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的社会

如果东西能说话，对于“你是谁”这个问题，一台打字机会回答“我是一台打字机”；一部汽车回答：“我是一部汽车”……如果你问一个人：“你是谁”？他会回答“我是一个工厂主”，“我是一个职员”，“我是一名医生”，或者“我是一个结了婚的人”，“我是一个两个孩子的父亲”。他的回答与能说话的东西的回答几乎有相同的意思。这就是他体验自己的方式，他并不是作为一个有爱、恐惧、信念、怀疑的人，而是作为一个与真实本性异化的社会系统中完成一定作用的抽象物一样体验自己。他的自我价值取决于成功与否，即能否把自己卖个好价钱，能否赚比本钱更多的钱，能否获得成功。他的肉体、头脑和灵魂是他的资本，生活的任务就是有利地投资，使之为自己创造出利润。人的品质诸如友好、礼貌、仁慈，被转变为商品，成了“人格包裹”里的财产，有助于在人格市场上卖出好价钱。

这类人我们并不陌生。“你做的是什么工作”这一问题经常出现在彼此初次见面的介绍，甚至相亲之中，似乎这就是认识一个人的最主要的方面。

从根本上讲，人的诞生是一种否定的行动，他被迫与和谐共处的自然分离，被抛到了这个世界上，他再也不能回到原来的境地。这一事实意味着，生的过程绝不是一件舒服的事。他每向这种新的存在迈进一步，都会感到担忧和害怕，也就是说，他总是放弃已经熟悉的安全状态而追求尚无把握的新境地。人必须在倒退与前进之间，在退回到动物生存与达到人类存在之间，作出一个选择，人人都逃不脱这种选择。任何倒退的意图都是痛苦的，都必定导致苦难与精神病，导致生理上死亡或精神上的死亡（精神错乱）。人的所有感情和奋斗精神都表现出人为寻求生存答案所作出的努力，或者说，表现出人为了避免精神错乱的努力（顺便一提，精神生活的真正问题并不是为什么有些人会发疯，而是为什么大多数人想逃避神经错乱）。精神健康的人与神经症患者都受到需要的驱使去寻求答案，唯一不同的是，前者与后者相比，前者寻求的答案与人的整体需要更加一致，因而更有助于发挥人的力量，使人获得快乐。人从那种标志着动物存在的与自然统一的原始结合中分裂出来。由于他既有理性，又有想象，他意识到了他的孤独与分离、他的无力与无知，以及生与死的偶然性。如果他找不到与同胞相连的新联系，以取代受制于本能的旧联系，那么，他一刻也不能忍受这种存在状态。即使他所有的生理需要都得到了满足，他也会觉得这种孤独与孤立状态像个牢笼，他必须打破牢笼以保持精神健全。实际上，神智错乱的人，就是那种完全无法同他人建立任何联系的人，即使他没有受到有形铁窗的监禁，也是个被困在无形牢狱的囚犯。与他人联合在一起，与他人相关联的需要，是人的迫切需要，这种需要是否满足决定着人的精神健全问题。人可以通过几种途径来寻求并达到这种联合。他可以用顺从的方法来与这个世界成为一体——顺从于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组织，或者顺从于上帝。以这种方法，他超越了个体存在的分离性，而成为那大于他自身的某人或某团体的一个部分。在顺从于权力的关系之中，他体验到了自我的存在。另一种克服分离的可能性，则在相反的方向：人可以用控制世界的方法，使他人成为自己的一部分，使自己与世界相结合，也就是用统治的办法超越自身的个体存在。不论顺从，还是统治，从本质上讲，都是一种共生关系。这两种人都失去了自己的完整性与自由。他们相依为命，并互相获得生存的力量，满足相互亲近的渴望；但是，他们却缺乏内心的力量和自力更生的精神，因为他们没有自由和独立；再者，他们还不断地受到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敌意的威胁，而这种敌意正是共生关系的必然产物。顺从感（受虐狂）或者统治感（虐待狂）这两类感情的产生，都不能导致满足。这两类感情都具有自我推动力，而且，由于顺从感，或统治感（或占有感，或名利思想）无论增加多少都不能给人以自我身份感，因而人们的顺从和统治的欲望也愈来愈强烈。这些感情最终将导致失败，而不会有其它结局。这些感情的目的是形成一种结合感，这目的却正好破坏了人的完整性。受到任何一种这类感情驱使的人实际上成了依赖他人的人，他没有发展自身的个性而是依附于他所顺从的或所统治的人。如果我只爱一个人，不爱其他人，如果我对一个人的爱使我与我的同胞更加疏离，那么，我可以从各方面依恋于这人，但这决不是爱。如果我能说“我爱你”，我的意思是说：“我爱你身上的整个人性，所有活着的东西；我也爱你中的我。”这个意义上的自恋是自私的反面。自私，实际上是对自己过度关注，它产生的原因是缺乏对自己的真正的爱，它的目的是给这种缺乏以某种补偿。创造性的爱总是伴生着各种态度：关心、响应、尊重与了解。如果我爱他，我必须关心他，也就是说，我主动关心他的成长与幸福，而不是一个旁观者。我响应，就是说，我对他的需要——他说出来的需要，尤其是说出口的需要——作出反应。喔尊重他，就是说我“按本来面目看”他，不受自己的愿望与畏惧等偏见的影响，客观地看他。我了解他，我透过他的外表，进入了他的本质，把我自己的本质、我的内心，而不是我的外表同他联系在一起。孩子长到七八岁时，才开始以另一种方式来体验他人的存在，即开始爱，也就是说，他开始感到他人的需要与自己的需要同样重要。那种认为孩子在爱其他人之前，先爱自己的父母的想法，应当被看成是想当然的幻想。对这个年龄的孩子来说，父母亲是依赖和恐惧的对象，而不是爱的对象。就其性质而言，爱的基础是平等和独立。如果我们把对父母的爱与充满深情然而却是被动的依恋，与乱伦固结，与习惯上的或畏惧性的顺从区别开来，那么，对父母的爱（如果要发展的话）则是在后期而不是童年才得到发展，虽然（在有利条件下）我们可以在较早的年龄发现这种爱的萌芽。可是，很多父母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现实，他们的反应是这样：公开地或者以取笑这一更有效的方式，来表示他们对孩子的第一次真正爱恋的不满。他们有意或无意间表现出来的妒忌，对于孩子发展爱的能力来说，是最大的障碍。由于人被迫超越自我，他的最终选择不是创造，就是毁灭，不是爱，就是恨。毁灭意志所具有的庞大力量正像创造的动力一样，来源于人的本性。人能发展自己的主要潜力去爱，去思维，并不意味着我们相信了人本善的天真说法。破坏性是人的次要潜力，只要有人存在，就有这种属性，它的强度和力量同人的任何感情一样有力。但是，破坏性只是创造性的替换物。创造性和破坏性、爱和恨，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两种本能，它们是对超越需要所提供的两种解答。当创造的意志无法满足之时，破坏的意志就会抬头。不过，满足创造的需要将会导致幸福，而破坏则会对人，尤其是破坏者本人，造成痛苦。在所有的父系社会中，儿子同父亲的关系，一方面是顺从，另一方面则是反抗，因而这种关系本身就包含着永远无法解释的矛盾因素。对父亲的顺从不同于对母亲的固恋。后者是自然关系，是固结于自然的关系的继续；前者是以权力和法律为基础的人为的东西，因而不像同母亲的关系那样具有强迫性，那样有力。母亲代表着自然及无条件的爱，而父亲则代表着概念、良心、责任、法律与等级。父爱不同于无条件的母爱，父亲所最宠爱的是那些最符合他的期望的孩子，最适合继承他的财产与事业的孩子。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父爱与母爱的重要区别；在同母亲的关系中，孩子无法节制或控制母爱。母爱像是一种天惠；如果母爱存在，便是一种幸福，如果不存在，则不能由人创造出来。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没有克服对母亲的固恋的人，往往试图通过患神经症或幻想的途径来获取母爱。他们使自己显得不能自助，让自己患病，或者从感情上回到婴儿阶段，靠这些方法来达到目的。他们幻想，如果喔能使自己变成不能自助的孩子，母亲势必会出现，来照顾我。在另一方面，同父亲的关系则是可以控制的。不论父亲对儿子的期望是着重在儿子的成长或是强调顺从，儿子都有机会获得父爱，做父亲希望的事，来博得父亲的欢心。总的说，父亲情结的积极方面包括理性、纪律、良心和个性；消极方面是等级、压制、不平等以及顺从。民族主义最初是一种进步运动，但在它取代了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之后，却成了一种新的枷锁。当代的普通人，通过归属于一个民族，而不是作为“人之子”，来获得自我身份感。这种固恋扭曲了他的客观性，即他的理性，而使他产生了偏见。他用一种标准对待自己集团成员，而用另外的标准来判断“外人”。没有从血缘、土地关系中解脱出来的人，不是诞生完全的人；他也没有能力去爱，去思维；他无法从人的现实存在中体验自身和他的同胞。对大多数人来说，个性不过是一个门面，在个性后面隐藏着失败，一种无法获得个人身份感的失败经验。人们曾经寻求代替真正的个人身份感的替身，他们也找到了。国家、宗教、阶级以及职业提供了某种身份感。人们发展了一种新的群体身份感来取代个性形成之前的部族身份感，这种群体身份感以确实归属于这个群体的认识为基础。虽然人们通常不承认以确实归属于这个群体的认识为基础。虽然人们通常不承认这种与群体的一致性和协调性，而以独立的个性的幻想来掩盖，可是这并不能改变事实。身份感的需要源于人类存在的状况，而且，这种需要也正是人尽力奋斗、追求的源泉。由于没有“自我”感我就无法保持精神健全，因为，我便尽一切努力来获得这种自我感。这种需要驱使着人们竭尽全力去争取社会地位，求得与社会协调一致；有时，这一需要比肉体生存的需要还要来得强烈。人们宁愿冒生命危险，放弃自己的爱，舍弃自己的自由，牺牲自己的思想，为的就是成为群体的一员，与群体协调一致，并由此获得一种&（哪怕是想象的）身份感。如果某种基本需要得不到完全满足，人就会精神错乱；如果满足了，但令人不满意，结果便是神经症。人必须同他人发生关系。但是如果这种关系是以共生或异他的方式形成的，他便会丧失独立性和完整性；他会虚弱，感到痛苦，变得敌视他人，或者情感淡漠。只有当他以友爱的方式把自己与他人联系起来时，他才能感到在保持自身完整的同时，与他人结合在一起。只有在生产劳动中，他才同自然发生关系，与自然结合成一体，又不被自然所淹没。人只要仍然同自然、母亲、部族保持着乱伦式的扎根关系，就无法发展自己的个性及理性，就仍然是为自然所俘获的无法自主的猎物，并且，他也决不会感到同自然结合成了一体。只有当他发展了理性和爱的能力，只有当他能按照人道的方式来体验自然界和社会之时，他才会感到自在、安全，才能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用不着说便很清楚，在两种可能的超越形式中，破坏性会导致痛苦，创造性能带来幸福。只有那种建立在体验自己力量的基础上的身份感才有力量，而一切以集团为基础的身份经验都会使人不能自理，从而使人虚弱。归根到底，只有当人达到了理解现实的境地，他才能使这个世界成为人的世界。如果他生活在幻想之中，他就绝不能改变产生幻想的条件。

异化

早期的新教和加尔文教派所要求的宗教态度是，人应该感到空虚和贫困，相信上帝的恩赐，即希望上帝将他奉献给上帝的他自身的品质退还一部分给他。 从这层意义上讲，一切顺从的宗教行为都是异化和偶像崇拜的行为。人们时常所说的“爱”常常不是别的而是这种异化的偶像崇拜现象；所不同的仅仅是，崇拜对象不是上帝，或偶像，而是他人。有着这种顺从关系的“施爱”的人，将他（她）全部的爱、力量和思想投射到另一个人身上，把所爱的人体会成一个品质优秀的人，在完全顺从和崇拜之中得到满足。这并不是说“施爱”的人不把所爱的人当成一个现实的人来看待，而是指他没有体验到自己也是一个现实的人，有着人的创造力。正如宗教的偶像崇拜一样，他将自己丰富的感情和品质投射到另一个人身上，不再觉得这些感情和品质属于他自己，而把这些当成了异化的东西，在他人身上体现出来；只有当他顺从和迷恋于他人之时，才能接触到这些感情和品质。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顺从政治领袖及国家的现象之中。实际上，领袖和国家是在被统治的人同意之下才产生形成的。 当个人将自己的全部力量投射到领袖和国家身上，希望通过顺从和崇拜的方式来重新得到力量之时，领袖和国家才成了偶像。 根据卢梭关于国家的理论，在当代极权政治中，个人应当放弃自己的权利，而将这些权利投射到作为仲裁者的国家身上。在法西斯主义的政治中，完全异化了的个人在祭坛上崇拜偶像，无论这偶像叫什么名字——国家、阶级、集体等等，情况都差不多。

无名的权威——顺从

只要有公开的权威，就会有冲突，就有反抗——反抗不合理的权威。当人同良心的指示相冲突时，当人同不合理的权威斗争时，人格也随之发展——尤其是自我意识得到了发展。因为我怀疑，我抗议，我反抗，我体验到了作为“我”的自己。即使我屈服了，认输了，我也体验到了自我之存在——失败的我，但是如果我意识不到自己屈服了或进行过反抗，如果我受到了无名权威的支配，我便丧失了自我感，我成了“它”之中的“一个分子”。 无名的权威藉以运转的机制是“协调一致”的机制。我应当做别人都做的事，因而我必须与人一致，不要不同，不要“突出”；我必须随时准备着，乐于按照社会模式的改变而改变；我不应该问我是对还是错，而应当问自己是否顺应了潮流，是否并不“特殊”，并非不同。我只有一样永久性的东西，这就是随时准备着以适应任何变动。除了群体之外，没有谁具有支配我的力量，我是群体中的一员，不得不随群体而进退。

政治改革

如果民主是指个人能表达自己的信念，坚持自己的意愿，那么，这里的前提就是他有一种信念，一个意愿。而事实却是，异化了的现代人有意见，有偏见，却没有信念；有好恶，却没有意愿。他的意见、偏见、好恶，同他的兴趣、爱好一样，都受到了强有力的宣传机器的支配——要是他还没有适应广告宣传的影响，没有受到生活的整个异化形式的制约，这类宣传或许对他没有多大作用。 一般的选民消息闭塞。虽然他时常看报，但是，整个世界同他如此的疏离，乃至于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什么真正的意思和意义。从报上他知道，亿万美元被人花掉，千百万人被杀死；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统计数字、形形色色的归纳总结，但这些东西并没有以具体的、有意义的方式给他描绘出整个世界的样子来。他读的科幻小说与科技消息没有多大差别。一切都是不真实的、无限的、与人无关的东西。事实不过是许多罗列出来的记忆数据，就像是智力游戏中的谜，而不是他和他的子孙赖以生存的基本要素。 此外，人们绝不应当忘记，多数票表决的概念本身，也助长了抽象化、概念化和异化的进程。本来，多数统治是少数统治也即国王、封建领主统治的替换形式。 但这不是说，多数是对的，而只是意味着，宁可让多数人错，也不应让少数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多数人身上。不过，在我们这个讲求一致性的时代里，民主越来越多地带上了这样的含义：多数人的决定必然正确，从道义上讲优于少数人的决定，因此，多数人有道义上的权力将其意志强加在少数人头上。正如一种产品在全国各地所做的广告一样：“一千万美国人是不会错的。”多数人的决定被当作证实其正确性的主要依据。 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错误。实际上，从历史的角度讲，一切“正确的”政治、哲学、宗教或科学的思想，原本都是少数人的主张。要是我们根据人数的多少来决定思想的价值，那么，我们现在仍然会生活在洞穴时代。

所谓“异化”就是一种认识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人把自己看作一个陌生人。可以说，他疏远了与自己的关系。他并不感到它是世界的中心，是其行为的发出者——而是他的行为及其结果已经成为他的主人，必须俯首听命，甚至顶礼膜拜。一个被异化的人与自己失去了联系，正如他与任何其他人失去联系一样。他同别人一样，像物一样地被认识；他虽然有各种感觉和常识，但是同时却与外部世界失去了有机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