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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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民族主义，对“民族”问题缺少世界历史的视野，极力回避价值而强调反对所谓的西方话语霸权，把文化 传统看成是仅有的历史和社会力量，不能不说是精英和知识分子的局限性使然。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96页 -
重新评价世界现代化过程、批判西方中心主义，成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切入点。流行的观点认为，现代化论是西方把自己的民主制度强加给非西方国家，其目的是维持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的强势位置；自由和民主理念掩盖了实际的不平等。文化的交流，特别是西方文化大量引进，形成一种“文化霸权”，对国家主权产生了限制作用。近代西方不仅对弱小民族实行政治压迫，还实施文化霸权，灌输西方文化优越的思想，使弱小民族不能保存和发展自己的文化传统。为了达到压倒、欺凌、剥削东方的目的，西方从文学、历史、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各个方面扭曲、侮辱、丑化东方，为西方侵害、征服东方提供理论依据。所谓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无非是西方丑化、歪曲和歧视东方人的“知识”。所谓的从现代化过程中引证出来的“合理化”、“正义”、“自由”、“民主”、“人权”等，无非是为帝国主义政策服务的。大量外资和跨国公司的进入，对国家主权也有干涉之嫌。总之，世界的现代史，就是西方企图征服东方的历史，就是东西方文明冲突史，就是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弱势的国家、地区，即原来意义上的第三世界国家在文化上对国际霸权和强权即西方国家的抵抗。(P109) 民族主义认为，后冷战时期也是新霸权主义时期。美、日、西欧等先进国家，以政治和自由贸易的方式，竞争国际组织和国际市场资源，并且通过争霸和控制市场和资源，输出其政治和经济价值。民族主义的理论认为，至于哪些游戏规则可以成为国际政治的普遍准则，其实质无非是发达国家制订的、经过打扮变成似乎具有必然性的“自然法则”来强加给世界其他国家。这样强加的游戏规则和国际秩序是一种新的不平等。发达国家所谓的平等，是指市场原则的机会平等，这是十七世纪以来典型的民族国家的行为准则，即现代社会科学论证的以经济发展为标志的“生存竞争”原则。各民族的合作，只有当每个民族都实现了独立和统一的时候才有可能。然而，这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平等问题。由于世界市场的扩...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摘记 -
政治权力的斗争，无论发生在议会或者政党内部，常常以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方式表现出来。例如，当一个国家的领导层发生了严重的权力斗争，或者受到了来自经济或社会方面强大的压力，就非常倾向于向民族主义要资源。此时国际争端会成为权力斗争的有力杠杆。强硬派（往往是政治上的保守派）在话语资源上占据了有利的地位，他们利用“捍卫民族尊严”、“维护国家利益”这一类的口号赢得广泛的支持，通过宣扬爱国主义增加对权力的控制或提高在权力斗争中的优势。即使没有外敌入侵的事实，权力斗争的需要也可以非常方便地制造出“侵略”和“压迫”的宣传。只要有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信任危机这一类威胁统治阶层的因素存在，民族主义就永远会被利用来化解统治危机的手段。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常常用“国家”、“民族”的名义来掩盖专制、腐败，拒绝实行政治改革，也是屡见不鲜的事实。 “权力斗争总要利用民族主义情绪”的现象是普遍的：在政治权力需要得到国际支持的时候，任何条约都可以签订；当国际问题涉及到权力统治的时候，国际争端就变成了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的问题；当权力斗争需要诉诸民间支持的时候，政策的分歧就会以“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话语表现出来；当权力斗争还处于潜伏的状态，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反而会受到压制。权力斗争就是权力斗争，这在任何性质的国家政治中都是一样的，只不过表达方式有所不同。 (查看原文) —— 引自第64页 -
民众不需要系统精细的理论思想，最能激励和动员他们的是感情和口号，只要民族主义思想一经转移到大众，便大致变成了简单化的信条形态，原来一盘散沙的民众就形成乌合之众；一旦民族主义思想转变为组织，乌合之众就会变成冲锋陷阵的洪水猛兽。尽管他们对文化和历史知之甚少，但民族主义运用宗教、文化、传统、历史和语言来操控神话、象征和情感，构成了简单易懂的“民族”知识，从而极大地操纵民众情绪： 激发出他们对共同历史的骄傲； 增强对血缘、文化或宗教的情感； 提高对本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和忠诚； 对本民族伟大辉煌前程的希望，等等。 (查看原文) —— 引自第66页 -
鸦片战争前，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英国属于标准的“蛮夷”，中国则是“天朝上国”，即王道教化礼仪之邦。西方的英、荷等国乃是“未经教化”的“蛮夷之邦”，西方的科学技术则视之为“奇技淫巧”，绝大多数清朝官吏和知识分子都把中外贸易当成是中国对藩属国和“化外蛮夷之邦”的“恩赐”，“怀柔远人”的一种策略。对英国来说，鸦片战争的核心问题是民族国家的利益，其战略是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建立一种殖民主义新秩序，以武力推广贸易自由原则。在英国所发动的这场战争背后，有一个国家在支持，因为英国的殖民主义，代表了英国所有人的利益，女王陛下、议院、官员、工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等等，甚至也包括劳工阶层，甚至也包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个国家的利益是一个国际内的成员均沾的，虽然比例不一样。 一个有目的、有战略而志在必得的侵略者，一个盲目自大不知彼、不知己的防守方，其结果是可以想见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86页 -
中国并不以为自己是失败者。这个时候，中国还只知道有王权。《南京条约》和附约里各种苛刻的条款，以主权而言，不能接受，以王权而言，则无足轻重，贸易特权和海关权，犹如皇家的私物，可以随意赠送出去。按负责《南京条约》谈判的耆英，“老臣等伏思该夷所请各条，虽系贪利无厌，而其意不过求赏码头，贸易通商而止，尚非潜蓄异谋。与其兵连祸结，流毒愈深，不若姑允所请，以保江南大局。”（《耆英等又奏形势万分危急已允通商割地赔款折》，道光二十二年七月戊午）也就是说，《南京条约》里那些赔款和特权，是中国皇帝赏给英国小人的，其实无伤大雅。 战争以后，鸦片战争只是作为一次事件很快就被忘记了，当要提到这次战争的时候，总是称为“夷衅”，蛮夷之邦对“天朝上国”的一次挑衅。而中国人也没有重视这次战争。战争刚刚过去，“议和之后，都门人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林则徐辑录京中来信而编《软尘私议》）此时中国人还只是皇上的子民，而非国家的公民，皇家的损失百姓是没有理由关心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87页 -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逐渐形成了对于“现代化”的一些相当特别的理解和想象，“强国梦想”便是其核心，此与儒家“天下主义”有天壤之别，这个区别就在于“敌人意识”。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被民族主义话语划分为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即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西方这样一个抽象，就成为整体性的实体。中国民族主义关于自身的思维就定位在“中-西”的对立关系上。西方如影随形缠绕在“强国梦想”里。中国民族主义的参照物就是整体性的“西方”，以后自我身份的确认无不以西方为假想。所以，对凡是与“西方”有关的，中国民族主义就有一种极端的敏感性和逆反心理。按照它自己的理解，西方不仅是一个整体，在道德、价值和精神等方面都是与东方相对立的，而且存在着一个无形的文化阴谋中心。 对中国民族主义来说，中西方关系的关照是与生俱来的，深深地嵌入潜意识之中，它源于完全自发的自我表现，是一种参比关系，就像黄帝纪年和公元纪年一样，需要经常进行换算。这种梦境中的焦虑来自重置中心与边缘和重新设定自己和“西方”的身份的冲动。儒家“天下主义”的核心是教化，教化即是以道德安百姓，安社会，其礼乐典章制度是一种立足于道德上的设置，而“天下”则指教化所及之范围。故此，儒家没有自己的敌人，这也是民族主义无法容纳儒家主义的另一个原因。 对于中国的民族主义，关于身份最深层的焦虑是，除了现代化过程，除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它无法切实地确认自己的来源。中国民族主义不是从传统中发育出来的，而是被来自西方的“现代性”问题激励出来的，所以，它的根源性一直被“强国梦想”和“西方想象”所掩盖。当需要在革命和传统之间选择的时候，民族主义选择了前者。“五四”以来对中国儒家主义历史文本的批判和对儒学的现代形象设计，是在进化论、科学主义、唯物论等批判性话语打击之下完成的，也是用革命暴力实现的。而中国民族主义所定义...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57页
作者: 徐迅
isbn: 7500422504
书名: 民族主义
页数: 306
定价: 25.00元
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年: 1998-07
装帧: 平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