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口述自传

生命本没有意义，你要给它什么意义，它就有什么意义。与其终日冥想人生有何意义，不如试用此生做点有意义的事。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取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争取国家的国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你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现状，敢说老实话。 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和孙中山？反自由不容忍。

中国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站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中国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 中国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简直可以亡国。 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贤礼仪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

在那篇文章里我指出：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第二，着重外来进口的“主义”对〔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是没有用处的。我并说明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实际问题所提出的实际的解决方：案。我说如果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自己现有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需要，单会空谈一些外来进口的抽象主义，是毫无用处的。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的政客利用来做种种自私害人的事。 因而我更进一步指出，不顾实际问题而囫囵吞枣地把整套有偏见的外国主义搬来中国，实在是一种智慧上的懒惰。我强调，所有的思想都是从实际的困惑情况之下出发的——不管那是社会的、个体的、制度的或政治上的。这便是我对这一问题所作的实验主义的处理。 再者，既然一切思想都是从一个问号开始的，则思想上的第二步便是提出假设—提出个能解决这些疑难问题的办法让我们的智慧能力、教育背景和〔生活〕经验，做我们的智力的源泉，来提出并试验每一个假设可以获得的结果，以至找出解决这原始困惑的适当解决的方案。最后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作为解决的办法，并从而证明之。 我指出这种社会思想的程序〔演进的情形］，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它可以帮助我们提出假设，使我们理解出特殊假设的可能后果。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办法。我说：“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都放在脑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最后我说，“‘主义’的最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了。”