欲比较淡泊的一位皇帝。如果他无诚心办事的真情,没有过人的精力,的确是经不起这样昼夜勤劳文牍的工作,但他在做皇帝时所批大量公文的同时,却对禅宗佛学方面的编著,比起他所批奏折公文的分量还要多得多。批奏折、编著书,都要动脑筋,用手来写的。那个时候,没有打字机,更没有电脑,他身为帝王之尊,不要说日理万机,就是十多年来关门闭户,专心写作的人,也未必能有如此精辟丰富的成绩。
《甄嬛传》把雍正塑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皇帝??
其次,在康熙的晚年,朝廷(皇室中央)收入的财赋及库存银两,已渐见支绌,并且与各省地方之间的财赋库存,已有矛盾。康熙四十八年,已经有诏谕户部及各省,要“从长商榷”。其中有关宗室重臣及各省大吏的贪污侵占情形,以及权臣如年羹尧、外戚如隆科多的别有异心,雍正在藩邸的时候,早已知道得很清楚。但康熙以宽大为怀,雍正自己又处在诸王大臣及兄弟之间争权夺利的嫌疑地位,当然不好明显表态。所以当他登位以后,便着手严格处置满汉权臣,整顿田赋财税,即使是兄弟宗室,也毫不留情。历来在政治上整饬纲纪,肃清贪污,几乎没有一朝一代不弄得灰头土脸的。宋朝的包拯虽称“包青天”,但他也并末办过整理财经的大案。不然,就是万里无云的青天,也会风云变色。可是雍正却不顾一切,亲自动手做到了,清朝的国库充足了,贪污犯罪的官吏倾家荡产了。因此,有关满汉反对派的怒怨,就一概集中到他“朕”的一身了。但他是学佛参禅的健者,他深切体认到永嘉禅师所说“办事定”的学养,如“止水澄波,万象斯鉴”。只要见地真,行履切,即有如庄子所说的“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的决心,就毅然地做了。
至于历来写历史或小说,描写雍正的严厉残忍手段,大多是以雍正三年,有年羹尧的幕僚汪景祺作《西征随笔》一书;
虽然如此,雍正总难逃“为德不周,为仁不达”的遗憾。但再退一步来讲,过去古今中外英雄帝王们的统治手法,都会如三国时代刘备说过一句坦白的老实话,那就是“芝兰当门,不得不锄”。有罪无罪,同为一例。所以佛、道两家便教人要知时知量,明哲保身,做为苟全性命,不求闻达,独善其身的规范。但如不幸处在兼善天下的地位上,那就随时会有可能碰上棘手的事,瓦砾黄金,同为废物,即使圣如尧舜,也有殛四凶的记载,孔子也有杀少正卯的故事。雍正虽学佛参禅,当然更不能比于尧舜与孔子,应当受到后世的批评。
他在需要外派整治事功的人才,“宁可用黠而能者,不肯用愚而廉者”。
(雍正)他是真实奠定了清朝的江山,付予儿孙好自经理,实在可算是历代定鼎守成帝王中的一代奇才,为历代职业皇帝中绝无仅有的一人。如果以“修身、齐家、治国”之道来说,他确是做到了如《诗经》所说:“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了。但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之道来说,他却落于“静虑而后能得”的窠臼,对于“亲民”而“止于至善”的外用(王)的实际,难免自有遗憾之处。明儒兼通佛道的洪自诚说得对:“涉世浅,点染亦浅。历事深,机械亦深。故君子与其练达,不若朴鲁。与其曲谨,不若疏狂。”雍正即位以后的禅病,正陷在过于练达而又曲谨的漩涡中而不自觉。
其实,读“四书”、“五经”是为了知道自己国家民族的文化根本来源,它和国家的兴衰成败,以及国运的强盛富有,不能混为一谈。事在人为,不是事在书为啊!传统文化的诗书并不害人,只怕自作高明的人为害了诗书的精义而已。
但正当欧洲英、法、德国际政局处在动乱之秋,而在人文与科学方面,都有别开生面的启发,时在顺治初期,公大一六四九年间,法国的哲学家兼数理学家笛卡儿,发明解析几何,首创坐标公式,打开数学的新纪元。同时又著有重演绎法的《方法论》、《沉思录》、《哲学原理》等书,主张心物二元论,但特别注重理性,影响此后西方思想至为深远。但今天西方已有学者对此思潮提出反思与批判。在西方的哲学史上,还有一位比他早期的英国哲学家培根,是主张归纳法的鼻祖,这项方法成为日后科学方法的重要基石,也影响甚为深远。因此,笛卡儿与培根都有近代哲学之父的尊称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兼教育家杜威在五四运动前期,到中国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及北京高师教育研究科教育学教授。一九二一年返国。杜威倡导实用主义及
工具主义。认为经验即生活;生活即应付环境;于应付环境中思想最重要,故思想即为应付环境的工具。应放弃研究虚玄的哲学,而以解决人生实际问题为主旨。其重要著作有《学校与儿童》、《思维术》、《平民主义与教育》、《试验伦理学》、《自由与文化》。他影响本世纪的美国及中国教育很大。美国人注重现实生活,就是杜威哲学教育的结果。从表面来讲,重实践与经验,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有相同之处。但并不尽然。杜威主义只是当时教育上一副治标不治本的药剂,得失是非及其流弊,尚须另作研究,并非人道教育的大经大法。
民国九年(一九二○年),英国哲学家及数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当时颇得好感。一九五○年获诺贝尔奖。他在哲学上主张心实在论。在政治上极端重视个人。重要著作有《政治思想》、《心之分析》、《社会改革原理》、《哲学中之科学方法》。民国廿五年(一九三六年),英国经济学家凯因斯出版其名著《就业利息与货币之一般理论》,轰动一时,有二十世纪凯因斯经济革命时代之称。因他特别提出政府应衡量而对抗经济的萎缩,一反欧洲古典学派认为政府不应干涉经济事业的理论。其学说的主旨:一、以流动性的偏好,代替货币数量。二、以所得决定储蓄投资,代替利率决定储蓄与投资。三、货币与工资的伸缩,决不能保证充分就业。确认货币因素、价位,为经济动态的决定者。重视货币政策,为其经济政策的特征。一般工商界所谓的消费刺激生产的口头话,也就是从凯因斯经济理论所产生的一般见解,流弊不浅,后患可虑,实须值得检讨。
但正当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时期,在西方欧洲文化中,影响人群社会较大的两种学说:
一是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学说,亦有称之谓“析心术”的。他认为梦境与精神病的起源,都由于平时受抑制的愿望和情绪的反映。尤其以来自天然性爱的欲求更为普遍突出。因此而为现代心理学的主流学理之一。同时,有以弗洛伊德的理论与苏俄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条件反射(替换反射)的理论混为一谈,影响当代人文思想极为巨大。
二是由丹麦思想家克尔凯戈尔在十九世纪开始的“存在主义”。到了二次世界大战后,流行于法国、德国以及美国各地,由小说与戏剧的阐扬,就风行一时,成为时髦。这是对人生生命存在的怀疑与探讨。认为人是生存在无目的之宇宙中的一个个体,应当掌握现有个体的真正自我,反对盲从,而注意内在的自由意志。但个人又须负自由行动所生后果的责任。我们亲眼所见二次大战以后美国、日本等地,受到存在主义所影响的“嬉皮”,酗酒、吸食麻醉药品,浪漫而颓丧的青年,到处皆是。二十世纪后期,渐已改变,由于股票和金融市场等的刺激,转入新兴少年资本家典型的“雅皮”了。
一九○○年,美国在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北京之中,顺手牵羊占了便宜。开始实行金本位制。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一九四一年日本袭击珍珠港的二十多年间,她除本身扩充海陆空三军的装备以外,又乘机担当国际争端的兵工厂。世界上最奢侈的浪费莫过于战争,但这个远处在北美新大陆的庞大兵工厂,由于各个落后国家内战和抵抗侵略的需求,正好大发其横财。并且因军工的发达,碰上科技文明发展的迅速,她首先把原子弹制造成功。一九四五年,她向日本投下原子弹,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此使她睥睨国际,自行登上世界盟主的宝座,俨然以制约各国民主体制的霸主自居,号令天下而叱咤风云了。其余大家可以读《美国史》和《世界通史》一类的书,便可大概了解两百多年来美式民主文明和文化发展的大要。
一到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之间,各国的强手,便转向于东方的印度、日本和中国,乃至澳洲、新西兰和东南亚各地,互争雄长,犹如列子所说的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当众伸手攫取市面上的金人,毫无顾忌。美国虽然是西方文化混血初生的娇女,比较含蓄,但那种欲取还休的骄纵之气,也正在成长,她也许正想试着学习十九世纪中的英国,要把美国的国旗,安插在整个地球上面,使它永远没有日落的时刻。这就是西方文化国际间的现势。假如我们现在要想自强不息,号称向西方先进文化去学习,不知道我们要学西方哪一个国家,哪一种榜样,才算是真正做到先进的“野人”呢?(孔子说的,先进于礼乐,野人也。)这是值得深思反省的第一问题。
问题是:向西方学习,学什么到底??
二、西方的文化和文明
讲到西方的文化和文明,毫无疑问的,便是我们在十七世纪以来最欠缺的自然科学,和科学所发展的精密日用等科技。但那是包括所有欧洲各国,以及新兴美国的科学文化和文明,并非是只限于西方的某一国家。但需要特别小心的,就是我们要迎头赶上科学文明的发展,为自己、为人类带来在生活上过去所没有的便利,却绝不一定会为自己、为人类带来永远长治久安的幸福。现在世界上的有识之士,早已知道科学的最后作用,必须要与哲学碰头会面,重新为人类的人文和人生的真谛,做出定论和归结才行。
科技发展的最高目的,不是专为经济价值,或市场竞争做工具的。我们对这个课题,先要了然于胸,才有资格可说“迎头赶上”这四个字。所谓迎头,就是别人已经走过的道路,不必要再去花力气,只需要捡用他们已经走过的经验,站在时代的前头,先跑一步赶过去,这样才叫迎头。
不过,我默默地观察了几十年,我们的青年学子,的确已有这种能力。这倒要感谢上辈的人,把政治斗争搞得太过、太久了,这些青年学子们,畏惧而且厌烦,干脆避开现实,决心在学习的本科上潜心研究,所以才有这种默默无闻的成就。只是可惜一般高唱科学论调的人,其实并不懂得科学的内涵精神,还没有充分发挥和培植这一代青年科学工作者的才华。而且更没有高瞻远见去设计,如何把科学与科技的教育,跟哲学与人文文化汇流,做出一番前无古人的大事业,为人类做一重大的贡献。不然,科学发展如一头无羁的野马,它会给人类本身带来毁灭性的祸害。
这个说的太好了。
所以科学技术哲学,科技传播都研究什么??
《原本大学微言》64、结语:中国希望和平共存的世界
我现在对你们重新提出中国儒家孔子一系的《大学》,对照历代历史的现实演变来讲,是要大家明白,我们的国家几千年来,是仁义博厚,恪守宽容忍让,希望天下人类,真能达到和平共存的世界,既没有侵占其他国家的利益,更没有压迫其他民族的野心,同时也没有自认为是天下第一的狂心。我们具有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忍辱负重的文化根基,也绝不甘愿接受不合理的侵略和压迫,虽然在极度的艰苦危难中,也必然自强奋发,终于做到以德化人,以礼让相安为志。
总之,这次讲述《大学》一书,引论比较庞杂,其中的原因,主要的是以三千年的中国文化来印证中国历史的发展,说明内圣(明)和外王(用)之道,也就是孟子所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之道。它是做人之学的重要纲领,告诉我们怎样才能做好一个人之所以为人,以及如何齐家之道;至于治国、平天下不过是圣人的余事,内圣(明)的发挥而已。我希望通过这次原本《大学》的讲述,还它本来的面目,也希望中国人了解本国的文化精神,开拓未来要走的道路,并正告一些存有成见、偏见,或居心叵测的外国人士,能够知道中国文化的精神,以及我们的民族性。如果能够有助于这个地球上各国家、各民族的互相了解,减少误解,而互相交流融会,促进人类的和平与进步繁荣,这正是这次讲述原本《大学》,也是我数十年来所祷祝的心愿。
回应 2020-05-10 05:43:42 -
四平 (此生可是无仙骨,石火光中闹不休)
平常有人问我,你这么大的年纪,还忙些什么呢?我只有对之苦笑,实在说不清楚。因为一个真正立心做学问的人,实在永远没有空闲的时间。尤其是毕生求证“内明”之学的人,必须把一生一世,全部的身心精力,投入好学深思的领域中,然后才可能有冲破时空,摆脱身心束缚的自由。这种境界,实在无法和一般人说,说了别人也不易明白。 谁知旧八股去了,新的八股还比旧的变本加厉,以前的八股,只是文章规格的限制,现在的八股,反成为...2015-02-18 12:50:41 1人喜欢
平常有人问我,你这么大的年纪,还忙些什么呢?我只有对之苦笑,实在说不清楚。因为一个真正立心做学问的人,实在永远没有空闲的时间。尤其是毕生求证“内明”之学的人,必须把一生一世,全部的身心精力,投入好学深思的领域中,然后才可能有冲破时空,摆脱身心束缚的自由。这种境界,实在无法和一般人说,说了别人也不易明白。 谁知旧八股去了,新的八股还比旧的变本加厉,以前的八股,只是文章规格的限制,现在的八股,反成为思想控制的工具,我真是感叹这个年代,是进步了,还是退化了。 如果高推《大学》、《中庸》为孔门传承的大学问,那我便可说,《大学》是从《乾卦·文言》引申而来的发挥;《中庸》是从《坤卦·文言》引申而来的阐扬。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我从来没有把天当作地,也没有把地当成天。上面是天,足踏是地,谁说不合其德呢!“与日月合其明”,我从来没有昼夜颠倒,把夜里当白天啊!“与四时合其序”,我不会夏天穿皮袍,冬天穿单丝的衣服,春暖夏热,秋凉冬寒,我清楚得很,谁又不合其时序呢!“与鬼神合其吉凶”,谁也相信鬼神的渺茫难知,当然避之大吉,就如孔子也说“敬鬼神而远之”。趋吉避凶,即使是小孩子,也都自然知道。假使有个东西,生在天地之先,但即有了天地,它也不可以超过天地运行变化的规律之中,除非它另有一个天地。所以说:“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就是有鬼神,鬼神也跳不出天地自然的规律,所以说:“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凡有志于学,内养的功夫和外用的知识,皆能达到某一个水准,称之作“大人”。 我们上古传统教育的主要宗旨,就是教导你做一个人,完成一个人道、人伦的本分。不是只教你知识和技能,而不管你作人做得好不好。因为做工、做衣、做小贩、做官、做学者、做皇帝,那都是职业的不同。职位虽不同,但都须要作人,才是本分。你的职业职位果然荣耀煊赫,而人都作不好,作人不成功,那就免谈其他了。 民国初期的五四运动,大喊打倒孔家店,实在不是胡闹。其实,孔家老店,倒还货真价实,只是从南宋以后,这一班宋儒学家们,加入了孔家店,喧宾夺主,改变了孔家店原来的产品,掺入的冒牌太多。尤其以程、朱之说,更为明显。 岂不知下文由“格物”、“致知”,到“诚意”、“正心”、“修身”的个人学养成就以后,跟着而来的“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正是真实做到“亲民”的学问吗?如果要人们天天换作新民,那就要随时变更政策,常常要来一次什么大革命才对吗?所以这个思想,后遗的流毒太大了! 中国固有传统文化的读书人,无论老儒新儒,常常容易犯一种自尊狂的毛病,他们自认为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以后,谁也不是真儒,当今天下,唯我独尊,孔、孟以后,只有我才够得上是真正明白儒家学理的人。这样的儒家,我数十年来接触到的、看到的太多了。因此,很了解宋儒理学们的心态动机,也不外此理。 那么,一个虚灵不昧的人生自性,同时也并存有两个魔性,一个是气禀,一个是人欲。它们两个又从哪里来呢?是不是如朱夫子自己所说,也都从自性本体中来呢?怪不得后世人辩讲宋儒程、朱的理学,说它是“理气二元论”。其实,他对人欲和本体的关系还交代不清,可以说是“理、气、欲”的三元论啊! 朱子所说的“虚灵不昧”,只能说它是《大学》下文“止、定、安、静”求证功夫中的一种境界,不可以用它来诠释注解“明明德”就是虚灵不昧。更不可以就把它当作人生天性原初的本体。 不管你有多么锋利,多么敏捷能干,如果不能随时回转反省自修而还归平静,包你很快完蛋,而且此心被习气所污染,就如滚滚旋转的车轮,不停不回,堕落不堪了。 我认为对孔门心法《大学》的研究,比较更有价值,而且对上古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更显出特色。但这不是从民族国家意识立场来强调其说,事实确实如此。不过,这样一来,不从佛学,或者说不借用佛学来说明,仍然还是含糊不清。宋、元、明、清以来的儒家理学家们,就因为困于门户之见,死守固有藩蓠,不但无法发扬光大,反而纯置儒道所长于无用之地,很是可惜! 当你意识正在思维或在烦忧的时候,同时也有一个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个作用,在心理学上,也可以叫它是监察意识。在哲学的理论上,便可叫它是理性或理智的作用。换言之,无论你在思想纷飞,或是喜怒哀乐发作的时候,自己必然知道。不然,你在心烦意乱的时候,你怎么会说我烦死了,或者说,气死我了呢? 所谓“止”的方法,就如治水一样,姑且打了一道堤防,先用智知来制心一处,渐渐分散流量,加以疏导。将此心犹如奔竞的流水,引入渠道以后,归到一个平原湖泊的时候,渐渐变成止水澄波,清风徐来,微波不兴。就是达到了“知止而后有定”的境界了。 我们把流动中的浊水,装到一个容器玻璃杯子里,先让它不再流动了,便似“止”的状态。然后投进一点明矾,渐渐使水质澄清了,便似“定”的状态。等到水里所有混浊的泥沙,完全沉到杯底,水净沙明,玻璃与水,内外通明一色,便似“静”境的类比了。好了!听了不要用心去求静;一有用心,“君心正闹在”,早已不静了! 由“知止”开始,一直到“定、静、安”的程序,是“内明”学养“定”学的功夫层次。所谓“静、安”,是“定”学效果境界的扩充。至于“虑”和“得”,那便是“慧观”智知的成果。 譬如我们读过的书,或经过了的事,忽然忘记了,便要拼命去追忆、寻找,这便是“想”的作用。如果记得非常熟悉的书或事情,根本不用费心去找,自然而然,轻轻松松就知道了,这便是“思”的作用。 他“格”了不久,“格”到心胸发病了!因此,后来他才下一定论,“格物”的意思,是格去心中的物欲,并非是对着外物来硬格的。 对于“致知格物”、“物格知至”的研究,现在我们理解它的内涵,并不完全如宋明理学家们的观念,只要格去心中的物欲,就算是“致知格物”的意义。我们已引证到《系传》所谓“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在前面已提到过“心物一元”、“心能转物”的道理。 其实,我们平常作人处事,大部分的行为言语,都在“意气”用事,绝少在清明理智的“明德”知性之中。加果要做到事事合于理性,那是很难的事。除非真能做到经过“大学之道”的基本修养。所渭“定、静、安、虑、得”的学问工夫。不然,对于自己理性的真实面貌是什么样子,根本就无法自知,所以老子便有“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的感言。 如果笼统含糊地说“心”和“意”,好像就是一个东西,等于是思想和情绪的总和。但从严格辨別来讲,“意”是不能概括“心”的。所渭“心”的现量境界,是我们没有起意识思维,更没有动用知性的分别思量作用时,即没有睡眠,也没有昏昧的情况,好像无所事事,但又清清明明的存在,那便是“心”的现象。 事实上,当我们心中无事,意识不起作用,当下忘去“所知”的分别活动,好像空空洞洞愣住一样,这便是“心”的现象。通常一般人,尤其是大忙人,偶然一刹那之间,有时候,都会碰到这种情况,不过,一般人碰到这种情况时,反而会起恐怖,自己会怀疑自己脑子有问题,或是心脏停止活动。便自寻烦恼,凭一知半解的医学常识,找医生,量血压,检查心电图,大多就因为自起恐慌而真的生病了。事实上,这起因是一种人我自己的心理病。如果在这种状况中,坦然而住,反而得大休息。不过平常没有经验,对自己没有认识,没有信心的,刹那即成过去,是不可能长久保持这种现量状况的。 做梦,广东话叫作发梦,那是“意识”所起反面的作用,不是“心”的作用。如在梦中,忽然心力特强,觉得是梦,一下便清醒了,那就是恢复“心”的境界。不过,在平常人的习惯,从梦境中一醒来,便即运用“意识”去思量,以“所知”的习惯,去追忆梦境,或以“所知”去寻求新知,永远不会停止休息的。 总之,再用一个譬喻来说,“心”好像一个盘子,“意”好像盘子里一颗圆珠。“知性”好像盘子和珠子放射的光芒,內照自身,外照外物。但这整盘,又装在一个血肉所制造的皮袋里,那就是人身。但要知道,这只是勉强的譬喻而已,并非事实的真相。 在中国小说中,古人早已有很趣味的譬喻,那就是《西游记》的四五个人物,作者把心身意识演化成小说,将心猿意马,化出代表“心”的孙猴子。代表意气的是一匹龙马。猪八戒代表了人的大欲,特别喜欢男女饮食。一个晦气色的沙僧,代表没有主见的情绪,只能挑着行李,担起这个皮囊跟着猴子、猪八戒跑。那代表整个完整的心身生命的,便是唐僧。从表面看来,他是世界上最老实的笨人、善人、好人,虽然一路上他所遭遇到的,处处是艰难险阻,都是妖魔鬼怪,而在这三四个鬼精灵伴随下,走完一段人生的道路,但由于他的“诚意、正心、修身”,所以他成功了! 当自己在“知性”的理智上认为这样应该做,而且是一桩好事,但是自身却另有一个厌倦疲懒的力量,使自己始终没有去做。最后又悲叹懊悔,自怨自艾,无可奈何!这就是说明人生的一切,以及行为的善恶是非,有一半是属于人身生理所影响的结果。所以《大学》特别提出“修身”的重要。 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是指“情绪”没有发动的境界。换言之,是并未动情,更未引发“意气”的情况。但人到底是有情的动物,“无情何必生斯世”,“天下谁能不动情”,只要“发乎情,止乎礼义”。“知止而后有定”,便能做到“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了!因此子思把“中和”的境界和作用,高推到“大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圣境上去,是多么的真善美,而且又很切实于人情的平凡状况,这就是人道的真现实,并不外于人情。 换言之,孔子的尊王主张,是他眼见当时春秋时代的政治、社会演变趋势、文化堕落,当权有力者不以“立德”为功,只以智谋权力作为霸业的手段,天下将必大乱。大乱的结果,当然是民不聊生,吃苦受害的还是老百姓。所以他主张,仍然尊重周室的政权王统,要使他随势“渐变”,不至于大乱。如果要求“突变”,必会造成再来一次如“汤、武”一样的革命,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中国文化中,维持传统的家族人伦之道的,都是历代中国妇女牺牲自我的成果,是母德的伟大,不是男士们的功劳。 母教,才是天下文化教育的大教化事业。大至国家、民族,小至一个儿女,没有优良传统贤妻良母的教育基础,那就什么都免淡了! 中国有句古话,“以德服人者王,以力假仁者霸”。简简单单十二个字,就把中国历史文化“王道”和“霸道”的界别说得一清二楚了。假定三代以上,在唐尧、虞舜时代的政治。是“以德服人”的“王道”。三代以下,尤其在东周以后,都是“以力假仁”的“霸道”治权。在古汉语中的“假”字,不完全当作真假的“假”,“假”当作“借”字用。所谓“以力假仁”的意思,是说,虽然都是用权力来统治,但也必须借重仁义之道来作号召。 人性,有善恶兼具的根底,去恶为善是健康的人生。蔽善从恶便是病态的人生。可惜人们喜欢以病为乐,因此造成人类史,是一部病理学医案史。所以中西的圣哲们,也只好永远担任医疗的护理工作了。 秦始皇对于没有文化教养的生母,还是很有孝心;对于吕不韦,也是很不忍心。所以也不能一味说他是绝对的粗暴。不然,从春秋到战国,弒君杀父的诸侯王,岂只一两个而已。即如秦朝以后的帝王,派人送一把刀,一瓶毒酒,一条上吊的绳子,命令他自杀的多着呢!但秦始皇对吕不韦,并没有这样做。其故何在,殊可深思也! 提到三代以下,所谓“天子”的帝王,几乎没有一个可以够得上“身修而后家齐”。而且自秦、汉以后的帝王家庭(从旧史的习惯,叫作宫廷),都是大有问题的家族,几乎没有一个是正常的“家齐”的好榜样,因此而造成历史上做领导人的帝王们,大多都是变态心理或精神病的人物。 如果现在依法平反,该判“焚书”之罪的是李斯和楚霸王项羽。而且当时所烧的书,是指私家藏书。但博士官有的藏书,集中在咸阳宫中,后来被项羽放一把火,连同阿房宫也一起烧了。但苏东坡却认为“焚书”的罪过,应该由荀子来负责,因为李斯是荀子的学生。 千古以来的书生们,都是“眼高于顶,命薄如纸”,平常喜欢高谈阔论,批评说理,滔滔不绝。一旦有事,大都便推过别人,自卸罪责。这也是世情之常,令人不胜悲叹的事! 身不修、家不齐而奢言治国、平天下,不是不可以,只是“偏中偏”,很少能够做到“偏中正”。为什么孔子特别推崇尧、舜?他的重点,应该是在“修身”。 贾谊生在汉文帝的时代,青年有才,也有远见。但在那个时候对汉文帝所提的意见,他实在不能接受,也无法采用。譬如一个平民,在万分艰难中发了大财,变成了一个大富翁、大企业家。但他刚死,家庭有大变故,这个家族事业也岌岌可危。但这个儿子在危急中刚刚接手当家,要在艰难紊乱中安定整理家族事业,只能求于安稳中振兴旧业。明知还有许多很严重的隐忧存在,但在这个阶段,是不能用大刀阔斧来变更它的,否则,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整个事业前途会受影响,甚至前功尽弃。这种情形,只有身在其位,担当重任的人自己心里有数。不是像贾谊一样,少年书生,充其量只在这个大家庭做小职员,冷眼旁观,看出毛病,就希望少老板要照他的意思办就行了。古往今来,一般的有才有学的青年知识分子,犹如贾谊一样多得是。唐代李商隐的处境,更不如贾谊,但自命不凡,所以写了这首名诗,他不是吊贾谊,其实,是在自怨自艾。 人,因为有“自欺”,才会“欺人”,最后当然要“被人欺”。换言之,人要自爱,才能爱人,最后自然可被人爱。也可以说,人要自尊,才能尊人,这样才能使人尊你。 人人都会埋怨被别人骗了,其实,人不自骗,谁又能够骗了你呢? 人们起心动念的思想作用,甚至善恶念头等等,它在自然界里,也犹如投一颗小石子在水里,它都会发生波动性的动力作用。由一个小小的涟漪开始,逐渐扩散,遍于虛空。而且还可以用光学原理把它录影下来。才知道“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乃至“千手千眼”的真理所在,并非是托空妄语。如果真的学通了科学(我说的是真通,并非指专家的学位),他自然会了解到哲学和宗教学的严重性,就不敢妄加别人迷信的大帽子了。因为,自己不懂,就说别人迷信,这才是真迷信,也就是不“诚意”了。 其实,每一个人活在人世间,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损人利己的;同时,也可以说,没有一个不是损己利人的。因为人是彼此需要互相依存的。人不像别的生物一样,所以构成人群的文化,形成了社会。 愤怒伤肝,恐惧伤肾,好乐伤心,忧患伤肺。换言之,容易发怒、容易发脾气或脾气不好的人,便是肝气不平和的现象。容易害怕,俗话所说胆小怕事的人,便是肾气(与脑有关)不平和。嗜好过分,特别如饮食、男女方面过分,可使心脏有问题。多愁善感,或遇家庭问题,其他等等事故,心多忧患,便由肺气不平和开始,影响内脏健康。 到现在为止,实在没有哪一种学说理论,更比佛学高明。佛学是以“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为主旨。所谓“三界”,是指这个宇宙之间的生命,统以爱欲、淫欲为生命来源的作用,叫作“欲界”。它是包括物质、物理的世界的一切生命在内。超过欲界以上的,是“色界”,以光色为主体的生命世界。超过色界以上的,便是“无色界”,我们暂时只能理解它是“空界”,或可说是超越时空的一种现象。“万法”是指宇宙间的一切有形的事物,以及一切无形的理念和精神。他说所有“三界”、“万法”,都是“一心”的功能所变现。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齐家”,并非是西方文化形式的小家庭的家。也不是二十世纪后期中国新式的家。古代传统文化的家,其主要是以“宗法社会”和“封建制度”相结合的“大家庭”、“大家族”的家。它本身就是“社会”,所以过去中国文化中,再没有什么另一个“社会”名称的产生。如果从“大家族”的“社会”,与另一个家族,或其他许多家族的土地连接起来,就是另一个团聚的名称,叫作“国”了。因此,由上古以来到后世,便正式成为“国家”名称出现了。 所谓“家无间言”,是说全家三百多人,并没有一点不和睦、不满意而吵闹起来。因此便可知道“齐家”之道,是“齐”这样的家,不是如现代,乃至西式的小两口子,把两个铺盖,拼成一张大床,或两张小床的家。即使是对小两口子的家来讲,又有几对是白头偕老、永不反目的呢!你看,“齐家”,是那么轻易要求,那么稀松的世间人事吗?! 依照现代物质文明的快速进步和精神文明相对的衰落。不论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甚至举世皆醉的工商业竞相发展,在不久的将来,人类社会不会再有家庭制度的存在,而且也没有婚姻制度神圣的存在了!人类历史的剧本看到这里,我自己觉得可以“煞搁”了。因为我是一辈子看戏的,再看下去不是不好看,习惯不同就有点太陌生不大自在了! 所谓“齐家”之“家”的内涵指标。因此大略介绍过去历史上,所谓“大家族”和“大家庭”的情况,是《大学》所指“齐家”之道的重心所在。至于初由一男一女,两相单独建立的“小家庭”,是归于“夫妇之道”的范围,当然也和“修身”、“齐家”有其基本的重要关系,但非本段文言的主要所指。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细数人生,谁又不在“畏敬”中过了一生。但是,世界上什么是最可怕的呢?鬼神并不可怕,因为没有见过。上帝、佛、菩萨也不可怕,天堂和极乐世界都距离我们太远。最可怕的是“人”;更可怕的是“自己”;尤其可怕的是人自己所造成的“人”神,它的代号,叫作“权威”。其实,权威只是虚名,它没有一个东西,但它又把握支配了一切的东西,它是以一个孤苦伶仃可怜的人为形象,是“寡人”、是“孤家”,他使人不想接近,又想接触。望望然是很渺小,又好像很伟大,总之,是人人自我矛盾所造成的一个“偶像”。最好的“偶像”,是没有一个他的自我形式,是以人人心中各别自我所形成的一个“偶像”。它使人人心中自我自生有“畏敬”成癖之感。 到了北伐前期,那时,印刷术已稍发达了,到处可以看到一张又一张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袁世凯、张勋到奉、直战争的大帅们,和革命先驱孙中山、黄兴,甚至什么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总司令蒋介石的画像。一个个都是人们所制造的“权威”,令人望之似乎“畏”而生“惧”,但未见得有“敬”意的存在。 我们也可以从佛学中去了解“慈悲”另一面的作用,如说:“慈悲生祸害,方便出下流”。这种道理,和人生实际行为的结合,“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不然,就犹如现代一般人,在那些报屁股或杂志的尾巴上,看到学到一句“爱心”,或“爱的教育”的皮毛,就一味只以“爱”啊“爱”的教养子女,最后多半变成“爱”之反而“害”之了。希望大家真要“好学”、“慎思”去“明辨”它才对。 “傲”是内在的,正如古人所谓,此人有“傲骨”、或有“傲气”,这还代表了有一点赞许的意思。“骄”就有使人受不了的粗暴之感了。 富贵的家庭,或是社会富有了,就会养成青年人多“赖”,爱炫耀、爱耍阔、爱奢侈、好高骛远。社会苦寒,家庭贫穷,就会使青年人容易走上“暴戾”愤恨的路上去。这并不是天生人才有什么差别的作用,只是因为受环境压力,造成心理沉没的后果。除非真能刻苦自励,专心向上的人,当然也可以能够跳出“世网”的。 大家庭的家族,便是人群社会的基本,犹如一个小国的雏形,而且它所注重的是礼治,而不是“法治”。“礼”是文化的教养,道德榜样的感化。“法”是人为建立适应时空环境的规矩,用来管理人的行为,使其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可起平衡利益、调整利害冲突的作用。殷、周以前,中国文化的政治指标是以礼治为主,法治仅是辅助礼治不足的偶尔作用。如果要研究讨论礼治和法治的比较,哪样才对?那可问题不简单,必须要从人类社会发展史、人类经济发展史等学科来综合研究。 从西方后期文化的民主、自由思想东来,开始冲击中国的固有传统文化,渐渐又互相沟通了解而结合。你看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美式的民主选举作代表来说,当他们为了竞争登上国家领导人的宝座时,互相揭发缺点,甚至作人身攻击。对于他青年时代的学业成绩、男女恋情,甚至夫妇之间的嬉笑怒骂,都要拉上电视来讽刺。大家还公认,这才是真正民主的风范。诚然,好玩是好玩极了,但是世上真有多少人是白璧无瑕的圣贤啊! 我也是学话的鹦鹉而已。而且一边说,一边自己冒汗,心里发毛,惭愧之至。只有一句话:“我所不能也。”因此,我也常告诉一般学佛修道、或信任何宗教的朋友们说,请你先平实一点,不要老是说,我要学佛度众生、救世人。自己的家人,不是众生之一吗?也是世人吧!既不能影响家人,便说要度众生、救世人,可能吗?也许你能,我实在自惭不能。所以一辈子也不敢以师道自居,既不认为有学生,更不敢自认为是你们的老师了! 推位让国的最高理则,并非如此。它的主旨,只是局限在“齐家”范围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礼让行为,并非是加于领导有国者的大君主,或大领导统治者的要求。 中国过去的历史,都是自称为儒家的大学者所编纂。他们都是戴上有色眼镜,凡是碰到佛、道两家或不懂的事,就毫不客气地删除。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正为此故。 如果用严格的比喻来说,大家都知道,西汉的“文景之治”,是重用黄老的道家文化思想。后世称它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那么,满清在康、雍、乾三代,是“内用禅佛”、“外示儒家”。这是绝对正确的事实,如假包换。只可惜后世一般人,对禅佛之学太过生疏,反而不能学以贯通,自被成见所瞒了。 当我在美国居留做过客的两三年之时间,审慎观察研究他们的各阶层社会,人们最厌恶的便是律师。其次,最恐惧的是医生和医药。号称为世界民主、文明的美国,也难免如老子所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社会。他们的法令也多如牛毛,各州的立法,有的和联邦法律有所不同难免抵触。法官们对于法律的解释,有时候也犯了如中国历代酷吏一样的错误,“周纳罗织”,入人于罪的也不少。因此,作为律师的一行,就有不少懂得钻法律的漏洞,犹如中国明、清时代的一些刁钻师爷或恶讼师一样,也会使打官司的当事人,弄得家破人亡的事确也并不太少。尤其有关税法方面,追缴、追补的多,逃税、漏税的也很公开普遍。这也就是美国式的民主“人(民)权”一面的热闹事。 如照我在过去中国几十年前,亲眼看到那个古老的农村社会,现在人所谓的封建社会的医生和药店,几乎和现代西方或美国的医生、药店完全相反。医生如果太摆架子,拖延时间去看病人,当场会为病家及大众所咒骂。药店在过新年的正月初一,绝对不可关门,而且也不许关门,那是千多年来的风俗习惯。不论半夜三更,正月初一或除夕,请医生看病,或到药店买药,绝对没有推迟拖延的行为,不然就会被社会群众所唾弃的。至于民间社会,不论妇女村农,懂得几个祖传偏方或治病方法,给人方便治疗,得到一般老百姓的爱戴,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当然,或药不对症,庸医杀人,不免有之,但到底是少之又少。决不像美国式的“民主”法令,以保障人命做借口,随便指为“无照医生”,就绳之于法。我在美国,也随时看到有些病人,明明是被他们医药错误,但也绝对不敢施之援手,甚至也不敢多说,稍一不慎,就会触犯他们的法令,不堪设想。 礼治,不但在于要求上层阶级的士大夫们,同时也是要教化一般的庶民。所谓“不教而诛之”,则过在士大大们所从政当权的官府,并不完全重责于庶民,这是礼治文化最重要的精神所在。 “三从”、“四德”的内涵,并没有一点轻视女性、或是压迫女性的意思。所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就叫“三从”,那有什么错?你把“从”字换做现在流行的法律术语,变成“负担”或“负责”来想想就通了,那真是对女性的尊重啊!女子在未嫁之前,应该由父母负担生活,负责教养,有什么不对?结婚出嫁以后,作为丈夫的男人,就应该负担起妻子一切的生活费用,负责妻子的安全,那又有什么不对?除非是反过来,男人要靠妻子生活的才对吗?丈夫死了,当然妻子自身的父母也老了,不靠子女的照应,怎么办? 作为领导的人,不管你是做皇帝,或做官的臣工,乃至做老板、做师傅,甚至做父母、兄长的人,凡是居于 上位的人,无论你做任何一件事,自己想来都很讨厌,或很为难,或者很不应该去做,只好自我逃避,就要指使下面 的人去做,那便是“缺德”,就是“意不诚、心不正、身不修”,切切不可如此。相反的,如 果你身居人下,对于有些事,有些作为,自己想来都有些厌恶,但是为了讨好上级,就改变方法,把坏的成分,花言 巧语,另加包装,怂恿上面去做,或是掩盖自己的过错,故意诿过于上级。那就是“意不诚、心不正、身不修 ”的最大“缺德”,切切不可如此。 你想要人心归向,或是个人想要有朋友相助,必须先要从自己“立德”开始。如果你自己作人, 态度、言语、思想等行为,处处“缺德”,一切就免谈了!不过,一个“德”字,涵义太多太 广太深,真是一言难尽,说不完的,不是随随便便说一句“道德”就对了。 “名、利、财、货”,“富贵功名”,“权位金钱”,都只是在生存、生活上,一时一地的应用条件而已。它的本身,只能作为临时临事时所需要支配的机制,根本上它都非你之所有 ,只是一时一处归于你之所属,偶尔拥有支配它的权利而已,并非究竟是归于你的所有。因为你的生命也和“功名富贵”那些现象一样,只是暂时偶然的存在,并非永恒不变的永生。 所谓“清谈”、“三玄之学”和研究新近由印度输入的“佛学”,只是文化教育上的一种潮流,一种轻视皇权的反动,反映士大夫们另一种不同意现实政治的风格而已。 正如晋初尚书左仆射 刘毅所痛恶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其实,刘毅这篇有关用人行政的谏疏文章,直到今天和将来,无论是哪种政党、政见的民主时代,也应当好好研读,作为民主选举的制度精神的参考。 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文化不同的各个国家民族之间,早在公元以前,就能接纳外族归附移民,不记宿仇,没有种族歧视的成见,除了中华民族,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了。因为中国文化,本来有“ 王道治天下”的传统,以“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仁义精神,才能做到。也可以说,中华民族的“华夏”文化,早已在公元以前,就实行了人类大同的理念,早已泯除种族歧视的狭隘胸襟 。 隋朝开国的隋文帝杨坚,在杀戮以外更加灭族,所以历史学家们,便说隋朝皇权,是必然不会长久的。 儒家所讲的“义”,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人我之间都得安详,所以古人解释 “義”字造形的内涵,是从“羊”(吉祥) 、从“我”,两个字义的综合,是属于“六书”中的“会意”字的范围,等于说是 “为善最乐”的意思。但自曾子以后,孟子特别注重“义”字,主张以“义”为先 。因此古人便如此注解:义者,宜也。这也等于说是没有哪一点不合适、不相宜的才是“义”。至于从墨 子学说以后,墨家思想的“义”字,就有偏重于人我之间,富于同情心和相爱心的“侠义”之 “义”了。 但很可惜的,由于他最后的几句结语“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菑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却被秦、汉以后历来读儒书出身的学者们,硬要用来学做 “圣贤”金科玉律的教规,对于“钱”、“财”二字,视为毒害。甚至平时多谈这 两个字,就会变成“俗物”。可是,不随流俗,特立独行的学问修养,毕竟不易做到。因此,一般的读书 学“儒”的知识分子,大多成为“既要清高又怕穷”的矛盾心理状态。一旦考取功名,挤身政 要以后,既不懂经济、财政,更不懂为国家社会人民之间,如何理财致富,而达到富国强兵的妙用。好像都是误解了 曾子著《大学》最后的几句话,变成了如来佛加在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一样,一听就要头痛得打滚,非常可笑。所以 中国有两三千年丰富记录的历史资料,所谓二十五史或二十六史,好像都是一部人事经历的资料档案。对于财政、经 济、生产、消费之间社会的财经变化态势,和人事史料来对比,简直少得可怜。 孔子死后,在曲阜的墓地,也是子贡一手所经营的,而且他还 在夫子坟上,守墓六年才离去。如果孔门高弟,都如颜渊、原宪一样,遁世无闷,甘于清贫,孤芳自赏,行吗? 究竟是财富的资本影响了政治?或是政治影响了资本的财富? 这也等于是哲学上的主题:究竟是蛋生鸡?或是鸡生蛋呢?且待人类慢慢摸索,再去求证吧! 我们为什么在讲《大学》“治国平天下”的结语,硬要拉扯到《货殖列传》来做讨论呢?因为我读历史 ,每每发现古人被《大学》最后结语“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菑( 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的一段话镇住了,并未好学深 思它的真义所在。因此,不惜眉毛拖地,特别点出其中的关键所在。既可还了曾子著《大学》的本来面目,又免得后 儒们盲目追随两宋以来的理学儒家们所误解的蛊惑。 读书求学,自当有顶门上一只眼,取其精华,舍其糟粕,不可妄自菲薄,盲目随人说长话短,死死啃住古人的遗骨、唾余啊! “参禅”的名词,是从宋元以后所兴起,那已是禅宗从驰骋中原和大江南北, 终将走向小径的尾声了! 总之,孔子的删订“六经”,是把唐尧、虞舜以来,直到周朝开国以后的文化文明,尤其是由周公姬旦 所整理过的中国上古文化,汇为总类付予后来的人们,做为先民遗留给后代“承先启后”的无价资产。当 时对学者称为“儒士”或“儒生”,并非如汉代以后的儒家,是专指治孔孟之学才称“儒 者”的。 任何一代的文化,都离不开“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的人事关系。 《原道》一文,劈头就提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 ”;然后便说“仁与义是定名,道与德是虚位”等等,气势不小。因此,后世的儒者大多认孔子所说 的“仁”,就是“博爱之谓仁”了!殊不知“博爱”是墨子主张的精义。“行 而宜之之谓义”,也正是墨子的学说的精神。韩愈是对墨子之学极有研究的学者,所以《原道》一文的开头,便 引“墨”入儒,致使后世的学者们,却被他的健笔宏文轻易地瞒过去了。 从李世民起义之初的动心用意,已经深深埋下了不良的前因。他在说动其父李渊起兵的布局,是设计用酒灌 醉了李渊,使他在昏昧之中奸污了隋炀帝在晋阳的两个妃子,因此迫使他的父亲,不得不听从他的主意而起兵。所以 就由武则天的夺权做皇帝开始,使李唐一代后世的子孙帝王们,始终都在受内宫夫妇男女之间的“女祸” 所困扰,甚至还要受那些不男不女的“宦官”随 便摆布。因此,造成晚唐时期军阀专权的藩镇之乱,终至国亡家破,以了却前因后果的一笔滥账。至于李世民在登位 之初,弑兄杀弟、霸占兄嫂等行为,遗祸到唐肃宗李亨以后四代之间的兄弟宗室的权位之争。如果不是介乎禅道之间 的同宗名臣李泌,不避嫌疑的斡旋其间, 恐怕在中晚唐的阶段,早就失鹿中原,移鼎他人了! 世界上有很多文人,最喜欢谈兵,他们实在没有当过军人打过仗,往往会把战场当作考试场一样的紧张好玩。赵匡胤是从战争中勇于作战而成名的,他当然了解战斗是并非好玩的事。所以他在登上皇帝的宝座以后,就要考虑是否必要以武力统一天下,或是另谋其他的方略。他所以毅然断然在“舆图”上,手把“玉斧一挥”,暂且割开“燕云十六州”和云 南一带的“大理”而不顾,固然不是勇者的所为,但也情有可原。而且他认为当时北鄙的契丹等胡人,进攻中原,其志只在财货的掠夺,人如只要富贵,就可用金钱攻势,买回失地。这就是赵家三百年来由太祖内定战略失 策的致命伤。 孔子答子贡问政,曰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并非是必要发动战争才能解决问题啊! 赵宋开国的重文轻武政策,恰为宋儒理学成长的助缘。 儒家的“四书”,并没有妨碍了中国,只是南宋以后的有些学者,过于迂曲误解了“四书”,反而妨害了传统儒学对民族文明发展的重要。 如果从人类学的观点来说,对比东西文化的演变,而且以中国文化史的立场来讲,就像太阳运行东西两半球的一昼夜之间,西欧和东亚的中国,明暗代谢,几乎似有类同,而又有大不相同的差别情况。 权势地位,只可以煊赫一时,并不能左右后人的爱憎。它和领导政治的成果一样,好坏永在人心。 尤其是身兼文武韬略,出将入相的人物,大多是富于才华,富于情感的人。古今的名将,具有军事天才的人,也是如此。只是一般人没有真正置身军旅,并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换言之,军事上的战略、战术和战斗,统是战争的 艺术,也是智力和情操的结晶。兵法即艺术,艺术即兵法,只是普通的人,不了解真正的武学,看到军人就怕,认为统是老粗,实在非常遗憾。 “三代”以上,是以德化民成俗,用文治而平天下。“三代”以下,是以“止戈为武”的武功平天下,然后再事治国。“功德并用”,“恩威并济”,才是传统儒道文化的最大原则。 他自己并没有说,只有我朱熹所编注的《大学》、《中庸》,才是空前绝后 的孔门正宗心法,后世必须以此为准。但他编注的《大学》、《中庸》,却变为后世元、明、清六七百年来的御用范 本,用它来牢笼天下学者进取功名的思想,成为不可另有其他见解的意识形态。应该说这并不是朱熹的本心,这是元 、明、清三代那些“不学无术”治国当家皇帝们的过错。尤其是明朝开国之初的和尚皇帝朱元璋一手造成 的罪过。 十三世纪,便是成吉思汗的世纪,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到此划分界限 ,成为黯然失色,大不如前的转折时代。 有人说,汉朝四百年,是刘家与外戚宦寺共有天下;唐朝三百余年,是李家与女后藩镇共有天下;明朝三百年,是朱家与宦官共有天下;清朝两百余年,是爱新觉罗与绍兴师爷共有天下。这样的史论,虽然过于笼统草率,但也蛮有道理的。 朱家子孙十五个职业皇帝,除了被太监宫女们玩弄在股掌之间以外,几乎找不出一个对历史社会有很好贡献的君主。其中两三个稍有特别天才的,如 英宗朱祁镇,如果不做皇帝,专学天文,应该可以成为名家。神宗朱翊钧,不做皇帝,专业经营,或从山西票号做学徒,以他爱钱如命的个性,一定可以经商致富。熹宗朱由校,不做皇帝,专学建筑 设计或土木工程,也应该大有成就。但很可惜,他们都不幸而生在帝王家,当了职业皇帝,反而在历史上留下许多劣迹,真是不幸。 当满清入关称帝以后,在过去 两百多年的时间,始终存在满、汉民族意识情绪的斗争。但从满族的立场来说,因为明末时期,明朝的政权,已经物 腐而后虫生,自己不能收拾,所以才请我们入关来澄情宇内。大家都是炎黄子孙,天下本是天下人的天下,有德者居 之,这有什么不对。雍正《大义觉迷录》的立论,就是由这个观点出发。 参禅开悟,并非是求仙道的长生。一个人事无巨细,都要事必躬亲,昼夜勤力,日里万机十多年,不累死也会瘫痪的。况且他对佛法心宗意生身的转身一路工夫,还须求证,并未到家。这是他无法告人、无处可问的关键所在。 中国人到现在,仍然对读经与不读经的争议,还在喋喋不休。其实,读“四书”、“五经”是为 了知道自己国家民族的文化根本来源,它和国家的兴衰成败,以及国运的强盛富有,不能混为一谈。事在人为,不是事在书为啊!传统文化的诗书并不害人,只怕自作高明的人为害了诗书的精义而已。 明朝的三保太监郑和,已经奉命出使南洋,由江苏、浙江、福建南历南洋群岛,乃至非洲东岸,及印度、波斯等东海岸,前后出使七次,历经三十余国。虽然他是奉有特别任务,只做试探性的航行,但他志在宣扬国威,施加德化,既不想占有别人的土地,更没有贪图他国的财货而做贸易,反而代表明朝,赏赐安抚那些弱小民族的国家,所以直到如今,印尼边境地区,还存有土人们为郑和修造的神庙来纪念他 。关于郑和下南洋的事,还有人写作小说,变成家喻户晓的故事。但冷静沉思,和哥伦布等发现新大陆相比较,问题并不一样,这就是代表了中华民族素来爱好和平,不贪图不仁不义财富的习性。也可以说是民族传统文化教育上的深根固蒂,并不能认为是不懂商业利益,或是民族性的弱点。 美国人注重现实生活,就是杜威哲学教育的结果。从表面来讲,重实践与经验,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有相同之处。但并不尽然。杜威主义只是当时教育上一副治标不治本的药剂,得失是非及其流弊,尚须另作研究,并非人道教育的大经大法。 科技发展的最高目的,不是专为经济价值,或市场竞争做工具的。我们对这个课题,先要了然于胸,才有资格可说“迎头赶上”这四个字。所谓迎头,就是别人已经走过的道路,不必要再去花力气,只需要捡用他们已经走过的经验,站在时代的前头,先跑一步赶过去,这样才叫迎头。 只是可惜一般高唱科学论调的人,其实并不懂得科学的内涵精神,还没有充分发挥和培植这一代青年科学工作者的才华。而且更没有高赡远见去设计,如何把科学与科技的教育,跟哲学与人文文化汇流,做出一番前无古人的大事业,为人类做一重大的贡献。不然,科学发展如一头无羁的野马,它会给人类本身带来毁灭性的祸害。 我现在对你们重新提出中国儒家孔子一系的《大学》,对照历代历史的现实演变来讲,是要大家明白,我们的国家几千年来,是仁义博厚,恪守宽容忍让,希望天下人类,真能达到和平共存的世界,既没有侵占其他国家的利益,更没有压迫其他民族的野心,同时也没有自认为是天下第一的狂心。我们具有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忍辱负重的文化根基,也绝不甘愿接受不合理的侵略和压迫,虽然在极度的艰苦危难中,也必然自强奋发,终于做到以德化人,以礼让相安为志。(《原本大学微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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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想去抓猫 (我去做一件事都是因为不甘心。)
今天开始看大学了。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2022-03-13 16:57:29
今天开始看大学了。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首先讲了什么是知,举了很多例子,结论是知不是能,是所。不太理解。知不是你问一答十,不是聪明伶俐,不是开了七窍就是知。啥是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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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想去抓猫 (我去做一件事都是因为不甘心。)
今天开始看大学了。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2022-03-13 16:57:29
今天开始看大学了。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首先讲了什么是知,举了很多例子,结论是知不是能,是所。不太理解。知不是你问一答十,不是聪明伶俐,不是开了七窍就是知。啥是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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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 (La vida es una gran aventura)
1. 知其所止,止于至善。也就是我们平时所思考的,自己想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想成就自己怎么样的一生;从而不随波追流,人云亦云 而后才如切如搓,如琢如磨 《大学》本身说得好:“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不同的身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所止”,关键在于寻找最适合自身条件,最能扬长避短的位置和角色——“知其所止”。 2.《大学》强调以修身为本,齐家、治国...2020-05-10 05:43:42 1人喜欢
1. 知其所止,止于至善。也就是我们平时所思考的,自己想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想成就自己怎么样的一生;从而不随波追流,人云亦云
而后才如切如搓,如琢如磨
《大学》本身说得好:“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不同的身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所止”,关键在于寻找最适合自身条件,最能扬长避短的位置和角色——“知其所止”。
2.《大学》强调以修身为本,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只是末的道理。
时至今日,当我们说到知识的获取时,仍离不开“格物致知”这一条途径。因为,它不是说的“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而是说的“‘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去尝试多个行业
3.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对自己真诚。很多人撒谎撒太多了,连自己内心真正的声音都不知道了
此谓诚於中,形於外。这就叫做内心的真实一定会表现到外表上来
相由心生,处久了什么人是什么样自然就显示出来
4.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
这说的就是人不能被情绪左右。要让理智控制情感
5.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
在这里,修养自身的关键是克服感情上的偏私:正己,然后正人。
很少有人能喜爱某人又看到那人的缺点,厌恶某人又看到那人的优点。所以有谚语说:“人都不知道自己孩子的坏,人都不满足自己庄稼的好。”
这句话很警醒。我是否只看到的坏而忽略了他们的好?
是否还有智慧能够挽救这个关系??
6.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国。孝者,所以事君也;悌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
孝者所以事君。如果亲人有无数人受不住的缺点,是否还要孝顺??
孝者而后能事君。这是讲顺从。怪不得我天生反骨。
对父母的孝顺可以用于侍奉君主;反推之,对父母不顺的人不可用于侍奉君主
《康浩》说:“如同爱护婴儿一样。”内心真诚地去追求,即使达不到目标,也不会相差太远。要知道,没有先学会了养孩子再去出嫁的人啊!
因此,没学过当父母不是借口。至少你应该心诚,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品德高尚的,总是自己先做到。然后才要求别人做到;自己先不这样做,然后才要求别人不这样做。
7. 德是根本,财是枝末,假如把根本当成了外在的东西,却把枝末当成了内在的根本,那就会和老百姓争夺利益。
这正如你说话不讲道理,人家也会用不讲道理的话来回答你;
8. 有德的人爱憎分明,发现贤才而不能选拔,选拔了而不能重用,这是轻慢:发现恶人而不能罢免,罢免了而不能把他驱逐得远远的,这是过错。
不仅要有立场,还要有行动力,要决断,果断
9. 仁爱的人仗义疏财以修养自身的德行,不仁的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敛钱发财。
没有喜爱忠义而做事却半途而废的;
忠太重要
10. 一个国家不应该以财货为利益,而应该以仁义为利益。做了国君却还一心想着聚敛财货,这必然是有小人在诱导,而那国君还以为这些小人是好人,让他们去处理国家大事,结果是天灾人祸一齐降临。
美国!美国从两次战争发的财,是昧良心的。如果美国不担当,不仁义,做有利于全人类的事,它必定是自取灭亡。
犹太人的覆灭就是这个。他们被屠杀是因为光会敛财却没有利他之心
11. 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
唯仁,《甄嬛传》里面雍正帝的书房的牌匾。
还有香妃宫殿那个地方叫浴德堂
沈眉庄的宫殿叫 常熙堂,熙,就是光明正大。
12. 世道人心,上行下效。关键是看你说什么,提倡什么,做什么。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领袖的力量更是不可估量的。所以,当政治国的人必须要有“絜矩之道”。
所有才有精神偶像
13. 因为“德本财末”,因为德行对于治国平天下有第一位的重要作用,所以就牵涉到一个用人的问题。而在用人的问题上,同样是品德第一,才能第二。对于这一点,《大学》不厌其烦地引述了《尚书·秦誓》里的一大段话,说明一个人即使没有什么才能,但只要心胸宽广能容人,“宰相肚里能撑船”,便可以重用。
选导师的原则啊,哈哈 人品第一位。
对父母,是不是要心胸宽广?
http://www.xiaoshanwu.com/shu/mx/sswj/daxue.html
http://www.quanxue.cn/CT_RuJia/DaXueIndex.html
南怀瑾
四、外用之学。本篇旨在阐释“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的道理。首先说明“齐家”的“家”是家族的家,不是现代小家庭的家,并推崇中国历史文化中,母德、母教的伟大。从东周以来直到清末,每个朝代的帝王家庭,大多是大有问题的家庭,本篇即以齐桓公(兼述管仲为政之道)、秦始皇(兼述吕不韦的“奇货”计划)、刘邦(兼述与他勾心斗角的吕后)为例,详加阐述。而给予正面评价的,则以虞舜、汉文帝为例,加以阐述。汉文帝得力于母教,而虞舜则成长于父母、弟弟都有心理问题的家庭,却能孝顺父母、友爱弟弟,尤为难得,故特推崇。
当政者要先“立德”才能得到民心,尤其要注意一言一行
曾国藩的立言立德
所以特某普是滑天下之大稽
佛,是古代印度梵文“佛陀”的简译。佛是什么,在中文来说:佛者,觉也。觉个什么?觉悟心性的自体。怎样才能自能自觉心性自体成佛呢?那必须先要修行大乘菩萨道的功德,所谓:自利(等于儒家的自立)、利他(等于儒家的立人),达到福(功)德资粮圆满,智慧资粮圆满,才可以成佛。所以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就叫作佛。如果用佛学来比方儒家学说,佛就是圣人的境界,菩萨就是贤人的境界。菩萨是梵文“菩提(觉悟)萨埵(有情)”的简称,中国初期的翻译,也叫做“开士开车”大士“。
理学的兴起也不算太突然。因为唐、宋以来的知识分子,早已看不惯、也受不了他们当时所处的情况:那就是由唐到宋,由于佛教禅宗的教法和道教思想的流行,普及到上下层各色社会,而几乎使传统的孔、孟之教,黯然无光。因此,在学习佛、道两家学问以后,便渐渐形成以儒家的孔、孟之道为中心,左倾反道,右倾排佛,建立了宋儒理学的特色。这是由民族意识的顽固偏见出发,不了解人类整体文化的胸襟所致。但对古人而言,这种胸襟,固亦不可厚非
所谓“知止”的“内明”之学,是要每一个人,先来明白知道自己的心理心态,或更明白地说,自己的心思和情绪。无论是上为天子(帝王),下为平民(庶人),人们的心思和情绪,从睡醒起来,再到进入睡眠的时候,在这一天的生命历程中,能够数得清、记得完全经过多少思想、乱想、幻想吗?至于其中所起浮生灭的各种大大小小的情绪,就更不用说了。
而且这些复杂万分的思绪,在我们进入睡眠时,还会如多面镜子般地互相曲折反映,幻化出各种奇怪难解的梦哪!谁能把此心思绪,清清静静、平平安安地时常摆在一个清明、清静、安祥的境界中呢?恐怕是绝对不能做到的吧?答案是能够做到的。问题是人们不知道自己怎么来“知止”。所以我常说,英雄可以征服天下,而不能征服自己。圣人之道,首先要征服自己,不想征服天下。征服天下易,征服自己难。降伏自己的心思而反归平静,初步能做到如老子所说的:“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才能渐渐达到“知止”而进入“明德”的境地。
第四句,“吹毛用了急须磨”。吹毛,是古代形容锋利的宝剑,只要把毛发对着剑锋,一吹就断,它太锋利了。这是形容人们的聪明智虑,不管你有多么锋利,多么敏捷能干,如果不能随时回转反省自修而还归平静,包你很快完蛋,而且此心被习气所污染,就如滚滚旋转的车轮,不停不回,堕落不堪了。所以说,就算你聪明伶俐得像一把吹毛宝剑一样,也必须再磨砺干净啊!
时到现在,外国那些小学生们,又提出来“中国威胁论”的口号,说儒家思想学说对西方文化是一大敌手、一大威胁。这要再使孔家店所卖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仁爱珍品,又要被诬蔑为假货了!此所以佛说为“至可怜悯”者也。
二十四孝里的人物,都是发生在有问题的家庭。所以老子说:“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如果家庭没有问题,大体上说,个个不算太坏,就没有什么孝不孝的问题存在了。仁义的道理也是一样,假如人人自爱,尊重自己,同样的,也尊重别人,爱护别人,那还要说什么仁义不仁义呢!
这个简直太有道理!
曾子“内圣外王”的大手笔
“圣王”须德术兼备
尤其在中国,因为地缘和人文的关系,经济的重心,始终只以农业为主,工商业一直是属于农业经济的附庸。而国家与世界的最大关限,就是海洋。所以舟车牛马之利,始终还没有办法征服海洋,当然更不能控制海洋。例如中国、印度,甚至埃及,大致都不外于此例。
但在地球的另一边,我们现在所称的西洋(欧洲)呢?他们在远古、中古的历史阶段,几乎与我们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在由氏族社会,转变为西洋式的封建。后来又形成以血缘为主的国家民族、政治制度等等,各有不同。尤其以北欧为主的少数城邦国家,绝对难与中国相比,可以坐享农业之利,安于田园之乐而甘于平淡。他们为了生存,势必要向海洋冒风浪之险,另求生存发展的机会。因此而有海上航业的开展,渐渐形成越海贸易,沟通重洋而寻求市场。
当然,同时也包括了西洋文化东来,由矛盾而融合的变化。换言之,由公元十七、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时期,所谓人类文明,已经突破了海洋的限制。同时也因科学文明的发展,渐渐能够操纵时空的限制,打开人类的心知和眼界,知道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世界观。但从工业革命以后,追求科技的发展,享受物质文明的欲望,也逐步提高了。
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际,在北美洲地区,有一个欧、非民族杂拼而成的美国,凑巧利用了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的自由、民主思想。接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科技,坐守北美。一面倾销军火而大谈其消费刺激生产的经济利益,一面而得天时、地利之便,大事鼓吹它美式的政治体制,以民主、自由为人类最崇高的文化。他们崇拜“雅典”文化,但也忘了“雅典”为什么在历史上只剩有一个美丽的幻影。这个问题,当我在欧、美的吋候,每每与他们后起之秀们研究讨论,却发现西方青年的思想,旨在酝酿另一种政体意识,尤其非常鄙视美式的文明。
哈哈!美国就是捡了个漏而已
现在世界人类的知识,尽量利用物质,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已经初步登陆月球。还正在追寻外星球是否有生物的存在。同时,武器的发展,使杀伤力到达不可计数程度。电脑网络的发达,可使人们完全进入“迷心逐物”的境界。可是,却忘了地球和人身一样,是一个整体的生命。我们现在所用的资源,都是取自这个生命的内部。这些生在地球外表皮肤的寄生虫一族,所谓人类,却拼命钻进内部去挖取它的骨髓。也许很快的就走上树倒藤枯的结局,还归原始的浑沌世界,才算了事。
人身只有使用权
因为我们的上古科学史观,认为这个天地宇宙与万物,都是一个“物化”作用的“造化”生机而已。换言之,这个天地宇宙,是一个大化学的熔炉,万物和人,都是这个大化学洪炉中的化物。这个能知之性的神灵妙用,是发动“造化”的能源。但它又被“物化”的引力吸住,混在一起。除非再自觉醒,摆脱“物化”的吸引力,超然物外,回归道体,才是究竟。
因此类推,不但天地万物都属于外物,就是我们所认为是我现在生命的人身,也同样是外物,但有使用权,并没有永久拥为己有的主权。例如我们从古以来,就有一句很漂亮的哲学性口头语:“身外之物,并不在乎!”其实,大家忘了这个偶然暂时占有的人身,也只是“心外之物”,你更无法永远据为已有呢!所以当你现在拥有此身,就要好好的“诚意、正心”去使用它,为己为人,做一番自利利他“明德”的功德。这才是“物格而后知至”的“明明德”之学。
传统文化所谓的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的作用上打转。到了汉、魏以后,佛学东来,又加上由“色、声、香、味、触、法”所起的六欲作用。所以在唐末以后,统名叫做七情六欲,它左右了人的一生。
从《内经》看修身的内涵
如果再要探究修身内涵的学识,势必要借用道家养生之学的始祖,也就是中国医学的老祖宗《黄帝内经》,就可更为明白了。现在简略列举上古医圣岐伯答黄帝所问的,以及与“修身”治事有关的问题,便可知《大学》的“修身”之说,并非只是理性抽象的空言。例如《内经》说:
东方生风(先以地球物理作指标来说),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以人体五脏互相生化作说明)。其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化生气。神在天为风……在藏为肝,其性为暄。其德为和。其用为动……其政为散……其志为怒,怒伤肝,悲胜怒。苦生心,心生血……其德为显,其用为躁……其政为明……其志为喜,喜伤心,恐胜喜。甘生脾,脾生肉……其德为濡,其用为化……其政为谥……其志为思,思伤脾,怒胜思。辛生肺,肺生皮毛……其德为清,其用为固……其政为劲……其志为忧,忧伤肺,喜胜忧。
如果了解这样的粗浅分解,便可知道心、意、知性三者,的确都别有它的不同领域。非常巧合的是,魏晋以后,佛学东来,也同样提到心、意、识这三层次的差别。这真是合了一句古语,贤者所见略同。总之,再用一个譬喻来说,“心”好像一个盘子,“意”好像盘子里一颗圆珠。“知性”好像盘子和珠子放射的光芒,內照自身,外照外物。但这整盘,又装在一个血肉所制造的皮袋里,那就是人身。但要知道,这只是勉强的譬喻而已,并非事实的真相。在中国小说中,古人早已有很趣味的譬喻,那就是《西游记》的四五个人物,作者把心身意识演化成小说,将心猿意马,化出代表“心”的孙猴子。代表意气的是一匹龙马。猪八戒代表了人的大欲,特別喜欢男女饮食。一个晦气色的沙僧,代表没有主见的情绪,只能挑着行李,担起这个皮囊跟着猴子、猪八戒跑。那代表整个完整的心身生命的,便是唐僧。从表面看来,他是世界上最老实的笨人、善人、好人,虽然一路上他所遭遇到的,处处是艰难险阻,都是妖魔鬼怪,而在这三四个鬼精灵伴随下,走完一段人生的道路,但由于他的“诚意、正心、修身”,所以他成功了!
换言之,每一个人的行为,通常大半是受情绪的影响最为有力。例如,我们经常说某人的脾气我知道,或是说某人的个性我知道,这所谓的“脾气”和“个性”,就是情绪为主。情绪并不是代表某个人“所知性”的分别意识所生的聪明才智。情绪的作用,来源于生理禀赋,是由于身体内部健康状况的作用。换言之,健康与不健康,和情绪关系很重要。如《内经》所说:五精所并。精气并于心则喜,并于肺则悲,并于肝则忧,并于脾则畏,并于肾则恐。是谓五并,虚而相并者也
尤其从南宋以后,推崇尊敬程、朱之学的后儒,硬想把《大学》、《中庸》变做帝王们必读之书,必修之课,而且还要他们做到安静修心,不动心、不动情,学做想象中的尧、舜,岂不真到了迂腐不可救药的地步吗?看看历史上的帝王们,连要找出心理正常的,都不可多得啊。
这不是对经学的批判么?
只有两个学位,是绝对无法定位的。一是政治,一是军事,这两种是无法给予什么博士头衔的。因为这两者并不属于专才之学,而是通才之学的范围。你只要看《封神榜》,姜子牙辅助周文王、武王建立了八百年的周室王朝政权,他的坐骑,叫做四不像。最后论功行赏,他一手分封天地神祇,但忘了自己,无可奈何,只好自封做一个“社稷神”拉倒。这是一个最低层起码的小主管,从基层上保护人民土地的土地神而已。真正的政治家、军事家,是通才,是四不像,是社稷神。姜子牙、管仲都是这种人。
yf还可做专才,难道我就是要做通才???
但是,以中国历史的习惯来说,三代以后,所谓历史上的名王,最了不起的,也只能算做英雄,决不是圣人。所谓这些英雄的名王们,也都像我小时候的一位老辈的诗说,“江山代有英雄出,扰乱苍生数十年”,如此而已。他们与《大学》的“明德”外用(王)之学,所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岂只似是而非,可说都是背道而驰的。
哈哈哈,笑死我
小白齐桓公,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人物,他之所以会成为历史上的名王,第一,他具有天生王子的身份,在当时社会政治的大环境中,有了机会,自然是有资格登位称王的。管仲、鲍叔牙纵有帝王之才,在当时的社会政治上,是决不可能自立为王的。第二,他在个人的私生活上,虽然坏习惯的恶性很大,但对于处理大事的关节眼上,他能够识人、用人、信任人。而且还有一个关键性的特长,遇事反应灵敏,决断果敢。这两点,正是管仲所希望找到的一个好老板。第三,他天生有四十年成为名王的好运,碰上鲍叔牙和管仲。
第四,民富国强,社会形态转变后,必然会产生奢侈逸乐的现象。同时,为了招徕国际商贾的需要,大胆开创了公娼制度,以免社会产生负面阴影,破坏善良风俗。
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性工作者合法化的依据
齐桓公死后,五千儿子,照样翻版,各自结党争立,彼此攻杀。他的尸体停在宫中床上六十七天,烂了生虫,也没有人来顾问。这样便是身不能修,家不能齐,自己又非治国之才的结果样板。所以《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并非只是戒条式的虚文啊!
不但是齐桓公,我一生亲自看到好几个白手成家发财成巨富的大老板们,死后的状况,儿女们停尸不葬,闹着打官司、争财产,还背地骂爸骂娘的多着呢!因为我看得太多了,更相信孔、孟之教开的药方,是真对症的。可惜我国我民不肯吃药,所以长在病中,只有莫奈他何之叹了!
我们的民族性,存在有不仁、不义、不忠、不孝、无信、无耻的老毛病,所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开了“仁、义、忠、孝、礼、智、信”等药方。老子开的,是“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三味偏方,也可治百病的。印度人历来存在阶级仇视,所以释迦牟尼开了“平等、慈悲”两味大药。两千多年前的西方风气,太过自私狭隘,又加粗暴,所以耶稣开了“博爱”一味单方。不过,现代人看不起老古方,拼命要向唯钱主义,去买新发明的西药吃,实在不知道那些化学剂品的药,今天说对,明天又说不对,恐怕不一定靠得住吧!小心为妙啊!人性,有善恶兼具的根底,去恶为善是健康的人生。蔽善从恶便是病态的人生。可惜人们喜欢以病为乐,因此造成人类史,是一部病理学医案史。所以中西的圣哲们,也只好永远担任医疗的护理工作了。
秦始皇的崛起,消灭战国末期的六国,开始建立皇权统一的中国,的确是历史上的大事。但时势造成一个有变态心理的秦始皇,完全是由于阳翟(开封禹县)商人吕不韦的商业谋略所制造成功的结果。例如现代美国式的民选总统,幕后台前,都是大资本商人所制造成功的国体。幕后出钱推出民选总统,台前的政府体制,也完全学习工商管理。伟哉商人,岂可轻视。当然,只有姜太公与管仲,早有先见之明,决不轻视,而且还特别重视呢!其次,便是范蠡和子贡,他两人才是真正下海入流的儒商呢!无人可以比拟。但千万不要忘了,如果全民皆商,恐怕是“国将不国”矣!
十年之后,整个战国七雄就在苏秦、张仪两个同学手中,彼此更换谋略,用合纵、连横的策略,以国际间相互利害关系,互结防御协定,使战国的局面,暂时安定了二三十年.这便是历史上书生谋国一大奇迹。再后来便是秦昭襄王崛起,自称“西帝”,遣使立齐国的国君为“东帝”,早已目无中央周室的王朝了!不过三十年之间,周代最后王朝,就被秦国所灭
所以我常对做生意经商的朋友们说,无论如何,你也做不到吕不韦的成绩,他只看准一个货色,就投资经营,结果,岂只一本万利而已。但吕不韦真不简单,他还想做千秋的大买卖,要在文化学术思想上变成圣人,想和管仲、孔子比上一比呢!
当他独揽秦廷朝政的十二年之间,极力供养宾客,收罗人才,集中一般读书的知识分子,为他个人出名,合著一部网罗诸子百家杂说的书——《吕氏春秋》,又名《吕览》。这部书以上古儒道不分为主旨,尤其以传统文化中的宇宙物理的五行理论科学作纲要,串连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书作完成,悬之国门,公布如有人“增损一字”,就赏赐千金,表示比孔子的著《春秋》、刪诗书、订礼乐的气魄还要伟大。这就是古今中外,很多发了财的大老板们,和有了地位的人,最后都想挤进学术文化之林,表示自己并非“不学无术”,意图洗刷只有铜臭和臭钱之讥。如果从心理学的观点来说,正是“自卑感”在作祟,也是人情之常。但这部《吕览》,在后世的学术著作中,仍然有它的价值。不过,把它归入“杂家”之学的范围。
吕不韦的商业政治计划,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成功。但他只知道权位和富贵的可贵,毫无学养上的“内明”和“外用”的基础。因此,他又彻底地失败,终至于身败名裂,一生很可惜,又很可怜。
像这样的事,是千古以来,政治圈中派系斗争的常事,都由于人性具有极度自我、自私的弱点所形成。例如清代三百年间的政治历史上,始终存在北人与南人之争,学阀权要的门派意见之争,朝廷与外藩的权力之争。当然,不只是中国如此,欧美各国的历史也是一样,归根结底,都是人性阴暗面所造成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出秦始皇的残暴作风,他是怎么形成这种性格的?这与“大学之道”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的教育,关系的重点又在哪里?同时也可看出古代知识分子的儒生,那种“择善固执”、“死守善道”的精神。茅焦为什么敢把生死性命当赌注,难道正如现代人的观念,真想拿命来换取侥幸的财富和地位吗?你能否认秦始皇不是有爱生母的孝心,原谅母亲所做的一切过错吗?除非被历史的主观成见固定了。不然,你会发现秦始皇确是一个可造之才,只是环境给他的命运很不幸,自小没有受过良好的教养。这些过错,还是由于吕不韦“不学无术”所造成。
他便亲自写了一封信给吕不韦说:“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
对于秦始皇这封简短的妙文,都很容易忽略过去。其实,这封信的内涵,真是妙不可言,由此可见秦始皇的头脑太不简单,也许是吕不韦遗传基因的作用。
????
同时又认为当时的六国,并无大罪,秦要灭掉他们,就是最大的暴政之一。这些就是后儒政治哲学思想的看法和评论,对与不对,随着时代和人类社会的文化演变,也很难说。
???灭六国就是大鱼吃小鱼啊,还有对不对吗
如果从一个国家对敌国的角度来说,燕太子丹回国以后,不从政治、经济、军事上发奋图强,来反击秦国,却出此下策,就他本身来说,实在还不及当时的三大公子,如齐公子孟尝君、赵公子信陵君、魏公子平原君,他们还能做救亡图存的工作。也许这就是战国末期的现象,真正到了人才气数已尽,徒使“吕政”孺子成名而已。所以唐代名臣杜牧在《阿房宫赋》里就说过,“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
大家不要忘了,我们是为了研究《大学》,因为讲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才衔接“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的道理。因此提到三代以下,所谓“天子”的帝王,几乎没有一个可以够得上“身修而后家齐”。而且自秦、汉以后的帝王家庭(从旧史的习惯,叫做宫廷),都是大有问题的家族,几乎没有一个是正常的“家齐”的好榜样,因此而造成历史上做领导人的帝王们,大多都是变态心理或精神病的人物。所以便引用了齐桓公与秦始皇两个变态心理的事迹,作为参考。
《甄嬛传》里的雍正
一、严刑峻法。秦国的传统,在战国前后的一百多年以来,从秦孝公采用商鞅的建制,建立用“法”治国开始,一直到秦始皇时代,并无变更。这个时期的欧洲,也正是罗马帝国和“罗马法”建立的阶段。一个国家社会,只讲究法治的结果,也可以使国富兵强,处处有规律、有准则。但是整个社会人民,就变成缚手缚足,处处寸步难行,动辄得咎,随时可能触犯刑章,变成罪人。而且偏重用“法”治国,法理的逻辑愈严密,执行的弊端愈多。因为社会随时在变,人事也随时随地在变,法律规定也会随时随地增加。因此,立法执行的政府,变成无情的机制网。领导国家的帝王们,位在法律之上,自有特殊的裁决权,即使不是暴君,也不得不变成暴君了。任何一个大小的领导者,必定是众望所归、众怨所集的焦点。例如号称现代民主法制的美国,也正走入法律繁多的弊病,“律师”变成美国人民咒骂祸害的代名词了。所以老子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他希望的“无为”之治,是无法规的自治。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是无条例的自律。孟子也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专讲法治,最后使立法执法的人,自己也走不通了。历史上说秦始皇以“严刑峻法”治国,所以速其灭亡。其实,秦始皇懂得什么法不法的,他只是奉行秦国祖宗以来的法治,加上他个人的迁怒于人的暴行而已。
由于这作事,虽然他没有下令要活埋天下的读节人,但确实使人很震惊,引起知识分子和一般人们的反叛情绪。因此,他的大儿子扶苏也看不下去,便来对他说:“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以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谁知秦始皂听了,反而更加大怒,立刻下令外放扶苏,派他到上郡(延安)蒙恬所管的军区当监军(政治部主任)去了。就这样种下祸根,他死后,太监赵高假造他的遗命,要扶苏、蒙恬自杀,提早促成亡秦的后果。这就是秦始皇后期精神变态到了最严重的时候,造成所谓暴君暴行的由来。
社会的发展,促使历史的演变,到了春秋时期,中央王朝共主的周室威望渐衰,诸侯恃强凌弱,互相吞并。尤其是传统文化精神衰落,所谓“春秋两百四十二年之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屡见不鲜。战伐侵攻,不可胜数。”如果是为上代复仇复国而战的,还勉强可说是正义之战,只有二桩,其他都是仗势欺人的侵略战争而已。因此,到了战国时期,包括秦国就只有七国在互争雄长了。
这不就是《权利的游戏》么
恰巧在秦始皇十三岁即位那一年,韩国想用办法把秦国搞成民穷财尽,使他再也无力向东用兵。便派了一个搞水利工程,名叫“郑国”的人,到秦国去做间谍,设法说动秦国发展水利,打开泾河引进灌溉。工程到了一半,被秦国发现是韩国的阴谋,要杀了郑国。他便说:“你们现在要杀了我,没有关系,其实,我已经做到报国有功,因为你们为了做水利工程,没有出兵打韩国,等于我使韩国迟亡了几年。不过,你们要知道,这个水利工程做好了,便是你们秦国子孙万世的利益啊!”因此,秦王没有杀他。工程完成,使秦国增加四万多顷的农业生产土地,改善环境,经济增长,国家社会更加富有。但也可说使秦始皇开始对建筑工程有了认识和兴趣,所以后来要建造咸阳宫殿,建筑史无前例的“阿房宫”了。
哈哈 怎么这么搞笑啊!这不就是美国搞太空计划拖垮苏联吗?笑死了
所有的暴君,却成为改变历史的革命者,只不过坐享改革成果的,并非他本身而已。
那我肯定也是个暴君
宗法氏族社会,对统一国家、团结民族坚强作用的价值。但宗法氏族,不是种族问题,这可不能混为一谈。“治国”犹如“齐家”一样,你想改变自己家族们生活的旧习惯,也是很不容易的事,须从本身的“修身”开始,以身作则,有耐性,有方法的慢慢转化才行。何况“国家”是许许多多“家族”的组合体呢!
有一个人,叫审食其,从沛县开始,就为刘邦、吕后做管家的总务,过去官称的职务叫“舍人”。当太公和吕后被项羽掳去做人质的时期,审食其也一直跟随吕后做人质的副件。历史上只用一个字,“幸”于吕后,便知道了。事实上,他就是吕后的情夫。后来刘邦当了皇帝以后,还封审食其做“辟阳侯”。侯爵不是小官,张良有大功,也不过是“留侯”的侯爵。所以后人有诗说,“汉王真大度,容得辟阳侯”。
世界上最使人乐意拼命追求的东西,便是钱财和权位,但使人最容易堕落到丧心病狂的,也便是钱财和权位。证之历史上古往今来,上至帝王将相,下而平民老百姓,本来在贫贱的时候,还是一个平凡的好人。如果运气好,忽然发达了,就完全变了一个人。就以我个人的一生,见过也经过现代史上几次大风大浪,看到的接触到的人物各行各业也不少,对照历史的经验,可以说始终不因得意、失意而变更人品的,实在不多见。
如果以汉高祖刘邦来说,他本来就是一个没有文化基础的人,自起兵统将以来,直到做了皇帝,他那种“漫不在乎”的“豁达”个性,变得并不太大。只是从经验汲取失败的教训,对人对事的见识增加,心机就更深沉了。
历史上,对他的一生,很坦然地说:
初,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令萧何次律令(顺势大略修改秦法)。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定度、量,衡准则)。叔孙通制礼仪。虽日不暇给,规模宏远矣。
但对于文化教化,自秦政以后,刘邦并无建树,还属于草昧初创的格局。
由于这个历史真实故事,你可了解到夫妇家庭在权势利害的关系上,就会变更心志,换了一个与平常正常人格不同的心思。从爱情变成仇雠,由仁慈变成凶残,甚至亲生父子之间、母子之间,也会变做仇人。当然不只是女性如此,男性也会有同样情况。这种情形,岂只在权势富贵中心的帝王家族,即使在三家村里,有一两亩薄田的农家,也随时随地可见的。
由于这个历史真实故事,你可了解到夫妇家庭在权势利害的关系上,就会变更心志,换了一个与平常正常人格不同的心思。从爱情变成仇雠,由仁慈变成凶残,甚至亲生父子之间、母子之间,也会变做仇人。当然不只是女性如此,男性也会有同样情况。这种情形,岂只在权势富贵中心的帝王家族,即使在三家村里,有一两亩薄田的农家,也随时随地可见的。
得力于母亲的教诲
她的聪明,正合于孔子所说,“贤者避世,其次避地”的道理。事实上,她是有文化、有教养的一位贤母,她喜欢读《老子》,对老子的道家哲学有认识,懂得谦退为上策。因此,她达到了愿望,跟着儿子刘恒到北方,成为代王的太后。
事实上,汉文帝刘恒的一生,受母教影响很大,他以黄(帝)老(子)之道的学术思想治天下,正当天下人心厌乱思治的时候,全国上下,需要休养生息。他力守老子所教的“三宝”法则:“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因此,才贏得后来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的美誉。而且,也可以说,汉代刘家的天下,到他手里,才是真正奠定汉朝根基的开始。刘邦提三尺剑,于马上取天下,不能在马上治之。他的儿子刘恒,却能以道德文治守天下,才能建立了一两百年的西汉王朝。所以在他死后,大家议定他的谥号,够得上称一个“文”字,因此被尊称为“汉文帝”。
所以历史上对他的定评,大致都说,“慈惠爱人曰文”,
叶建文
叶建明
名字是爸爸起的吗??
汉文帝呢?他看过贾谊的文章,也很欣赏他的才华,但也知道他的空谈理想是行不通的。因此,即使找他来谈谈哲学的形而上问题,问问他对于鬼神问题的看法或许谈得起劲,直到半夜;但有关苍生社稷的事,汉文帝心头明亮,自认为比他清楚得多了,没有什么好说的。千古文人,大都如此。好在大家都不是文人,像我一样,更是一文不名的不文之人,就无所谓了
尤其到了汉元帝时代,完全确定以偏重儒家学术思想为主,才形成汉儒以注疏、训诂、考据为重的“汉学”。
这个意思就是不发展其他的思想,就反复研究儒家思想就可以了吗?
革命性的破坏打倒旧传统比较容易,但要重新建立文化,想做继往开来的大事业,就不是那样简单了。这也正合了传统文化的句名言:“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汉元帝偏好儒家,并非罪恶,但心有所偏,正违反了《大学》所说的,其心已不得其正的过错。尤其不知《易经·系传》所说“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传统儒家的精神文明,因此,可说使周、秦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散失,以及西汉王朝的衰亡,也正是从汉元帝手里开始。
《读史》的一首诗,可以借用暂时作一结论:
一编青史太陈陈,上下千秋笑转轮。 治乱凭天如有数,安危注意恐无人。 只闻叔世多豪杰,不信深山有隐沦。 叹息典谟三五册,万年难遇此君臣。
有关张船山这首诗,只要把起首两句和最后两句合为七绝,也就足够说明古往今来的历史,都是古版今印,但有人事的不同,内容大体上都是轮回旋转,翻来覆去差不多。他说除了《尚书》上所保存的有关尧、舜、禹等三五篇上古流传的好榜样以外,如果后世要想再碰上那些圣帝贤相,恐怕是永远的梦想,难以成为事实了!(诗中所说的典谟,是指《尚书》的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谟等篇。)
内圣外王
“知性”的“理性”,最容易受情绪所蒙蔽盖覆,容易被它所左右起伏。人的学养修到自能内明知性的德用,转化情绪,调和情绪,归到清明的本位,才得合于天性自然之道。
我读古人笔记,看到明代有一个人,对于买卖古董的看法,说了特别高明的三句话,他说:“任何一个人,一生只做了三件事,便自去了。自欺、欺人、被人欺,如此而已。”我当时看了,拍案叫绝。岂只是买卖古董,即使是古今中外的英雄豪杰,谁又不是如此。人不自欺,几乎是活得没有人味。我们从生到死,今天、明天、大后天,随时随地,总觉得前途无量、后途无穷才有希望,才有意思。其实,那些无量、无穷的希望,都只是“意识”思想形态上的自我意境而已,可以自我陶醉,不可以自我满足。(讲到这里,特別声明,不要误会了人生,就心灰意懒。你明白了大学之道,才知道做人的意义。)
人,因为有“自欺”,才会’欺人”,最后当然要“被人欺”。换言之,人要自爱,才能爱人,最后自然可被人爱。也可以说,人要自尊,才能尊人,这样才能使人尊你。
“意识”,是“心”起分别理想作用的先锋。它旋转跳跃变化的非常快速,而且最容易作自我欣赏、自我陶醉、自我肯定或否定。它就在我们脑子里盘据活动,发挥思想、理想、幻想等成千成万的作用。但它本身是把握不住,想过了用过了便溜了。它把好坏交给我们的“知性”去判断。它把种种影像收集归纳以后,又交给了“心”来安排收藏。要使“意识”净化,除非你真要做到“内明”反省的学问,随时留意它的活动,使它能“知止而定,定而后安,安而后静,静而后虑”,才能得到真正的“诚意”境界。这里的“诚”字,是包括专一、安定、无私、明净的意义。所以子思著《中庸》,便说:“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诚者,自成也。”同样是发挥“诚意”的内涵。这是“内明”之学的精髓所在。
同样的,我们平常生活中,对人处事,也是这个“意识”的作用最为重要。但你如果对“内明”学养不到家,那被“意识”所“自欺”、或“欺人”、“受人欺”是势所必然,事所难免。因此,孔子特别指出对于“外用”方面就要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才好。换言之,在“外用”方面,孔子教我们对人对事的原则,不可随便任意妄为,不可认为必然如此,不可固执己见,不可认为非我不可,这都属于“意识”不自欺的警觉。因此,曾子开头便说:“诚其意者,毋自欺也。”譬如说,人人都会埋怨被别人骗了,其实,人不自骗,谁又能够骗了你呢?相传禅宗的初祖达摩大师初到中原,将要入山面壁的时候,有人问他:大师啊!你来中国的目的是做什么?达摩大师对他说:我要找一个不受人欺的人。达摩大师才是真大师,人能先不自欺,才能不受人欺。(小心,也许我正在自欺,而且又欺了大家。)
你真能做到使意识、意念返还到明诚、明净的境界,那才叫做真正的“自谦”,这完全是靠自己的反观省察,才能得到的境界
海到无边天作岸, 山登绝顶我为峰。
看来是多么的气派,多么的狂妄。但你仔细一想,实际上,它又是多么的平实,多么的轻盈,它是描述由极其绚烂、繁华、崇高、伟大,而终归于平淡的写照。如果人们的学养,能够到达如古人经验所得的结论,“学问深时意气平”,这便是诚意、自谦的境界了。
因为人的“意识”在头脑中活动,就会促使神经细胞的变化,表现在面貌、气色、神情之间,那是逃不掉自己内心影响外形的规律。所以只有“诚意”的真诚,最为重要。“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如果真的学通了科学(我说的是真通,并非指专家的学位),他自然会了解到哲学和宗教学的严重性,就不敢妄加别人迷信的大帽子了。因为,自己不懂,就说别人迷信,这才是真迷信,也就是不“诚意”了。
诺贝尔奖得主goodenough 就是一个钻研宗教的人
曾子所说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他不一定是同宗教性或科学性的说法。孔门儒家学说,素来是主张“天道远,人道迩”。必须先从“人道”做起,立下根基,才可再及于形而上的天人境界。他的重点,是指任何一个人,活在“人世间”,你的所作所为,始终脱离不了现实环境,自然而然,就有许多人都在注意你的作为。至少如父母、妻子、朋友,乃至社会上其他人等,都是互相影响,互相关注的。至于从政、或是在各行各业,有所成就,有了名声地位的人,便更加严重了。例如说,在南宋末期,当贾似道做了宰相的时候,便有人送给他两句诗说:
劝君高举擎天手,多少旁人冷眼看
有些得了严重病的人(如癌症等),医药无效,便去虔诚信仰宗教,求神拜佛保佑,结果也真有得救好了的。因此就感恩图报,极力宏扬他的信仰,到了疯狂相似,说神或佛的灵验。
???yigaga说她父亲什么也不信,因而暴病死亡
君子为什么“无所不用其极”?
那么,曾子引用有关这三句话的结论说,“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要翻成白话来说,就是说:“所以是真君子,没有哪一样不极力随时反省,改过自新的。”换言之,曾子用这一句是说,真君子的“诚意”不自欺,他们都会坦然忏悔,“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但他用辞很含蓄,只说,“无所不用其极”。换言之,“无所不用其极”,是彻底的“洗心革面”,是真的“自净其意”,并没有掩饰之处。因此,才有后文提出总结“诚意”与“知止”的相关作用。(诚意)
但我可以说,亲身经历,阅世看人七八十年了,使我最悲叹的事,在这几十年来社会文明的变化中,文化教育失败,造成人和人之间的“无信”,非常严重,几乎到了人人既不信己,又不信人,一代不如一代。近年以来,已经到了“与国人交,止于防”。甚至可说,“与国人交,止于欺”的地步。这几十年,是什么文化思想?是什么文明教育的结果啊!实在值得忏悔反思啊!
但最有趣的,曾子却在这里引用孔夫子的话:“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并说“此谓知本”。讼,是争讼、诉讼,照现代语说,是打官司。这与“诚意”有什么关系呢?尤其孔子说,我听到别人打官司,原告、被告、证人、律师,都是各有各的理由。当我在听某一边说得很有道理时,又反过来,听这一边说得也很有道理。最重要的是自己要保持客观,并使大家没有纷争,都能心平气和,合理的得到解决。天下的歪理千条,正理只有一条。当是非纷纭,莫衷一是的时候,只能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所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阻止那个不合情理的一边,再也不要争辩下去。总之,就超越时空的“形而上”来说,是没有绝对的是非善恶的。但在现实的人世间,你只能依照全体人们共同认定的是非善恶为标准。所谓“大畏民志”,如此而已。
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人们如果真能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可知道“大学之道”是由“乾卦·文言”的“大人”之道的发挥。明白了这个原则,才懂得“外用”、“知止”的不易。无论古今中外,人们要想自立立人,自利利他,上至领导国家天下、服务人群,为英雄、为豪杰,从事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中至经营工商企业,或为一家一己的商贾买卖,甚至只为个人的谋生,如果不明白“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的“诚意”、“知止”原则,只知精进发展,任意妄为,那就一定会给自己带来临去时的后悔莫及了!不过,大家放心,在一般平常的人们,虽然到了生命尽头,仍然不知“诚意”、“知止”的“进退存亡”之道的,所谓“至死不悔”,那是普遍的情形。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是说每个人,平常都生活在散乱或昏迷的现状中,此心犹如鸡飞狗跳,并不安静在本位上,所以只要能收得放肆在外的狂“心”,归到本位,就是真正学问修养的道理了
十八、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国,素来是文哲不分、文史不分、文政不分,是混为一体的文化学问。过去了不起的政治家,也就是哲学家、史学家、诗人、学者。如果你要研究中国的哲学,不会中国的文学、诗词、歌曲,不懂“二十六史”,就很难说是真能通达博雅了。
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有内在隐痛,或另有心病,或与生俱来内有暗病的人)。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
愈是受过患难曲折、生活在艰难困苦中的人,才能反思立志,完成了伟大的学问、技能和道德的修养。
我们这次研究讲说《大学》,大体上,是把它的内容,划为“内明(圣)”与“外用(王)”两大项目。由“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知止而后有定”开始,直到“致知格物”、“诚意、正心”,属于“内明”的学问修养为主。从“正心”与“修身”来讲,已属于内外兼修的范围。但到了“齐其家在修其身”的阶段,直到“治国、平天下”,可以说,是属于纯粹“外用”之学了。但是,所谓“外用”之学,也可以说,就是行为学,或行为心理学;伦理学,或政治伦理学;管理学,或管理领导学。总之,如照现代人的巧立名目的习惯,你要略有所知,就可夸大其辞地戴上高帽,爱叫它什么学都可以。但不要忘了,它本身早已有了一个最好的名称《大学》。
古代所谓的家,是由“高、曾、祖、考、子孙”五代一堂、贯穿上下的家。但这还是偏向于以男子社会为中心的家。如果再加上由女子外嫁以后,所谓姑表姨亲等,亲戚关联的家族相连接,构成一幅方圆图案的家族社会,再加上时代的累积,那么,岂只是五百年前是一家,几乎整个中国,本来就是一家人,这是一点儿都不错的。
“大家庭”的“家族”观念,在中国文化中植根深厚,它影响了东方的亚洲,如朝鲜、日本,乃至东南亚各地。它也是民族主义和民族共和思想的根源。尤其在中国,直到现在,你如果能深入研究各个地方的“祠堂”和“族谱”,那种“慎终追远”的精神,以及旧式“祠堂”家族的“家规”,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古代政治制度,从政的官员那么少,社会治安、保安人员等于零,它用什么方法、什么体制,能够管理好那么一个偌大的中国。
我们现在再重举一个三百多年前的例子来说,当明末清初时期,满族在东北,一个寡妇孤儿率领十来万满、蒙军队,其中包括少数的汉军,就能轻轻易易的统治中国四万万的人口。他们靠的是什么,并非全靠杀戮,也不是全靠严刑峻法。他们是真正了解文化统治的重要。由康熙开始,他已经深深知道儒家学说的“齐家、治国”的重心。因此,他颁发“圣谕”,要乡村民间知识分子的读书人、秀才们,每一个月的初一、十五,在乡村的祠堂里,讲解“圣谕”,极力推行提倡儒家的孝道,以及把儒学作为戒条式的律令。后来到了雍正手里,又重新扩充了康熙的“圣谕”,成为《圣谕广训》。他们了解“社会教育”的重心,是在形成整个社会的一种循规蹈矩的道德风气,而达到一种不言之教,不令而威的效用。
“大家族”的宗祠,它不是一种法定的组织,它是自然人血缘关系的“标记”,是“宗法社会”精神的象征,是“宗族”自治民主的意识。
除了“宗法社会”、“大家庭”的精神遗风,演变成“宗族”的宗祠(祠堂)之外,由南北朝、唐、宋以后,中国社会佛、道两家的寺、院、庵、堂、道观等等,都是有形无形兼带着在做“社会福利”的工作。
在中国,“宗法社会”和“家族”所形成“大家庭”的观念,有四五千年的传统,在唐、宋时期,最为鼎盛。最有名,也最有代表性的历史故事,就在唐高宗李治时代。正当公元六百六十余年时期,高宗到山东泰山去,听说有一位九代同居的老人,名叫张公艺,便很好奇顺道去他家里看看,问他是用什么方法,能够做到九代同居而相安无事?这位张公艺请求皇帝,给他纸笔,要写给他看。结果,他接连写了一百个“忍”字。高宗看了很高兴,就赏赐他许多缣帛。后来就成为历史故事的“张公百忍”。不知道当时的张公艺是有意对高宗的启示,或是对高宗的警告。无论怎么说,他却无意中帮了武则天。同时,也确实是他由衷的心得,说明做一个“大家庭”的家长,等于是担任一个政府机构、大公司的主管,也犹如一国家的领导人,自己要具备莫大的忍耐和包容,才能做到“九代同居”而相安无事。
忍,嗯。那会不会精神扭曲??
至于公平、公正、齐治一个“大家庭”或“大家族”,他的重点,在一个“情”,所谓骨肉至亲之情上面,不能完全“用法”,有时也不能完全“论理”,假定本身修养不健全,大至家破人亡、骨肉离散是很平常容易的事。
照我默默的观察来看,依照现代物质文明的快速进步和精神文明相对的衰落。不论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甚至举世皆醉的工商业竞相发展,在不久的将来,人类社会不会再有家庭制度的存在,而且也没有婚姻制度神圣的存在了!人类历史的剧本看到这里,我自己觉得可以“煞搁”了。因为我是一辈子看戏的,再看下去不是不好看,习惯不同就有点太陌生不大自在了!
尧治天下五十载,出外巡视,到了陕西华山一带。华封人(管理华山地政的人)祝曰:“使圣人富、寿、多男子(愿你长寿,大富大贵,多子多孙)。”尧曰:“辞(多谢你了,我不需要这些)。多男子则多慎,富则多事,寿则多辱。我们看了帝尧辞让别人祝福的话,实在很佩服,不愧可称之为“圣人”,这也就是后世道家思想的根源,具有出世怀抱的超然感受。但是华封人听了,便又说道:天生万民,必授之职,多男子而授之职,何惧之有。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天下有道,与物皆昌。天下无道,修德就闲。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何辱之有。
看来,华封人这一段话,又是帝尧以后,儒、道本未分家的共同思想。不过,要活千年才厌世而去,未免又太奢侈了吧!正如佛说,长寿,是三灾(刀兵、瘟疫、水火)八难中的一难。仔细看来,的确别有高见。
无论是欧洲方面的英格兰、爱尔兰、法兰西、德意志等民族,乃至由各种民族所拼凑的“美利坚”国民,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区和各国各地的少数民族等,在他的社会中,也都以拥有“故家”或“世家、“大族”而自豪、自傲的观念存在,这是人性的特点,也可说是人性的弱点。举例来说,在现代的美国,对于已故的总统肯尼迪,便有其特别的追慕之情。
尤其像现代的一家只生一个孩子的家庭,集中了大人们的亲爱、哀矜、畏敬、敖惰,甚至贱恶于一个孩子身上。真是使人不寒而栗,不敢想象,将来后一代的子孙,是什么样的情况。
亲生的母亲,虽然最恨她的偏心所造成的错误,但到底还是有母子骨肉的亲情。人世间最难解脱是情的作用,尤其是亲情最难了了。所谓孝道,便是至情的表现。事后,庄公也很后悔,话说得太过头了,事也做得太绝了。总算经过他的另一位功臣颍考叔的劝谏,为了兑现誓言,叫庄公挖了一条地道,再使母子相见,终使母子重新团聚了,恢复原来母子之间的亲情。《左传》记到这里,便说:“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孝敬父母,是人性爱心最基本的真诚。孝敬自己的父母,又扩充到孝敬别人的父母,这才叫做“纯孝”
《左传》的原文很精彩,文字写作得很优美,而且简练晓畅,翻成了白话文,反而没有那种纯朴深刻的风味了!我们小时候读它,是要朗朗上口,背诵得出来,一辈子都有用处。变成了白话,就没有深度了,看过了就会丢掉,很少有再启发作用的价值了。孔子著《春秋》,是从他的故国鲁隐公元年,也就是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七二二年)、亚述帝国灭以色列的那一年开始。换言之,郑庄公出兵打弟弟共叔段,就是发生在这一年的故事。孔子对郑庄公的贬辞的要点,只用了一个“克”字。因为一个国家,对敌用兵胜利了,才可以叫“克”。共叔段是他亲兄弟,做哥哥的明明知道他被妈妈骄惯宠坏了,为什么不在事先好好设法教导,至少,也应该预先防范处置。但郑庄公却用政治手段,故意培养他、放纵他,造成他犯最严重的错误,叫全国的人看清他的不对。又把他当敌人一样,出兵去讨伐他,表示自己的了不起。其实,郑庄公从基本出发,完全是玩弄手段,制造一个罪过的圈套给弟弟和母亲去钻,因此而赶跑弟弟,甚至在征战中杀了他,还自充好人,是为国家安全,不得已才大义灭亲,这就是阴险奸诈的用心。不但没有兄弟友爱的亲情,对母亲更没有真正的尽孝,为什么不好好事先感化母亲的错误,而且这样做,更是大大不合于“治国”、“从政”的道德,是为后来春秋时期各国的诸侯,开启了坏风气的“始作俑者”。所以孔子只用了一个“克”字来标明他的罪过。这样以一个字来批判善恶、是非,就叫做著《春秋》的“微言大义”的精神所在,也就是奠定了后来中国两千多年,写历史用字用句的典范。
至于对郑庄公母亲的偏心偏爱的过错,孔子不忍心说“天下有不是的父母”而已。但左丘明却根据孔子的《春秋》,“秉笔直书”,把郑庄公和他的母亲的不能“修身、齐家”的前因后果,都记述得清楚,为后人做警惕的榜样,这就是《左传》所谓“传”也。这也就是不能“齐家”,不足以“治国”的“宪”榜。
除了怕“生”怕死以外,怕没有饭吃、怕没有衣穿、怕没有钱用等等,无论穷富,谁也难免一怕,这就叫做畏惧。
世界上什么是最可怕的呢?鬼神并不可怕,因为没有见过。上帝、佛、菩萨也不可怕,天堂和极乐世界都距离我们太远。最可怕的是“人”,更可怕的是“自己”,尤其可怕的是人自己所造成的“人”神,它的代号,叫做“权威”。其实,权威只是虚名,它没有一个东西,但它又把握支配了一切的东西,它是以一个孤苦伶仃可怜的人为形象,是“寡人”、是“孤家”,他使人不想接近,又想接触。
明主者有三惧:一曰处尊位而恐不闻其过。二曰得意而恐骄。三曰闻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
“畏敬”的心理,不只是在对上辈的父母,或长官而言。如兄弟之间、夫妻之间,也很容易形成偏差。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些家庭,因为有一个哥哥或弟弟、姊姊或妹妹,个性特别或比较有才能,也就容易形成“畏敬”的心理,甚至父母反而怕了子女。
“哀矜”用现代话来说,便是“怜悯和同情”。“矜”这个字,包涵有“自满”及“怜惜”几重意义。《大学》在这里所用的“哀矜”,是怜悯、同情的意思。犹如孟子所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它是人性固有的爱心和同情心。尤其是女性在这方面的反应,比之男性更为明显。因此常常有人引用古代成语,所谓“妇人之仁”。其实,不要轻易曲解“妇人之仁”这句话,把它当作无用的代名词,扩充“妇人之仁”,才是大仁大义、大慈大悲。就怕你如“妇人之仁”的仁心都没有,就不必假借大仁大义来掩饰自己了。“慈悲”、“仁爱”、“哀矜”本来都是好事,但亦不可以受自己心理的蒙蔽,发展变成偏向的一面。如果变成偏心、偏爱,下但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甚至也不能“修身”,不能自处。
我们也可以从佛学中去了解“慈悲”另一面的作用,如说:“慈悲生祸害,方便出下流”。这种道理,和人生实际行为的结合,“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不然,就犹如现代一般人,在那些报屁股或杂志的尾巴上,看到学到一句“爱心”,或“爱的教育”的皮毛,就一味只以“爱”啊“爱”的教养子女,最后多半变成“爱”之反而“害”之了。希望大家真要“好学”、“慎思”去“明辨”它才对。
这个非常值得反思。所以爱孩子也是有方法,爱之不可宠溺
有关第五个“(人)之其所敖惰而辟焉”的内涵,须先了解所谓“敖惰”两个字的意义。在这里所用古文的“敖”字,就是后世常用的“傲”字,也就是“骄傲”的“傲”字。但严格来讲,“骄”比“傲”更厉害。“傲”是内在的,正如古人所谓,此人有“傲骨”、或有“傲气”,这还代表了有一点赞许的意思。“骄”就有使人受不了的粗暴之感了。如果又“骄”又“傲”,那就什么都免谈了!例如我们现代,常常为了某一件很荣耀、很得意的好事,便说“值得骄傲”。那就完全用错了词句,把中国人自己,变成没有文化的国民了。这是几十年前,那些翻译者的粗心大意,把Proud这个洋文字翻译错了。事实上,是叫做“值得自豪”的意思,那就对了。“惰”字,当然是指“懒惰”的“惰”。但严格的说,“惰”是不太勤力,不太勤快的意思。借佛学来说,叫做“懈怠”,太过松“懈”,又是得过且过,马马虎虎了事,就是“怠”。换言之,“懈怠”就是“惰”。“懒”就不同了,此“心”从“赖”,根本上,就是什么都不愿意做,不肯动,不想动作,这就叫“懒”。正如《西厢记》上的一句诗说,“万转千回懒下床”,那是真“懒”。
不必要等你报上生辰年月,命已算过了。你要问将来的时势和社会趋势,多看一下后一辈的孩子教育文化,就可大概知道未来了。孟子有一段话说得很对:
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贵的家庭,或是社会富有了,就会养成青年人多“赖”,爱炫耀、爱耍阔、爱奢侈、好高骛远。社会苦寒,家庭贫穷,就会使青年人容易走上“暴戾”愤恨的路上去。
历史上还记载了陶朱公的经营产业及财富,有三徙(三次迁居别地)三散的经历。这也就是根据范蠡自己的名言所说,“大名之下,难以久居”的原则。有名与有钱,都不是人生的大好事。但是世界上的人,都在拼命追求名利和权位,怎么说也是白费的。只有在名利、权势上亲身打过滚的人,才比较清醒了一点。但是,都是已经到了“尸居余气”的时候,虽然清醒了,太阳就立刻要下山了!像范蠡的一生,除了事功以外,自处之道,非常高明,可说是千古一人,不愧是正统的道家人物。
从陶朱公亲切说明刻苦成家子弟节俭谨慎的习性,容易偏向于吝啬;出生于富贵家庭子弟的习性,容易养成偏于放浪轻财“敖惰”的习性。
赚钱发财很难,但有了钱财以后,用钱更难。用得其时、用得其分、用得其当,并不容易。而且必须要知道财富是不属于你的,是属于整个社会人类的。你纵使有了财富,那也只是有了一时的使用权而已。它毕竟非你之所有,只是属于你一时所支配。
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这是说,一般人尽管疼爱自己的家人和儿女,但必须明白在疼爱好的同时,还要了解他有反面的坏处和恶习惯。换言之,当你讨厌自己的家人和儿女,同时,也要切实了解他有美好的一面。不可以单凭自己私心的爱好或厌恶,就全盘偏向。但是,人是很可怜可悲的,往往只凭自己的主观成见,就否定了一切。因为人是最难反观自己,最难反省自己的。所以曾子便很感叹的说,人能不被自己主观成见所蒙蔽的,举目天下,实在是很少见啊!
所以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 “当你讨厌自己的家人和儿女,同时,也要切实了解他有美好的一面。”是不是对我父母过于主观了??
曾子所引用谚语的第二句“莫知其苗之硕”,很有意思,如果你是在农村长大,便会知道,老农友们每天还没见亮就先起身,走到自已种的地里转一圈,看看自己种的稻谷麦子,老是那么高,没有长大很着急。但偶然回头,四面一看,别人种的好漂亮长得又快,看来实在很泄气。其实,别人看他的,也一样总觉得自己的不如他人。为什么呢?因为天天在眼前看,就看不清楚究竟了。所以,凡事要冷眼旁观才清楚。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看人也是同样的道理。
大家庭的家族,便是人群社会的基本,犹如一个小国的雏形,而且它所注重的是礼治,而不是“法治”。“礼”是文化的教养,道德榜样的感化。
我们现在提到礼治、法治的问题,只是要大家了解孔门儒家的传统学问的主旨所在,是以人本位的“人伦”之道出发,外及“为政”的原则原理。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贯道理,都不外于这个范围,它并不是讲政术、政法的运用法则。明白这个道理,才好去学习了解原本《大学》、《中庸》等书的精义所在。
什么叫“政治南伐”啊?他说:“做官、玩法、贪赃、腐败、无能、争宠、争权,哪一样,都跟清朝以前的帝制时代,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外表不一样而已。而且他们还不像帝制时代有水平,那时还较为文雅多了!你父亲要你读书不做官,是对的。’一代赃官九代牛’来偿还罪孽,可怕啊!”老实讲,他这一番话,我数十年来记忆犹新,世事几经反复,愈看愈不是滋味。这真如张问陶的诗所说:“一编青史太陈陈,上下千秋笑转轮。”将近一个世纪的革命,百年来的岁月,反反复复,依然如故,真的令人气结。
从西方后期文化的民主、自由思想东来,开始冲击中国的固有传统文化,渐渐又互相沟通了解而结合。你看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美式的民主选举作代表来说,当他们为了竞争登上国家领导人的宝座时,互相揭发缺点,甚至作人身攻击。对于他青年时代的学业成绩、男女恋情,甚至夫妇之间的嬉笑怒骂,都要拉上电视来讽刺。大家还公认,这才是真正民主的风范。诚然,好玩是好玩极了,但是世上真有多少人是白璧无瑕的圣贤啊!照这样说来,自三代以后,有才能而德行有缺点;有高尚的品德,恰恰又缺乏掀天揭地的才能;在才、德和学识三者之间,又要别有雄才大略的气魄,这样的人,恐怕只有向印象派画里去找了。而且,这是在要求别人是圣贤,不是在人人要求自己是圣贤啰!似乎有欠公平吧!但不管怎样说,现代西方美式的民主选举挑剔病,正如B型的流行感冒,风靡一时,归根结底,还不及我们传统文化中孔门学派的《大学》、《中庸》之道说得更明白透辟呢!并且它不是要求他人,而是要人人能明白自己要达到的学养目标。“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要“诚心”地要求自己,虽然没有完全做到,也不太远了,总会达到目的。
那么,原本《大学》,关于“治国必齐其家”的原文怎样说呢?“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在这一节里,先要了解所说的“教”字,照传统文字学的解释,教者效也。这个字的内涵,便有教化、教育和效果的意思。因此,便知他所说的是人人要求自己的学养,发挥“外用(王)”,先要从齐家做起。而且更要了解这个“齐”字,在传统文字学的解释上,有平等、平衡、持平、肃静的内涵。
因为你从“成人”而进入“大学”的阶段,既已养成“致知、物格、诚意、正心、修身”的“内明(圣)”之学,自然也可以因“身教”而影响自己的家人,使他们能够了解做人处事的标准方向,而使整个家庭,安和利乐。假使对于亲如家人都不能达到教化、教育的影响效果,那么,你说进入社会,担任公职,或替别人做事业,反而能有教化、影响大家的效果,那是肯定不可能的事。所以说,一个真有学养成就的君子,即使不走出家门一步,他也能够对于整个的社会、国家,会起教化、教育影响的效果。
“三太”的母仪
古公有贤妃曰“太姜”,即季历等三兄弟之母。太姜有美色,而且性情贞静柔顺,并且极有智慧。教导诸子,至于成人,从来没有过失。古公谋事,必与太姜互相商量。随便古公要迁徙到什么地方,她都不辞劳怨,顺从追随。
季历即位,又娶有贤妃曰“太任”,史载,称其端庄诚一,德行无缺失。及有身孕,即自开始胎教,所谓“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因此而生文王。
文王又有贤妃,曰“太姒”。《史记·周本纪》说:“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列女传》称其“生十男,亲自教诲。自少及长,未尝见邪僻之事。文王继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
周室由古公亶父到季历、文王三代,都有贤妃良母助兴周室。所以能形成姬周王室七八百年的宗室王朝,都是由其上辈“齐家、治国”的德育教化而来,并非偶然徒然的提三尺剑,一战功成而得的天下。因此,后世尊称别人的妻子叫“太太”,便是从周室有三位“太”字辈贤妻良母,母仪可风的典故而来,并非是随随便便的口头语。
见微而知清浊(尤其对事理的观察,透彻微末,由某一点上就可分别清浊好坏)
另外,在这个时期,可称为第二个成功的,而非职业性的外交大使,那便是子贡为救鲁国的国难,出使吴、越、晋之间的纵横外交。子贡和季札,应该都算是中国外交史上最成功的两种榜样。后来的苏秦、张仪,并不足以和季札、子贡二人相提并论了。
既然明白了为父为君的明智意向,既不能避世,就只有避地、避人一个方法,才可以解脱“宗法社会”君臣父子之间的矛盾烦恼。所谓“知进退存亡之机,而不失其正者”,才能“知止而后有定”,然后做到“孝者,所以事君也”的实效。唐、宋以后的儒家们,特别提出“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的论调,也许不完全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或者是把孝与忠的定义,只范围在一种小忠、小孝的个人人格圈圈以内!
其实,推位让国的最高理则,并非如此。它的主旨,只是局限在“齐家”范围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礼让行为,并非是加于领导有国者的大君主,或大领导统治者的要求。
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前面说到唐虞传天下之难(人),再说到秦“盖之一统天下,若斯之难也”(事)。但刘邦之天下,自认马上得之,但未必能马上治之。所以上古之时,用“道”、“德”来理天下,战国以后,历代帝王以“霸”和“术”来治天下或争天下。所谓“霸”就是武力和权威,而“术”就是方法、手段。如果以“明明德”、“亲民”为出发点,那就可以成为历史上的“民君”了,正如西方马丁·路德所说的,不择手段,以达到最高道德目的。但说起来简单,古往今来,做到的又有几人呢?所以玩弄手段、自欺欺人毕竟是很危险的。
中国过去的历史,都是自称为儒家的大学者所编纂。他们都是戴上有色眼镜,凡是碰到佛、道两家或不懂的事,就毫不客气地删除。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正为此故。
但从朱元璋和永乐以后,明朝三百年的天下,所有朱家王朝后代的职业皇帝,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人君。而且大多都如他的祖先朱皇帝一样,内在有极恐惧的自卑感,因此轻视儒生侮辱臣僚,使朱明一代三百年来的政权,操纵在那些不男不女的太监手里。正如《大学》所说:“一人贪戾,一国作乱”,极其可悲。我有时读《宋史》的感受,大有如北宋初期名相晏殊的词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味道。当我读《明史》的感受,就完全不同,好像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味道。赵宋和朱明两家的天下,同有三百年的执政时期,收场几乎都很可悲。
“尘土十分归举子,乾坤大半属偷儿”
其实,初期满清的入主中国,实在是“乘时而兴”机会给予的时代幸运,并非是满族的文治武功,另有特别高明之处。
从清朝得到的历史教训
我们如果要认真吸收历史的教训和经验,“鉴往而知来”,那就要:
一、应该要切实明白中国两三千年的内忧外患,重点都是起于边疆的边政、边防问题。
三、满清入关前后,他们的领导上层,初期所吸收的文化,是受《三国演义》和老子《道德经》的影响最大,并未认真接受儒家的思想(《三国演义》这部小说,在日本如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幕府,也都受它影响最大,罗贯中先生真亦足以千秋矣)。
西汉的“文景之治”,是重用黄(帝)、老(子)的道家文化思想。后世称它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那么,满清在康、雍、乾三代,是“内用禅佛”、“外示儒家”。这是绝对正确的事实,如假包换。只可惜后世一般人,对禅佛之学太过生疏,反而不能学以贯通,自被成见所瞒了。
假定,你能明白前面所讲的要点以后,你就可以了解在满清初期一百多年,甚至后来百余年来,他们并没有像汉、唐、明朝各代所谓历史上最头痛的外戚、女祸、宦官、藩镇等祸国殃民的大乱出现,岂是偶然的幸运吗?当然不能以他最后末代的慈禧、李莲英,或者,拿过去历来的“反清复明”,有意尽量描黑的“清朝宫阉内幕”等小说来讲,那就没有什么话好说了。
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诸”字古代是通“于”字用)
人类的社会原本无法,“法由人造”,“令自人兴”。以传统的文化历史来说,三代到西周的时期,姑且统归在礼治的社会。所谓礼治的精神,首先的原则,注重在教化。因为那个时期,文化知识教育,只属于官府和士大夫所有,教育并不普及。平常的人们,客气一点都叫做“庶民”,不客气一点,都算是愚氓,用俗话来讲,也叫做“细民”。
礼治,不但在于要求上层阶级的士大夫们,同时也是要教化一般的庶民。所谓“不教而诛之”,则过在士大大们所从政当权的官府,并不完全重责于庶民,这是礼治文化最重要的精神所在。
但帝王政体的法治,只是对皇帝以下的上下一切人等来说,独有皇帝本身,自有特权,不受他自己所制定颁布的法律所管。皇帝是“出言为经”、“吐语为法”的一个怪东西。所以秦、汉以后的许多帝王,本来都是前朝依法所称的盗贼或叛臣出身,一旦取得天下,登上宝座以后,便自又颁定法令,依法管理臣民了。早在春秋末期的庄子,就说过这样的话:“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出焉。”
注重法治的管理,便是霸道的效用。王道的礼治和道家的“慈俭”,固然是应时良药温和清勤,有时的确难以治愈重病或急症。
多做好事才是真修行、真学问
历史的兴衰成败,几乎都是同一版本的新修花样。
但从和他的谈话里,会而通之,便可了解法令、政策合不合于民心,以及历史上所说吏治的重要,就是基层干部的好坏和一个政权的关系,是多么的严重啊!
女娲称“氏”,仍是代表了上古以母系为中心的意义。而且人们所生存的最伟大的天地,有了严重的缺憾,还是要靠这位人神之间的老祖母出手撑持,才能挽回人类的浩劫。女娲氏,才是代表了人类母性的最伟大的光荣和功德。
为什么我要从远古说起,以母系社会为中心的道理呢?简单总括的一句,我要特别提出声明,我是认为中国文化传统继续保持了五千年,大半是靠过去历史上女性伟大的牺牲,以及她们所付出的“忍辱负重”的功劳。换言之,女性对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的确犹如女娲氏“炼石以补天”的功德。但这是说过去,今后是如何?我也和大家一样,只能知过去,并不能知未来,更不明白现在。
因此在孔子的思想观念里,女性的功劳对于“治国齐家”十分重要,他还极力赞颂了周初姬家母教和母仪的伟大,对于周武王革命事业的成功、周朝的兴起极力推祟,因他有了十位最重要的贤臣,其中一位,还是女性呢!
“五四”当时,搞妇女运动的人,一听到女子要有“三从”、“四德”,就大喊打倒,而且都盲目地归罪到“孔家店”里去。其实这都出于《礼记》中《仪礼》上的记载。而且“三从”、“四德”的内涵,并没有一点轻视女性、或是压迫女性的意思。所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或谓老来)从子”,就叫“三从”,那有什么错?你把“从”字换做现在流行的法律术语,变成“负担”或“负责”来想想就通了,那真是对女性的尊重啊!女子在未嫁之前,应该由父母负担生活,负责教养,有什么不对?结婚出嫁以后,作为丈夫的男人,就应该负担起妻子一切的生活费用,负责妻子的安全,那又有什么不对?除非是反过来,男人要靠妻子生活的才对吗?丈夫死了,当然妻子自身的父母也老了,不靠子女的照应,怎么办?……如果你把“从”字只当做“服从”、“盲从”的意义来解释,那便是你这个中国人,还没有弄通中国字的内涵,还需要再回去在“孔夫子师母”那里多学习学习吧!
说到“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四德”,这是有关妇女人格和人品养成教育的目标,不只适合于女性,即使是一个男儿,也同样需要有这种教养。一个人的品德有了问题,不论是男女,当然是不受人欢迎。言语粗暴,或是刻薄贫嘴,或是出言不当等等,也就是一般人所谓的没有口德,那也当然不行。至于“妇容”一项,更不要误解是在选美。古文简略,它所谓“容”,是指平常的“仪容”整洁,不要故作风骚,给人做笑料。“妇功”一项,过去在有的书上,要把“功”字读成“红”字的音,那是专指刺绣,或裁缝衣服和精工纺织的技能。
《大学》所讲“治国在齐其家”,首先所提出的“之子于归,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便是依照传统文化《周礼》的精神,要点是讲一个家族、家庭中,首先需要有一个具有妇德的女主人,才能使这个家庭、家族父子兄弟、上下老幼,各得其“宜”。
人道上的第一重宝,就是“女宝”,也就是贤良有德的后妃。
曾子只好著之于书,告诫奉劝天下后代,真正儒家“孔门”所教育的学问重点,对于“治国齐家”之道,首先重视有“贤妻良母”的“宜其家人”。同时就是兄弟姊妹之间,和妯娌、姑嫂之间的“宜兄宜弟”,就是如此而已。尤其如现代人,已经开始有了“四海为家”的习惯了。假使碰到为了个人的利益关系,和兄弟姊妹、朋友之间争得太过分痛苦的时候,我总是常常提醒他们一句话,古人说的“一回相见一回老,能得几时为弟兄”。退一步,放一着,就可自求多福了。话虽如此,如果没有“知止”、“诚意”的平日涵养工夫,一碰到事情,就绝难做到了。
曾子只好著之于书,告诫奉劝天下后代,真正儒家“孔门”所教育的学问重点,对于“治国齐家”之道,首先重视有“贤妻良母”的“宜其家人”。同时就是兄弟姊妹之间,和妯娌、姑嫂之间的“宜兄宜弟”,就是如此而已。尤其如现代人,已经开始有了“四海为家”的习惯了。假使碰到为了个人的利益关系,和兄弟姊妹、朋友之间争得太过分痛苦的时候,我总是常常提醒他们一句话,古人说的“一回相见一回老,能得几时为弟兄”。退一步,放一着,就可自求多福了。话虽如此,如果没有“知止”、“诚意”的平日涵养工夫,一碰到事情,就绝难做到了。
曾子在《大学》里所提出的“絜矩”之道,也就是后来子思所著的《中庸》之谓“中”的由来。简言之,什么叫“中庸”?就是“絜矩”之道的发挥。
至于原文所说“上下、前后、左右”的内涵,切勿随便放过,以为一目了然,一看便懂。不需要多加讨论,那就难免有过分大意的失误了。例如“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这是说你本身在上位,作为领导的人,不管你是做皇帝,或做官的臣工,乃至做老板、做师傅,甚至做父母、兄长的人,凡是居于上位的人,无论你做任何一件事,自己想来都很讨厌,或很为难,或者很不应该去做,只好自我逃避,就要指使下面的人去做,那便是“缺德”,就是“意不诚、心不正、身不修”,切切不可如此。相反的,如果你身居人下,对于有些事,有些作为,自己想来都有些厌恶,但是为了讨好上级,就改变方法,把坏的成分,花言巧语,另加包装,怂恿上面去做,或是掩盖自己的过错,故意诿过于上级。那就是“意不诚、心不正、身不修”的最大“缺德”,切切不可如此。不过,这样的理解,还只是略说一面。如要照人世间的人情险恶心理去分析,再来参照过去历史上的故事,便可了解这两句所包含的内容还多着呢!希望大家自己去好学、深思吧!
至于“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看来又是多么的简单。但你仔细想想,就完全不同了。譬如说,有一件事,我们从前就很讨厌它,不想办,现在又碰到了,就毫不犹豫地把它先搁在一边,这样,也常常会发生偾事或误事的后果。因为一切事,都会因时(间)、空(间)而变化的,未必从前讨厌的事,现在仍旧讨厌啊!或者这个人,是你从前最可恶的人,他现在已改过从新,你还照以前的厌恶,不让他重新做人,把他一切阻碍在后,那也是不对的。至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譬如有一件事,或一个人,你看到将来的后果一定不好,但今天是由我或要我来办,你就“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不管对与不对,先行处理了再说,那也常常有“后悔莫及”的反效果。诸如这样的理解,如果对照过去历史上所经历过的事实来讲,那便太多太多了。
又如“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这四句话的左右对比,很简单地讲,是说在做人处事上,自己碰到不遂意或很不愿意去做的事,就不可以随便推托给平辈平行的人去做。例如让做官的同僚、同事,社团、公司中的同仁,甚至或亲如兄弟姊妹的朋友们去“勉为其难”,“委曲求全”了,但扩而充之,从“治国平天下”的大是大非、大经大法来讲,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政体、任何一种制度,都会碰到有左右两班两派的不同意见而形成矛盾,须在最高领导的原则上,绝不可以把右的一方所厌恶的事或主张,就强迫要左的一方去做。同样的,也不可以把左的一方所厌恶的事或主张,就强迫要右的一方去做。至于处在最高领导层的地位,要怎样才能调和平衡上下、前后、左右的各种对比矛盾,而使其得到中正和顺的境界,那真是需要有大智慧、大仁德、大勇气的才器了。也正如岳武穆讲用兵之道一样,“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实在只可意会,难以言传。也正如古德禅宗大师们所说,“如珠之走盘”,并无一个定位的方法了。如果有一个固定的方法,那已是落在上下、前后、左右的偏旁圈圈之中了。
对于《大学》这一节的名言,也有人说过,就是孔子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其实不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对个人自我的学问修养来讲。至于本节所谓有关上下、前后、左右的话,始终是从“大学之道”的“明德”、“内明”之学出发,然后推之于“外王(用)”、“亲民”,而作为一个领导者,在对人、治事、处世之际来讲,其中的内外、表里、精粗之际,实是因应事物的大学问。如果以《大学》本身的主旨来讲,必须要先从“知止而后有定”,直到“虑而后能得”,通达“格物”、“致知”,配合“诚意”、“正心”、“修身”的全程修养,才能真地明了“絜矩”之道的妙用了。
因为权位与功名富贵,都是外来的物欲,但也最容易迷惑自心,使人丧失“智知”的理性。宋代的名臣大儒欧阳修曾经说过:“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
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
尤其是一个国家,就是人民、土地、财货三个因素的综合凝聚。然后构成一种总动力的共同经营,
所以在争取人和与争取财货这两者之间的妙用上,曾子就特别提出一个道理,即“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这个大原则,那是万古不易的名言,也是人类生存和生活上的大原则。赚钱难,聚财难。但是用钱更难,散财更不易。能够赚钱聚财,又能够善于用钱和散财的,必然是人中豪杰,不是一般常人所能及的。至于死守财富和乱散钱财,当然是一般社会人群中常有的两种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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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文王)寝疾,谓世子(武王)曰:见善勿怠(看到应该做的善事,不能偷懒不做)。时至勿疑(凡事要把握机会)。去非勿处(过去曾经有错误的事,快改,切勿流连)。此三者,道之所止也。世子再拜(听完了,叩了两三个头)
看了历史上所记载的故事,由周文王开始教诫儿子的三句话,除了勉励武王努力为善以外,特别重要的一句,便是“时至勿疑”。至于怎样才能“知时”、“知量”,什么时候才是真的“时至”,那就完全是“物格知至”的智慧之学的境界,既须天才,还要力学才行。到了第二年,周武王就正式出兵革命,伐纣而建立周朝的天下了。但是周武王姬发与殷王纣辛,同样都说到天命,史书记载也很清楚,他们语气的不同点在哪里呢?应当“慎思、明辨”清楚,就可以了解“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的道理。
除此以外,大家都喜欢读《史记》的刘邦和项羽的“本纪”。我也曾经说过,你只要看他们两个,都亲自见到秦始皇出巡的排场。但项羽便说“彼可取而代之(可以把他拿下来,由我来替他吧)!”刘邦也说:“大丈夫当如是也(做人应当做到这样,才算是大丈夫呢)!”同样的心思,同样的话,两个人的语气所代表的“心理行为”形态,完全不同。结果,项羽的事业,毕竟还是被刘邦“取而代之”了!
项羽:不服,好强,仅仅做皇帝,夺取别人江山而已
刘邦:作为理想,作为信念
“食”和“货”,确是人类基本需求,不可或少的东西。但从人类文化的人生哲学角度来讲,“名、利、财、货”,“富贵功名”,“权位金钱”,都只是在生存、生活上,一时一地的应用条件而已。它的本身,只能作为临时临事时所需要支配的机制,根本上它都非你之所有,只是一时一处归于你之所属,偶尔拥有支配它的权利而已,并非究竟是归于你的所有。因为你的生命也和“功名富贵”那些现象一样,只是暂时偶然的存在,并非永恒不变的永生。可惜那些大如开国的帝王们,小如一个平民老百姓,大都不明白“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的因果法则,都以为那是我所取得的,而且千秋万代都应统属于我的所有,谁知恰恰相反。反而变成后世说故事的话柄,惹得人们的悲欢感叹而已。如果能够在这个利害关头,看得破,想得开,拿得稳,放得下的,就必须先要有“知止而后有定”,乃至于“虑而后能得”的平素涵养功夫。尤其对于“物格”、“知至”的道理,是关于“内明”、“外用”的锁钥,更须明白。然后才能起用在“亲民”的大用上,完成“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德。
要了解当时的三个关键问题
一是魏、晋以来,文官政治体制的形成。所谓魏、晋时期的知识分子士大夫们,已经养成轻视家天下的皇室统治,把从汉朝开始的“选举”精神、渐渐结合成儒、道、法三家的政治思想,形成了文人政府的治权,开始建立了一套政治管理学的人事体制,成为后世文官政治“铨叙”人事的先声。家天下的皇帝归皇帝,读书的士大夫们归士大夫,完全不理会皇室的权威,自然有他超然于政治权力以外的本身的地位。所谓“清淡”、“三玄之学”和研究新近由印度输入的“佛学”,只是文化教育上的一种潮流,一种轻视皇权的反动,反映士大夫们另一种不同意现实政治的风格而已。
在这以前,由陈群在曹魏时期所创建的“九品中正”的人事制度,配合当时从两汉以来以“孝道治天下”的宗法社会的儒术精神,不但早已实行于魏、晋的时代,也影响后世,使选举人才的制度,法久弊深,完全变成为名门望族所垄断的局面,形成两晋和南朝六代之间的门第、门阀风气。正如晋初尚书左仆射刘毅所痛恶的“上品无寒门(所谓上流社会,没有一个是贫寒出身的平民子弟),下品无势族(所谓基层干部,没有一个是权势家族出身的子弟)”。其实,刘毅这篇有关用人行政的谏疏文章,直到今天和将来,无论是哪种政党、政见的民主时代,也应当好好研读,作为民主选举制度精神的参考。
二是世家门第的学术官僚,形成知识分子读书人的士大夫集团。这种风气,从魏、晋开始,直到南北朝的两三百年时期,并无一个有力者毅然出来鼎革这种时代的弊病。也正如曹魏时代的阮籍所感叹的“时无英雄,徒使竖子成名”的情况。其原因,是由于传布学术知识的书本,都靠手写传抄的私家藏书,并不普及。文化教育并不发达,政府与社会,都没有设立学校的风气。尤其是一般社会,丧失了自古以来“文武合一”教育子弟的精神;一般上层社会,也只以读书成名,便算是品行端正的标准。因此而使学术知识,大都出于世家权门,形成门第、宗族的士大夫群的权威集团,左右把持皇室的政权,牢不可破。此时正当史称“五胡乱华”的崛起和西晋皇室的没落,由群臣拥立司马懿的曾孙司马睿南渡称帝(晋元帝),从此定都建康(南京),就为东晋的开始。但司马睿和他的儿子司马绍(晋明帝),虽然南渡以后,先后两朝称帝,事实上也等于是傀儡皇室,父子皇帝只有八九年时间,都在忧患之中死去。
后来真正东晋王朝,虽然再经九个皇帝,共有一百零四年的时间,但政权仍然操纵在王、谢等势族手中,前如王敦、王导,后如谢安、谢玄等王、谢权门,都是籍籍有名的“世家望族”子弟出身。
但我们讲到这里,必须要了解,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文化不同的各个国家民族之间,早在公元以前,就能接纳外族归附移民,不记宿仇,没有种族歧视的成见,除了中华民族,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了。因为中国文化,本来有“王道治天下”的传统,以“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仁义精神,才能做到。也可以说,中华民族的“华夏”文化,早已在公元以前,就实行了人类大同的理念,早已泯除种族歧视的狭隘胸襟。例如在这以后的唐末五代,以及元朝和清朝入主中国的历史事实,都是具有这种精神的作用。就以历史的事实为证明,中华民族从来不肯侵略他人,不是以强权当公理的民族,只有“忍辱谦让”,化解其他民族的非礼侵凌,加以感化而融归于整体“人道”之中。所以在公元六世纪初,南朝梁武帝的时代,印度佛教的禅宗达摩祖师,决定要“东渡”中国传法。别人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去中国,他说:“震旦有大乘气象。”换言之,所谓“大乘气象”,就正如佛说的“娑婆”世界中的中国,确然具有慈悲(仁义)的精神。“娑婆”是梵音,它的意义,是说“难忍能忍”的“堪忍”的精神。
这是中华民族的根本,也是与其他民族的不同
看看《权利游戏》是怎么写这种民族种族的纷争的
这个仍然有时代意义
总之,由东汉光武帝到魏、晋两百多年之间,以匈奴为代表的各种入居内地“河西八郡”的各民族,其中分子颇为复杂,事实上,早已是汉族血统大混合的一个时代。如加严谨的稽考,北部匈奴的另一支,没有入居中国的,后来就在欧洲建立匈牙利。丁灵另一支,就是后来的俄罗斯的另一族。乌桓另一支,就是和后来建国的阿富汗有关。鲜卑,就是后世还居留在西域边疆的锡伯族。隋、唐之间的突厥,就是后来的土耳其。波斯就是后来的伊朗。大食,就是当时的阿拉伯帝国。天竺,就是印度。至于氐、羌、羯等少数民族,大部分都已汇合成后世居留在新疆、西藏(前藏和后藏)、青海等地的少数民族。史称“五胡”的,就是当时崛起而建国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先后称王称霸的十六国,计有前赵、后赵和四次分裂的燕国、五次分裂的凉、三次分裂的秦,以及夏与成汉等十六国。其实,他们当时生活语言,早已华夏、汉化,在基本文化上,也已学会了汉化的文字,只是在民族的性格上,仍然具有矫捷慄悍的习性.尤其他们看到汉末到魏、晋之间的朝廷皇帝的政权,原来都是这样抢来抢去,并不行于正道。而且由司马氏的家族,抢了曹家的天下以后,他们自己的家族,又闹兄弟争权的“八王之乱”,互相残杀。平时所谓文化教育上的“道德仁义”,原来都成为书本上的废话。那么,他们也认为自己早已是中国人,中原的天下,大家有份,因此而形成“起而代之”的乱源。同时,在魏、晋时代,另一批知识分子士大夫们,也看不惯这些世族、门阀士大夫们的作风,干脆就加入汉化的新民族,即习惯称呼为“胡人”的范围,起而大干其逐鹿中原的美梦了。这样,才是史称“五胡乱华”的基本原因,事实上,可以说是“胡华混和”,也并非过分。但在这个阶段的中间和结束,就形成“中华文化”另一章的大结合,变成北魏文化与南朝六代的大光彩了。
“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这是千古不易的定律。魏、晋、南北朝、五胡乱华的时代,便是这个情形所发生的历史事故。
石勒虽然并不勤学读书,但“好使诸生读书而听之。时以其意论古今得失,闻者悦服。
这就是不爱读书而爱看视频吗? 哈哈 别人读的是别人嚼碎的,拾人牙慧,也无营养。
因此而形成隋、唐以后“儒、释、道”三教的文化汇流,以及后世有北魏佛教文明的兴盛,才有流传到现在的敦煌壁画,云冈、龙门石窟等文物的存留,供人景仰凭吊。这些都是历史的血泪所累积而成,我佛慈悲润泽的结果,并非是离题太远,专门介绍佛法和神僧的故事。
儒家沉寂、佛家昌盛的时代
总之,从魏、晋、南北朝以来,直到唐代开国之初的三百多年时间,所谓儒家“孔孟之教”、“五经之学”,非常沉寂,平常也只是用来读书习字,求知识的普通教育课本而已。并不像宋、明以后,不讲究孔孟之教,不合“儒宗道学”的人,就难以立足于朝廷,甚至在“士林”社会中,也会终身为人所轻视了。但在东晋到南朝六代之间,由于关中(笼统地指长安、洛阳一带)的佛学昌盛,江南佛教寺庙林立,影响了当时的各层社会,上至皇帝,下至贩夫走卒,个人所取的名字,很多用佛经上的菩萨、罗汉、那罗延等名词作为人名,由此可见当时佛学文化影响中国的情形,是如何的普及。这好比现代二十世纪的时期,人们喜欢取用西方的名字,如约翰、海伦等,乃至市面商店,也有以原子理发厅、原子冰淇淋店等作为招牌的,这同样是时代感染的常态,并不足为奇。
据史料所载:宣告诸镇将军刺史,诸有浮图(佛寺)形像及一切佛经,皆击破焚烧,沙门(出家人)无少长,悉坑之。但太子素好佛法,屡谏不听,乃缓宣诏书,使远近预闻之,得各为计。沙门多亡匿获免,收藏经像。唯塔庙在魏境者,无复孑遗。
换言之,三万多幢佛寺,都被摧毁了,也真是一场破坏性的壮举,但现在看来,也早已史有前例,不足为怪。况且从美国人凯恩斯的经济学说观点看来,“消费刺激生产”,没有伟大的破坏,哪有伟大的新生产呢!你说是不是啊?人类就是这样幼稚,经常做出许多无理取闹的事,赢得自我毁灭。
《易经·坤卦文言》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也许从这个观点,引证历史,你们可能会说这是唯心哲学的史观,觉得可笑。其实不然。因果定律的存在,无论唯物、唯心,都是同样的事实,也是自然科学共同的认定。如果详细讨论,便又牵涉到哲学和科学碰头的专论,我们暂且不讲,以后有机会再说。现在插在这里:我们先看一看当清朝的开国之初,所谓“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在他开国称帝的第四年,亲征原属蒙古后裔的叶赫族,尽灭其国。叶赫族贝勒金台石率妻子登所居高台,宁死不投降,而且发誓,只要叶赫族有一人在,即使是女的,也必报此恨。因此,清朝两百多年,遵守祖制,绝不娶叶赫族的女子做后妃。但到了奕諠即位,年号咸丰的时代,叶赫族的后裔,就是“清史”有名的“慈禧太后”那拉氏(叶赫族原为纳喇氏,音译不同),偏又入宫成了贵妃,又生了儿子,即六岁就接位的同治,只做了十三年的皇帝,十九岁便死了。以后便开始由慈禧策划,名为两宫皇太后的懿旨,立了光绪。实际上,就是慈禧专政,一直到把清朝彻底毁灭,就是她一手所造成的后果。这是巧合,或是前因的反复,就很难论断了,但却是一桩真实的历史故事,并非虚构。
我们现在提出的历史事实,只在证明真正“诚意”、“正心”为“治国、平天下”,能够“以德服人者王”的并不易得。大多数都是“以力假仁者霸”的存心和行为,以及他们的开场和结果。然后反观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国家,为什么有如此的曲折?究竟自我要在哪一种文化,哪一种“政治哲学”的意识文明上,才能做到万古千秋、国泰民安呢?实在值得深长思量啊!难道过去我们几千年来的先人,都是笨蛋,都不及二十世纪的人聪明睿智吗?那么我们的“基因”,根本就有问题啰?是吗?
但恐怕引证历史太长,离题愈远,所以只大略提出魏、晋、南北朝的两三百年的紊乱而且短暂的历史局面,做为对照。可是这种讲说,还具有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两个重要观点,井未阐明,同时也希望即将放眼于世界人类学的国际学者们,也须特别注意留心。不可以偏概全,曲解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真义。
讲到这里,本来已经信口开河,收煞不住,便想继续说明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特性。正面告诫国际上一般似通非通的所谓“中国通”的学者,不要眼光如豆,得少为足,然后便师心自用,以主观的偏见,想来挑起新时代的文化战争,实为不智之极。但又忽然想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还是让你们多去用点心力来做些挽救世道人心的工作吧!
接着,他便引用《楚书》所说:“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这两句话,是春秋时期记载在楚国国史上的名言,原文接近白话,大家一读就明白,就不再加解说了。不过,需要知道,在曾子那个时代,楚国正是南方新兴的强国。楚国的名相,如令尹子文、孙叔敖等人,也都是一代的名贤。而且人才辈出,是当时南方文化特有的现象。例如有名的道家人物,如老子、庄子,从当时来说,都算是楚人。后来影响中国文学最有力的《离骚》作者,便是楚国的名臣和忠臣的屈原。由于曾子引用了《楚书》,更可说明当时的南方楚国文化,早已与中原的华夏文化、河洛文化并驾齐驱,别成一格,也已为儒家学者所重视了。
我们在国际间流亡了十九年,依靠什么法宝呢?唯一的法宝,便是几个仁人君子,同心一志,亲密无间地团结在一起,才能贏得国际间的亲切援助。
秦誓曰:“若有一介臣(假定有一个人),断断兮,无他技(他能够具有明智的决断,虽然并无其他专长的技能)。其心休休焉(但他的心胸宽大),其如有容焉(好像一个大容器,能够包容各类的人物)。人之有技,若己有之(别人的长处,就好像是他自己的一样)。人之彦圣,其心好之(别人有美德贤才,他就喜爱得很),不啻若自出其口,实能容之(不只是在表面上嘴巴说说别人的好处,事实上,他真能容纳别人的长处,犹如自己一样)。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这样的人,当然能保护我们的子孙和人民,对于国家有多大的利益啊)!人之有技,媢嫉以恶之(别人有本事,就妒嫉他、讨厌他)。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对于別的有美德贤才的人,便故意反对他,还设法使他到处行不通),实不能容(事实上,他实在是无容人的度量)。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这种人,绝对不能保护我们的子孙和人民,实在是很危险的人物)。”
秦誓曰:“若有一介臣(假定有一个人),断断兮,无他技(他能够具有明智的决断,虽然并无其他专长的技能)。其心休休焉(但他的心胸宽大),其如有容焉(好像一个大容器,能够包容各类的人物)。人之有技,若己有之(别人的长处,就好像是他自己的一样)。人之彦圣,其心好之(别人有美德贤才,他就喜爱得很),不啻若自出其口,实能容之(不只是在表面上嘴巴说说别人的好处,事实上,他真能容纳别人的长处,犹如自己一样)。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这样的人,当然能保护我们的子孙和人民,对于国家有多大的利益啊)!人之有技,媢嫉以恶之(别人有本事,就妒嫉他、讨厌他)。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对于別的有美德贤才的人,便故意反对他,还设法使他到处行不通),实不能容(事实上,他实在是无容人的度量)。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这种人,绝对不能保护我们的子孙和人民,实在是很危险的人物)。”
最后一句是曾子的结论:所以说,真是一个仁人君子,必然会遵循一个千古不易的大道,那就是言行忠信,必然可以得到一切好的结果。如果是自满、自慢、自傲,而且自以为是,一点也不悔改,那就必定会失去了一切。
阿育王(公元前二二六年左右间,秦始皇的时代),威重一时,在他晚年临危的时候,他还想做一次“供僧”的布施。可是马上要准备继承王位的太子和财政大臣们,都阳奉阴违,并不听命照办。阿育王自己也心里明白,当他正在口啃最后的一个梨子时,便问太子和权臣们说:“现在的世界上,哪一个人的权力威望最大?”太子和大臣们,都马上很恭敬地说:“除了大王你以外,更无别人了。”阿育王听了,便说:“你们不要再阿谀(拍马屁)骗我了。我明白,我现在的权力威望,只能达到这半个梨子,其他是一无所有,一无所能了。希望你们能遵守诺言,把这半个梨子,为我送去我师优波鞠多尊者的寺院里去供养僧众吧!”说完了,也就闭目而逝了
由于这个历史的故事,大家便可真正了解到人生,无论你生前是有如何的权力和威望,或者是多么的富有和荣耀,到了真的一口气不来的时候,你所有的美德和才华、功名和富贵,都如昙花泡影,毫无用处。甚至在你活着的时候,暂时属于自己的几十斤肉骨头,也只好随便由人摆布,了无是处了。
上好仁,下必好义。但在古文中的“义”字,它的内涵究竟是什么?那可又是碰到一个麻烦的问题了!
儒家所讲的“义”,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人我之间都得安详,所以古人解释“义”(繁体为“義”)字造形的内涵,是从“羊”(吉祥)、从“我”,两个字义的综合,是属于“六书”中的“会意”字的范围,等于说是“为善最乐”的意思。但自曾子以后,孟子特别注重“义”字,主张以“义”为先。因此古人便如此注解:义者,宜也。这也等于说是没有哪一点不合适、不相宜的才是“义”。至于从墨子学说以后,墨家思想的“义”字,就有偏重于人我之间,富于同情心和相爱心的“侠义”之“义”了。我们知道古文对于这个“义”字和“仁”字一样,都具有广泛的涵义,可以说只能“心领神会”,不可局限于文字言语的形式。因此,曾子所说“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是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意思,个个好义,当然就有了美善的好结果。
如果孔门弟子少了子贡,行吗?
至于孔门高弟,在春秋末代的时期里,除了子贡一人别有他的胸襟怀抱以外,其他如颜渊、曾子、原宪等,所谓七十二贤人之中,大多是属于对当时时代的反动,处于“不同意”主张的清流人士,与后世宋儒的“儒林”、道学大有不同。其中突出对比的两人,便是原宪和子贡的故事。《韩诗外传》记载:
原宪,字子思。宋(国)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不和当时社会的风气同流合污)。当世亦笑之(所以当时社会上人,也觉得他很可笑。这是司马迁的记载)。其为人也,清静守节,贫而乐道。居环堵之室,蓬户瓮牖,桷桑无枢,匡坐而鼓歌。于贡肥马轻裘往见之,宪正冠则缨绝,捉襟则肘见,纳履则踵决。予贡曰:“嘻!先生何病也?”曰:“无财之谓贫,学不能行之谓病。宪贫也,非病也。若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学以为人,而徒有车马之饰,衣裘之丽,宪不忍为也。”于是曳杖拖履,行歌商颂而反,声满天地,如出金石。子贡耻之。
所谓“子贡耻之”一句,是说子贡等于被原完的举动羞辱了一顿。当然,子贡不但会经商致富,而且还善于运用谋略的学术而代孔子出马,安定了鲁国受侵略的危机。这个有名的历史故事,可以自取《越绝书》来读,就可明白其中的道理。孔子死后,在曲阜的墓地,也是子贡一手所经营的,而且他还在夫子坟上,守墓六年才离去。如果孔门高弟,都如颜渊、原宪一样,遁世无闷,甘于清贫,孤芳自赏,行吗?
做人不可迂腐。有人愿意做原宪,就有人愿意做子贡。我愿意做子贡。
但我们既然讲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必须先要了解群众、资财、权力三者之间,犹如三根木杆捆在一起的三脚架,如果缺少了一杆,就站不起来的。尤其对一个国家的“治国”之道,没有良好的经济、财政,必然就没有一个完整美好的政权,那是古今中外千古不易的大原则。你只要看看每一朝每一代的兴亡史迹,最后促使衰败的,必定是先由财政、经济上产生必然崩溃的情况的。但在中国文化中一贯的传统观念,尤其是以儒家、道家为主流的学术思想中,认为要解决经济、货财的问题,使“国家天下”得到“治平”的境界,只要从政治上做好,便可达到“物阜民丰”,国家和人民,就都可以“安居乐业”了。
如再扩而充之来看,不但只有中国,其他如印度、埃及,甚至所有东方各国文化中的先圣先贤们,差不多也都有这样的观念。当然,西方文化,好像也并不例外,可是,到了十八世纪以后,尤其是从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实业革命)开始,西方文化中,渐渐形成对经济学的专注。到了十九世纪开始,在西方文化的思潮中,便形成了以经济为主导来解决政治问题的思想主义等的兴起。因此,直到现在东西双方,乃至全人类的文化思想中,对于这个问题,仍然还在含混不清,思辨难定。究竟是财富的资本影响了政治?或是政治影响了资本的财富?这也等于是哲学上的主题:究竟是蛋生鸡?或是鸡生蛋呢?且待人类慢慢摸索,再去求证吧!
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发财,没有一定要某种事业才可以的)。财货无常主(财货也不固定是属于哪一个主人的)。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能干的就愈来愈多,不行的就破败不堪了)。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耶(难道都是靠上辈素来有封爵的遗产而得来的吗)?非也(不是的,都是靠自己的智力勤劳而成功的)。
在东方的中国文化,从秦汉以后,学术思想的主流,从表面上看,虽然都一概归到儒家,但实际上,是以阴阳、儒、墨、道、法各家杂用,而又不太有明确的界别。汉末、魏、晋开始,便有道家的神仙“丹道”学派兴盛,他们的“修为”基础,都是以“守静”为中心。那是根据老子的“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的说法而来。
大家都知道西洋欧美的文化和精神文明,他的主要中心,从古至今,直到现在为止,仍然还是以基督教的《圣经》(《旧约》和《新约》)为主流。同样的,也有人认为中国文化和精神文明的主流,直到二十世纪为止,似乎还仍然以儒家“四书”、“五经”为中心。事实上,东西文化,都正处于转型变态的状况中,西方信奉宗教的文化正在蜕化。东方文明,尤其以中国的文化来说,也随时代的巨轮在转变中,支离破碎。主张重“人道伦理”的儒家学说,也正处于游魂、归魂的卦变之中。现在美国,有人正在断言未来的世界是“文化战争”的时代,尤其指明中国的儒家文化,是与西方文化对抗的大敌。看来未免可笑,但也深为可虑。天下事往住误于肤浅粗暴的见解,因此,我们自己,也应当“反求请己”,需要“温故而知新”了!
如果说,“五经”是中国上古文化传统的总汇,这是比较准确的答案。“四书”呢?它从北宋时代开始,到南宋时期,才渐渐盛行,取代“五经”文化的地位。它是专属于孔孟之教的学术思想,而且被宋儒理学家朱熹所作的“章句”注解所垄断的儒学,并不足以概括中国文化的大全。
五经,就是《周易》、《尚书》、《礼记》、《诗经》,以及孔子所作的《春秋》。而演绎阐释《春秋》内容的,有《左传》、《公羊》、《谷梁》等“三传”。《春秋》一书是孔子在春秋后期,即公元前四八○年间的绝笔之作。
这个时期,在西方的历史上,正当罗马改行共和政治,开始才有信史可征。斯巴达组织伯罗奔尼撤联盟。印度难陀王朝兴起,佛教徒第一次大结集佛经。波斯先后连续三四次远征希腊。雅典取代斯巴达为希腊霸主。西方所谓史学之祖希罗多德(公元前四八四年至前四二四年)山生。苏格拉底(公元前四七○年至前三九九年)出生。这个时期,也正是希腊文化在西方兴盛的时期。
到了秦始皇灭掉六国诸侯以后,改变了周朝分封诸侯建国的政体,统一中国,划分郡县,开始创制学者的专职官称叫“博士”,但并不限于专学“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六经”的范围才叫“博士”。秦始皇和李斯在公元前二一三、二一二(戊子、己丑)年之间的焚书坑儒,也并没有明令坑掉了“博士”。所坑的大都是“处士横议”的非“博士员”的儒生。
博士就是这么来的
古人评论说:“西汉重功名,希世取宠,不尚清操。东汉重名节,取义成仁,至死不顾。”
玄学和玄谈的时代
两汉的经学,长期困守在训诂考证的沉闷风气的范围,所以一到汉末魏晋时期,便由何晏、王弼等青年后进学者开始,认为儒家的“六经”都是糟粕。他们只从事清谈,注重“三玄”之学的探讨,文化和政治同步解放思想。所谓“三玄”之学,便是从《老子》、《庄子》、《周易》这三部书中探讨人生和宇宙的哲学思想。因此形成魏晋以来的文人政府中的门阀子弟,和一般读书的知识分子,都倾向于逍遥解脱,不拘形迹而风流潇洒的作风。这等于是十八世纪以来,西方所说的“自由”思想和“浪漫”的情态,在上流社会的阶层中,尤其散漫放诞。跟着便是东晋南渡以后,历史的年代,转入了南北朝的阶段,佛学正好在这个时期,如云如雨一般地倾注东来,弥漫于朝野上下各阶层社会。这—个历史历程,经过四百多年之久(即公元二○○年间开始,到六二○年之间),是中国文化思想探究宇宙和人生的哲学辉煌时代,但从政治和社会立场来看,也是最衰败堕落的时代。
所以魏晋风骨就是这么来的
现代人所谓的西北丝绸之路,和南海广东的丝绸之路,以及日本、朝鲜、琉球等地,派人列长安留学的唐风,吹遍了东西两半球,尤其在中唐时代,中国经济、贸易重镇的扬州,更是不可一世,古人所谓“腰缠十万贯,骑鹤上场州”,便是唐风的炫耀,比起二十世纪末期的香港,更加芬芳有致。
在唐玄宗(明皇)李隆基的中期,正当封杨玉环为贵记以后(约在公元七五○年之间,中国所发明的造纸方法,使开始传入欧洲),禅宗的大师马祖(道一)禅师,和他的弟子百丈(怀海)禅师,便在江西开创中国佛教特色的“丛林制度”,不顾原始佛教不事生产的戒律,提倡以集体修行、集体耕作、生活平等、劳逸平均的原则,制定了“百丈清规”以替代原始戒律而适合时地相宜的信守。而且百丈禅师,年过九十,还以身作则,天天领众劳作,留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风范。当时百丈、马祖师徒的作风,被信守原始佛教戒律的僧众,骂为“破戒比丘”。可是从此以后,禅门丛林风规便大行其道,大多数的佛教僧众寺院,都以“丛林”相标榜,而额称为“禅寺”或“禅林”的,甚为普遍,因此使佛教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立脚,并且为后世历代的社会福利慈善事业,有形无形地做了许多功德。因为“丛林寺院”,兼收并蓄了“鳏、寡、孤、独,老无所归,幼无所养,贫无所依”的人们。可以说百丈师徒是中国宗教革命的先驱。我在三四十年以前,便有一本讨论中国特殊社会“丛林制度”的小书,可做参考。在这个时期,欧洲方面的西方文化,也正是基督教的权威进到颠峰的时期。
在唐玄宗(明皇)李隆基的中期,正当封杨玉环为贵记以后(约在公元七五○年之间,中国所发明的造纸方法,使开始传入欧洲),禅宗的大师马祖(道一)禅师,和他的弟子百丈(怀海)禅师,便在江西开创中国佛教特色的“丛林制度”,不顾原始佛教不事生产的戒律,提倡以集体修行、集体耕作、生活平等、劳逸平均的原则,制定了“百丈清规”以替代原始戒律而适合时地相宜的信守。而且百丈禅师,年过九十,还以身作则,天天领众劳作,留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风范。当时百丈、马祖师徒的作风,被信守原始佛教戒律的僧众,骂为“破戒比丘”。可是从此以后,禅门丛林风规便大行其道,大多数的佛教僧众寺院,都以“丛林”相标榜,而额称为“禅寺”或“禅林”的,甚为普遍,因此使佛教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立脚,并且为后世历代的社会福利慈善事业,有形无形地做了许多功德。因为“丛林寺院”,兼收并蓄了“鳏、寡、孤、独,老无所归,幼无所养,贫无所依”的人们。可以说百丈师徒是中国宗教革命的先驱。我在三四十年以前,便有一本讨论中国特殊社会“丛林制度”的小书,可做参考。在这个时期,欧洲方面的西方文化,也正是基督教的权威进到颠峰的时期。
蒋经国就修身做的相对不错。所以台湾至今念蒋感怀小蒋时候的政治
赵家兄弟,自小就出生在军眷的家庭环境中,赵匡胤出生在甲马营中。他们兄弟,都是将门之后,长大以后,也照例是做职业军人,并且追随周世宗南征北战,因军功而升迁到殿前都点检的位置,得来并非偶然。所以在他们的本身经历上,是极其知道战争的祸害和悲惨,同时也知道战争会为人民带来太多的痛苦。因此,厌武重文的心理,也比较强烈。世界上有很多文人,最喜欢谈兵,他们实在没有当过军人打过仗,往往会把战场当作考试场一样的紧张好玩。
杜太后“母仪可风”
有关赵匡胤的家教和母教的事,结合正史和宋人其他史料笔记来说,还有这样一些故事。当赵匡胤已经知道大家都已计划好了要临时兵变,“黄袍加身”,拥护他做皇帝,但不免也有“既喜巳惧”的心理,成功与失败,两者都不是儿戏的事。他就悄悄回到家里,想告诉母亲一声,好向母亲请教。一进门,他的母亲和他所最敬重的姊姊,正在厨房里做饭。他就正好对母亲和姊姊讲了这件事。他母亲听了还没有说话,他的姊姊就大声地说:男子汉,大丈夫,要做什么大事,就要自己心里有决断,还跑到厨房里问我们做什么!一边说,一边就把手里拿的擀面棒举得高高的,把他用力地推出去。赵匡胤听了姊姊的责骂,心中踏实了,立即转身,回部队去了。到了晚上,就闹兵变,“黄袍加身”做了皇帝。所以他终身对这个姊姊,敬畏有加,不敢怠慢。
而在正史上怎样说呢?
宋主尊其母杜氏为太后。后,定州(河北省定州县)安喜人,治家严而有法。陈桥之变,后闻之曰:“吾儿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又尊为皇太后,宋主拜于殿上。群臣称贺。后愀然不乐,左右进曰:“臣闻母以子贵,今子为天子,胡为不乐?”后曰:“吾闻为君难。天子置身兆庶(老百姓)之上,若治得其道,则此位可尊。苟失其驭,求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忧也。”宋主再拜曰;“谨受教。”
这一段话,历史学家也并没有过誉其辞,同时,也是说明赵匡胤的成功,的确是得力于母教。赵宋开国的老祖母,真是“母仪可风”啊!
杜太后被尊为皇太后的第二年,就死了。她在临危的时候,皇帝赵匡胤随时侍候在她的身边,她就叫赵匡胤召最亲信的辅相赵普进来,并且问赵匡胤说,你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容易得天下、当上皇帝的道理吗?赵匡胤说,那都是靠祖先的阴功积德,和母亲您的教诲啊!太后说,不对。是因为柴家(周世宗)使幼儿主天下,所以你占了便宜又卖乖了。假使后周有年纪老成的后代做皇帝,你哪里有这样容易。所以我要吩咐你,假如你死后,应该传位给弟弟光义做皇帝。光义过后,应该传位你的三弟光美。光美过后,再传位给你(赵匡胤)的儿子德昭。你要知道国家天下之大,能够有一个比较老成的人来即位做皇帝,那就是社稷之福了!赵匡胤听了,哭着说:“敢不如教。”儿子不敢不听妈妈您的盼咐。这时。太后又对赵普说,你是一起听到我的吩咐,同时做好记录,将来不可以违背了我的主意。赵普听了作好记录,并且在末后一行签了字“臣普记。藏之金匮,命谨密宫人掌之”。
我们为什么费了那么多的时间,说明宋初开国这一段的历史内幕呢?因为两宋的政治中心,在表面上,是尊重儒家的孔孟之教的学术思想为中心。儒学重“圣人以孝弟治天下”。从“齐家、治国”之道立论,对于兄弟的友爱情谊,自宋太宗开始,已违背他母亲的教诲和本身的初衷,而且犯了儒家“伦常乖舛”的大忌。宋人笔记史料,还记载赵普在临死的时候,因有负杜太后的嘱咐,白日见鬼,吓得请僧道来做佛事以求忏侮,并且亲自写悔过书烧化,向杜太后祈求饶恕。不过,这是过于迷信鬼神之说,所以正史便不采录。到了清初,名儒查慎行(初白)有一首诗,专指宋初开国的这一桩公案,最为精彩。
梁宋遗墟指汴京,纷纷禅代事何轻。 也知光义难为弟,不及朱三尚有兄。 将帅权倾皆易姓,英雄时至忽成名。 千秋疑案陈桥驿,一着黄袍便罢兵。
宋仁宗久闻他的人品和学问,所以在皇太后一死,自己亲政的第一年,就召他担任了“右谏议”。仁宗并不是刘太后亲生的儿子,因此,很多人趁太后死了,就有许多批评太后的话发生了。范仲淹身任谏官,是可以对皇帝讲不同意见的话。因此他就对仁宗说,先帝宋真宗死后,太后调护陛下十余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其大德。仁宗听了,便说,我也很不忍心听这些闲话。就下命令宫内宫外,不准再讲皇太后垂帘听政这十多年的往事。这就是范仲淹推己及人,调和皇帝和养母之间的心结,促进宫廷政府之间的安定。他“要言不烦”,只提起皇帝的注意,你母亲也养你且帮忙你那么多年了,就是有些不对,现在更不能旧事重提了。
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坏,当仁宗还未亲政,在天圣五年的时期,宰相晏殊开始提倡兴建学校,做为各州各县的标准,并且延聘范仲淹做教师。范仲淹教授学生的作风,首先是重视养成一个人的品格,所谓“敦尚风节”,最为主要。同时要关心天下事,不能只为自己着想。晏殊对他的教育方针,和他本身的行为,非常器重,而且认为范仲淹的将来,一定会成为国家社会的“大器”。晏殊是宋初才子型的宰相,人们最喜欢的名词如: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浣溪沙)
这便是他的流传千古的名作。文化最基本的影响力,就是文学,也叫文艺。你只要翻开《宋词》,首当第一位的,便是他的《珠玉词》。至于他的文集有二百四十余卷之多,就很少有人去摸它了。古人所谓“但得留传不在多”、“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就是这个道理。权势地位,只可以煊赫一时,并不能左右后人的爱憎。它和领导政治的成果一样,好坏永在人心。
晏殊对范仲淹的人品学问,非常赞赏,同时也很欣赏范仲淹的文学才华。学问人品的基本,固然有关于天然的禀赋,但也是由道德修养而来。文学辞章就不同了,几乎百分之七十,完全由于天才。虽然勤力学习,没有生有自来的才情,始终难得有文艺上的绝妙境界。所以清人赵翼论诗,便有“到老方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的感慨了。尤其是身兼文武韬略,出将入相的人物,大多是富于才华,富于情感的人。古今的名将,具有军事天才的人,也是如此。只是一般人没有真正置身军旅,并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换言之,
军事上的战略、战术和战斗,统是战争的艺术,也是智力和情操的结晶。兵法即艺术,艺术即兵法、只是普通的人,不了解真正的武学,看列军人就伯,认为统是老粗,实在非常遗憾。
北宋的王朝,就是这样的划分了历史上的界限。接着就是康王赵构南渡,终于又在浙江杭州重新建立起一个朝廷,号称“南宋高宗”。这完全和晋朝的情况一样,前晋亡于北汉,历史划分它叫“西晋”,南渡以后继起的王朝,便叫“东晋”。而在南北宋的时代,北方辽、金民族先后更替兴亡所建立的王国,也并不是从境外入侵中国的外族。事实上,他们都是早由上代已经归化居住在北方的少数民族。在文化教育上,仍然是以中国文化的儒家为主,佛道两家为辅的“华夏”文明。大家只要多留意对辽史、金史的研究,就可明白北宋一百多年来有这样的结局,完全由于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两兄弟,在开国之初,战略决策上犯了最严重的错误,因循自误,没有一鼓作气,收复燕云十六州,进而统一全国的江山。
总之,学问修养是一件事,做皇帝或做官或发财,是另一件事。有学问修养的去做皇帝或做官,做事业发财,当然是好事。但没有学问修养而能做个好皇帝或好官,那也就是真学问真修养。有学问修养,不得其时而行,就不出去做官做事,自守善道,做个规规矩矩的人。或者以“师道”自居,随缘教化后生而“止于至善”,这也正是“大学之道”的一个典型,例如曾子就是这样一个人啊!
在整个的历史上,反观任何一朝一代的政风,都和开国之君创业立国的学养见解,有牢不可分的关系。这正是《大学》所讲“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而后天下平”的原则要点所在。
我们只要多读《明史》,仔细研究朱元璋,你就可以了解到孟子所说孤臣孽子的心境了。如孟子曰:“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可惜他所遭遇的是时势造英雄,做了皇帝,却不达观。如果以他的聪明慧知,做一个中唐时代的和尚,一定会成为一代宗师,称佛做祖。但他的根本学识习性,仍然没有脱离少年时代在皇觉寺为僧时的僧院知识。因此在他所创建的明朝政治体制中,有关官职的名称,有些仍然采用“丛林寺院”僧职的名位,如“都察院”、“都检”,乃至称僧职叫“总统”、“统领”等名词,都是与“禅林寺院”职司的名号相同。
可是在他称“吴王”开始,到登位称帝以后,的确勤奋读书,努力学习。但很可惜,没有得到良师益友的辅导。如宋濂、刘基,他都是以臣工视之,并非尊为师友。如史载他对两人的评语说:“宋濂文人,刘基峻隘。”所以对于他们,始终是有距离,用而不亲,影响不大。在他心理上最大的缺点,就是始终有挥之不去的自卑感。古今中外的人性心理,凡是过分傲慢的人,都是由心理上有一种自卑感在作祟。他自小由环境所造成严肃忮刻的生活习惯,很难兼容并蓄,更谈不到有“格物致知”的容人容物之量。
同时,另有一件故事,从现代人的观点来看,一定觉得他很愚蠢,不懂得科学技术,因此而限制了科技的发明和应用,非常可惜。事实上,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带来无比的方便,而且大有好处,那是事实。但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带来精神文明上的堕落和痛苦,那也确是有相等的负面损失,这也是事实。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类似有朱元璋这种想法和作法的事,还不止他一桩而已。这件事,便是史载;“洪武元年冬十月,钦天监(管天文台的台长)进元(元代)所置水晶刻漏(最早发明的自鸣钟)备极机巧。中设二木偶人,能按时自击钲(铃声)鼓。上(朱元璋)览之,谓侍臣曰:废万机之务,用心于此,所谓作无益害有益也。命碎之。”这样一来,由元朝时期,从西洋引进的一些最初的科技知识,就很少有人再敢制作和发明了,实在很可惜。假如当时一反过去历史上压制“奇技淫巧”的政策,加以提倡奖励,恐伯中国的科技,就早早领先世界各国了。
明代的文运,诸如此类,所以到了万历后期,就形成以太监头子魏忠贤为首,指顾宪成、高攀龙等两百多名学者为东林党,兴起党狱,随便定罪杀戮儒臣学者。一直到了李闯的民兵入京,崇祯朱由检自杀,满清入关,才结束了从皇觉寺开始,到东林书院而变为东林党的党争的历史,使朱明与太监共天下的三百年王朝了结完案。因此而刺激了明末清初的大儒遗老,如顾亭林、李二曲、傅青主、王船山等,扬弃理学专讲性理的义理的弊病,转而重视实用和考据之学,才使中国文化,从清朝开始,归于义理(哲学)、考据、词章三大类的学问。对于猎取功名科第的科举八股文章,都是余事而已。
接着明代已尽的气数,满清爱新觉罗的入关,便是中国近代史到现代史的关键所在。当满清入关称帝以后,在过去两百多年的时间,始终存在满、汉民族意识情绪的斗争。但从满族的立场来说,因为明末时期,明朝的政权,已经物腐而后虫生,自己不能收拾,所以才请我们入关来澄情宇内。大家都是炎黄子孙,天下本是天下人的天下,有德者居之,这有什么不对。雍正《大义觉迷录》的立论,就是由这个观点出发。
事实上,从中华民族发展史来讲,暂且不说魏晋南北朗的阶段,但从唐末五代到南北宋和辽、金、元这个时期,大约三百年之久,表面上,是政权上称王称帝和民族性的争夺。但在华夏文化的立场来讲,无论辽、金、宋、元、明、清,实际上,仍然部在儒、佛、道混合的文化基础上发展演变。只在空间区域上有南北之分,在时间的轨道上,有朝代之别,从中华民族整体的统一文化来讲,始终都是—致的。尤其满族与辽、金在氏族的血统系统上,关系更为密切,这又是历史上的一个专题,暂且不论。
总之,依史论史,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统治中国,除了满汉民族性争议的缺失以外,从版图的一统、政治的清明,乃至文治武功的成就,不但无愧汉唐,甚至可说是超过汉唐。如历代王朝的女祸、外戚、太监、藩镇等弊害,几乎绝无仅有。但这些比较良好根基的建立,完全是从康熙时代所奠定。唯一可惜的,如果在入关之初,舍弃满族初期偏仄的习性,不改中国传统的明代衣冠,不下令全国剃发编辫子,那在统一江山的工作上,必然会事半功倍、顺利得多了。我们研究历史文化,须要特别注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衣冠文物”四个字,它所代表生活文化的重要性。例如满清入关之初,并末遭遇太大的反抗。但自下令剃发,改易服制以来,就使当时的全民引起反感,抗拒投降的意识就突然增强了。这种有关生活文化习性的群众心理问题,看来只是一件小事,但恰恰是为政治国的大关键所在,可惜一般人见不及此,英明如康熙、雍正两代,纵使心里明由,但也不敢违背祖制,所以就增加历史政治上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了。
以我本身亲眼看到的—个事实,告诉大家值得参考的一个笑料。当我还在幼小的童年,清朝已被推翻,民国已经建国十多年了。可是在我家乡的亲戚故旧中,还有前清遗老,有秀才、举人功名的两三人,始终不肯剪掉辫子。后来被现实环境所影响剪掉了,却马上换穿道士衣冠,表示仍然不愿投降民国,以此自居为前清的遗老。我的父亲对我说,他老人家却忘了道士衣冠,正是明朝士绅的便服啊!既然要做前清遗老,为什么还要穿明代的衣冠呢!可见衣冠文物,对于民情心理来讲,在无形中,就具有不可思议的精神作用啊!
康熙这些举动,都是尊重传统文化,针对以儒学为政治思想中心的作用。事实上,康熙非常了解真儒实学,必须内(圣)养与外(王)用的实践事功相配合,正如孔子所谓:“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他曾经问过文华殿大学士张玉书说;“理学之名,始于宋否?”张玉书对说:“道理自在人心,宋儒讲辩加详耳!”康熙就说:“日用常行,无非此理。自有理学名目,彼此辩论,而言行不符者甚多。若不居讲学名,而行事允合,此即真理学也。”由此可知,他对于孔孟之道和宋儒理学的明辨,早已了然于心,他只是为了化民成俗,顺应民情而已。
中国之患重在边防
讲到这里,我们必须提起大家的了解,中国几千年来的祸患,都是由边疆问题所引起。从秦汉以来的边祸,如南北朝、五代、辽、金、元等时代,祸患常起于西北、东北及北疆,到了明清时代,几经战伐的混一,已连线为由西藏高原到新疆、蒙古而直达黑龙江畔到沿边入海,至于朝鲜。自清朝中叶以后,海运开放,新来的边患,使由西南到东北幅员万里的海疆。但如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日车的侵华战祸,他们仍然是利用满蒙做起点。过去如此,将来未必不然。所以有志谋国的人,不能不先须留意中国的边疆政治问题。中国古人的成语所说“天塌西北,地陷东南”,实在很值得深思也!
谨记谨记!
康熙的钟情五台,与其说他是去见出家了的父皇,毋宁说他是借机澄心静虑,亲自体认“内圣外王”之道。治内地,须用儒家;治满、蒙、藏地,须用佛教吧!不过,这是说明康熙时代的外示儒学,内用佛老作用的要点而已。
仔细查一查雍正在位十三年来所批过的奏折,就会承认他是历代帝王中最为认真勤政,而且生活比较俭朴,嗜欲比较淡泊的一位皇帝。如果他无诚心办事的真情,没有过人的精力,的确是经不起这样昼夜勤劳文牍的工作,但他在做皇帝时所批大量公文的同时,却对禅宗佛学方面的编著,比起他所批奏折公文的分量还要多得多。批奏折、编著书,都要动脑筋,用手来写的。那个时候,没有打字机,更没有电脑,他身为帝王之尊,不要说日理万机,就是十多年来关门闭户,专心写作的人,也未必能有如此精辟丰富的成绩。
《甄嬛传》把雍正塑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皇帝??
其次,在康熙的晚年,朝廷(皇室中央)收入的财赋及库存银两,已渐见支绌,并且与各省地方之间的财赋库存,已有矛盾。康熙四十八年,已经有诏谕户部及各省,要“从长商榷”。其中有关宗室重臣及各省大吏的贪污侵占情形,以及权臣如年羹尧、外戚如隆科多的别有异心,雍正在藩邸的时候,早已知道得很清楚。但康熙以宽大为怀,雍正自己又处在诸王大臣及兄弟之间争权夺利的嫌疑地位,当然不好明显表态。所以当他登位以后,便着手严格处置满汉权臣,整顿田赋财税,即使是兄弟宗室,也毫不留情。历来在政治上整饬纲纪,肃清贪污,几乎没有一朝一代不弄得灰头土脸的。宋朝的包拯虽称“包青天”,但他也并末办过整理财经的大案。不然,就是万里无云的青天,也会风云变色。可是雍正却不顾一切,亲自动手做到了,清朝的国库充足了,贪污犯罪的官吏倾家荡产了。因此,有关满汉反对派的怒怨,就一概集中到他“朕”的一身了。但他是学佛参禅的健者,他深切体认到永嘉禅师所说“办事定”的学养,如“止水澄波,万象斯鉴”。只要见地真,行履切,即有如庄子所说的“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的决心,就毅然地做了。
至于历来写历史或小说,描写雍正的严厉残忍手段,大多是以雍正三年,有年羹尧的幕僚汪景祺作《西征随笔》一书;
虽然如此,雍正总难逃“为德不周,为仁不达”的遗憾。但再退一步来讲,过去古今中外英雄帝王们的统治手法,都会如三国时代刘备说过一句坦白的老实话,那就是“芝兰当门,不得不锄”。有罪无罪,同为一例。所以佛、道两家便教人要知时知量,明哲保身,做为苟全性命,不求闻达,独善其身的规范。但如不幸处在兼善天下的地位上,那就随时会有可能碰上棘手的事,瓦砾黄金,同为废物,即使圣如尧舜,也有殛四凶的记载,孔子也有杀少正卯的故事。雍正虽学佛参禅,当然更不能比于尧舜与孔子,应当受到后世的批评。
他在需要外派整治事功的人才,“宁可用黠而能者,不肯用愚而廉者”。
(雍正)他是真实奠定了清朝的江山,付予儿孙好自经理,实在可算是历代定鼎守成帝王中的一代奇才,为历代职业皇帝中绝无仅有的一人。如果以“修身、齐家、治国”之道来说,他确是做到了如《诗经》所说:“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了。但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之道来说,他却落于“静虑而后能得”的窠臼,对于“亲民”而“止于至善”的外用(王)的实际,难免自有遗憾之处。明儒兼通佛道的洪自诚说得对:“涉世浅,点染亦浅。历事深,机械亦深。故君子与其练达,不若朴鲁。与其曲谨,不若疏狂。”雍正即位以后的禅病,正陷在过于练达而又曲谨的漩涡中而不自觉。
其实,读“四书”、“五经”是为了知道自己国家民族的文化根本来源,它和国家的兴衰成败,以及国运的强盛富有,不能混为一谈。事在人为,不是事在书为啊!传统文化的诗书并不害人,只怕自作高明的人为害了诗书的精义而已。
但正当欧洲英、法、德国际政局处在动乱之秋,而在人文与科学方面,都有别开生面的启发,时在顺治初期,公大一六四九年间,法国的哲学家兼数理学家笛卡儿,发明解析几何,首创坐标公式,打开数学的新纪元。同时又著有重演绎法的《方法论》、《沉思录》、《哲学原理》等书,主张心物二元论,但特别注重理性,影响此后西方思想至为深远。但今天西方已有学者对此思潮提出反思与批判。在西方的哲学史上,还有一位比他早期的英国哲学家培根,是主张归纳法的鼻祖,这项方法成为日后科学方法的重要基石,也影响甚为深远。因此,笛卡儿与培根都有近代哲学之父的尊称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兼教育家杜威在五四运动前期,到中国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及北京高师教育研究科教育学教授。一九二一年返国。杜威倡导实用主义及
工具主义。认为经验即生活;生活即应付环境;于应付环境中思想最重要,故思想即为应付环境的工具。应放弃研究虚玄的哲学,而以解决人生实际问题为主旨。其重要著作有《学校与儿童》、《思维术》、《平民主义与教育》、《试验伦理学》、《自由与文化》。他影响本世纪的美国及中国教育很大。美国人注重现实生活,就是杜威哲学教育的结果。从表面来讲,重实践与经验,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有相同之处。但并不尽然。杜威主义只是当时教育上一副治标不治本的药剂,得失是非及其流弊,尚须另作研究,并非人道教育的大经大法。
民国九年(一九二○年),英国哲学家及数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当时颇得好感。一九五○年获诺贝尔奖。他在哲学上主张心实在论。在政治上极端重视个人。重要著作有《政治思想》、《心之分析》、《社会改革原理》、《哲学中之科学方法》。民国廿五年(一九三六年),英国经济学家凯因斯出版其名著《就业利息与货币之一般理论》,轰动一时,有二十世纪凯因斯经济革命时代之称。因他特别提出政府应衡量而对抗经济的萎缩,一反欧洲古典学派认为政府不应干涉经济事业的理论。其学说的主旨:一、以流动性的偏好,代替货币数量。二、以所得决定储蓄投资,代替利率决定储蓄与投资。三、货币与工资的伸缩,决不能保证充分就业。确认货币因素、价位,为经济动态的决定者。重视货币政策,为其经济政策的特征。一般工商界所谓的消费刺激生产的口头话,也就是从凯因斯经济理论所产生的一般见解,流弊不浅,后患可虑,实须值得检讨。
但正当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时期,在西方欧洲文化中,影响人群社会较大的两种学说:
一是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学说,亦有称之谓“析心术”的。他认为梦境与精神病的起源,都由于平时受抑制的愿望和情绪的反映。尤其以来自天然性爱的欲求更为普遍突出。因此而为现代心理学的主流学理之一。同时,有以弗洛伊德的理论与苏俄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条件反射(替换反射)的理论混为一谈,影响当代人文思想极为巨大。
二是由丹麦思想家克尔凯戈尔在十九世纪开始的“存在主义”。到了二次世界大战后,流行于法国、德国以及美国各地,由小说与戏剧的阐扬,就风行一时,成为时髦。这是对人生生命存在的怀疑与探讨。认为人是生存在无目的之宇宙中的一个个体,应当掌握现有个体的真正自我,反对盲从,而注意内在的自由意志。但个人又须负自由行动所生后果的责任。我们亲眼所见二次大战以后美国、日本等地,受到存在主义所影响的“嬉皮”,酗酒、吸食麻醉药品,浪漫而颓丧的青年,到处皆是。二十世纪后期,渐已改变,由于股票和金融市场等的刺激,转入新兴少年资本家典型的“雅皮”了。
一九○○年,美国在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北京之中,顺手牵羊占了便宜。开始实行金本位制。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一九四一年日本袭击珍珠港的二十多年间,她除本身扩充海陆空三军的装备以外,又乘机担当国际争端的兵工厂。世界上最奢侈的浪费莫过于战争,但这个远处在北美新大陆的庞大兵工厂,由于各个落后国家内战和抵抗侵略的需求,正好大发其横财。并且因军工的发达,碰上科技文明发展的迅速,她首先把原子弹制造成功。一九四五年,她向日本投下原子弹,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此使她睥睨国际,自行登上世界盟主的宝座,俨然以制约各国民主体制的霸主自居,号令天下而叱咤风云了。其余大家可以读《美国史》和《世界通史》一类的书,便可大概了解两百多年来美式民主文明和文化发展的大要。
一到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之间,各国的强手,便转向于东方的印度、日本和中国,乃至澳洲、新西兰和东南亚各地,互争雄长,犹如列子所说的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当众伸手攫取市面上的金人,毫无顾忌。美国虽然是西方文化混血初生的娇女,比较含蓄,但那种欲取还休的骄纵之气,也正在成长,她也许正想试着学习十九世纪中的英国,要把美国的国旗,安插在整个地球上面,使它永远没有日落的时刻。这就是西方文化国际间的现势。假如我们现在要想自强不息,号称向西方先进文化去学习,不知道我们要学西方哪一个国家,哪一种榜样,才算是真正做到先进的“野人”呢?(孔子说的,先进于礼乐,野人也。)这是值得深思反省的第一问题。
问题是:向西方学习,学什么到底??
二、西方的文化和文明
讲到西方的文化和文明,毫无疑问的,便是我们在十七世纪以来最欠缺的自然科学,和科学所发展的精密日用等科技。但那是包括所有欧洲各国,以及新兴美国的科学文化和文明,并非是只限于西方的某一国家。但需要特别小心的,就是我们要迎头赶上科学文明的发展,为自己、为人类带来在生活上过去所没有的便利,却绝不一定会为自己、为人类带来永远长治久安的幸福。现在世界上的有识之士,早已知道科学的最后作用,必须要与哲学碰头会面,重新为人类的人文和人生的真谛,做出定论和归结才行。
科技发展的最高目的,不是专为经济价值,或市场竞争做工具的。我们对这个课题,先要了然于胸,才有资格可说“迎头赶上”这四个字。所谓迎头,就是别人已经走过的道路,不必要再去花力气,只需要捡用他们已经走过的经验,站在时代的前头,先跑一步赶过去,这样才叫迎头。
不过,我默默地观察了几十年,我们的青年学子,的确已有这种能力。这倒要感谢上辈的人,把政治斗争搞得太过、太久了,这些青年学子们,畏惧而且厌烦,干脆避开现实,决心在学习的本科上潜心研究,所以才有这种默默无闻的成就。只是可惜一般高唱科学论调的人,其实并不懂得科学的内涵精神,还没有充分发挥和培植这一代青年科学工作者的才华。而且更没有高瞻远见去设计,如何把科学与科技的教育,跟哲学与人文文化汇流,做出一番前无古人的大事业,为人类做一重大的贡献。不然,科学发展如一头无羁的野马,它会给人类本身带来毁灭性的祸害。
这个说的太好了。
所以科学技术哲学,科技传播都研究什么??
《原本大学微言》64、结语:中国希望和平共存的世界
我现在对你们重新提出中国儒家孔子一系的《大学》,对照历代历史的现实演变来讲,是要大家明白,我们的国家几千年来,是仁义博厚,恪守宽容忍让,希望天下人类,真能达到和平共存的世界,既没有侵占其他国家的利益,更没有压迫其他民族的野心,同时也没有自认为是天下第一的狂心。我们具有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忍辱负重的文化根基,也绝不甘愿接受不合理的侵略和压迫,虽然在极度的艰苦危难中,也必然自强奋发,终于做到以德化人,以礼让相安为志。
总之,这次讲述《大学》一书,引论比较庞杂,其中的原因,主要的是以三千年的中国文化来印证中国历史的发展,说明内圣(明)和外王(用)之道,也就是孟子所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之道。它是做人之学的重要纲领,告诉我们怎样才能做好一个人之所以为人,以及如何齐家之道;至于治国、平天下不过是圣人的余事,内圣(明)的发挥而已。我希望通过这次原本《大学》的讲述,还它本来的面目,也希望中国人了解本国的文化精神,开拓未来要走的道路,并正告一些存有成见、偏见,或居心叵测的外国人士,能够知道中国文化的精神,以及我们的民族性。如果能够有助于这个地球上各国家、各民族的互相了解,减少误解,而互相交流融会,促进人类的和平与进步繁荣,这正是这次讲述原本《大学》,也是我数十年来所祷祝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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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9.2分 511人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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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8.9分 194人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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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9.5分 42人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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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出版社 (2014)8.3分 31人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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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关于原本大学微言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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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有用 陈小憨˙Ꙫ˙ 2017-11-29 21:30:22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2 有用 行之 2017-03-12 18:02:00
闲时随意翻翻,南师是文人支离之病的典型 :)
0 有用 禾一 2008-10-04 21:26:24
读南师的第一本书啊可是!!
13 有用 郭郭的蝈蝈的锅 2014-01-18 17:21:57
无论南怀瑾先生的观点,世人有多少可以接受,或不能接受。至少在于经典的解读,打开了一道大门。
9 有用 appleleaf 2011-07-13 10:23:10
之所以称为“原本”,因为朱熹篡改了大学,之后历代学的都是朱熹版本的。大学原文只有三四页,这本书有700多页,发挥的够多。 读了好久,体会是应该换一个书名《南怀瑾历史故事大串讲》
0 有用 雨小橙 2022-03-21 17:22:37
不好说
0 有用 许曼曼 2022-03-17 16:13:28
一言难尽……要想了解大学,第一本不建议读这个。还是老老实实读朱子的注,再结合儒学发展或者思想史来读。
0 有用 正清 2022-03-03 14:58:19
内容庞杂,对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有帮助
0 有用 牧之 2022-01-18 16:08:01
楼下说不如改作《南怀瑾历史大串讲》所言非虚。 不过回想起我们上学读的历史书,虽然讲了朝代,却没有深入讲任何一个历史人物。但历史是人的历史,没有秦皇,汉武,张良,萧何,韩信这些人物,只说经济政治文化。就好比嘉宾上台,主持人只介绍他穿了什么牌子的衣服一样。
0 有用 无忧 2022-01-03 16:06:05
看了一大半,讲的很细碎,顺带讲了很多历史方面的故事,我觉得还是要对原文有一定熟悉度之后看会比较好,著说是南怀瑾的现场讲解语录的整理,所以整体的接受度还是可以的,只是觉得有些入不敷出,所以决定先放一放,看南怀瑾的书,我的本意是跟着一位对国学方面有一定造诣的人学习国学,毕竟原著国学与我而言还是有些晦涩难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