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与野蛮

我们大家都有恭维自己的妄想，以为我们的办法虽不是惟一可能的办法，也该是挺合适的办法。

我们大家都有恭维自己的妄想，以为我们的办法虽不是惟一可能的办法．也该是挺合适的办法。一日三餐，晚上睡一觉，还有比这更合理的吗？好吧，玻利维亚的印第安人便不以为然：他们睡了几点钟，爬起来吃一顿点心，躺下再睡，睡醒再吃一顿。只要他们高兴，自天睡觉也不妨。我们美国人走马路的右边；你想，做事既用右手，走道也走右边，不是再合理没有了吗？可是，英国、奥国、瑞典，使左手的人不见得比别处多，走道可就个都走上左边来了。但是，指点东西用食指，这要是顶自然的了吧？这又不然。许多印第安人只努努嘴，绝不抬手。 无论是家庭，是教会，是党派，是国家，既然生在那里面，思想行动便跟那里面的人学来了。每个新出世的单位都非发明－些独有的玩意儿，特别的徽章和歌词之类不可。否则怎样和其他团体区别呢？拿美国大学里面的兄弟会打比，各会有各会的希腊字母做名称，有特别的别针，有独一无二的捉弄新学生的方法，这就构成它们的个性。每个人都隶属好几个这样的社会群，拿哲学的眼光看，有的重要，有的平常。可是每个群体都发展出它的特异的思想行为的模式，而且新花样日积月累，层出不穷。因此，有好些事情，因为我们做了某一群体的分子，我们便非做不可。一个人吃饭、恋爱、打架、信教的方式，不是他个人的发明，而且和他的心理组成无关。我们只要把他放在新的环境里面，他立刻就会跟着用新的规则来玩这生活的老把戏。 照此看来，只要一个民族的人数相当多，足够产生少数天才并且能让他们一心做适宜的工作，新的思想和进步的技术便大有可望。再加以能让敏悟的人从别的社会里面吸收新思想的多数机会，真正的复杂文化便可以出世了。 可是，在这些事情上，无所谓必然。在百万人之中，一个智慧上的巨人出现了，也许遭世嫉恶，身死刑场，也许搔首问天，矢志没世。一个民族也许有机会接触别的民族，也许没有机会；接触了，遇见新思想了，也许张臂以迎，也许木然无动。于此可见“偶然”之大力，于此可知文化史之无终南捷径，这够多么伤心，因此有多少学者便受了两盏鬼火——地理和遗传——里头或此或彼的诱惑，走上了歧途。我们必得安上两块“此路不通”的牌子警告行人。 考古学家说，“任何初民部族走进这岩 穴邃而可供建造用的石块又这样厂容易采掘的地方，自然便触动用石头来造房子的主意。”我们自然要问，那么为什么那华荷族在这个地方住上好几百年，说不定几千年，却丝毫石头建筑不留呢？那位考古学家又告诉我们朴卜洛人怎样发明纺织；他们的居留区域里没什么大野兽，皮衣服是办不来的，所以他们不得不发明纺织机。这个道理真有点儿说不上．就在那个区域里面，从前巴攸特人（ Paiute ）夏天光着身子，冬天把兔皮纽成绳子，并排着编好，就成了很暖和的袍子，从来没想到要织布。 这些个议论的大毛病是对于人类天性的误解。照他们的意思，把人放在任何环境里，他自然会捉住那里面所有的机会。他立刻便会适应起来，叫自己过得挺舒服，叫旁人看了挺合适。那讨人厌的事实恰恰与此相反。 除非真是生死交关的事情，老天不来指定独一无二的道路，只是听你们怎样应付。同一问题，解决得高明也可以，解决得幼稚也不妨。可以在安好水汀的十层高楼里享福，也可以在草房子里浸水。可以穿上爱斯基摩人的皮衣，睥睨北极的寒威，也可以像佛伊哥人似的光着身子在冰天雪地中发抖，只要不冻回他的姥姥家去。 换句话说，地理并不创造技艺和习俗：它只是给你机会或是不给你机会。为什么格兰查科印第安人没有石器？在过去，他们的祖宗一定有过石器的，因为剥石作器是人类工艺中顶早出世的一种。干脆回答一句：他们现在住家的地方连石头影子也没有。密克罗尼西亚（ Micronesia ）也是如此。走到这些岛上来的大洋洲人不久便把制造石斧的技术丢了，因为那些珊瑚岛上找不出适当的材料。有许多事情人类做不来，只因老天不让他做。比如说，在他住的地方要没有野牛野马，他绝不能养家牛家马。可是我们不能说，有了野牛野马，人类早晚会把它们养成家畜。真如此，人类也不会打野兽过活打上八万多年了。 人群之间的差别不是没有，可是那些互相差别的人群不就是人种。有一等心理学家测验了生在瑞典、英国、法国、意大利的人的智力，就此断定这些差别是种族的差别，这未免太不懂得历史、人类学和生物学了。正好比一位生物学家称一称365头象，500只豚鼠和13只蜘蛛，于是宣告，总重量超过 118 头象， 620 头豚鼠，262 只蚊子。不管他的算术怎么正确，结果是毫无意义。 纵然种族之间真有心理上的差异，也只能解释我们的问题的微乎其微的一小部分。因为文化的历史常常指示我们，在人种的基础完全相同的地方也会产生文化上的差异。 大约生在二万年以前的那些“冰鹿时代”的艺术家，比起任何现代的人种来，至少是无愧色。所有解剖学家都同意这句话。事实上，他们的脑袋比我们的大得多。他们可曾高飞到我们还没有达到过的高度没有呢？绝对没有。他们岂但没有能打破我们的记录，连渔猎时期也没有能跨过去一步，一件陶器也没有造过。高等的种性遗传可以和先陶器文化携手；它现在又和我们的复杂的工业文明携手。这两种面目迥异的文明绝不能用它们共有的一个因子来解释。人种不能解释文化。 欧洲的酒店无疑是欧洲人自己发明的，可是造葡萄酒和造啤酒的技术确实是近东传来的。这就又赶上前面的那句结论了：我们的饮食不是我们自己文化的产物，至少十之八九不是。 种地，养牲口，这全是极大的成就。可是这种事业已经大兴之后，好几千年里头没一个人想到把这两件事并在一处。大多数蛮族里面的农民一直到现在还在使锄头，不把锄头拉长些成个犁头让牲口来拉。例如非洲的黑人，没哪个部族没有很多的牛，可是除少数摹仿白人的以外，他们不用牛来拉犁。古秘鲁人有骆马 ( Llama)，也很可以抵牛用，可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 种地不是非犁耕不可的。大多数美洲印第安人没有牲口，所以他们不能有我们那样的农业。可是他们一样地能种苦薯（Manioc) 、玉米、豆子、南瓜等物。他们从渔猎一跳便跳到园艺即锄耕，可见人类不一定要经过畜牧时期才可以到耕种时期。 非洲人知道，小牛在面前母牛的奶才出来；倘若小牛死了，他们会竖起塞满了草的小牛皮来骗那母牛——还带百发百中。东非洲的查加人知道通钩渠，用干草喂牛，在香蕉田里下肥料。自古至今日积月累的经验，教会了那些野蛮人，怎样对付螟蝗和干旱，什么地方去放牧牛羊，怎样驾驭他的牲口，怎样取它们的奶。在南美洲的热带地方，他己经把一种天生有毒的植物 menioc（薯类），改变成主要的粮食。这是怎么发明的呢？诺登瑟德（ Nordellskiold ）告诉我们，当他们试验麻鱼的麻药的时候，他们试出苦性menioc是一种麻药。后来偶然发现，把毒汁熬去以后，剩下来的东西很可以吃得。古人的成绩多半是这样绕大弯子绕出来的。他们并不是要干个什么便能干个什么的神人。他们的功劳簿上一行一行写上许多令人难信的笨事，驯养家畜和种植五谷的故事便是明证（见下第八章）。然而我们经济生活的基础是他们奠定下来的，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我们尽管有煞有介事的科学，尽管有土壤化学和声牧学，我们却没能在古代文化传给我们的农作物和家畜之外增加一个重大的新种。 凡是贵贱观念占势力的地方，人们对于进食的先后很有讲究。 这完全不是科学的畜牧家的态度，可是这确实是远古初民摸索到畜牧这条路上去的时候的心情。他并没有巡查了他的居区域，然后说，“这种动物可以取奶”，或“那种鸟可以养来生蛋”或“那种动物可以剪毛”。坦白的事实不容许我们作如此解释。造物之生牛奶是为小牛的，牛不是为人的。野种母牛把它的小牛奶过以后就没有余奶，倘若那位牛奶场主人要取它的奶，保管他要失望。实际上，现在有几万万的人民在终年养牛而未尝一滴牛奶。 但是养禽兽以为伴侣仅为驯养野兽以成家畜的第一步，逗之使斗也还不能说是驯养已告成功。南美人的鼠不能算作“家鼠”，马戏团中互斗的袋鼠也不能算是家畜。甚至象也不能打在家畜之类里面算。象可以驯服，可以使之做工，但是非一个个从野象群里面驯服出来不可。换句话说，它不肯像牛马一样在人类统治之下自由繁殖。这就是顶厉害的试验，许多种一时为人所用的禽兽终于说不上是家畜，便是因为通不过这个试验。 不管怎么样，初民比我们着了先鞭。凡是能驯养的物种全给驯养了。结果，尽管我们有高深知识，我们没有能在他们的成就上再增加些什么。狗是公元前8000年时驯服的，或许还要早些；牛，绵羊，山羊，猪，大约在公元前6000年顷。在约属于公元前3000年代的一块石版雕刻上，一个书记报告他的主人有驴760头。然则驴之始见役使当较此更早若干年，因为不会一开头就有这么大的驴群的。我们所有关于马的最古记录是巴比伦的，约在公元前2300 年顷，可是最初制伏野马者不是那比较文明的一部分人民，却是那比较野蛮些的部族。各种重要牲畜都是如此，创始驯服之者无一非野蛮部族。 畜养宠物之风终于变为利用其身体与劳力，因为人类不是完全没有头脑的，虽然他难得不糊涂。他注意到他所畜养的生物，因为有现成饭吃，不用去为生存而竞争，在身材，毛鬣以及其他性状上都逐渐和野种不同。这里面，有些特色给他看中了，认为有价值，有意培植起来。于是本来只是在新的环境之下自然生出来的倾向便逐渐浓厚起来：长毛肥尾的绵羊，产乳的母牛，生蛋的鸡，都出世了。但是这种功利主义的心理是最后来的，不是最初来的。 不愧为人，关于家畜之利用，初民只发展出几个根本重要的意思。凡是可能的地方，他一定从较古的畜牧家那里去输入他的技术。 都把它当作妨害正当田谷——小麦与大麦——的恶草。可是山地里头的人便把裸麦夹在小麦里面一同种植。他已经发觉小麦往往受不起严寒，裸麦却不在乎，以至于可以有对折收成。由此，人类食粮又添一种。文化就这样打后门偷偷地溜了进来：它生来爱这一套。 从前住在高山之上是有道理的，因为比较安全。现在，早有北美合众国政府来保护这些荷匹人，叫他们不受邻族的侵略了。可是，单因为一件事合理就去做那件事，这不是人类的天性。倒是叫他去做一件不合理的事，因为一向都是这样做，这比较起来要容易得多。 瓷器发明的步骤可以综括如次。在中国，也和在他处一样。简单的手制陶器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公元前3000年以后，陶轮从近东传来，其后又历若干年，他们在他们的制陶术上加上另一西洋花样，涂釉。但是他们不是纯粹的模仿者。希腊人不肯单单借用埃及的圆柱，却从那里面发展出一种独创的建筑风格；同样，中国人也创造出一样新东西。从外国采取一种有用的意思，这并不是丢脸的事情。所有复杂的文化都是这样东挪西借地建立起来的，像中国文化那样借用了外来花样因而激起创造的努力者，往往产生可惊的结果。 明显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工其，人种，环境，无一足以解释民族的工艺。个人的才能当然有关系，但是为什么这种才能在加拿大的西海岸表现在木刻上，在迤南便表现在编织上，到西南区诸部族又表现在陶器上，仍然不得其解。这号一个事实，犹如水性之就下及水由氢氧二气合成之为事实。 这些是专业化趋势的极端例子。但是有一种专业方式是绝对普遍的。无论哪一个民族，男子所做的事业都和女子担任的两样些。当然也有男女共同做着的事情，但大抵很少。例如玻利维亚的瑜拉卡雷人（Yuracare）捉鱼，种地，造树皮布，全不分男女。但造兵器，编篮子，盖房子，造船等事就只有男子做；女子烧饭，缝衣，纺纱，织布，做陶器，结鱼网，砍柴，运水，行军时当挑夫。这些职务之中，好像有些是“当然”属于男性，有些“当然”属于女性，但这是因为我们有了成见，我们自己的分工制度如何，我们就以为“当然”。 由此看来，要说哪一种活动——无论是做饭或抽烟或治病——对于男子或女子是自然的或不自然的，都得谨慎些。男人们打猎，打仗，使用双手大锤，这是自然的；但如果不直接牵涉到初级的或次级的性的特征，则一切男女事业的分别都是纯粹由于礼俗。在新几内亚附近的特洛白里安群岛（ Trobriand ) ，孩子的父亲担任保姆的枯燥无味的差使，居然差使当得很不错。总而言之，在男女分工这件事情上，自然的”就等于“惯例的”。 初民的行事，叫我们常常徘徊于钦佩与鄙夷之间。他建立了我们的知识与艺术的基础，但是事情尽管不错，他总喜欢用奇怪的甚至可笑的样式去做。在乌干达，一个铁匠有许多事情非做不可，有许多事情非避免不可，在我们看来全和他事业的成败无关。 我们现在的交通工具比野蛮人的高出不知若干倍。但这是渐进而来的，其间也不知绕了多少冤枉路，和人心的惰性打过多少仗。这是人类进步的历史从头到尾一贯的特色。火车轮船只是昨天才有的东西，而且按全体白种人口的比例说起来，有贡献于它们发展的个人真是少而又少。牛顿和伽利略——可怜的仁兄们啊——也只能坐坐驿车，除非我们大家落地就比他们强，乘回把特别快车是不能代表更高超的智力的。 初民社会并不让各人自由满足他的性欲；所以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杂交这么一回事。父母和儿女是没有一个社会准许他们配对的；兄弟和姊妹，极难得可以。往往他们的规矩比我们的还要严厉些：第五级从表之间仍然禁止配偶，甚至丝毫没有血统关系的人，完全由于传统的虚谎，也当作亲属看待。至于在所不禁的性交关系，有几种是听其自然，有几种被积极的赞许，这一类的结合里头较为稳定的也可以称之为婚姻。 倘若一个澳洲土人和不应该发生关系的一群里头的女子发生了性的关系，他的脑袋就有点儿不牢靠。倘若他跟那可以性交的一群里头的女子睡觉，谁也不来过问。从后述这一群里头，部族的长老指派一个给他，他便和她结婚。 在北部平原印第安人里头，守旧派的二重标准占有势力。做父母的总要鼓励他们的儿子做风流少年，可又教训他们的女儿别让人家的风流少年来勾引。 西方文明也有所赞成，有所容许，有所禁阻，但言行之间赶不上野蛮人那样一致。直到最近为止，同居要由宗教的仪式来核准，照例经过这个仪式就得白头偕老。可是没有老婆的人随他拆拆烂污也并不为社会所驱逐；约翰生博士是个热心的教徒和道学家，他也说结了婚的男人犯几件风流案算不了什么大罪过。反之处女失了贞操就为社会所不容，背了丈夫偷情的女人也一样。私生子要当作奇耻大辱是无待说明的天经地义。实际上，吃亏的是没有势力的人。 凡与西方婚制有关的一切风俗和意见，无一不能在野蛮民族中找到类似之处；也无一不能用别的社会的风格和意见来证明是不由于自然而由于习惯。有些部族赞成男人吃醋：白拉克佛族的男子有割去偷汉老婆的鼻子的权力。但马赛伊男子便拿太太敬客。有些部族不承认通奸可以做离婚的理由。亲属配婚是被禁止的，但界限宽严颇有不同。兰哥人禁止和一切亲属结婚，无论是父党是母党，无论是近亲是远亲。有些西澳部族却主张娶妻应娶舅父的女儿。所以，根本是一个——生殖本能，而枝节变化无穷。然而不同之中又有一点相同，不在具体的性行为上，也不在关于性行为的哲学上，在于把一两种性交方式（因为与社会的延续有关）抬高在其他方式之上这一点上，这是四海从同，无一例外的。 瑜卡吉尔女子未必比一般女子怎样特别出色些，但在约彻尔生博士（ Jochelson ）很忠实地传写下来的这一页桦皮情书里头，有比肉欲高些深些玄妙些的东西在。它所表达的，是我们时常会在初民的传奇中遇见的哀思热望。所以，在野蛮人中间正和在我们中间一样，恋爱存在于青春中，于传奇中，于生来富有诗情者的心中。 以上都就诸种社会的相同处来看：一般的性心理，变异的范围处处差不多；普遍的尊重稳定的配合之趋势，此种配合隐含一定的权利与义务。但一个社会往往有它所特有的规则，对于上述的心理与趋势不无影响，虽然不把它们完全抹去。在亚利桑那州的荷匹人里头，丈夫总归住在老婆家里。无论他的虐狂（sadism）倾向怎样强烈，既然寄食在丈母家里，他就非把他的冲动大大地抑制住不可。倘若他无端要殴打他的太太，娘子军绝不答应他；倘若要离婚，他就得滚蛋。反过来说，倘若女人住在丈夫的亲属中间，她就得自己当心，不能有一句错话一件错事，尤其不能和外人吊膀子。 就家庭方面说，多妻制的影响不如一般人想像之甚。一个人的几个妻往往本是姊妹或从表姊妹，很和睦地在一起过活。有时候各有各的房子，所以一个有钱的南非土人，娶上十个八个老婆，倒很像一个小村的村长模样。而且，既然第一个妻往往自动请求丈夫添置几个老婆，她就没有捣麻烦的理由。事实上，她的地位因此而增进，因为她添了几个使女。当然，醋罐头有时也要打翻回把；凡是人类密切接触的场所，无论是功名之场或床第之间，这种事情总是不免的。但这种吵闹也不怎么严重，不至于比欧洲人拈花惹草所引起的口角严重些：不会破坏社会，也不会破坏那个家族。倒是当诸妻的子女的待遇显分厚薄时，那吃亏的孩子的母亲的怨气还要来得深些。 既然这样喜欢孩子，为什么有些部族又有溺婴的风俗呢？理由有好几种，有时候可以说是由于土人智力的低劣，却不好说是由于土人性情的冷酷。例如孪生子，这是有点儿异乎寻常的。在初民心理中，凡是异常的东西，不是大吉便是大凶，不是应该欢迎便是应该畏惧。往往在同一人种里头，两种态度都可以看见。刚果的巴库巴人有孪生子便大庆祝，做父亲的也有面子，从此可以在宫廷中派一名代表。但东非的查加人却把孪生子杀死一个，以防灾难。倘若一胎生了三个，三个都得杀死，他们的母亲从此为人所畏避。这使人回忆起中古时候的可笑的意见，说孪生子一定由于有两个父亲。 怎么能说富兰克林所诞生的那个单位是个永久的单位呢？它和我们的家族团结性的理想符合到什么程度呢？逃到海上去的那个哥哥应该算是那个家族的一员吗？倘若应该，根据什么理由？在富兰克林离家远走的十年里头，凭什么来说他仍然是那个家庭里头的人？而且那叫兄弟正式当哥哥店里的学徒的家族关系又算得一种什么家族关系？ 150 年以前的活状况也不见得能比现代的情况把个别的家族维系得更牢固些。要给饭吃的人愈多，分裂得愈早；一家的分子愈复杂，真正的和睦愈难，整批的分离愈不可免。再没有比富兰克林的态度更富有意味的了：哪一位姊妹病了或死了，他总要表示很客气的挂念，一位妹妹嫁了，他只偶然地提到“听说我的妹妹丽第亚新近结了婚”——可玩味的话呀！ 拿野蛮人的礼节和我们的礼节比较一番，给我们不少慰勉。我们总算还不错。不识文字也不见得就能保证不做蠢事。 究竟该走哪些路，要看你生在哪个社会。 把文明的历史远远地回顾一番，觉得有点儿懊丧吗？懊丧以外你能指望什么呢？人生本是凄惨的。可是除野蛮人相信险恶的力量八方来袭，这实在比乐观主义的哲学家更近于实际经验。文化是实际之一部，所以在文化的历史的每一页上人生的鬼脸都在瞪视我们。有一位德国的科学家说得好，人类跟着他的生存的条件一同发展，没有等得他的善生的条件成熟（ Man developed with the conditions for his being , but before the conditions of his wellbeing ）。关键就在这里。人类社会能够以最低限度的合理的适应而生存。 无论天文学怎么进步，它不会帮我们把月亮变成饽饽。我们轻轻巧巧地夸口征服自然，其实自然已经定下界限叫我们不能越雷池一步。然而我们既明白我们在宇宙中的真正地位以后，我们的失望就可以减轻。人类跟着他的生存条件一同发展，没有等到他的善生条件成熟。从生物学的角度看来，现在的人类还是二万年前的人类。他的脑筋并不比全新世的冰鹿人强些。他的科学是适应自然的过程中所得到的副产物。他的社会组织是对于（比现在）简单的环境的反应。从生物学的角度说，我们没有理由指望他行事必定聪明，除非在不聪明就不得活命的场合：他的生殖细胞里既没有新发生的新因子，我们也没有理由指望他合理地组织一种复杂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