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诺思教授开门见山地指出，该书的中心论点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欧兴起的原因所在。”当然，有效率的组织的产生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产权，以便对人的经济活动造成一种激励效应，根据对交易费用的大小的权衡使私人效益接近社会效益。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实现经济增长，那就是因为社会没有为经济方面的创新活动提供激励，也就是说，没有从制度方面去保证创新活动的行为主体应该得到的最低限度的报偿和好处。反观通常的观点，则是将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和资本积累等看作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可在诺思教授看来并非如此，它们本身就是增长。因此，产业革命就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原因所在，而恰恰是其结果。。。。。。。需要指出的是，诺思教授及以其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乃至属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以科斯教授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所研究的制度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制度（institution），“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服从程序和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而不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体制（system），如资本主义体制和社会主义体制。一般地讲，体制多指系统，而制度强调的是关系。。。。。。。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诺思教授论述了西方经济怎样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他没有局限于此，而是将分析的重点放在这样三个变量上：(1)对经济活动产生动力的产权；（2）界定和实施产权的单位——国家；（3）决定个人观念转化为行为的道德和伦理的信仰体系——意识形态。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由此成为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块基石。。。。。。。在常人（包括许多经济史学家）看来，产业革命的爆发无非是瓦特发明蒸汽机和约翰.凯发明飞梭等之类的技术进步的结果。产业革命似乎是一种突变。可在诺思教授看来，则是一系列制度方面的变化给产业革命这一根本性的变革铺平了道路，那就是：市场规模的扩大引起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进而引起了交易费用的增加；交易费用的增加意味着资源的浪费，也说明原有的经济组织出现了不适应性，这迫使经济组织发生变更，从而降低了技术变革的费用，加速了经济增长。至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则可上溯于封建制的衰落和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及新大陆的发现等。

古典经济学中搜寻成本、考核成本、监督成本、执行成本、交易成本都为零，但在现实生活中都存在。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克服这些成本，比如认为工作是重要的、公平的、正义的，主动愿意去做。解释制度及其变迁人口与资源压力——经济史上的核心问题要靠技术发展来解决这种压力，而技术就得靠产权的保护才能发展产权就需要制度来界定三大基石：意识形态：节约交易费用、克服搭便车问题相对成本改变，不公正感，可能改变意识形态当经验与已有的意识形态不相符的时候暴力潜能分配理论：国家三个基本特征：

人们普遍认为17世纪发生过危机，但对危机的根源和特征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破坏性的战争，如德国的30年战争；工资下降；普遍的社会动乱；以及宗教冲突。到该时期结束之时，一些政治经济单位的结构已根本上转化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发展的辩证过程中，17世纪是一个更大的不解之谜的一部分，因为封建主义到1500年似乎已经结束，但习惯上与产业革命相连的资本主义在近3个世纪里却没有出现。由于马克思体系中的外生变量是技术变化，它会导致新阶级的出现，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有长达3个世纪的空白。马克思主义者的解释是，新兴的资产阶级花了3个世纪的时间才获得政治权力和创造了引导产业革命的基本产权。英国和法国的革命是打开现代资本主义大门的关键性突破。休.特鲁-罗珀认为，危机是惯于施加重负的寄生性官僚政治的一种危机，当欧洲在17世纪不再扩张时，官僚政治的税负便导致衰竭、损失和破产。毫无疑问发生过财政危机，但正如J.H.埃利奥特在对特鲁佛-罗珀的评论中所提出的那样，财政危机是由战争引起的，而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王宫的过渡奢侈引发的。因此，马克思的观点似乎更能符合这种证据，因为正是在国家控制方面的结构危机最终导致了一套促进现代经济增长的产权的出现。马克思对记述的重视使马克思主义者误入了歧途，因为产业革命的技术不是出现在结构变迁之前，而是在其之后。尽管火药、指南针、优良的船舶设计、印刷术和纸张在西欧的扩张中起了作用，但结果却很不相同。与产业革命相联系的技术变化要求实现建立一套产权，以提高发明和创新的私人收益率。下面提出的解释要从人口变化开始，这种解释是建立在经济机会的变化与国家的财政需求之间的相互作用上的。

首先，假定劳动力是固定的。狩猎部门劳动的机会就是狩猎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折线。还假定，资源存量是由生物本身所决定的，因此，当人们狩猎的努力程度提高时，收益也会随之下降。所以，所绘出的狩猎的边际产品价值折线在经过一段的固定收益时期（图1中的OQd）以后最终会向下倾斜。在图1中，对狩猎部门劳动的需求相应倾斜的部分为Qd：Qc。农业部门反映了那时处于此目的而出现了土地过剩，展示了追加单位劳动的规模收益不变。因此，对农业劳动的相应需求就是水平轴上Qc以外的部分。对群落劳动总的有效需求可假设为图1中的实线。这条线如果能与所能得到的劳动量结合起来，就能决定劳动产品的边际价值，同时还能决定可获得的劳动在两个部门之间的配置。如果把所有可能获得的劳动都用来狩猎后，狩猎劳动的边际产品的价值仍然高于用于农业的第一个单位劳动的边际产品的价值，那么，人类就会把全部的努力都用于狩猎。如果图1中的劳动力规模等于或小于Qc，这种情况就会出现。假定一定时期内劳动力的规模仍然小于Qc，那么只有两种参数的变化能引起劳动从狩猎转向农业的重新配置。一种参数变化就是狩猎劳动的边际产品的价值向折线的左边移动，这反映该部门生产率的普遍下降。如果出现这种转变，群落就会把以前用于狩猎的一部分劳动力重新配置给农业部门，因为把这部分劳动力用于狩猎的产出要少于把这部分劳动力用于农业的产出，这种结果也意味着群落生活水平的下降。导致劳动从狩猎业转向农业的第二个参数变化就是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品的价值折线向上移动，这反映了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种性质的移动通上述移动具有相同的结果：如果把以前用于狩猎的一部分劳动力重新配置给农业，这部分劳动力的生产率就会提高，这样就会出现劳动的转移。结果，群落的生活水平将会提高。如果这两个参数变化或其中一个参数变化充分明显，结果会使所有的劳动都从狩猎业转向农业。如果我们认为劳动力会增加而每个部门劳动过得机会折线却是固定的，那么，劳动向农业的转移最终将会出现。如果图中最初的劳动力小于Qd，由此追加劳动力，达到这一点后将导致用于狩猎的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下降，可这还会持续直至劳动力达到图1中的Qc。因此，根据我们的假设，劳动力追加增长的部分加入农业部门中而不会引起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的进一步下降。最终，如果随着人口的扩张，每一新增的劳动力都配置给农业部门，那么，农业部门将会在整个经济生活中占统治地位。总而言之，有3种变化可以用来解释从狩猎业向农业的过渡。这3种变化分别地或共同地在发挥作用，狩猎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劳动力规模的扩大都会导致人类从一个单纯的狩猎者逐渐向农民转变。根据上述历史证据，蔡尔德的理论确信，环境的变化会导致自然资源的基数的下降，这包括动物的灭绝。自然资源基数的下降说明了狩猎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这反过来又使得人类为了生存必须加强对剩余资源的控制。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学会了如何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由于狩猎机会的减少，人类不得不这样做。蔡尔德解释的主要内容是，VMPh（狩猎的边际产品价值）向左边移动，这样，一部分人口就会因转向农业而得益。蔡尔德的理论受到了两方面的批评。第一，这种发展为什么不是出现在早先的全球性衰退之后？第二，或者更重要的是，历史气象学家发现，气候变化与向农业转移的时间和地点并不相吻合。再者，气候变化并不总是伴随着动物种类的消失。蔡尔德的假说既没有解释新石器时代采取农业生产方式的速率，也没有解释新石器时代人口的增长。尽管如此，气候的变化有可能减少资源基数，并导致某些地区动植物相对稀缺的加剧。第二种理论，即所谓的原子核区理论是由罗伯特.J.布赖德伍德（1963年）提出的。布赖德伍德的原子核区理论建立在一种文化发展观点的基础上，这种观点认为，人类是逐步并越来越了解他周围的动植物的。布赖德伍德把原子核区定义为“包括多种可能很快被驯化的野生动植物的自然环境”。布赖德伍德（1960年）把这种理论概括如下：由于日益增长的文化差异的累积和人类群落的专业化，看来曾发生过食物生产的革命。大约来公元前8000年，居住在“肥沃新月”地区丘陵中的人们已经充分认识了自己的居住地，因而他们开始驯化猎来的动物和栽培采集来的植物......从这些原子核区开始，文化的扩散为世界其他地区的生活铺设了一条新路。布赖德伍德解释的主要内容是VMPa（农业的边际产品价值）向上移动。布赖德伍德原子核区理论的诱人之处是，当初一些地区的动植物可能比其他地区的动植物更适合驯化。此外，布赖德伍德强调，人类并不是一下子就熟悉动植物，而是逐渐地必然地认识动植物。布赖德伍德的解释所缺少的是与变化有关的某些偶然性联系。布赖德伍德的描述并没有完整地说明定居农业产生的原因、时间、独立发展及其缓慢扩散，也没有说明人口的增长以及某些动物种类的灭绝。显然，完全认识动植物并不是农业革命的充分条件，即使它是一个必要条件。这两种理论并没有把人口增长视为人类向农业过渡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种理论是刘易斯.R.宾福德提出的，并由肯特.弗兰纳里作了详尽的阐发。这个理论弥补了上述缺陷。它认为，由迁徙形成的人口扩张对资源基数产生了压力，并在各个竞争性团体之间引起了生存竞争。宾福德推断，在特定区域内，不同的社会文化团体产生了一种不均衡：从接受迁徙者的区域内已有人口的观点来看，迁入群体的侵入会打乱现有的非常均衡体系，并使人口密度增加到能破坏食物资源的程度。这种情形显然将增加接受迁入者团体的压力，这种压力是提高生产力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侵入团体面对新的环境，将会被迫采取一些适应性的调整措施，这将会产生强有力的选择性压力，这种压力有助于这两类群体发展又有效的生存记述。弗兰纳里（1969年）在宾福德的基础上做了详尽的发挥，他在一篇论文中详细阐述了可能已经出现过的这一过程。他将此归之于狩猎和采集型式人口压力的变化：人类从捕获大型哺乳类动物变为较小的哺乳类动物，从采集业转向开发农业。宾福德和弗兰纳里的解释主要强调人口向Qc以外扩张，其结果是，一部分人口转向农业。但是，由于没有人口统计学理论作为这种解释的基础，这种理论碰到了很大的难题，它也就未能解释为什么人口的扩张会引起农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