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由中华书局于1948年出版，至今仍不断重印与再版，可见其生命力之强。其书对蘅塘退士原选有不少改动，如对于一题多首之诗多有补选，所以，数量也超过了原选。其书之注解较为详细准确，有助于疏通文意。但此书最鲜明的特点有如下两点：一是给诗歌正文每字均标出平仄，并注出韵脚，诗后注明所押韵部，中国古典诗歌其实也是音乐的艺术，此书标出平仄与韵脚正是对诗歌音乐性的重视，这对于长期以来重内容、轻形式的风气是有纠偏之作用的；二是每诗之后附有作意与作法，其作意即相当于题解，而作法相当于评析，但喻氏之作法更侧重诗歌的形式性因素如诗作的章法等等。对于这两点，中华书局1979年版《重印说明》中说“但本书偏重于艺术形式的分析，对思想内容注意不够，往往作片面的赞扬，有些议论流于空泛和陈腐”，其实，这或许是此书最有意义与价值的部分。
另外，此书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即其相对于原选，对部分诗作次序进行了调整。有学者认为“这种次序的变动主要体现在把王维的作品提前”（成松柳、王莉娜《〈唐诗三百首〉六种版本的比较研究》，《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由此可知，喻守真对王维是由衷的偏爱”（王莉娜硕士论文《〈唐诗三百首〉选本的流变》），但细查喻书，可知这种解释不合事实，因为在七言古诗中，喻本将杜甫诗提前，我们可以此体未选王维诗释之，但五言律诗中选了王维九首诗，喻氏却将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提前；七言律诗选王维四首，却将崔颢《行经华阴》提前；七言绝句选王维一首，却将张旭《桃花溪》提前。又有人说对此“不合常理的安排”“无法解释”（曹战强硕士论文《〈唐诗三百首〉研究》）。其实，这种调整从喻书的体例便可看出，其每一诗体在第一首后均有“声调”一栏，喻氏的调整其实是为了在标注、分析声调时更易操作，比如七言律诗原第一篇为崔颢《黄鹤楼》，第二篇为同一作者的《行经华阴》，前者格律不合，在声调分析上不妥当，故注者将后一首提前了。不过，进一步思考，还可看此调整或与《诗经》“四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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