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诺思教授开门见山地指出，该书的中心论点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欧兴起的原因所在。”当然，有效率的组织的产生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产权，以便对人的经济活动造成一种激励效应，根据对交易费用的大小的权衡使私人效益接近社会效益。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实现经济增长，那就是因为社会没有为经济方面的创新活动提供激励，也就是说，没有从制度方面去保证创新活动的行为主体应该得到的最低限度的报偿和好处。反观通常的观点，则是将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和资本积累等看作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可在诺思教授看来并非如此，它们本身就是增长。因此，产业革命就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原因所在，而恰恰是其结果。 。。。。。。 需要指出的是，诺思教授及以其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乃至属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以科斯教授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所研究的制度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制度（institution），“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服从程序和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而不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体制（system），如资本主义体制和社会主义体制。一般地讲，体制多指系统，而制度强调的是关系。 。。。。。。 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诺思教授论述了西方经济怎样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他没有局限于此，而是将分析的重点放在这样三个变量上：(1)对经济活动产生动力的产权；（2）界定和实施产权的单位——国家；（3）决定个人观念转化为行为的道德和伦理的信仰体系——意识形态。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由此成为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块基石。 。。。。。。 在常人（包括许多经济史学家）看来，产业革命的爆发无非是瓦特发明蒸汽机和约翰.凯发明飞梭等之类的技术进步的结果。产业革命似乎是一种突变。可在诺思教授看来，则是一系列制度方面的变化给产业革命这一根本性的变革铺平了道路，那就是：市场规模的扩大引起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进而引起了交易费用的增加；交易费用的增加意味着资源的浪费，也说明原有的经济组织出现了不适应性，这迫使经济组织发生变更，从而降低了技术变革的费用，加速了经济增长。至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则可上溯于封建制的衰落和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及新大陆的发现等。

古典经济学中搜寻成本、考核成本、监督成本、执行成本、交易成本都为零，但在现实生活中都存在。 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克服这些成本，比如认为工作是重要的、公平的、正义的，主动愿意去做。 解释制度及其变迁 人口与资源压力——经济史上的核心问题 要靠技术发展来解决这种压力，而技术就得靠产权的保护才能发展 产权就需要制度来界定 三大基石： 意识形态：节约交易费用、克服搭便车问题 相对成本改变，不公正感，可能改变意识形态 当经验与已有的意识形态不相符的时候 暴力潜能分配理论： 国家三个基本特征：

人们普遍认为17世纪发生过危机，但对危机的根源和特征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破坏性的战争，如德国的30年战争；工资下降；普遍的社会动乱；以及宗教冲突。到该时期结束之时，一些政治经济单位的结构已根本上转化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发展的辩证过程中，17世纪是一个更大的不解之谜的一部分，因为封建主义到1500年似乎已经结束，但习惯上与产业革命相连的资本主义在近3个世纪里却没有出现。由于马克思体系中的外生变量是技术变化，它会导致新阶级的出现，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有长达3个世纪的空白。马克思主义者的解释是，新兴的资产阶级花了3个世纪的时间才获得政治权力和创造了引导产业革命的基本产权。英国和法国的革命是打开现代资本主义大门的关键性突破。 休.特鲁-罗珀认为，危机是惯于施加重负的寄生性官僚政治的一种危机，当欧洲在17世纪不再扩张时，官僚政治的税负便导致衰竭、损失和破产。毫无疑问发生过财政危机，但正如J.H.埃利奥特在对特鲁佛-罗珀的评论中所提出的那样，财政危机是由战争引起的，而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王宫的过渡奢侈引发的。因此，马克思的观点似乎更能符合这种证据，因为正是在国家控制方面的结构危机最终导致了一套促进现代经济增长的产权的出现。马克思对记述的重视使马克思主义者误入了歧途，因为产业革命的技术不是出现在结构变迁之前，而是在其之后。尽管火药、指南针、优良的船舶设计、印刷术和纸张在西欧的扩张中起了作用，但结果却很不相同。与产业革命相联系的技术变化要求实现建立一套产权，以提高发明和创新的私人收益率。下面提出的解释要从人口变化开始，这种解释是建立在经济机会的变化与国家的财政需求之间的相互作用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