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

富尼汉肯定知道，任何事情只要涉及到削发令便具有了爆炸性。可是，他并不想自找麻烦。种族的问题最好还是别人去谈吧！如果说，甚至连弘历本人在同各省官员的秘密通信中对此都缄口不提，那么，一个区区巡抚又何必要提及这一点呢？

普通百姓在上苍与实际政治之间起着一种调停连接的作用。一个没落王朝若是失去了天命，其象征便是百姓的安居乐业。从这意义上来说，妖术可被视为帝王上天崇拜的一种“黑色”对立物。合法的祭祀会使百姓产生国家稳固并会给他们带来好处的信念；同样，妖术会给人们造成不稳定和大难临头的印象。问题的表述与它所代表的现实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有人问起：妖术实践是否“真的”会削弱国家对于社会的控制？这实在不得要领。真正作数的应是百姓对妖术的反应。民间的动乱如同天象，是上天不快的迹象和手段。既然言词可以既是迹象又是手段，那么，我们对于政府为什么连在内部通信中都要小心翼翼地对待恐慌因素便不会感到惊奇了！

然而，国家之所以关注妖术问题，却不仅仅是出于对于自身政治安全的考虑。“妖术”这个词也被用作一种比喻，以便将特别残忍恐怖并涉及到某些最大禁忌（如食人生番）的罪行突出地表达出来。中国的执法者们在这里所碰到的是难解的纽伦堡悖论：某些罪行是如此不人道，以至于人间已舞合适的手段能对之予以惩罚了；但这些罪行仍需受到惩罚。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不管妖术的存在是否能够被确证，人们都会援用刑典种处置妖术的法规来对付那些令人憎恶的罪行。

由于妖术而产生的危险既有其超自然的一面（国家因而有责任保护普通百姓免遭罪恶邪术之害），也有其政治性的一面（因妖术而导致的公众歇斯底里具有爆炸性）。前一方面要求国家采取行动，而后一方面却又要求国家谨慎行事。

确实，正是造成恐慌的潜在危险会直接触及大清帝国的权利结构。

在这里，皇帝和普通百姓似乎分别抓住了一个爆炸装置的两个把手。他可以通过对术士们的起诉审讯来安抚平息公众的恐惧，但这样做对公众的情绪最终会产生什么效果却是不可预见的。对于百姓大众来说，妖术带来的危险却是直接的，并涉及到了他们个人：种种邪恶势力正威胁着他们，要将他们的躯体与灵魂分割开来。

同父亲继位的过程相比较，弘历的帝国简直是放在一个托盘上奉送给他的。

满族上层人士已学会了对中国精英文化的因应之道，而汉族上层人士则默许了满人的霸权地位。然而，文化差异的这种缩小是必须付出代价的，弘历有时甚至怀疑，他的满族同胞现在有能力对至高无上的皇权所提供的只是某种微不足道的支持了。

不管征服者使用多么巧妙的语言为王朝更替辩解（通常的说法是，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政权遵从天命而取代了一个腐败的政权），却无法消除这种危险性：可怕的种族感情始终会对构成新王朝统治合法性基础的种族意象提出挑战。

在这一对抗关系中，一方是因具有儒家德行而赢得了上天佑护的合法王朝，另一方则是一群无孔不入、堕落败坏的阴谋分子。可是，在这一表象的背后，旧有的种族敌对情绪是否还存在于深层？

发生于长江流域的那些闻名天下的抵抗事件，显示了在公众心目中削发问题与人的自尊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联系。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个文化的焦着点对于满洲入侵者也有着重要意义，促使他们在武力的使用上直指抵抗运动最顽固的中心。这样一来，削发令又成了一项极为精明的行动：与其让那种不温不火对待新政权的消极态度得到滋养生长，毋宁让这种抵抗一下子爆发出来而迅速予以荡平。

弘历的盛世，看上去离那些血腥的日子已相去甚远。如果剪人发辫确实是一种谋叛的行为，亦即是对满人统治地位的一种象征性的反抗，那么，这是一件无论是北京或省里的官员们都不愿公开与之发生对抗的事情。那些种族间充满仇恨的日子不是已经为一个平静和谐的大一统帝国所取代了吗？

作为大一统帝国的统治者，他们权力的基础并不在于自己的种族特性，而在于德行与文化上为人普遍接受的规范。但是，要作为一个拥有权力的少数种族而生存下去，他们自己的种族特性不仅需要得到保护，还需要受到颂扬。

不管是在公开或私下的场合，任何人若提及削发一事，便都是在自寻麻烦。

在这里，我们第一次遇到了我所谓的“恐慌因素”：弘历其实相信，百姓大众是轻信的，一有政治危机或天下大乱的迹象，他们就会惊恐万状，作出暴力的反应。

这种信念甚至还影响到了官方内部文件所使用的语言－－似乎仅仅提及某一罪恶便会在实际生活中造成这一罪恶的发生。于是，作为一种常规，这也意味着即便是对那些对不寻常的威胁，也不能不用最寻常的语言来加以描述。

在弘历的认识中，谋叛与汉化其实不过是同一威胁的两个不同侧面而已。

对于普通旗人来说，他们既缺乏一种建立在坚实经济基础之上的自我尊严，又没有由军事威胁而带来的促人清醒的挑战，几乎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们用来支撑自己作为征服民族的骄傲了。

既恐惧又不信任，既赞叹不已又满怀妒忌，这便是满人对于江南的看法，而叫魂危机正是由江南而起的。

凡在满族人眼里最具汉人特征的东西均以江南文化为中心：这里的文化最奢侈，最学究气，也最讲究艺术品味，但从满人古板严谨的观点来看，这里的文化也最腐败。正是因为江南文化有着种种非常吸引人的地方，它才对满人的价值观念－－那种弘历喜欢想象的价值观念－－构成了威胁。如果满人在中国文化面前失去自我的话，那么，正是江南文化对他们造成了最大的损害。

长江下游的社会既奢侈又腐化，如同糖果腐蚀牙齿一样腐蚀着人们的美德。

整个社会竟然感受到同样的危险，下层的民众与上层的权贵竟然受惑于同样的不测，这本身就暗示，社会上存在着一个有着紧密内在联系的文化网络。然而，农民、官僚和皇帝的生活方式不同，他们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也不同，妖术恐慌对他们形成的冲击也就不尽相同。在这里，统一性与多样性是并存的：在这个国家，一方面，形形色色的事件分别发生在最高层和最底层，但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联系；另一方面，社会就像一面多棱镜，将人们对叫魂的看法以各种各样的色彩反射出来。

我们最难以判断的，是“盛世”在普通人的眼里究竟意味着什么。人们对于生活正向何种方向发生变化。是变好还是变坏，是变得更安全还是更不安全等问题的态度，同我们期待在经济发展时会发生的情况，可能大相径庭。从一个十八世纪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商业的发展大概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致富或他的生活会变得更加安全，反而意味着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中，他的生存空间更小了。

在论述十八世纪的经济时，没有人能够抹煞存在于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以及富庶的三角洲和贫瘠的山区之间的巨大差异。与地图上这一倾斜趋势同时而来的则是人口的持续流动：移民与过客，商人与江湖骗子，僧人与进香者，扒手与乞丐，拥塞在十八世纪的道路上。人们外出旅行，有的是为了雄心勃勃的事业，有的是基于献身精神，有的则是出于绝望与无奈。由旅行者汇集而成的人流，不能不对人们的意识发生影响。

有关叫魂的怀疑都集中在流浪者身上，包括陌生人，没有根基的人，来历不明与目的不明的人，没有社会关系的人，以及不受控制的人。

所有这一切，可以看作是人们意志与行为的成功，但同时也是生态环境的灾难。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无论是商业的扩展还是向外部的移民都不能使每个人得到关照，总有一部分人会被完全排除在生产性经济之外。他们的出路并不在于向外迁徙，而是向社会的下层移动，沦为乞丐之类的社会下层阶级。

然而，对于妖术的恐惧并不是因为卷入其中的人数多少，而是由于人们对此的想象而产生的。闵鹗元以官方的常用习语所表达的，正是因那些无根无基的人们不受控制的流动而产生的焦虑。在一般民众之中，是否也存在着相似的焦虑？如果存在的话，那么它极可能是通过妖术恐惧有关的种种习语而表达出来的。在一般民众中，可能正发生着这样的情况：也许，因为有更多四处流动的陌生人出没于自己的社区，人们对他们的恐惧才不断增加。

在种种为乞丐所特有并通常扮演的角色中，和尚也许是最能为人接受的一种。我们或许可以将这些角色看作是在十八世纪已经很好地建立起来的某种社会模版，每当时势变得艰难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便能够将自己依附上去。这种模板仍然保有塑造改变人们行为的力量，这也许正反映了十八世纪的实质：那些被清代社会的经济压力挤压出来的人们，在社会符号的领域里，仍然能够找到可为人接受的通向生存之路。在后来的那个社会走向崩溃的时代，人们将会发现，在大众一贫如洗所产生的压力之下，这种模版也开始破裂了。

第一章

这样的歇斯底里，影响到了十二个大省份的社会生活，从农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宫邸均受波及。

时处十八世纪，倚仗武力而来的西方人尚未出现，生活于那个时代的人们是否已经在为中国近代社会创造着条件？

我们说。我们不能预见未来。然而构成未来的种种条件就存在于我们的周围。只是，它们似乎都被加上了密码，使我们在没有密码本的情况下难以解读（当这本子终于到了我们手中时，却已经太迟了）。可是，我们确实可以看到难以为我们解读的种种支离片断，并必须赋予它们某种意义。我们自己当代文化的许多方面，大概也可以背称之为预示性的惊颤，正战战兢兢地为我们所要创造的那个社会提供目前还难以解读的信息。

归根结蒂，我们最大的激情，就在于将意义赋予生命－－尽管这种意义有时并不是显而易见的。

浙江省的丝绸产区，是“一片广袤而富饶的桑园”，也是地势平坦的水乡泽国。那里沟渠与运河纵横交错，星星点点地分布着人们居住的村落。在一位来访者的眼中，“这些村庄好像是把守在这广阔平原上的卫士，其踪迹东达滨海，西抵丘陵”。

说到底，又有谁见过有人因叫魂的缘故而生病或死去呢？恰恰相反，倒是人们的轻信已经扰乱了民间的秩序。

巨成是一个已背预先设定为有罪的疑犯，他的招供当然不会令人满意。

公众的歇斯底里与卑鄙的腐败现象结合在一起，几乎酿成了司法上的一幢大错。

谁说这是一件涉及妖术的案件？更有可能的是，这是由容易轻信的民众，受到贪婪的地方捕役中的恶棍以及无能的县府官员们的挑动，而造成的一桩司空见惯的丑事。

通过省里官员们处理春天的妖术事件的方式可以看出，他们既因为责任所在而需谨慎行事，却又对不可知论不以为然。要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使他们颇感棘手。当叫魂的疑犯被带到他们面前，他们必须进行细致的调查。归根结底，面对这种为民众所深恶痛绝的罪行，又有哪个知县或按察使敢抱一种玩世不恭的嘲笑态度呢？

同时，也许妖术真的是真的存在的，尽管可能性很小，可又有谁敢担保这样的事绝不会发生呢？但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肯定还是因此而引发大恐慌的可能性。如果坏人试图施行妖术，他们实际上便已经在民众中触发了危险的恐惧感，因而必须受到严厉的惩罚。但到头来，所有的妖党疑犯都因为证据不足而获得释放，反倒是那些对他们提出指控的原告却因为成了笨蛋或作假者而陷于难堪。

如果在复查中发现了作假或毁谤的情况，唯一的补救方法便是惩高原告与释放被告，以此对民众中不负责的言论和无法无天的暴行提出警告。

在这个事例中，政府并不承认自己相信武术却有其事，但却表明自己是在同假冒从事巫术的行为作斗争。可是，普通乌干达人却并无能力分辨什么是假冒的巫术，什么是真正的巫术。

然而，对于妖术的恐惧依然深深地留存于人们的记忆之中。难道究竟没有什么办法能保护人们不受这一灾祸的危害？公众所得到的保障实在是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